科学哲学的历史起点基本线索与整体轮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轮廓论文,线索论文,哲学论文,起点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科学哲学流派众多、观点繁杂、源远流长。本文紧紧围绕其基本问题，探索了它的历史起点，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总体特征。
历史的起点与逻辑的起点应该是一致的。因此，如果把科学哲学理解为对科学的哲学反思，那么在科学诞生以前应该说没有严格的科学哲学，严格的科学哲学肯定是在科学诞生并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才产生的。
但是，科学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虽然实验意义上的近代自然科学是在文艺复兴中诞生并在此后发展起来的，但几何学、代数学、甚至一定程度的理论物理在古代已取得了很大成就。此外，科学认识论和逻辑学在古代也以哲学认识论和逻辑学的方式得到发展。从这两种意义上看，科学哲学又是古已有之。
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以前的科学哲学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他第一个系统研究了科学认识论，提出了科学认识的归纳——演绎方法，并分别探讨了归纳和演绎的具体方法；研究了科学理论的经验要求，提出了科学基础为真的一系列条件；还研究了科学结构问题，主张任何科学都是由该学科的第一原理运用形式逻辑规律建立起来的演绎系统，这一点与几何，代数和理论物理在古代较为发达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触角跨越了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一直延伸到现代。他从第一原理出发进行演绎的科学方法成了成熟自然科学的标志和伟大自然科学家最为得心应手的方法。他的两种归纳传统，即简单枚举归纳法和直观归纳法也都得到充分发展。中世纪邓·司各脱提出的求同归纳法，威廉·奥卡姆的差异归纳法，近代穆勒在对归纳史概括和总结基础之上提出的“穆勒归纳五法”，直到当代逻辑经验主义的概率归纳法都是第一归纳法的延伸。惠威尔的归纳表、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是第二归纳传统的发展。此外，流行的看法是中世纪以后由伽利略、培根和笛卡尔完成了对亚氏的批判，提出了全新的科学方法。但现在看来这种批判的实质是批判中世纪对亚氏哲学的歪曲和片面发展，但他的基本方法不可能受到批判。亚里士多德不愧为第一位科学哲学家。
在科学慢慢诞生并不断进化的头几个世纪，科学哲学和科学虽然互相影响但又平行发展。这既符合历史，又符合逻辑。因为从逻辑上看，只有两者攒足了劲后才能结合起来。
有一种看法认为培根是科学诞生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这种说法有些过头，培根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和作为一种新方法的科学的宣传和辩护家，其次才是一位科学哲学家。他对科学哲学的贡献是明确指出观察和实验方法是科学的实质，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一时期更有科学哲学风格的人应推笛卡尔、休谟和康德三人。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科学认识的方法问题，那么笛卡尔的伟大贡献则是首次提出了科学认识的出发点问题，而这两项是认识论完备化的必要条件。笛卡尔以前的哲学家们都素朴地认为周围世界是认识的出发点，但却没有把它明确提出来并提供为之辩护的证据和理由，因此从认识论上来讲，这种出发点和其他形式的信仰没有本质的区别，当中世纪神学以同样的认识机制统治了人们的思想以后，古典哲学便无能为力甚至同流合污了。中世纪的思想禁锢过去以后，那种普遍怀疑并力求找到合理的认识论出发点的思潮在笛卡尔那儿得到集中反映。他以“笛卡尔式怀疑”的方式反映了这种普遍怀疑的倾向并提出了认识的出发点问题，以“我思”作为新的认识出发点，以观念的明白清楚性和理论的系统性作为科学的认识方法，创立了哲学上的理性主义流派。现在看来，以“我思”作为认识的出发点的确是片面的，且理性主义注定无法回答观念的来源和内容问题，无法解决知识的增长和验证问题，这些缺陷注定着它不久便被经验主义否定了，但理性主义强调对人类理性的自信，强调科学观念的明白清楚性和科学理论的系统性，这都是划时代的。在中世纪信仰的时代结束以后的极端混乱中，一个是培根的实验法，一个是笛卡尔的理性原则，给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根基。
休谟的影响是发现了归纳问题。因为理性主义无法富有说服力地解决观念来源和知识的增长问题，经验主义便主张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出发点，归纳法是唯一可靠的科学方法，科学的实质是从经验出发进行归纳。然而休谟明智地看到：(1)归纳法作为逻辑推理是不充分的，但在纯逻辑系统中又找不到为它辩护的有效手段，因此对归纳法的辩护只能在逻辑系统之外的其他认识论领域中去找；(2)唯一能够给归纳提供有效辩护的方法是证明归纳过程揭示了现实世界存在的因果律，但对现实世界因果律的证明却必须运用归纳法，这里出现了循环论证；(3)不仅因果律，而且要一般地从经验出发来证明经验客体的实在性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么必须把实在性和因果性等当作不证自明或先于证明的认识论原则来用而放弃经验在认识中的一贯性，要么坚持经验的一贯性而放弃科学认识的可能性。休谟给认识论带来了一个既无法否认又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他的观点证确，那么不仅科学认识，而且一切客观知识都面临严峻考验。
休谟的思想震惊了康德，他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并经过长期研究提供了一套解法。他明智地看到：如果承认经验是认识的基础就不可免勉地要导致休谟的结论。因此必须从击毁经验论的认识论出发点上入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一开始就把实体性和因果性当作和感觉经验不同，不能从经验中归纳出来，先于经验而又通过经验来显现自身的东西。出路只有两条：一条象唯物主义那样认为因果律和经验对象都不依赖于任何思维因素而独立存在，另一条就是康德的方法：实体性和因果性先于经验而又不在客观世界中存在，因而只能作为先验主观范畴而存在了。以此为基石，康德创立了他的认识论体系：把经验看作认识的唯一出发点这是错误的，虽然一切知识的原料都来自感觉经验，但并不是所有这些知识都是在感觉经验中被给予的。使得知识得以整理的形式来自认识主体，是不能还原为感觉经验、也不能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因而是先验的。这样的先验主观范畴除了实体性和因果性外，还有整体性等共十二对。
如果要进一步追问先验范畴是怎样产生的，它有没有客观对应物，它与这些对应物有何关系等问题时，康德哲学归根到底是不彻底的，但是康德的先验范畴比较符合人类认识的直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脑在认识过程中确有类似于先验范畴的整合性质。如果把先验范畴与其客观对应物之间的关系留给现代认知科学去研究，再回过头来看，他的“经验的”和“先验的”两大块有机结合起来的认识论出发点不能不说是在没有更好出路的情况下，给认识论提供的一种权益之计。
随着科学的发展壮大，随着以认识论为重心的近代哲学的不断进化，科学和哲学结合的条件逐渐成熟，这种结合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时代要求。科学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便在这种条件下产生了。惠威尔的《归纳科学的哲学》和穆勒的《逻辑系统》两书可以看成是科学哲学诞生的标志，因为正是在这两书中明确主张对科学进行系统的哲学反思。这一时期涌现出的科学哲学家主要有惠威尔、穆勒和彭加勒等人。
惠威尔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划时代地主张科学哲学应建立在对科学史的研究之上，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把科学知识与经验联系起来研究其发现过程和辩护方法，从而引进了事实与观念相结合的科学发现模式，另一方面主张把科学知识放在科学史的大系统中考察它产生和演变的过程，从而提出了科学进步的形态学。这种形态从宏观上看是一个支流——江河模式，从微观上看支流借助于一个归纳结构归并到江河之中。这种归纳结构的本质特征是观念的发现及其对事实的整合。在这个问题上惠威尔走的是康德式老路。
穆勒试图对亚里士多德、邓·司各脱、奥卡姆和赫歇尔等人研究过的纯归纳逻辑再做一次努力，从而提出了穆勒五法，但结局却是除休谟的归纳问题外，又发现了一切归纳逻辑的初始条件都不能严格满足这样的问题。此后，在纯归纳逻辑道路上前赴后断的人们无一不碰到悖论：歌德曼悖论、亨佩尔悖论，悖论又推动了逻辑的发展，于是作为一种科学发展和辩护方法的归纳逻辑，除了在那些只存在逻辑联系不存在因果联系的领域如数学外，显得越来越不中用了。归纳法在当代被迫让位于统计学。
彭加勒哲学既是由贝克莱、马赫和杜桓哲学传统发展的最高阶段，又是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的重大突破。他通过对几何学和物理学概念基础的分析给认识论上一个最为致命的问题提供了约定主义解法。这个问题是：经验事实如何才能上升到命题系统。前面说过，经验主义主张从事实出发通过归纳法就可以得到可靠知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正视经验事实如何向概念命题过渡这个问题。显然，单纯的归纳法行不通了，因为只有命题才能证明命题，而事实不能证明命题。康德提供了一种解法，这就是经验事实借助于先验范畴被联结成为命题，可这种解法是建立在先验范畴的存在性基础之上的，而这必须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相较而言彭加勒的观点更符合常识更能为人所接受。如果说经验主义的解法是逻辑学的，康德的解法是心理学的，那么彭加勒的解法则是社会学的。他认为科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又非经验事实，亦非先验范畴与经验事实的结合，而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意见，是某种人为的约定。这种约定是我们精神自由活动的产物，它贯穿在整个科学创造活动中，但自由并非完全任意，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约定无所谓真假，只是出于方便而已，但约定本身的提出要受到经验事实的引导和逻辑规律的制约；约定的选择要出于方便或简单性考虑；约定有巨大的方法论功能，从事实过渡到经验定律，尤其是从经验定律上升到原理时，其方法论功能更为显著。
本世纪初是科学哲学取得重大突破并由此走向全面成熟的时代。科学在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功使得全社会对其认识功能也产生了一种迷信，企图使一切认识科学化。另一方面，传统认识论越来越显露出它的不中用性，往往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争论了好久后仍无任何实际的进展。所有这一切——哲学的无能和科学的有力——结合起来便产生了用科学来拯救哲学的时代性要求。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争论后，最终发现，虽然科学未必真象当初设想的那样有力，哲学未必就一定那么无能，哲学科学化的思潮也未免过激，但当时这种潮流却导致了科学与哲学的空前结合，从而使进了科学哲学的发展。
逻辑经验主义是哲学科学化思潮的直接产物。它主张以或然性经验取代古典经验论确实无误的经验基础，以概率性科学假说取代古典经验论归纳证明的方法，以是否可还原为或然性经验作为划分科学语言和非科学语言的标准。科学语言又可划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观察语言是理论中性的，它既是理论获得意义的基础，又是理论接受检验的基础，还是理论更替的独立仲裁，这三点合起来构成了基础主义认识论。科学认识范围可分为发现范围与辩护范围，发现范围是社会学、心理学和科学史研究的对象，而科学哲学只研究辩护范围，即科学理论借以被接受或拒斥的准则，这些准则是超学科、超历史的，不受发现范围的影响。在纯粹辩护范围内还有被辩护理论和辩护方法的区别。存在一般的永恒的辩护准则，只要参照这些准则就可以决定理论的真伪，而准则自身则不受理论的影响，因此科学辩护只是一个严格使用辩护准则的问题。客观的证据系统和永恒的逻辑还原、概率证实原则构成了逻辑经验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逻辑经验主义试图以概率性科学假说绕过归纳问题，主张以科学假说的可证实性概率作为理论评价的标准。但概率问题告诉我们：永远无法排除使同一假说证伪的可能证据。也许现有时空领域中某一假说被证实的大概率性正意味着更大的时空领域中该假说被证实的小概率性。同时，科学假说的可证实概率与它包含的内容成反比，提高证实概率是以减少科学内容为代价的，且牺牲了内容也得不到证实概率为1的理论。因此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主张放弃证实概率，以提高科学内容作为科学的目的。一个科学理论的内容越丰富，它被证实的概率就越小，被证伪的可能性就越大，接受的检验就越严峻，对世界的说明就越深刻、越全面，因而也就越接近真理。因此应该以可证伪性程度作为评估科学理论的标准。这个标准也有超理论而存在的性质。一个科学理论碰上了它无法解释的异例时便被证伪了，我们就应该放弃这个理论而追求解释力更强、内容更丰富、因而可证伪性更好的理论，客观的证据系统和一般的证伪原则构成了证伪主义的基本特征。
库恩和波普尔一样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但又不同意波普尔的证伪原则。他认为科学史的发展是常规科学和非常规科学交替进行的过程，只有在非常规科学阶段才会出现波普尔所说的那种理论被证伪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中是非常罕见的。波普尔的证伪标准是与科学史相背离的，因而不能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事实上科学史是按原始科学、常规科学、科学革命和新常规科学这四个阶段交替进行的过程。原始科学的特征是这一科学尚未成熟，各个学派互相争执，但无任何一学派占绝对优势。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争议而不是解决疑难。常规科学是某一理论已在原始科学的争斗中成长起来，逐渐上升到统治地位因而形成了一种范式，同时产生了以这一范式为共同信念的科学共同体，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的有机结合是常规科学成熟的标志。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范式的指导下解决疑难。常规科学在解决疑难的过程中总要遇到异例，异例的积累导致范式危机，危机的加剧必然要引起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革命。科学革命中，旧范式及其相应的科学共同体已经解体，新范式尚未产生，整个科学一片混乱。此时决定理论更替的不是理性原则和客观证据，而是宣传、诱劝手段是否高明有力；一个理论对另一个理论的胜利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是新理论的信仰者们在社会学上的胜利。在这种战乱中，又逐渐产生了由获胜理论构成的新范式，以及与新范式对应的新科学共同体。科学革命后，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科学家在回答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此，如果说科学革命带来了进步，那也只是社会学或心理学上的进步而非科学认识上的进步。科学革命后的新范式和新科学共同体构成了新常规科学。接着又开始上述四个阶段的下一轮循环。
拉卡托斯同意库恩对波普尔的批评，但又反对库恩科学革命中范式更替上的非理性主义。他试图在保留常规科学的基础之上以证伪主义的方法克服范式更替过程中的非理性主义。他主张异例的积累未必导致现行理论的被证伪，它还可以通过增加某一特设或其名词的重新解释得到拯救。理论T被证伪当且仅当出现了另一理论T使得：(1)T′说明了T以前的成功；〈2〉T′有超越过T的经验内容；〈3〉T′的有些多余的经验内容得到证实。换句话说，旧理论的被证伪不是因为异例的积累，而是出现了可以取代它的更好的理论。如果把T占统治地位及其通过种种办法被拯救的阶段看作是库恩的常规科学，那么以上三条便提供了科学革命中范式更替的理性标准。在后来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中，拉卡托斯把上述标准推广到由两个以上的理论构成的理论系列上去。总之，应当千方百计拯救现行理论，直至出现了更好的理论；更好的理论对旧理论的证伪不是旧理论的彻底放弃而是工作重心的转移；被证伪的旧理论仍应保留它将后被拯救的可能。这三点是拉卡托斯哲学的实质。
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相互间虽然为有很大分歧，但他们都承认经验自主性原则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科学发现或辩护模式；库恩虽然承认科学革命是一个非理性过程，但却坚持常规科学中范式的齐一性原则；拉卡斯斯主张对理论采取宽容的态度，但还是企图寻找一种理论更替的合理标准。费耶阿本德给所有这些自主性原则、齐一性原则和合理标准给予了一次彻底的扫荡战。首先，他通过经验的理论污染否定了经验自主性原则，从而否认了通过客观证据评价理论的可能；其次，他以理论的不可通约性否定了理论间比较评价的可能；第三，他提出理论增多原则来反对库恩常规科学中范式的齐一性原则。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以反归纳法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首先，要引进或发明与最可信理论相违反的新理论，防止旧理论占统治地位；其次，要保留或发明与事实不一致的新理论，借以揭示事实中的意识形态成份；第三，发现了隐藏于观察语言背后的自然解释后，就要通过批评讨论，把支持旧理论的不合适的自然解释推翻而代之以一种不同的解释，亦即引进一种新的观察语言。最后，就连反归纳法本身也不是当作新的方法，而是当作显示现存方法局限性的手段，真正的方法是在科学实践中“怎样都行”。
以上是本世纪前八十年科学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一方面是逻辑主义的繁荣与陨落，另一方面是历史主义的兴起与壮大。科学实在论者夏皮尔是在批判和继承这两大传统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他主张哲学史上有两种传统都应当受到批判：一种是以柏位图、康德、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所代表的预设主义，他们先定下某些标准，然后认为科学只有在符合这些标准时才是合理的；另一种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所代表的相对主义，他们认为科学无任何标准，因而是不合理的，也不存在进步。夏皮尔认为：〈1〉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点虽然尖锐对立，但都在试图用自己的观点解释科学史这一点上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不应该在某种先入之见指导下研究科学史，而应该从科学史自身出发研究科学史。〈2〉通过对科学史的客观研究会发现科学确实含有某种它特有的东西，它不仅决定着人们对世界的基本信念，而且也包含着科学和非科学划界的某种合理标准。〈3〉合理标准本身是随着科学史的发展而合理变化着的。如何能主张合理标准经历了合理变化这个问题是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
科学实在论是当前科学哲学界一股方兴未艾的思潮，它里面还有好多争论，还面临着好多问题。其发展趋势现在还难以预料。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科学哲学发展了好久之后，回归到了它的基本问题上。这次回归首先是一种否定，通过否定，科学哲学发展到更高层次上；这次回归又是历史向逻辑的一种收敛，证明科学哲学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其内涵是科学哲学基本问题体系，外延是从古到今，由低级到高级，从片面到全面，从表层到实质，从离散到连续不断发展的各流派系列；这次回归还是一个开端，标志着科学哲学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出现，它将始终围绕基本问题往前发展，是一门有远大前途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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