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重商主义工资理论转变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商主义论文,英国论文,工资论文,原因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资问题是英国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观点认为，英国重商主义者主张实行低工资，这样可以保持本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价格优势，从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E.F.赫克歇尔就认为，如果把重商主义工资理论简化成一个公式，那就是低工资经济。①虽然E.F.赫克歇尔、D.C.科尔曼、埃德加·弗尼斯、雅各布·维纳等人都注意到了，在英国重商主义后期，一些重商主义者提倡高工资，但他们都把这种观点看做特例或个案。②A.W.考茨等人则认为，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经济学者才主张实行高工资。他断言，在1750年以前，由于害怕失去国际市场，所有的英国重商主义者都认同低工资。③随着对18世纪前半期英国重商主义者作品的深入研究，这些正统看法正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挑战。理查德·C.威尔斯就认为，在英国重商主义后期，也就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高工资已经是重商主义的主流思想。④威尔斯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重商主义的工资理论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威尔斯研究的重点是英国重商主义工资理论思想内容的转变，并没有对这种转变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作出分析。学术界迄今为止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为推进对工业革命前夜英国经济和社会史的研究，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17世纪中后期以后，英国经济学者、政府官员、商人、雇主都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需要考虑，那就是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而劳动力出现相对短缺。
稍作一点实证分析就会看清这一问题。人口因素是劳动力问题的根源所在，与此前或此后相比，这一时期都是一个人口增长缓慢的时期。由于没有正式的统计数据，近代早期英国人口的数量，是当时人如格雷戈里·金、约瑟夫·马西或者后来的史学家如里奇曼、芬莱森、法尔、布朗利、格里菲思和奥林等人根据教区记事册、人头税、灶税、结婚和洗礼登记等资料估算而来，估算出的数字差别不小。目前，关于这一时期英国人口数据最为权威的，无疑是由E.A.里格利和R.S.斯科菲尔德领衔的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组提供的。他们依据英国404个教区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等数据，对英国人口总数进行了回溯测算，在1691年英国人口共有4，930，502人，1701年有5，057，790人，1751年有5，772，415人。⑤那么，在1691-1751年的60年中，英国只增长了841，913人，平均每年只增长了14，000多人。⑥这么低的人口增长率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根据现有的史实和数据，从光荣革命前后开始，英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这种增长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经济总体增长明显。如果以1700年的产出指数为100，那么到1750年农业的产出指数为111，工商业的产出指数为148。⑦在一个前工业社会，这一增长速度是相当可观的。
二是一些行业的发展速度增长更快。如英国亚麻布出口在1720-1775年增长了4倍，亚麻布的产值在1728年就高达10.3万镑；⑧蜡烛产量在1711-1727年增长了15%；浓啤酒产量在1700-1727年增长了5%；肥皂产量在1713-1727年增长了10%；⑨煤炭年产量在1700年大约是300万吨，到1750年增长到520万吨，由此把英国从依赖水力、风力和木材等能源的状况中解放出来；铁的年产量从1720-1724年的2.7万吨，增长到1745-1749年的8万吨。⑩
三是生产规模的扩大，这可以从用于生产的原材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惊人的增长幅度看出来。棉花、亚麻、亚麻线、条铁等原材料的进口都翻了一番，甚至更多；生丝、木材进口也都大幅增长。(11)在17世纪60年代，每年平均出口值是410万英镑，到1720年达到690万英镑，而到1750年更是达到1270万英镑。进口值在1700年是600万英镑，1750年为780万英镑，1770年达到1220万英镑。(12)
在劳动力仍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的情况下，英国的工业、农业和商业增长速度这么快，新产业不断涌现、壮大，劳动力总体需求必然要大幅增加。根据格雷戈里·金的调查，在1688年左右，英国1/3人口靠制造业和采矿业为生。(13)约瑟夫·马西在1759年的调查显示，这一数字达到了一半左右。(14)经济史家约翰·鲁尔也认为，到1750年，制造业和商业对英国经济的贡献率达到了50%，农业的贡献率下降到25%。(15)早期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业比重的增加必然导致劳动力需求的攀升，再加上这一时期乡村工业发展势头良好，农村土地关系相对稳定，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农村没有多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行业中来，这就使得英国劳动力出现了相对短缺。
此外，这一时期的人口年龄结构也使得劳动力短缺变得更为严重。科尔曼指出，17世纪英国人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相当大一部分由儿童构成，169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38.4%。(16)在17世纪的英国，人口平均寿命大约在35岁左右。在1695年，15岁到35岁的人口达到31%，15岁到60岁的人口占到51%。(17)也就是说，英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只有有限的劳动能力或者没有劳动能力。虽然按照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组的估算，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没有科尔曼提供的数据高，但在这段时间也都在30%以上，再加上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没有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弱的人口比例也相当高。以1751年为例，15岁以下人口占到32.91%，60岁以上人口占到8.22%，总比例达到41.13%。(18)
当时的重商主义者已经注意到，“在英国，没有什么比人更匮乏的了。在各种各样的人中，需要勤劳的人和手工艺人去耕种和改良我们的土地，去帮助制造王国的大宗商品，所有这些都将大大增加富有”(19)。丹尼尔·迪福也洞察到：“在英国，工作比完成工作的人手多，结果缺乏的是人力，而不是就业。”(20)
面对劳动力长期匮乏的局面，许多人提出了不少解决办法。乔赛亚·吉就议，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或者设立教养院等手段强迫穷人去工作。(21)当时的小托马斯·卡尔佩珀爵士认为：“强迫人们工作不是解决之道，除非提出工资问题供考虑，因为勤劳不受法律所强制，而是受利益所诱惑，至少由于生存的需要受饵诱。”(22)约翰·科林斯抨击了通过提高食品费用来驱使穷人工作的观点。他解释说：就伦敦和其他地方来说，如果提高食物价格来迫使人们工作，工资也必须提高；“并且把提高食物价格作为一种迫使穷人工作的手段，是把他们赶到外国殖民地的一种现成的方法”。在那里，他们可能“为自己的辛劳获得更多的报酬”。(23)威廉·佩蒂特也认为：英国人“像世界上其他人一样，天生聪颖，十分勤劳，只要他们能够拥有一份合理的劳动果实，他们就愿意劳作，这已被先前无可置疑的经验所证明”(24)。劳动力短缺就成为英国重商主义低工资理论向高工资理论转变的最深刻的原因。当然，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会自由奔涌。高工资理论提出后，很快就从各个方向发展；但无论高工资理论多么丰富玄妙，其背后最现实的基础仍是劳动力的短缺。
在重商主义者的眼里，高工资绝不仅仅是生存水平之上的工资，而是能够切实提升消费水平的工资。从思想内容和论证逻辑来看，重商主义高工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劳动力价格受供需关系支配，在没有办法增加人口的情况下，只有用高工资来吸引劳动力。丹尼尔·迪福就认为，工资就像其他商品一样，由供求来决定。“如果雇主多于技工，工资必定上升，因为穷人想多挣工资；如果技工多于雇主，劳动力价格就会下降，因为穷人期望的工资高于雇主期望付出的工资。”(25)二是高工资并不像早期重商主义者认为的那样，会通过价格机制损害出口市场；相反，由于技术创新，提高了产品质量，既能支付得起高工资，产品价格又具竞争力。1738年出版的一份小册子把高工资看做进步的标志，并且把它和技术优势联系起来。“事实上，高工资是一个国家繁荣的标志，但是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完全是由良好的贸易引起，纯粹是我们制造商高超技艺的回报，他们受雇于各个(制造)部门。高工资理所当然地被看做价值本身的正当回报。”(26)三是高工资意味着收入的增多、消费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者已经从低工资—低成本的论点转向认同高工资—高消费之间的联系。马修·黑尔、尼古拉斯·巴本、加德纳、塞缪尔·约翰斯顿、查尔斯·波威等重商主义者都对高工资和高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27)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劳动力匮乏，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得到了实质性提高。(28)从表1科尔曼综合各家数据给出的数字来看，无论是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指数，还是伦敦或兰开夏的实际工资指数，其提高幅度都不小。这一工资增长趋势也得到了诸多研究的证实，比如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组绘制的实际工资指数曲线图，在1690-1739年这一时段上，曲线总是向上攀升。(29)
由于劳动力短缺，工资上升，再加上物价下降，食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都在下降。英国人的生活成本从1708-1711年起到1755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31)综合表1和其他数据，在1650-1750年消费品价格加权指数几乎为一条水平线，消费品价格指数下降了大约3%。(32)这样，下层民众的消费能力自然增强，就业空间较大，他们就把不少时间用在休闲和娱乐上，这在当时招致不少人抱怨，认为高工资养成了穷人懒惰的习惯。威廉·卡特就说：那些住在伦敦周边50英里的人最坏，他们懒惰、脾气暴躁，仅愿意于那些“两天的收入能够维持一周生活”的活。(33)托马斯·曼利非常刻薄地描绘了英国劳工把时间和金钱都花费在啤酒馆、赌博、嫖妓等事情上，同时，这些劳工还要求“自己选择工作时间和工资，否则你就自己干吧”(34)。约翰·霍顿观察到了劳工游手好闲的原因就在于机织工或者丝袜工的工资很高。(35)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劳动力短缺，工资上升，才会出现重商主义者从主张低工资向提倡高工资的理论转变。
面对工资上扬的情势，当时不少英国重商主义者已经认识到解决之道在于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产品价格优势或者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在高工资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如达德利·诺思就认为，“节省劳力的技艺、铣具和器械是减少劳动力和降低价格的方法，尽管受雇使用工具的人们的工资不应该减少。……这样的东西被成功地发明出来，可以用较少的劳力做大量的工作”(36)。即使面临进口的东印度产品的竞争也不会降低工资，因为由此导致的技术改良将降低制造成本，产品价格将更低廉，而工资可以和以前一样高。丹尼尔·迪福更是认为，“(降低工资)是贸易失败的开始，真正的方法是保持制造品的优良，使其在质量上优胜，那么它超高的价格就不是商业缺陷”(37)。同样，“降低穷人工作的工资，是毁灭我们制造业的现成方法”，由于“降低了穷人的工资，结果是减少了产品的价值。这将永远是贸易的真理，因为你付出的工资越少，工作干得就越糟。正是我们付出的工资高于其他国家，我们人民的工作才优于其他国家”(38)。乔赛亚·塔克认为，富国能把穷国甩在后面，就在于引领了技术的发展，而高工资经济能带来技术的改进，而低工资国家只能糊口。(39)这样，重商主义者不再认为高工资会抬升成本，打击出口。经验表明英国可以支付高工资。约翰·卡利认为，可以通过“制造者的独创和他在工作方法上的改进来实现……使用各种方法来节省许多劳动人手，这样，这些受雇者的工资就不需要减少”(40)。
重商主义者通过技术革新来实现高工资的设想在现实中得到实现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过去，研究者对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耳熟能详，津津乐道。实际上，早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英国的工农业技术已经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形成了一个创新社会，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工业革命的技术大突破。只是由于过去史家对17世纪末至工业革命之前这段时间英国的技术发展不甚了解，许多人认为这一阶段技术停滞不前；但现在意识到，英国工业在1650-1750年呈现出一系列的革新，其中一些具有彻底革新的性质，代表了对提高生产率起作用的固定资本投入，一些革新涉及动力驱动机械的新运用。(41)默顿的研究表明，在重商主义时代，由于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发明被朝气蓬勃的经济发展引入了特定的轨道，使得17世纪成为一个“工程的时代”(42)。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在起草的学会章程前言中明确提出：“皇家学会的业务是：增进对自然事物的知识，通过实验促进有用的技艺、制造业、机械技术、器械和发明。”(43)皇家学会各种实验和报告的目的在于促进技术和机械的实际运用。各地的地方学会掀起了普及科学知识和把科学知识运用到改进工农业实际技艺中去的大潮，这就成为培育英国革新的土壤。这样，在17世纪中期以后，英国进入了一个发明狂热的时代。当时人提出了各种计划和奇思妙想吸引大众投资，英国人开始自己发展新型工业技术，英国工匠开始扮演欧洲先进工艺先驱者的角色。在1561年到1688年英格兰公布了317件专利，涉及煤炭工业、矿井排水和农业等方面的技术。此外，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对与交通航运、军需装备、纺织工业、农牧业相关的技术问题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发明。(44)从表2来看，此后这一热潮不断升温，在1660-1700年的40年，英国共批准了236项发明专利；其中在1691-1693年，就批准了64项。(45)在18世纪的前50年，数量相对少一点，没有像18世纪晚期那样突然爆发，原因在于此时申请专利的只占英国人发明创造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下面将会提到，这一时期英国的技术革新还体现在产品和工艺革新上，这样的革新在当时不会去申请专利的。到1760年，英国在采用节省劳动力的机械设备方面已经处在欧洲国家的最前列。(46)
重商主义者乔赛亚·塔克1757年生动地描绘了这种创新热潮的结果：“很少有国家能赶上，可能没有一个国家能超过英国用来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发明的数量。事实上荷兰在利用风力轮锯木、榨油、造纸等方面优于英国。但在涉及采矿和冶炼各种金属方面，英国人在机械动力发明上罕见的灵巧。适合于在矿坑中提运矿石的发明，如吊车或马力机；其他的发明有抽水设备，如水力轮和蒸汽机；还有发明来减少四轮马车的费用，如配上本制构架能让马车在倾斜或向下的路面奔驰的机械，同时能载运大量东西。对这些发明来说，在不同的工序中运用时必须添加各种操作杆，也包括黄铜系列部件、切割轮、轧板轮和制作各种精致金属线的设备。所有这些看上去很奇妙，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操作和使用做准备。因此，当我们进一步考虑到在伯明翰、伍尔弗汉普顿、设菲尔德和其他制造业地区，几乎每一个制造商师傅都拥有一项自己的新发明，并且每天都在改进其他人的发明时，我们可以自信地断言，在英国的这些地区，这些发明可以看做是一种实用技术的典范，而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罕有。”塔克的结论是：“物品的价格因此大大低于其他地方可能的价格，并且更多的人得到雇用。”(48)并且由于应用的这种机械工序越来越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英国的劳动者能够获得高工资。
布里斯托尔商人、著名的重商主义者约翰·卡利对当时的技术进步和高工资的关系已经有比较深刻的观察：“制糖商每磅糖卖6便士，20年前的收益是每磅12便士；蒸馏酒商出售烈酒只卖到从前价格的1/3；玻璃瓶、丝袜和不胜枚举的其他制造品的售价只有几年前的一半，但没有降低穷苦劳动力的工资。”这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卡利的答案是：“这源于制造商的独创和他对工作方法的改进。制糖商一个月之内完成的操作，祖辈需要四个月来完成；蒸馏酒商比以前教他们这门手艺的人……在更短的时间制作出更多的烈酒；玻璃制造商找到了更快的制造玻璃方法，成本很小甚至没有；织丝袜用机械代替了手工；烟草由动力机械代替小刀来切割；书籍由印刷代替了手写，松木板由轧板机代替人工锯开，由鼓风炉代替了手拉风箱的吹风。所有这些节省了许多劳动力，所以这些受雇者的工资不需要减少。”(49)更为重要的是，“钟表匠已经把技艺发展得如此精湛，劳动力和材料只占购买者支出的最小部分。我们的各种毛织品如此精致、时尚；使得一件织品在国内外出售都值两倍成本的价格”(50)。正是由于技术先进，产品附加值高，使得英国能够保持较高的劳动工资。实际上，当时国内外的有识之士就经常把英国劳动力的高价归因于机械工序的广泛运用。(51)
随着成本—价格挤压效应开始产生作用，即使是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供应的传统纺织行业也开始关注制造工艺。英国到处都有不引人注意的进步，比如在1680年左右，一位威尔特郡的呢绒商说：在过去40年里纺线技术进步如此之大，一磅羊毛能比内战之前织成两倍的呢绒。其中一些革新更加彻底，像捻丝机从海外引进，荷兰的带织机相当大地增加了缎带、线带和此类产品的生产率，到1750年，曼彻斯特城有1500架这样的带织机，并进行了水力驱动试验。被证明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技术革新之一的动力纺纱机，这一时期在中部和西北部已经出现。在1673年和1723年，有两项专利授予设计提高纺织纱线产量的设备。在1738年授予刘易斯·保罗的专利中，包括了后来运用于里查德·阿克莱特著名的棉纺机中的技术。著名的“飞梭”在1733年由约翰·凯伊申请专利。新纺织机械虽然可能传播得很慢，但是由于工资上升，使得采用机械已经成为迫不得已的办法。1760年，一位法国制造业检查员在对英国一个如此勤劳的民族纺毛的时候为什么偏爱大纺轮而不是小纺轮而迷惑不解，他发现答案在经济原因之中：“他们的羊毛比我们的更便宜，但纺织过程很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竭力使用机械来降低手工的价格，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干双倍的工作。”(52)
城市无疑是技术革新的中心和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中心。约翰·鲁尔指出：“总体而言，城市的工匠制造的产品质量更高，设菲尔德市生产的餐具就比周边乡村生产的更好。伍尔弗汉普顿和威伦霍尔集中生产锁具，而黑区(Black Country)的村民生产的是铁链和钉子。考文垂的丝带式样在沃里克郡编织的丝带之上。在专业生产花边之前，诺丁汉的织袜工与东米德兰乡村编织工相比，是为更‘高端市场’生产长筒袜。”(53)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在乡村地区没有技术进步，那是绝对不正确的。乡村手工业也有相当程度的专业化，这就使得乡村制造业的生产率实现持续增长成为可能。“许多农村制造业工人通过专业的应用变得技巧娴熟，并且传承到下一代，他们特制的产品获得了良好的声誉。”(54)
近代以来，任何国家引进新机器或改良机器，由于会导致工人失业，一般都会引起工人的抗争。但根据杜普莱西斯的研究，英国在1717-1760年的137次罢工中，没有提到新机器问题；而在1761-1780年的罢工中，就有7%(113次中有8次)涉及新机器，1781-1800年提高到10%(153次中占了15次)。(55)实际上，如上所述，18世纪上半期并不是没有引进或改良机器，但是由于劳动力短缺，工作机会多，用机器代替人工并没有引起失业问题。而到了18世纪下半期，由于人口快速增长，需要就业的人口增多，机器自然成了工人们憎恨的对象。
除了机械的发明和创造，英国当时发生的工艺和产品革新的意义也极为显著。(56)它们提升了产品质量，拓展了产品种类，扩大了就业范围，改变了过去由单一呢绒构成的出口商品结构，开拓了市场空间。这一变革进程从十六七世纪就已经开始，到18世纪形成了厚积薄发的态势。琼·瑟斯克指出，在十六七世纪之初，英国许多商品都是从国外进口，但在企划家的引进和推动下，一系列新工业如织袜业、制扣业、制针业等逐步创立、壮大，为新工业提供原料的新农业种植业也发展了起来。(57)约翰·斯蒂尔斯认为，从1550年到1750年的两个世纪间，英国物质文化史上见证了无比非凡和前所未有的革新。(58)一位瑞士印染工在1766年就注意到：“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民族的工业和克服任何障碍的不屈不挠的耐心是超乎想象的，他们不敢夸口许多发明是他们的，但敢夸口的是他们完善了别人的发明。因此就有一句谚语：一件完美的东西一定是法国发明、英国造出的。”(59)到了17世纪90年代，英国人已经把绝大多数外国竞争商品挤出了国内市场。(60)
最后，从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的演进来看，从17世纪90年代开始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过程，在市场机制、专业化分工、国际贸易等理论方面已经趋向完善，达到或接近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水平。(61)随着对人口、价格、收入、技术、消费、出口等市场经济要素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深入，重商主义工资理论必须对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是重商主义工资理论从主张低工资向高工资理论转变的学理缘由和内在逻辑。最终，重商主义高工资理论综合并升华了原有工资理论的合理成分，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外国支付收入”理论，认为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意味着外国将为出口国家支付工资和利润。这样的产品出口越多，英国从外国获得的收入就越多。通过成为世界制造商，英国能够雇用成千上万的工人通过出口获得大量资本，并提高工人的工资。(62)重商主义工资理论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成熟形态。
注释：
①E.F.赫克歇尔：《重商主义》(E.F.Heckscher,Mercantilism)2卷，纽约1983年版，第165页。
②E.S.弗尼斯：《民族主义体系中的劳工地位》(E.S.Furniss,The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in a System of Nationalism)，波士顿和纽约1920年版；D.C.科尔曼：《17世纪英国经济中的劳动力》(D.C.Coleman,"Labour in the English Economy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8卷，1956年，第281页。
③A.W.考茨：《18世纪中期对劳动力态度的变化》(A.W.Coats,"Changing Attitudes to Labour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经济史评论》第11卷，1958年，第35页。
④R C.威尔斯：《英国重商主义晚期的工资理论》(R.C.Wiles,"The Theory of Wages in Later English Mercantilism")，《经济史评论》第21卷，1968年，第114页。
⑤E.A.里格利、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E.A.Wrigley and R.S.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剑桥1989年版，第528—529页。
⑥关于这一时期英国人口为什么增长比较缓慢，笔者以后会以专文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⑦查尔斯·威尔逊、杰弗里·帕克主编：《1500-1800年欧洲经济史资料绪论》(Charles Wilson and Geoffrey Parker,ed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1卷，伦敦1977年版，第121、122页。
⑧H.T.迪金森：《18世纪英国指南》(H.T.Dickinson,A Companion to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牛津2002年版，第129页。
⑨朱利安·霍皮特：《自由的土地？1689-1727年间的英国》(Julian Hoppit,A Land of Liberty? England,1689-1727)，牛津2002年版，第324页。
⑩杰里米·布莱克：《1688-1783年的18世纪英国》(Jeremy Black,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1688-1783)，纽约2001年版，第49、51页。
(11)查尔斯·威尔逊、杰弗里·帕克主编：《1500-1800年欧洲经济史资料绪论》第1卷，第123、127页。
(12)杰里米·布莱克：《1688-1783年的18世纪英国》，第69页。
(13)琼·瑟斯克、J.P.库珀主编：《17世纪经济文献》(Joan Thirsk and J.P.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牛津1972年版，第780—781页。
(14)彼得·马赛厄斯：《英国的转型》(Peter Mathias,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and)，伦敦和纽约2006年版，第186—187页。
(15)约翰·鲁尔：《关键的世纪：1714-1785年英国发展中的经济》(John Rule,The Vital Century:England's Developing Economy,1714-1815)，伦敦和纽约1992年版，第93页。
(16)D.C.科尔曼：《17世纪英国经济中的劳动力》，第284页。
(17)D.C.科尔曼：《17世纪英国经济中的劳动力》，第284—285页；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组对这一时期人口预期平均寿命的估算也是35岁左右。参见E.A.里格利、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530页。
(18)E.A.里格利、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528页。
(19)《解释提交议会考虑的几个建议中的英国要事》(The Grand Concern of England Explained in Several Proposals Offer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Parliament)，伦敦1673年版，第13页。
(20)丹尼尔·迪福：《救济不是慈善》(Daniel Defoe,Giving Alms no Charity)，伦敦1704年版，第9页。
(21)乔舒亚·吉：《论大不列颠贸易和航海》(Joshua Gee,"The Trade and Navigation of Great-Britain Considered")，拉尔斯·马格努松主编：《重商主义》(Lars Magnusson,Mercantilism)第4卷，伦敦和纽约1995年版，第50—52页。
(22)J.O.阿普尔比：《17世纪英国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J.O.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普林斯顿1980年版，第148页。
(23)J.O.阿普尔比：《17世纪英国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第147页。
(24)威廉·佩蒂特：《虚弱的英国》(William Petyt,Britannia Languens)，伦敦1689年版，第46页。
(25)丹尼尔·迪福：《救济不是慈善》，第10页。
(26)托马斯·安德鲁：《论英国穷人增加和苦难的原因》(Thomas Andrew,An E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Encrease and Miseries of the Poor of England)，伦敦1738年版，第18—19页。
(27)R.C.威尔斯：《英国重商主义晚期的工资理论》，第118—121页。
(28)D.C.科尔曼：《重商主义再探》(D.C.Coleman,"Mercantilism Revisited")，《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第23卷,1980年，第776页。
(29)E.A.里格利、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414、418页。
(30)资料来源：D.C.科尔曼：《1450-1750年英国经济》(D.C.Coleman,The Economy of England,1450-1750)，伦敦1977年版，第102页。
(31)伊丽莎白·W.吉尔博伊：《18世纪英国的生活成本和实际工资》(Elizabeth W.Gilboy,"The Cost of Living and Real Wage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第18卷，1936年，第137页。
(32)D.C.科尔曼：《1450-1750年英国经济》，第99—103页。
(33)威廉·卡特：《古老贸易的衰败》(William Carter,The Ancient Trades Decayed)，伦敦1678年版，第8页。
(34)托马斯·曼利：《审视百分之六的高利贷》(Thomas Manley,Usury at six per cent.Examined)，伦敦1669年版,第 24页。
(35)J.O.阿普尔比：《17世纪英国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第146页。
(36)达德利·诺思：《论东印度贸易》(Dudley North,Considerations upon the East India Trade)，伦敦1701年版，第67页。
(37)丹尼尔·迪福：《英国商业计划》(Daniel Defoe,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伦敦1728年版，第60页。
(38)丹尼尔·迪福：《恢复市场或挽救贸易》(Daniel Defoe,"Mercato:Or,Commerce Retrieved")，R.C.威尔斯：《英国重商主义晚期的工资理论》，《经济史评论》第21卷，1968年，第114页。
(39)乔赛亚·塔克：《政治和商业话题四篇》(Josiah Tucker,Four Tracts on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Subjects)，格洛斯特1776年版，第31—32页。
(40)约翰·卡利：《英国现状分析》(John Cary,An Essay on the State of England)，布里斯托尔1695年版，第146页。
(41)D.C.科尔曼：《1450-1750年英国经济》，第156页。
(42)罗伯特·金·默顿：《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4页。
(43)彼得·马赛厄斯：《英国的转型》，第51页。
(44)罗伯特·金·默顿：《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第192页。
(45)K.G.戴维斯：《17世纪晚期的合股投资》(K.G.Davies,"Joint-Stock Investment in the Later Seventeenth Century")，《经济史评论》第4卷，1952年，第285页。
(46)艾尔弗雷德·P.沃兹沃思、朱莉娅·德莱西·曼：《1600-1780年的棉花贸易和工业兰开夏》(Alfred P.Wadsworth and Julia de Lacy Mann,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1600-1780)，曼彻斯特1931年版，第411页。
(47)资料来源：D.C.科尔曼：《1450-1750年英国经济》，第154页。
(48)乔赛亚·塔克：《旅行者指南》(Josiah Tucker,Instructions to Travellers)，都柏林1758年版，第20页。
(49)约翰·卡利：《英国现状分析》，第145—146页。
(50)约翰·卡利：《英国现状分析》，第146页。
(51)艾尔弗雷德·P.沃兹沃思、朱莉娅·德莱西·曼：《1600-1780年的棉花贸易和工业兰开夏》，第411页。
(52)艾尔弗雷德·P.沃兹沃思、朱莉娅·德莱西·曼：《1600-1780年的棉花贸易和工业兰开夏》，第411—412页
(53)约翰·鲁尔：《关键的世纪》，第98—99页。
(54)约翰·鲁尔：《关键的世纪》，第99页。
(55)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页。
(56)玛克辛·伯格：《从模仿到发明：18世纪英国的商品创造》(Maxine Berg,"From Imitation to Invention:Creating Commodit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经济史评论》第55卷,2002年，第3页。
(57)琼·瑟斯克：《经济政策和企划：近代早期英国消费社会的发展》(Joan Thirsk,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umer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牛津1978年版，第6—7页。
(58)约翰·斯蒂尔斯：《近代早期伦敦的产品革新》(John Styles,"Product Innovation in Early Modern London")，《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168期,2000年，第125页。
(59)艾尔弗雷德·P.沃兹沃思、朱莉娅·德莱西·曼：《1600-1780年的棉花贸易和工业兰开夏》，第413页。
(60)莱昂内尔·K.J.格拉塞主编：《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七世兼二世的统治》(Lionel K.J.Glassey,ed.,The Reigns of Charles Ⅱ and James Ⅶ&Ⅱ)，伦敦1997年版，第194页。
(61)李新宽：《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的分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6期。
(62)拉尔斯·马格努松：《重商主义：经济学语言的形成》(Lars Magnusson,Mercantilism: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伦敦和纽约1994年版，第134—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