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与幕府关系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幕府论文,唐代论文,关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 （2000）02—0064—05
文人入幕这一现象在唐代，特别是中唐相当普遍，《白居易集》卷四九《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云：“今之俊×，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庭。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权载之文集》卷三八《送李十弟侍御赴岭南序》云：“士君子之发令名，沽善价，鲜不由四镇从事进者。”文人入幕这一现象历来为人们所重视。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八《唐武侯碑阴记》云：“唐诸方镇以辟士相高，故当时布衣韦带之士，或行著乡闾，或名闻场屋者，莫不为方镇所取，至登朝廷，位将相，为时伟人者，亦皆出诸侯之幕。”可见权德舆、白居易、欧阳修等对幕府制度和士人入幕的关注主要在史学方面，及至明胡震亨的《诗薮》已注意从文学角度去认识文人入幕的问题，他说：“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要视其主之好文如何，然后同调萃，唱和广。”
这就构成了幕府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幕府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在盛唐边塞诗研究中被提出来的，大凡是讨论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与其经历的关系，都会提及他们的入幕经历，但研究并不深入。事实上，唐代文学与幕府的关系不仅仅和边塞诗相关，它和文学、史学的许多方面都有广泛的联系。
唐代幕府与文学的研究比较薄弱，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是史学界对幕府制度的研究。唐代幕府，主要还是指方镇幕府。研究唐代方镇的有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尽管他的研究对象不是方镇幕僚，但他的工作为研究唐代方镇文职僚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直接研究唐代方镇幕府的有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其解决的角度是从制度入手讨论方镇使府的组织及其职掌的。关于这方面重要研究成果还有林朝岩《唐代方镇使府僚佐任迁之研究》，砺波护《唐代使院的僚佐与辟召制》，张国刚《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孙继民《唐代军事统帅僚属制度及其对藩镇形成的影响》，卢建荣《中晚唐藩镇文职幕僚职位的探讨》，王德权《中晚唐使府僚佐升迁之研究》，《唐后期有关方镇使府僚佐辟署对象的限令》，等等。
真正从全局来注意唐代文人入幕与文学创作关系，或者说将之设计为一个学术专题研究应在20世纪80年代。1984年，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序》中说：“我在研究唐朝文学时，每每有一种意趣，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一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从科举入手，掌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认识唐代的文学。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我想，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隔。”[1]1993 年傅先生为戴伟华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作序时，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这里提到的唐代社会两类知识分子，一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层，即翰林学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们宠荣有加，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谪，甚至丧生的遭遇。他们的人数虽不多，但看看这一类知识分子，几经奋斗，历尽艰辛，得以升高位，享殊荣，而一旦败亡，则丧身破家。这是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阶层。而另一类在节镇幕府任职的文士，则是数量众多，情况复杂。他们有的后来也跻身庙堂，但大部分则浮沉世俗，是在当时很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2]
唐代使府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是用传统的文史结合的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文学史，以探求文学生成的环境、作家活动对其创作的影响、文人群体行为对作品风格的制约等文学问题[3]。
唐代方镇与文学发生普遍联系，是建立在方镇制度转变这一基础之上的。唐代的方镇使府制度以安史之乱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安史之乱前，节度使缘边而设，数量有限，主要对付外患；其后节度使观察使等天下皆置，“开莲花之府者凡五十余镇”（符载《送崔副使归洪州幕府序》）。除个别区域在一段时间内用于防御外患，大多方镇的职责主要在区域治理，因此，首席长官的委任不再是军人，绝大多数由文吏来担任。由于方镇职责的不同和长官性质的实际变化，僚佐的选任辟召相应也有了改变：即幕职绝大多数为文人。这一点与朝廷的规定正相一致，朝廷明确提出，入幕者应有出身，“且无出身，何名入仕”（《唐会要》卷七九），有科第者即为文化人。方镇使府的文化活动正是由他们共同完成的。
至德以后，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几乎都有入幕经历，或者以幕主身份辟召文化人在自己周围进行文化活动。如果考虑到入幕的每个作家周围都有一批文化人，他们之间又会相互影响，那么，使府作家研究的意义已超出了单个作家研究本身。换言之，我们的注意力会更多地投向作家群体的研究。即使我们对单个作家进行研究，也会将之置于一个有丰富内涵的生动背景之中。应该说，唐代幕府与文学之间的各种联系造成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和繁荣，这方面以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等使府最有代表性。戴伟华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在此作了很好的工作。这部著作对唐代文士进入方镇使幕经历的考索，向学术界展示了唐代下层知识分子政治、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侧面，促使人们从新的角度对唐代士人的文学活动再加思考。作者在幕府与文学关系的宏观把握下，从各类史书、文集、笔记、金石著录中勾稽材料，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辨梳理，考出了节度使、观察使府文职僚佐近四千人次，并尽可能地加以系年。通过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可以了解文人在何时何地入何幕，还可以了解他们周围的文人，他们的交往和创作活动。此书为唐代文学、史学工作者必备的很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是研究幕府制度、研究幕府与文学关系的基础。下面就有关唐代文学与幕府的关系分五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幕府制度与文士
唐代幕府主要指唐方镇使府，它由节度使、观察使属下的文职僚佐所构成。严耕望作《唐方镇使府僚佐考》对其设置、职掌作了考订，间有缺误之处。使府僚佐设置及其职掌如下：1、副使，节度、观察、 防御、团练、经略、支度、营田等使皆有副使，诸使副使协助节帅处理军政事务，但节度使兼观察使时，不设观察副使。2、行军司马， 掌理戎政，李翰《淮南节度行军司马厅壁记》云行军司马“其主武，盖文之职也”。3、判官，位次副使，尽总府事。4、掌书记，掌理使府表奏书檄之事。韩愈《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云：“书记之任亦难矣，元戎整齐三军之士，统理所部之氓，以镇守邦国，赞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与宾客四邻交，其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非闳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5、支使，其职掌不明。观察使府设支使，节度使府不设支使， 节度使兼观察使则有观察支使。观察支使承担表奏之事，亦具体处理军政事务。另有推官、参谋等僚佐。
幕府和文学发生联系，主要是通过入幕文人来完成的。从文士入幕规模看，安史之乱以前，文人入幕尚是少数，大多数文人还是走科举一途入仕。中晚唐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方镇数量增多和方镇权力加大，文士入幕成为一普遍的社会现象，“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即经历“科举及第——服务方镇——入朝为官”的过程，长江流域及其南方地区，特别像剑南西川、淮南等大镇成了文士入幕的最佳选择。朝廷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方镇延揽人才作了许多限制，如及时将方镇中的优秀人才用之于朝廷、规定入幕人员要有出身、对奏辟见任官的限制和对幕职改转时间的规定，这样使得方镇和朝廷在任用人才上比较协调，文人或出朝入幕或出幕入朝都不会有何障碍。
方镇使府制度在安史之乱后发生重要变化，节度使、观察使等大致由儒臣担任，幕中文人的生存环境以及使府文化环境对文士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完成于幕府的陆质等人的“春秋学”，是汉学向宋学过渡的滥觞，经院式经学转变为实用型经学。又如沈传师、杜佑在任修史，一方面有助于使府营造学术气氛，另一方面由于宾主的谈论，修史者的思想必然受到幕僚的影响，甚至史书本身也渗透了僚佐的知识和见解。唐代音乐艺术繁盛，幕僚生活与乐舞密切相关，从使府的需求看，娱乐仍然是乐舞的主要功用，它适应了使府各种活动，调节文士生活节奏，使府中文士和妓女的结合、文士和俗乐的结合，使文士的创作呈现向俗性。
二、幕府文人的分布和意义
由于唐代的方镇使府制度，入幕文人分布引起的文学现象格外受到人们的关注。据《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大致可以了解文人进入方镇使府的规模，从节度使设置始，到玄宗末，进入使府的文士有174人次， 肃宗至德宗朝有1012人次，顺宗至武宗朝有930人次，宣宗至唐末有710人次，加上入幕时间不详的共有3158人次。同样，对入幕文人的素质也可以进行统计，从节度使的设置到玄宗天宝末，进入幕府的诸科登第文士有29人次，肃宗至德宗朝有351人次，顺宗至武宗朝有404人次，宣宗至唐末有215人次，加上入幕时间不详的共有1050人次。 据对文人分布和文人素质的统计，可以看出：（一）文士入幕在安史之乱前后发生重大变化，无论从规模还是从素质上看都是如此。（二）肃宗、德宗年间文人入幕形成高潮与文士避乱南方在政治经济上寻找依托相关。（三）方镇幕僚进士及第出身者占绝对比例，是因为方镇多用文吏、朝廷规定幕僚必须有出身和大量及第文士不能仕于朝廷而寻求出路等因素的作用。（四）文学家占籍多为北方而为幕僚则多在南方，这顺应了安史乱后南方经济发展的形势，客观上促成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五）文人进入南方幕府人数的多与少正好对应了南方区域的三个层次的划分，即发达富饶地区（如淮南两浙）、次发达富饶地区（如荆南山南东道）、落后地区（如岭南福建），这样有助于解释幕僚分布的规律。这一文人分布的格局，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唐代文学现象，比如通过分析使府文士与流寓江南士人的合作，认识8世纪后期区域性文学活动的特点， 即大历年间因使府唱和吸纳幕外文士参加，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规模，其后代之而起的使府唱和则是以府主为中心、以幕僚为基本队伍的小型文人活动。又比如，可以根据幕府文学创作的地域性特点，揭示安史之乱后南方使府文人对唐代文学区域风格的形成以及对唐代诗歌在中唐以后呈多元化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就内容来看，使府文学的地区性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特定区域历史文化的关注，如对楚文化的关注即是一个方面；二是对特定区域民情民俗的记载；三是对特定区域山川风物的关注。
三、幕府文人的心理特征
幕府文人作为一特殊的文人阶层和群体，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在过去的研究中，对入幕文人的心理把握比较单一，认为入幕文人是为了建立功业，这和过去人们研究幕府仅局限于盛唐相关。事实上，文人入幕在中晚唐才蔚然成风，综合研究入幕文人的心理显得更为重要，也更有普遍意义。从文人奋斗的终极目标来看，入幕文人对功名的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急躁心理，权德舆《送李十弟侍御赴岭南序》云“士君子之发令名、沽善价，鲜不由四征从事进者”，白居易《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云：“今之俊×，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有入幕经历的如李石、权德舆、杜元颖、裴度、柳公绰、李绅、杜佑、令狐楚等后皆位至宰相，唐后期宰相有三分之二是有入幕经历的。因此入幕文人对未来有过高的期待，故易生急躁之心；从文人的生活习性看，入幕文人放荡纵情、溺于娱乐，使府条件比较优厚给纵情奢侈的士子带来方便，以好声妓、频游宴为其表现；从文人的生活环境来看，入幕文人在宽松的人际关系中逐渐滋生的要求人格独立的心理，使府以得人为重，竞相网罗人才，苻载《剑南西川幕府诸公写真赞并序》云：“韦公虚中下体，爱敬士大夫，故四方文行忠信、豪迈倜傥之士，奔走接武，麇至幕下。”于邵《送孟司户赴山南序》云：“今之天府急贤为事者多矣。”在这样的氛围里，文士渐生自尊自重之心；从文人作为一个附属性阶层来看，入幕文士所表现出的对经济和权势需求形成依附心理，方镇拥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文士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比在朝更多的利益；从方镇时有的动乱看入幕文士要求安定和表现出的对祸乱的恐惧心理，这一心理特点在晚唐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文人自身的素质和立身的资本看，入幕文人以文才来实现自身价值而产生露才扬己的心理，在幕文人以表现自己的文才为荣，以文才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影响。
四、文人入幕和诗歌创作
第一，使府文人的诗歌风尚。因为入幕文人是一群体，他们的创作常常表现为带群体特征的文化行为。比如幕府文人的诗歌唱和以及与幕府相的大量送别诗的产生就很能说明这一现象。1、 使府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形式——文人唱和诗的内容及其规模，说明使府文人的集体创作在繁荣地方文学创作、促进文学流派多元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使府唱和诗空间分布和时间排序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安史之乱前，地方性的集体创作甚为少见；幕府中文人集体唱和的形式以大历为始，渐次增多，而主要盛于南方；北方方镇虽有一些重要文人入幕，除极个别例子，大多为个体的创作；以方镇或上佐为代表的幕府文人领袖在诗歌唱和中起了相当的倡导作用，但和地域环境相比，文人领袖的作用显得次要一些；文人唱和的对象以地方风物为主；从阶段性看，参加唱和的文人由松散到相对集中，大历、贞元时使府唱和吸收了大批游士和地方文人参加，其后渐变为以幕府宾主为主的唱和，使府唱和由松散的人员构成过渡为以幕府人员为主体相对稳定的文人团体，这就暗示相对独立而稳定的文学流派的形成。2、以文人入幕出幕为主要内容的送别诗。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行人成了诗的传播者，诗人的创作就不再局限于某一孤立的空间，使原来定点的诗歌创作得到广泛的传播，有了更为广大的诗才竞争空间。送别诗具有的介绍或推荐的作用，使它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诗在此时一定意义上已由抒情言志转变为实用工具。
第二，文人入幕与盛唐边塞诗。考察盛唐文人入幕的实际，我们可以重新来检讨胡震亨以来关于盛唐文人入幕乃一时风气的观点。从上述的统计数字也可以看出，安史之乱以前，入幕人数很少，而且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绝大多数还称不上是文人，如高适、岑参者实为少见。因此说盛唐文人入幕非一时社会风气而是个别现象，文人入幕实缘于个性和经历，通常对盛唐边塞诗繁荣的时代风气的解释远不如个性经历的解释近于实际。这样我们会对高适、岑参入幕经历及其诗歌作出重新评价，特别是岑参走到“绝域海西头”，其精神勇气让人钦佩，可谓是唐代诗人探险家。他的入幕对他诗歌风格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必须越过早期梁陈体的写作经验，塑造自己的刚劲奇伟的风格；克服传统边塞诗模拟的陈规，不用乐府古题立题，根据内容自立新题，并致力于用七古的形式创作边塞诗；他敢于向同时代边塞诗的优秀诗人挑战，不再把边塞诗仅仅看作反映边地苦寒和对边地战争的态度，而在边塞诗中展现西北边地的奇异风光、中亚的风俗人情，大大拓宽边塞诗的表现领域。
五、文人入幕与散文小说的创作
使府章奏之学与唐代散文创作的联系以及使府生活环境对唐代小说繁荣具有特殊意义。
使府文人常常使用的文体是序记文、书、表状文。1、 “序记文”在传统山水文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首先，它使山水文字在更具体的描绘中展示了地域特色；其次，它丰富了山水文字的抒情格调。2、 使府“书”体文和举子自荐文相比，使府干谒散文分析利害比较客观，伸缩自如；和初盛唐干谒文相比，使府干谒文比较平实，不像初盛唐文人在干谒文中高谈王霸，盛气凌人。3、“表状文”， 这在使府散文中占有最大比例，也最能体现使府散文的特点。公牍文在幕府文字中有重要地位，上行公文成了朝廷与方镇之间联系的相当重要的工具。章奏之学是幕僚立身之本，长于此道者，可以此入幕、以此晋身，入幕文人朝于斯夕于斯，促进了章奏写作技艺的极大提高，章奏之学没有被古文运动所改变在于章奏之学有牢固的实用功能。
唐代小说与使府制度的关系也很密切，至少说使府是小说创作的重要场所。大量材料表明了小说繁荣与使府的关系，说明使府是小说产生的温床，是小说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幕府中有一批气类相投的文人，方镇治所又是过往文人聚居之所，也就成了文士宵话征异的特殊场所，如《古岳渎经》的故事，李公佐首先得之于征南从事杨衡，李公佐过浙西，受到方镇薛苹款待，李公佐又与扶风马植、范阳卢简能、河东裴蘧环炉夜话，复说无支祁之事。《卢江媪传》的创作，据李公佐云，是他奉使进京，回次汉南，与高钺、赵儹、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时听到的。此类记载甚多。不仅如此，还有大量的笔记小说就编成于使府，如韦绚《戎幕闲谈》、牛僧孺《玄怪录》、张读《宣室志》、裴铏《传奇》等。由于各方镇在地方素材上的优势以及使府文人广泛参与小说创作，大量以使府为背景、以使府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形成特色，明显区别于以京师（或京师附近）为背景的作品。平民角色进入使府小说，使唐代小说增添许多平民色彩，各区域的奇闻怪事进入作品，体现了唐传奇“记述奇人奇事”的本质特征。
唐代文学与幕府的研究是唐代文学和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这项课题的研究将有利于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的建设。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唐代文士的人幕使文人群体分布格局整体上发生了变化。唐代以前文人分布相对集中在某几个点上，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唐代使府文职僚佐分布尽管存在差异，但原则上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成平均态势，事实上也是如此。这种文人分布的全新格局正是人们研究区域性文化如何影响、制约作家群体活动的前提，也是研究群体行为如何形成文学风格的重要契机。
正因为这样的文人分布格局，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景象。在诗歌创作方面，盛唐与中唐边塞诗的差异主要取决于文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以使府为中心的文人送别诗在传播中不仅承担了绍介推荐角色，而且由于方镇使府的全国性分布使之在空间上得到延伸；文人唱和活动不再局限于朝廷和京城，而是分布在广大的方镇使府中，从而表现了更为深广的区域文化内涵。在散文方面，章奏不再专属于朝廷文人表现自己才华去获得“大手笔”的荣誉，大量的幕府章奏之文使方镇僚佐也得到表现的机会，使他们扬名于朝廷，甚至得到皇帝的表彰。在小说方面，由于分布于各地的文人能耳闻目及到当地的风俗传说，社会底层的生活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他们许多新鲜而生动的故事，因此他们在京都文人小说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们不必去摹仿京城小说表现贵族趣味而是反映与幕府有关的生活，或表现下层人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梦想（《南柯太守传》）、情绪（《谢小娥传》）和精神（《聂隐娘》）。总之，从空间上看，方镇使府文人分布使文人活动由京都向各地方区域伸展开拓；从文化品味上看，方镇文人造成了学术文化的下移、文学活动中心的多元化、文学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和通俗化。
事实上，唐代使府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问题的解决也有待于学界同仁的共同关心和投入。我们希望唐代使府与文学的研究，不仅能使人们认识到唐代文学研究中文人分布和地域文化的关系，认识到文人群体对诗歌创作风格和文学流派形成的特别意义，而且能对在相邻学科的联系中解决文学史问题的进一步尝试提供经验。
作为交叉学科的研究有很广阔的前景。唐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人所瞩目的成就，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许多问题也不断被揭示出来。人们除关注文学文本的研究之外，也逐渐注意在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寻求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其品性与原理的阐释，有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现在通过对事物关系的研究已得到比较确切的说明和解释。例如，任半塘、王昆吾先生对唐代音乐与文学的研究，程千帆、傅璇琮、罗联添等先生对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都是对学术史的重要贡献。
收稿日期：1999—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