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不确定性_评价体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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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行为举止,只要不是盲目地仅凭情感冲动行事或只是机械地例行公事的话,似乎都包含评价。”[1]评价研究难以界定,一些学者认为评价研究是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另外一些学者时常将研究视角集中于项目评价时所运用的一些特殊技术,还有一些学者将评价研究视为一种以评价为宗旨运用标准研究方法的研究活动。[2]无论对评价作何界定,评价研究都是以对科学研究的成果做出客观、公正、科学的价值判断作为自己的研究指归。学者依据这种价值判断在学术共同体中取得学术认同和学术地位。因此,评价研究成为学术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评价本身也对科研发展发挥着特有的“导引作用”。[3]由于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差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着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学科特质。因此,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就成为评价研究独特的组成部分。

1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发展轨迹

回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发展历程,邱均平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行政评议阶段、同行评议阶段、定量评价阶段和综合评价阶段。[4]虽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工作已开展了几十年;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评价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才引起人文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与设计”重点课题,研究成果《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价值评估》于1999年出版。

1997年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CSSCI”)的计划。为深入开展CSSCI的研制,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2001年7月5日,清华大学讨论形成了《清华大学文科科研业绩考核指标体系(第三次讨论稿)》,提出“代表性学术成果”制度。

2003年3月27日,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200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申报了教育部重大课题“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研究”。

2004年6月,南京大学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立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研究”获准立项。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重大课题的立项,各种评价研究中心的成立,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提供了丰厚的人力、物力保障,从而在学术界掀起一阵阵研究热潮。现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范围已经从最初对研究成果的评价,拓展到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基金项目、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研究机构的学术实力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现行的大学排名和各种奖惩办法的实施,实际上也是属于一种带有导向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属域。

在考察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主要研究人员时,我们发现,在评价研究的学术舞台上最为活跃的研究人员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科研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图书馆学情报学专家。为什么这两类人员会积极投身于评价研究呢?

对于科研管理部门来说,评价和管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本身就是科研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5]随着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源投入的增加,研究资源的投入无法跟上研究人口增加的步伐,管理部分如何有效地配置研究资源?合理配置研究资源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对研究管理部门来说迫在眉睫。评价研究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工具和前提,它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管理部门提供相对科学、具有一定信服力的资源配置标准。因此,科研管理部门不仅自己积极地投身到评价研究之中,而且对各个研究机构所开展的评价研究热烈响应并给予强有力的资源支持。

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专家来说,其自身的学科特质将其推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舞台。图书馆学情报学专家一直都将自己的研究视域主要集中于对文献的分类和载体特征的研究,比如,如何通过文献分类、编目、索引、文摘、版本等来组织、检索各种研究成果的物质形态——文献。故有的学者戏称图书馆学情报学为“书皮学”。[6]长期以来,我国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本质上都是一种定性评价,如邱均平所归纳的行政评议阶段和同行评议阶段。定性评价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加之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定性评价容易被评审人的个人情感因素所左右。因此,定性评价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公平,被学术界竞相诟病,人们纷纷呼吁一种更为科学、客观、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来补充原有评价方式的不足。鉴于此,图书馆学情报学应声而出,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恰恰是一种最为客观有效的方式,它可以从侧面定量地反映研究人员对某一研究成果的学术认同度,以及该学术成果的影响广度。引文分析法成为定量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条客观有效的途径。图书馆学情报学专家手持引文分析这一学术利器,纷纷跻身于评价研究的舞台;并借此有利时机,来扩展本学科和本人的学术影响力,提升在学术界的学术地位。基于此,评价研究成为其他学科了解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又一重要窗口。

目前,经过学术共同体的集体努力,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已经经过了一元化的定性评价或定量评价的阶段,进入采取多种评价指标相结合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阶段。

2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不确定性的表现

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达德利·夏佩尔说:“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任何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无论我们对它有多么确定和完善的理由,原则上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将来会产生怀疑和抛弃的理由。”[7]科学认识的对象日益复杂,科技和社会的相互影响日益加强,人类认识能力的历史局限性日益凸现出来。人类在知识的生产和应用的过程中越来越难以形成“共识性认识”,[8]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作为科学研究系统的一个部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不仅要做出客观、公正、科学的价值判断,而且“还存在着对判断本身的客观性以及价值的争论”。[9]因此,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不确定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 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对判断本身客观性的质疑

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实践中,研究人员通常根据不同的评价对象,设定各种能够反映评价对象不同属性的指标,然后使用各种方法对这些指标进行求值,再对每个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形成一个评价体系,最终通过加权求值并结合定性评价的结果来实现对评价对象的价值评判。这是综合评价阶段的一个典型的评价研究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评价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不同的评价主体会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而选取不同的指标,进而构建出不同的评价体系。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在筛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时,[10]研究人员共选取“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载文量、被摘率、影响因子”六个指标,然后对这六个指标的统计数据进行加权求值,再将筛选结果送给各学科专家鉴定,最后根据专家意见作个别调整后产生核心期刊列表。具有同类性质的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其遴选的原则和方法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提供的各学科期刊总被引次数、2004-2006三年他引影响因子及其加权值数据,对拟入选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定性评价,删除了属于一号多版、自然科学类以及编辑不规范等不符合CSSCI选刊标准的期刊,在考虑地区与学科合理布局的基础上遴选新年度来源期刊”。[11]可见,CSSCI来源期刊的遴选注重“总被引次数”和“他引影响因子”这两个指标。此类对同一对象采用不同的评价指标的实例还有很多,比如,在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大学评价中,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中国高校竞争力排行榜》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所选取的指标也有所差异。

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导致人们对评价研究判断本身的客观性产生质疑。指标选取的依据是什么?所被选取的指标集合是否能够客观、全面、科学地反应评价对象的属性?评价主体的合法性如何确认,即评价主体如何去证明自身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能力以及自己评价结果的正当性?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不确定性在种种此类疑问下彰明较著。

2.2 评价结果的多样化:对价值的争论

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必然导致评价结果的多样化。例如对国内高校进行综合性排名,依据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评价结果,大陆地区排名前三的大学依次是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12]而依据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评价结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依次位列三甲,南京大学综合排名第五。[13]评价结果的多样化,致使人们无法对评价对象产生统一的价值判断,进而导致无法充分发挥“科学研究评价体系对科学事业和科学活动所具有的决策、激励、导向、规范四大功能”。[14]

即使是对相同的评价对象采取同样的指标集合去评价,由于研究人员给各个指标所分配权重的不同,也会导致评价结果的大相径庭。不同的评价主体在给同一指标分配权重时,会受到主体研究视角和主观因素的限制,赋予同一指标以不同的权重。究竟什么样的权重分配才能最准确客观地反映评价对象的实际属性呢?这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不确定性问题。

评价结果的多样化导致了社会公众对评价对象的价值争论,即哪一种评价结果是对评价对象做出的最为客观、公正、科学的价值判断,从而可以成为指导我们实际行动的依据;同时,评价结果的多样化也导致了对评价主体权威性的质疑,即到底哪一家评价主体才是最具有信服力的。争论和质疑的同时存在,逐渐削减了评价研究的现实意义。评价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对评价对象做出价值判断,从而为人们的行动寻找指导依据;而现有的多样化的评价结果却不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行动依据。面对多种选择,我们感到无从选择。

3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不确定性的成因分析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极为复杂,既有人为的主观因素,如前文所述从评价研究本身去分析构建评价体系时造成的不确定性;也有评价对象自身所具有的客观因素,即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身的不确定性去追寻评价研究的不确定性的产生根源。

3.1 基于科技哲学对不确定性的成因分析

从现代科学体系创建之始,科学所做的一切工作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追求确定性”。直至今天,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确定性仍然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本质特征。这种确定性的基本信念即“研究求知事业的主要传统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假设,有一种东西,既是获取知识的先决条件,又不会因所获得的新知识或信念的影响而修正或摒弃。”[15]然而,科技哲学从研究对象、认识主体及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对“这样一个共同假设”提出了质疑。[16][17]

科学的研究对象即科学认识活动的客体,包括三大类: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在存在论的层次上,由于事物总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自然客体的发展前提或初始条件与未来结果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自然客体的发展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尽管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使观察对象的性质反复出现,但是它本身总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决定了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的不确定性相对自然客体更为明显。

从认识主体上来看,认识论的视角给不确定性的产生提出了两种解释:一是认识的有限性。世界是无限的,人的认识能力具有历史局限性。二是理解的差异性。认识主体由于自身的生理、心理基础不同会对认识的对象做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

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还源于研究方法上。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一直都存在着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的争论。无论是基于试验科学的归纳主义还是基于理性逻辑的演绎主义,都存在着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归纳主义无法穷尽对象的集合,因此,归纳问题表现为归纳所得到的结论永远无法得到完全证实。演绎主义的逻辑起点是一些自明的公理、公设或假定,而作为逻辑起点的公理、公设或假设其本身的确定性就无法在逻辑中得到证明。

3.2 基于学科类型划分对不确定性的成因分析

在现行的认知体系中,人们通常将人类的“知识之树”[18]粗分为理科和文科两大类。学者在进行系统的学科划分时,又将理科细分为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文科细分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形成对学科体系的“4部11门”分类法。[19]

自然科学是以客观的自然世界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工程技术是人们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来改造自然世界的手段和工具,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组合即构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技术”。人文科学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相对于客观的自然世界来说,人类精神世界和人类社会充满了种种不可预知的随机性和偶发性。鉴于此,研究人员纷纷从学科类型划分的角度来探求对人文社会科学不确定性的解释。如朱少强从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真理检验的困难、价值实现的潜在性与间接性、民族性和本土性、成果多样性与引文周期长等五个方面来论述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特质。[20]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这些特质导致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不确定,进而导致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不确定性。

我们认为,除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科学技术”更为显著的不确定性以外,人文社会科学表达方式的模糊性和研究结果的不可重复性更加强化了这种不确定性。表达方式的模糊性是指人文社会科学是以语言而非数学化的公式作为自己的主要表达手段,研究结果的不可重复性是由于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境的不可再现性而导致的。

3.3 基于学科流动性对不确定性的成因分析

在当前这种“信息爆炸”、知识结构突变的时代,不容忽视的中心事实是“学科分界线的流动性日益增强,概念在学科间的流动也更加容易”。[21]这凸显为新型交叉学科和横断学科的不断出现,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制度人口学、信息科学等等。一些学者精通某个领域中的专业术语,并将其灵活地运用于另外一个领域,从而不断地拓展了人类的认知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无法规避这种学科发展总体趋势的影响。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研究人员发现,在我们要阐述或者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问题时,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我们通过传统的介绍某一学科的教科书所学到的知识远远不够用来解决我们实际生活和研究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因此,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分工逐渐发展起来。研究人员在解决问题时需要运用传统上属于几门学科的学术工具,依据具体问题进行学术分工,使不同的学科知识产生碰撞,依此来实现原始性的知识创新。

4 结论

科学知识本身就是建立在不确定性上的人类认识。作为罗素式的“人类的知识”[22]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不确定性是其根本属性之一。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评价研究的不确定性;评价主体和评价体系本身的不确定性,又强化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并非只有消极意义,恰恰相反,不确定性是确定性追求的前提。“科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自然界的不确定性;科学之所以发展,是因为还有许多不确定的问题有待解决;科学的未来的存在,一定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23]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正是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不断发展创新的动力之源,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是基于不确定性对确定性不断寻求的研究。

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不确定性的解决有待于人类认识的不断发展,而评价体系的不确定性是可以在对评价研究进行科学管理与操作的基础上使其削弱到最低点,以达到对评价研究的确定性的追求。这里笔者仅提出几点建设性的建议:①坚持分类评价的原则,对不同学科的评价对象采用不同的评价体系进行评价;②评价研究的分工原则,这一原则是建立在分类评价原则基础之上的,即不同的评价主体对不同学科类别的评价对象进行评价,分工协作,避免重复劳动,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评价系统;③评价结果认证原则,即官方部门采取民主方式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对评价机构的研究结果进行认证,从而统一认识,使我们的行动有所依据。

收稿日期:2008-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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