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我国供给结构的转型升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6)04-0046-06 供给与需求是辩证统一关系。供给结构的转型升级，不是不要需求，相反它的成败得失，与需求密不可分。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提的供给侧改革，完整地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3个字十分重要，简称“供给侧改革”时不能忘了这3个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不要需求，而是既关注供给又关注需求。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①我国供给结构要实现这一目标，急需加快转型升级。这既是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旧外需市场衰退周期的延长，也得益于“一带一路”等新外需市场的形成和扩大。 一、“一带一路”与供给结构“去库存” 我国不仅商品房库存严重，那些以发达国家为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加工型产品库存同样严重，成为长三角、珠三角等加工贸易地区企业停产、半停产的主要原因。我国“入世”后，随着市场开放和外资大量进入，宏观调控进入了软约束时期。外资使我国出口特别是加工贸易出口高速增长，引导资源大量流向外需，生产了大量面向发达国家市场的产品。2008年9月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外需市场急剧萎缩，导致了严重的库存。原来认为这场金融危机一两年即可过去，因此，2009年国家投入4万亿财政资金并带动了10万亿贷款来“振兴”这些外需行业。但随着前金融危机向后金融危机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爆发或者临近爆发更加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它们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我国的外需市场继续萎缩。2005-2007年我国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22.2％、16.1％、18.0％，而2011-2013年连续为-4.2％、-2.1％、-4.4％。② “一带一路”外需是新型“南南合作”的外需。“一带一路”市场占全球贸易额20％以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品市场。我国“一带一路”构想提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实现贸易投资政策协调，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还能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加强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③这些倡议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和响应。2015年上半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2957.7亿美元，增长1.9％，占出口总额的27.6％。其中对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沿线国家出口均超过17％。④在伊朗受西方国家制裁期间，中国连续7年保持伊朗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14年中伊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大关。2015年以来随着伊朗国际环境逐步改善，伊朗作为“一带一路”枢纽国家地位进一步凸显，中伊贸易随之快速增长。其中2015年第一季度，仅义乌小商品就向伊朗出口了1.8亿美元，同比增长65.7％，伊朗成为义乌小商品最大的出口目的国。2016年1月，义乌—德黑兰铁路货运专线开通，全程只需15天就可到德黑兰，使更多价廉物美的中国服装、餐厨用具、鞋帽伞等消费品进入具有强大购买力的伊朗市场。 我国“一带一路”构想还提出，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鼓励本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⑤这带动了我国钢铁、化工、建材、有色等基础工业的过剩产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减少了它们的库存。在基础工业中，产品库存增加导致价格下跌，在跌破生产边际成本之前就选择停产，投资均变为沉没成本，损失更大。但继续生产又会使库存进一步增加，价格进一步下跌，解决这种两难状况的办法就是开辟新的外需市场。 对外援助是我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友谊的重要方式。我国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得人心。近年来，我国对外援助绝对数增长较快，但占我国国民收入的比重却下降得厉害，2012年从1975年的1.41％降至0.064％。⑥这说明，相对于经济能力，我国有进一步提高对外援助的空间。我国政府可以向企业购买库存积压的日用和耐用消费品，通过对外援助的方式提供给“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帮助他们减轻因灾害或战争造成的困难；还可以向企业购买库存积压的资本品，通过外援项目提供给“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这样既促进了我国与他们的民心相通，又提高了中国产品的知名度。 由于一些重要的东亚国家成为或者将要成为美国主导的TPP成员，使一些人士对“一带一路”市场的潜力和前景发生了怀疑。TPP的经济作用主要是贸易替代和转移，而中国已经是TPP一大半创始成员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还是其潜在签约国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不仅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所在的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建立了自由贸易区，还与韩国建立了自由贸易区。 美国在TPP谈判中坚持排除成员原有贸易协定的约束，达成一个全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引起了一些成员的不满。而“一带一路”不仅不排斥东盟、南亚次区域联盟、海合会、欧亚经济联盟这些区域经贸合作组织，反而以它们为进一步合作的平台。习近平说：“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⑦我国“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非机制化的特点，具有非常大的贸易亲和力，是美国主导的TPP压制不了的。而“一带一路”国家在区域经贸合作平台上共同商建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区，使中国产品能够更加顺畅地进入这些区域市场，使我国新外需市场的容量进一步放大。 二、“一带一路”与供给结构“去产能” 过剩产品是狭义的库存，而过剩产能是广义的库存，不解决过剩产能，过剩产品去库存是治标不治本。到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的产能利用率分别只有72％、73.7％、71.9％、73.1％、75％⑧，明显低于80％的国际正常水平。产能严重过剩不仅使企业经营困难，行业亏损面扩大，还使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危机。 2013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要求把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但是资本的利益决定了产能严重过剩企业更愿意用扩大规模、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的方式来化解经营困难，而这一做法也符合地方政府GDP竞争利益的需要，它们用更加优惠的政策帮助本地企业扩大规模。虽然淘汰了一部分高能耗、高材耗、高污染排放的产品，非“三高”产品工艺也先进了，但产品结构没有大的变化，整个行业的产能过剩有增无减。现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我国稳增长的主要困难，也是我国供给体系提高质量和效率的拦路虎。 2016年2月，国务院先后下发《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在严禁新增产能的同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退出过剩产能，开始了新一轮更大力度的“去产能”进程。由于我国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加工型产业，仅靠关闭和停产将面临大量职工安置和转岗问题。其中，仅煤炭和钢铁行业初步估计就要分流安置180万职工，这对社会和财政都是不小的压力。由于对这轮国际金融危机周期判断失误，过剩产能中有不少是2009年后投资的，它们的破产会给银行增加大量坏账。目前我国钢铁、煤炭装备大多处在世界先进水平⑨，因此，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退出过剩产能的同时，还要向国际市场转移一批，以扩展外需来减缓“去产能”的负面压力。 我国“入世”后曾经鼓励中国企业与大量“走进来”的跨国公司背道相驰，到美国等发达国家投资设厂。但美国等使用苛刻的国家安全审查既不准中国企业进入其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等部门，也不准进入其技术含量高的制造部门。例如，2008年2月中国华为公司联手美国私募资本公司贝恩资本收购美国网络产品公司3COM，遭到美国国家安全审查而失败；2011年2月美国再次对华为公司收购美国三叶公司技术资产启动国家安全审查，迫使华为公司撤回收购申请。同时，我国传统行业用的是外资带来的加工制造乃至组装技术，既没有核心技术也没有品牌，消耗的主要是国内廉价劳动力、资源和环境，要到发达国家投资也水土不服。而“一带一路”的主体是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对我国的制度歧视。我国可以与它们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经济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⑩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产业层次低于或者略低于我国，大部分与发达国家处于原料国对工业国的依附地位，都希望摆脱这种依附，获得自主发展能力。我国“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11)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也提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结合“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转移部分产能，实现互利共赢。(12)这些都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对于绝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来说，淘汰了高能耗、高材耗、高污染排放产品后的传统行业产能，是它们获得自主发展能力所急需的。即使像沙特这样的海湾石油富国，由于面临着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周期延长而导致的油价下跌也急需转型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多样化。而中国装备性价比高，又有技术转让、人才培训、强有力融资等方面的支持，可以帮助它们花较少的钱建立起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玻璃、汽车制造、电厂等急需产业，填补产业空白，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13)我国“一带一路”构想提出，鼓励本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促进企业按属地化原则经营管理，积极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14)这些措施落实后，既为化解国内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开辟了巨大空间，使我国能够集中力量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又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带来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双赢与多赢的局面。 三、“一带一路”与供给结构“补短板”“降成本” “一带一路”新外需市场也对我国供给结构转型升级形成了“倒逼”机制，对它的“补短板”“降成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补短板”首当其冲的是核心技术的“短板”。我国传统外需型供给体系依赖的是发达国家资本带来的加工制造乃至组装技术，现在这些制成品要进入“一带一路”新外需市场，与发达国家没有竞争的，就要向发达国家提供专利费。就像“入世”前后中国的摩托车行业那样，大部分出口利润都变成专利费流入了日本本田、铃木、雅马哈这些专利拥有者的口袋。与发达国家有竞争的，则可能遭到发达国家产品“侵权”“盗版”的法律诉讼。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不高，不用过于担心。其实不然，目前印度知识产权保护的总体水平就高于我国，东盟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高于或者接近于我国，原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在迅速提高。因此，走向“一带一路”市场的中国产品不尽快补上核心技术这块“短板”，桶里的水就怎么样也装不满。 其次要补上品牌这块“短板”。2015年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最初动机之一，是我国旅游者每年要从发达国家带回1万多亿元的消费品，并从奢侈品向普通日用品延伸。而这些消费品中有不少是在我国贴牌加工的，还有不少是我国企业也能生产，但它们品牌的知名度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现在一些“一带一路”国家的消费水平不亚于甚至超过了我国，而这些国家市场也对发达国家开放。如果我国电饭煲、马桶盖、奶粉、奶瓶等普通日用品依然是一流的产品、二流的品牌，那么不仅是三流的价格，甚至要被挤出市场。 同样，到“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也要加快补上先进技术这块“短板”。我国“一带一路”构想提出，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15)这就要求我国能源资源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从初级产品生产向深加工转换。例如煤炭产业要变主要输煤为主要输电，由主要发展产业链很短、附加值很低、污染排放严重的煤制焦转为发展产业链较长、附加值较高、污染减量较大的煤制烯烃、煤制气、煤制油等煤化工。还要求能源资源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产业，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才能在“一带一路”国家实现低碳循环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我国“一带一路”构想提出，“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16)新兴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它使沿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涌现一批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拥有自主品牌、开展高层次分工合作的国际化企业，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进而在一些领域成为全球重要的研发制造基地。”(17)这就要求我国制造业加快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18)改变核心关键技术、重要装备乃至关键部件都依赖发达国家的状况，实现制造业的自主研发、自主装备、自主发展，这样才能在“一带一路”国家大显身手。 补了“短板”具有了技术竞争力，还要辅之以降“成本”，才能具备市场竞争力。我国劳动力价格高于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到那里投资，这方面的成本可以降下来，但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力培训、产业集群程度等方面要落后我国，我国企业这些方面的成本会高于甚至远远高于国内，这就需要通过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降低运营成本来化解。而在另一些沿线国家，例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海湾国家的石油石化产业，我国企业成本远远高于当地企业。到那里投资，需要更加努力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才有中国企业的一席之地。 企业要降成本，在政府方面，应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适当降低缴费比例，降低企业人工成本；降低增值税税负和流转税比重，清理不合理涉企收费，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完善国际国内能源价格和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企业能源成本；规范公路等收费行为，降低企业物流成本(19)；对企业而言，应加强创新管理、改进工艺、节能节材，特别是做大规模。半桶水不如一桶水流得远，中小企业一般只适合到周边国家投资，要进入广阔深远的“一带一路”市场，主要还得靠大型企业船队。企业要组成进入“一带一路”汪洋大海的船队，一是靠强强联合，组团出海。同行业企业以资本为纽带组团出海，可以共享资本、信息、渠道、人才、管理等方面的竞争优势，避免同类企业恶性竞争的内耗；上下游企业以业务为纽带组成合资公司，可以迅速形成产业集群优势，为“一带一路”市场提供全产业链服务。二是强弱联合，抱团出海。例如，由一家或几家大企业牵头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建设工业园区，形成主导产业后带动国内上下游和关联产业中的小企业前来投资，形成产业集群。三是兼并重组，整合出海。我国有许多因为产能过剩而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如果把它们当作“僵尸企业”破产关闭了，不仅导致大批工人失业，也会使技术和人才流失。在优势企业内重组，工人只需要转岗，技术和人才不容易流失，而优势企业也实现了低成本扩张，进一步降低了进入“一带一路”市场的“成本”。 注释： ①《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②《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 ③⑤⑩(11)(14)(15)(16)(17)国务院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④中国证券网2015年7月13日。 ⑥搜狐网2016年2月3日。 ⑦《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⑧《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5日。 ⑨《李克强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6年1月18日。 (12)《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人民日报》2016年2月4日。 (13)《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 (1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9日。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16年3月17日。标签：一带一路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人民日报论文; 经济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