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丽新[1]2004年在《政治主体性的衰落与觉醒》文中研究说明人是政治主体。人的主体性在政治活动中展开和具体化，构成人的政治主体性，即人必须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参与政治，运用民主权利实现对正义和自由的追求。而在现实中，人的政治主体性却不断衰落，人的主体性在政治领域里的空场与在经济领域的爆满形成了鲜明对比。其现实原因在于：经济滞后，政治制度限制，道德文化心理障碍。学理原因在于：人的主体性处于黄昏，理性处于困境，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相分离。为了唤醒政治主体性，必须建构合理政治主体性；完善民主制度并使其伦理化；建设开放的政治文化；促进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融合。政治主体性的觉醒可以推动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
李静[2]2014年在《瓦解与重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形象的书写（1999-201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人阶级成为探讨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第二次大转型的核心议题,工人阶级也成为各种不同样式的艺术作品的主题和内容,本文试图借助对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小说电视剧、纪录片、电影、小说的分析,来重新梳理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瓦解的历史过程和再造的可能。本文所选择的作品无一不受“讲述话语的时代”的影响,在“去政治化”的时代中,工人阶级变成了必然要在历史中消失的“废墟”和“挽歌”。这种叙事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部,指认了是工人阶级承担了向市场转型的风险和成本的同时,也再现出工人阶级分化的现实。然而,这些叙事都未能把握和理解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和瓦解的内在关联,既无法真正进入社会主义建国运动所塑造的工人阶级的历史,也没有观照到工人阶级分化背后政党政治转型的社会现实。本文既是要将现实历史化,也是要将历史现实化。将现实历史化,就是把隐藏在当前工人阶级形成的悖谬性放置在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才能看出这种悖谬性并不是全球资本借助中国城市改革的“春风”,通过国内的市场机制直接催生或者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内在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90年代”的城市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应对80年代的改革试图克服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失败之后所产生的危机。将历史现实化,就是不仅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成中国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建立军事重工体系的物质实践过程,更是将其视为确立底层劳动者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的主体地位的自觉的文化创造,这对迫切需要“表述自我”,以打破政治上的沉寂状态的“农民工”来说,是一种获得平等的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和合法性的先决条件和重要传统。本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谈建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形成与消解,勾勒出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内在危机,第二部分谈工人阶级的瓦解,特别是有尊严的生活世界的消失；第叁部分探讨底层化的工人阶级是否失去了阶级意识的问题,第四部分谈透过底层话语探讨尊严政治和再造工人阶级的可能。
慕振东[3]2017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的现代化是人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劳动实践)和对象性产物(物、组织、制度等)回到自身,不断自我确证、自我发展的过程,它要实现的是主体性的不断增强和全面构建。严格来说,人的现代化不是一个自明的课题。没有对象化的过程和对象物的反作用,主体性就无由体现、无法界定。就本文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人的现代化,不是时髦的点缀、可有可无的附加,而是客观的背景、可能可行的必须。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语境,谈论人的现代化就难免落入自说自话、循环论证。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在治理关系中,主体的多元化是构成性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将原来只是统治的对象的普通人的主体性凸显出来。人的现代化包括两个环节,一个环节是从主体性到对象性,一个环节是从对象性到主体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前者集中表现为公民权利问题,这要求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主体的公民必须享有相应的权利,从而构成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条件;后者集中表现为公民资格问题,这要求公民必须具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能力和素质,否则无法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质量和效果。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现代化问题核心就是现代公民的培育和塑造问题。本文分为导论、理论基础、主体和结论四大部分。本文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缘由、核心概念、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问题。正文第一章,是理论基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关于人的现代化的思想。通过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将主体性而不是客体性、人的标准而不是物的标准作为现代化的坐标原点和衡量尺度,从而实现了现代化的坐标矫正。现代化是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转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走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个体主体性和群体主体性从混同到对立再到统一、人的经济主体性和政治主体性从混同到失衡再到协调。在近现代民主政治框架内考察主体性构建,马克思深入到资产阶级“政治解放”进程中,他最早批判了资产阶级公民权利的虚假性和片面性,从而强调对公民权利的积极实现和体系构建。马克思不是将公民权利仅看作一种静态的身份或制度,同时也注意其作为动态的行动和实践的一方面,因此对公民权利运用和实践的客观要求意味着对无产阶级具备相应公民资格的客观要求。运用公民权利的意识和能力成为马克思为无产阶级公民资格培育和塑造确立的基本方向。正文第二、叁、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正文第二章,阐述了当下中国人的现代化的现实语境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既要探究国家理论特别是个人与国家关系演化的理论过程,更要探究中国治国理政内生性演化的历史过程。国家治理是经过了国家吞没个人、个人先于国家、国家高于个人的理论博弈和实践演化,才转向国家服务个人这个更民主更科学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在体系方面强调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在能力方面强调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但是传统统治体系中排斥人民的主体地位,并缺少管理经济、司法、军事和金融的“治理者”,于是宋朝之后中国的管理体制日渐僵化和管理能力日渐衰退,最终在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竞争中落败。近代的仁人志士向世界求索,经过“器物说”、“制度说”、“新民说”等思想和运动,逐渐形成了以“新民”而“强国”的共识。但面对一盘散沙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既唤起了民众又把人民组织起来,从而带领人民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工农阶级联合的国家政权,开启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之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系统全面地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思考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等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明确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正文第叁章,阐述了作为人的现代化外向维度的公民权利的发展历程、基本内容和进路分析。公民权利是公民主体性的发挥和发展的依托,现代公民理论奠基于公民权利。公民主体性的结构决定了公民权利的体系,公民权利体系的发展促进了公民主体性的构建。从发展脉络上来看:18世纪,着眼于满足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民事权利蓬勃发展;19世纪,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或者选举者体现的政治权利如火如荼;20世纪,旨在改善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权利大放异彩;而如今,体现公民参与经济治理、社会治理主动性和主体性的参与权利也日益兴盛。公民权利逐渐形成涵盖民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参与权利的体系。在公民权利扩张和公民权利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公民权利一方面体现了统治阶级为了缓和社会冲突和促进社会整合而采取的一种“统治阶级策略”,另一方面是下层阶级为改善其生活而努力斗争的结果——从上而下的进路和自下而上的进路相互结合构成了公民权利发展的现实路径。正文第四章,阐述了作为人的现代化内向维度的公民资格的发展历程、基本内容和生成机制。作为个体构成共同体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享有共同体对公民身份认可的消极公民资格,是享有公民资格的前提;满足共同体对公民素质要求的积极公民资格,是享有公民资格的关键。积极公民资格,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推进民主政治构建、破解现代公民问题的紧迫任务。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的公民资格,关键在其价值取向、需要取向、思维取向、精神取向、能力取向、人格取向等方面。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格公民必须具有权利意识与自律需要、治理思维与公共精神、专业能力与健全人格。但对公民资格的列举并不等于对公民塑造的完成。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保障公民资格的实现,必须重视政治参与锻炼、市场经济培育、公共生活养成、公民教育塑造等四大方面。正文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阐述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推进的目标方向及现实问题、客观条件、构建路向。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问题解决的目标方向就是现代公民。但是在当前,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膨胀形成了人的现代化推进的价值困境,治理体系和参与渠道欠缺形成了人的现代化推进的实践困境,传统文化和现行教育制约形成了人的现代化推进的文化困境。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客观条件、客观可能。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人的现代化的正负效应决定了必须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积极要求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自觉、加强人的塑造,保障公民权利、提升公民资格,坚持主体性全面构建、注重对象化不断实现,促进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王雅丽[4]2016年在《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公共精神是工业革命和理性启蒙运动以来的产物,是现代性的精神文化特质。公共精神概念源自于西方,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为公共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人的主体性、公民意识和公共性是公共精神形成的主观条件;在西方,公共精神经历了群体性公共精神和个体性公共精神两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公共精神虚伪性的基础上,建构了以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发展为主要特点的类公共精神;列宁结合苏维埃俄国实际,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精神思想。公共精神问题存在于现代化进程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和公共交往的每个角落,是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随着当代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生活交往由“熟人模式”向“陌生人模式”转变,培育中国特色公共精神日益迫切。本文在梳理中西“公共”涵义、解析公共精神概念的本质、特征和功能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公共精神是自我意识与公共生活之间的理性认知和良性互动关系的总和,是人们对于公共利益、公共价值的认肯和守护,它主要通过公民对于公共生活的关怀之情、参与意识、公民文明风范以及社会的公共价值理念体现出来。高扬公共精神对于公共生活具有规范、批判和建构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的公共精神研究始于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探索,主要经历了公共精神的滥觞、高涨和曲折发展叁个阶段。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正加速向现代化和公共化转型,丰富多样的公共生活为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而人的主体性、公民意识和公共性日益彰显是当代中国公共精神形成的主观要素;人们对于公共生活之公共价值本质认知的变化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精神。在经济全球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公共精神培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状况不容乐观;公共精神培育必须从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坚持政府主导培育和公民自觉涵育相结合的方式和途径。总之,我们要正视社会转型期的公共精神培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公共精神培育任重道远。
李雁[5]2011年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乌托邦精神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期文学具有乌托邦精神。文学中的乌托邦精神包含着社会学、文化学、美学等多层面的内涵,本论文试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新时期乌托邦文学诸形态,探究其理论基础、价值意识和美学特点,考察新时期乌托邦文学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美学意义。绪论:乌托邦是中西方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历史上诸多形态各异的乌托邦言说的深层,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乌托邦精神。乌托邦精神指代的是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普遍的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否定性、理想性和非现实性构成乌托邦精神的叁个特征。新时期后,建国以后的政治乌托邦激情消退,意识形态的约束减弱,作家的主体意识觉醒,文学否定、批判功能加强,但同时乌托邦思维依然影响着文学创作,并使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具有浓重的乌托邦性。较早出现的文学思潮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家站在人道立场书写文革时期的政治苦难,把悲剧引进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限制。但总起来说,伤痕、反思文学仍然没有摆脱单一的政治思维模式,它既包含对现实的反思,又蕴涵了对理想的信仰。80年代中期以后,乌托邦言说由新时期初期的一元政治话语转为众声喧哗的多元叙述,显示出知识分子的多元思考。第一章分析政治乌托邦文学。20世纪以来,乌托邦发生巨大的转变,传统的向后看的乌托邦转向近代的向前看的政治乌托邦。向前看的乌托邦是前瞻性的,它否认人类过去曾经存在过完美的“黄金时代”,而把完美世界的希望放在未来的图景中,认为人类经过努力,可以克服现实世界中的种种缺陷而达到较为完善的境界。与传统的乌托邦相比,它包含着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念和政治理想主义的精神。新时期一部分创作具有政治乌托邦倾向。新时期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借助于一个十年梦魇,知识分子开始了全面的反思。这种反思最早是从正视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苦难经验开始。新时期的政治苦难描摹在美学风格上呈现出悲剧的色调。同时,在种种苦难情绪的背后,我们还能感受到一种与苦难同样强劲的力量,我们可以称之为“希望的原则”,它体现在情节走向、结尾设置和死亡书写中,构成了伤痕、反思文学中的乌托邦色调。新时期政治苦难的发现一部分原因在于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作家开始尊重个人经验,现实主义不再理解为对现存政治路线的简单阐释,而是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经验和认识。对“苦难”的正视的确突破了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建国后伪现实主义的束缚,以“写真实”的原则回归文学本体,但“希望的原则”又使我们感受到新时期文学与建国以后文学的精神上的联系,这种现象反映的是作家复杂的文化语境和现实处境,是过渡时期知识分子多种文化心态的产物。它反映出知识分子脱离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自我价值的努力过程,它既有突破,也存在创作主体内在的悖论和冲突。第二章分析乡土乌托邦文学。乡土的发现是20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80年代中后期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乡土文学的意蕴不断拓展、加深,在一部分乡土言说中,呈现出一种乌托邦精神的渗透。在他们的文本中,乡土大地具有了精神家园的永恒意义,负载了作家对理想的社会和人格的想象。第一,乡土乌托邦中自然与人的关系有明显的变化,在精神品格中显示出向传统回归的趋向,体现出一种自然文化精神;第二,乡土乌托邦具有民间文化意识。乡土乌托邦创造了一个与政治意识形态和精英知识分子话语截然不同的民间乡土世界,对日常生活作了诗意的描写。乡土乌托邦反映了一批出身农裔的知识分子内心的原乡情结,但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乡土乌托邦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挽歌情调。乡土乌托邦话语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它显示了逐渐萌醒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显示出知识分子脱离政治思维重建理想社会的努力;另一方面,乡土乌托邦也具有它的局限性,它向后看的思维决定了它与现实生活的隔膜,注定了其理想社会的空幻色彩。第叁章分析情爱乌托邦文学。8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主导意识形态的控制功能弱化,政治乌托邦激情消退,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自我价值的重要,个人的主体性增强。个人开始从国家、民族等社群中脱离出来,建立了属于自身的价值伦理,反映在乌托邦文学上,就是理想的人生形态由社会、政治、文化层面向个人层面转移。在一部分创作中,情爱成为乌托邦精神的新的载体。在情爱乌托邦书写中,情爱不再具有政治的隐喻意义,而是纯粹属于个人的私密的世界。它联系着生命个体的感性和精神要求,诉说着肉体生命和心灵世界的激情经验,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情爱乌托邦突破文革时期的爱情禁区,宣扬一种个人的爱、激情的爱、永恒的爱。但很快,情爱乌托邦就显示出幻灭的倾向。情爱乌托邦在新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文化心理意义:一方面,它显示出知识分子建立自我价值的努力;另一方面,情爱乌托邦的建立与幻灭体验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现代人身份的阶段性丧失,它是起点而不是终点,是现代人特别是女性建立独立自我的开始。第四章分析语言乌托邦文学。80年代中期以后,乌托邦发生了分化,在一部分创作中出现了语言乌托邦倾向。语言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经验、感情和认识的传递,它已经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它借助于虚构和想象构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构成了人的心灵家园。一方面,它借助自由精神抵抗社会压迫;另一方面,还包含着超越黑暗现实、建立理想世界的激情。语言乌托邦以想象的方式坚持了梦想的价值,给后乌托邦的时代贡献了新的思维方式,它在语言中保持了革命性质,它蕴涵了人的主体力量,使人从渺小卑微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的自我升华。第五章分析宗教乌托邦文学。宗教文化具有否定和超越意识。新时期国家的宗教政策发生了变化,宗教的价值被重新认识,而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创作中,特别是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那里,宗教成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新的家园,宗教文化开始影响到文学创作。新时期受宗教文化影响的作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有佛教背景的扎西达娃、阿来、次仁罗布等作家;一类是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张承志、王树理、石舒清、查舜等作家。宗教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世俗苦难的感知;一是对超世俗的神性世界的向往。在他们所构建的理想世界中,神性的力量显示出无上的权威,人因为皈依宗教而显示出神性的完美人格,而人的生存也显示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完美。结语:新时期是乌托邦失落的时期,也是重新寻找乌托邦的时期。因为乌托邦根植于人的需要之中。乌托邦赋予文学梦想的力量,文学恰因乌托邦而具有了两种光芒,借助于否定性和超越性,文学获得了透视黑暗、凝望希望的力量。
吴敬华[6]2011年在《先秦儒家君臣观念探源》文中指出儒家学派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主流派别,而先秦儒家作为儒家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初始阶段,其重要价值与意义毋庸多言。君臣观问题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与伦理思想的核心议题,在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看来,它同时又具有政治性与伦理性相互交融贯通的特点。先秦儒家谈论政治,始终围绕着君臣之道与君臣关系而展开。君臣作为政治实践的主体,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应该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他们拥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形成特殊的对应关系,君臣政治实践的成与败,君臣关系处理的好与坏,都会对现实政治秩序以及由君臣政治秩序主导下的社会秩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先秦儒家的终极关怀在于对秩序的追求,在春秋战国纷乱动荡的时代境遇中,让儒家士子最为痛心疾首的便是礼乐失范背景之下君臣之道的缺失以及君臣关系的混乱无序。本文力求架构一个君臣互动的政治模式,并在这一政治模式之下探究先秦儒家的君臣政治理论。在先秦儒家看来,君臣无疑是最高秩序的代表,君臣关系中政治与伦理相互交融贯通的双重属性使得君臣在社会道德重建与政治秩序重建中发挥着引领与规范的双重作用,这也是先秦儒家君臣观念之思想内涵的现实功用。因此,先秦儒家注重对君臣理想道德人格的诉求,注重对礼乐制度规范下有序亲和的君臣关系的理想化建构。他们以唐虞叁代时期的圣君贤臣作为追求奋斗的目标,并把希望寄托于现世之中的君臣之上。先秦儒家所宣扬的“修身入仕”、“内圣外王”的价值理念所凸显的正是其积极入世的精神。先秦儒家士子积极地参与政治、影响政治,试图构筑一个以道德为支撑,以君臣为载体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重建一个西周式的有序亲和的人间世界。我们会发现,先秦儒家的君臣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对现世政治中无道君臣的批判与谴责、对唐虞叁代圣君贤臣的褒扬与继承的基础之上的,是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矛盾交织的产物和表现。总的看来,先秦儒家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寄托于有内圣之德的君臣之上,具有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在春秋战国纷乱动荡的时局中无法付诸于现实政治之中,这是先秦儒家的不幸,却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吴增辉[7]2011年在《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依靠北宋中后期的历史背景,以儒学复兴的演变、南北地域文化的冲突、士人心态的衰变及诗歌风格的流转为主要线索,对此期的贬谪与文学间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全文共分八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概述党争与贬谪关系。首先揭示党争的学术动因,指出王氏新学与以洛学为中心的北方学术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双方的学术歧异决定了新旧党争的不可调和,最终造成愈演愈烈的局面。其次将北宋中后期分为熙丰、元佑、绍圣至徽宗朝叁个阶段,对每一阶段的党争与贬谪情况分别加以论述,勾勒出相应的历史轮廓,以为后面的展开张本。其叁则主要从制度层面对被贬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加以描述,揭示党争愈烈而贬谪日重的状况。第四节则从文化角度揭示出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的心态的内敛趋势,而贬谪则是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这直接影响到北宋晚期的诗歌风格。第二章论述熙丰间的贬谪与文学。第一节首先对“道”“势”关系进行探讨,王安石主政使王氏新学由民间学术的“道统”上升为“政统”,从而与朔学、洛学、蜀学等民间学术重新形成对立关系。第二节对司马光等元老重臣的文化心态及文学创作加以分析,认为其退守洛阳等地主要表示一种对抗新法的姿态,其创作的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第叁节从叁个方面论述贬放地方的士大夫的创作,揭示出他们心忧天下而又欲归隐林泉、依傍王权而又欲疏离王权的心理矛盾。第四节分析贬谪士大夫与园林组诗间的关系,指出宋代士大夫的内倾心态造成了其审美趣味的幽细玲珑,而贬谪际遇使其更乐于面对池榭亭台等安静幽闲的园林意象,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园林组诗的繁荣。第叁章论述乌台诗案与苏轼、苏辙之贬。首先对乌台诗案的文化内蕴加以剖析,指出乌台诗案乃是文化专制、春秋笔法与苏轼的自由人格激烈冲突的结果,其后结合文学创作及交游情况对苏轼贬谪际遇下的心态嬗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其贬后心态大体经历了苦闷超越、幻灭、归真四个阶段,而其生存哲学及文学观念则是“随物赋形”。苏辙贬谪期间所奉行的乃是“省之又省”的老子哲学,这一方面是其生存哲学,同时也成为文学观念,它与李翱的“复性论”一起,对苏辙贬谪筠州期间的文学创作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第四章主要探讨元佑贬谪与文学。首先对元佑更化的文化原因及这一阶段的党争特点加以剖析,指出元佑更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北地域的文化冲突,旧党对儒家价值的执守造成对新党批判的泛道德化。第二节对车盖亭诗案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新的清理,以求更深刻地揭示新旧党争的复杂性。第叁节论述元佑更化对新党的打击,他们既有失落与反思,也有愤恨与忧惧,其诗歌创作呈现出政治重压下的平淡风格。第四节则对洛蜀党争进行分析,指出旧党虽然掌握政权,实际上承受着内部斗争及新党可能复辟的双重压力,与新党相比,有着更为深重的忧惧心态,表现为诗歌创作同样呈现出平淡风格。第五章共分叁节,首先概述徽宗朝的政治状况及士人人格的蜕变,指出党争的加剧造成了叁代理想的破灭及士风的整体堕落,这促使置身贬谪中的士人对新党、新学乃至儒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士人思想变化的总趋势是转向内在,皈依佛禅,居士文化大行其道,这在被贬士人那里有着突出的表现。本章以郑侠、陈瓘、邹浩、苏辙为例,对居士文化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析。第六章主要分析苏轼、黄庭坚贬谪际遇下的心理矛盾及通常被忽视的性格侧面,以深入揭示贬谪与其心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化人格的本质。苏、黄晚年都追求平淡诗风,却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苏轼之平淡主要是其随缘任运的生命哲学的外化,黄庭坚之平淡主要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儒家诗教的体现。尽管有这样的不同,二人的平淡追求本质上都标志着生命激情的消颓及时代精神的没落。第七章与第八章具体论述苏门成员及元佑老臣贬谪际遇下的心态特征及创作变化,在描述其创作个性的同时揭示其创作共性,以深入探究其审美追求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北宋中后期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第九章主要论证北宋后期诗歌的发展趋势。首先分析苏门贬谪际遇下的交游情况,尤其具体分析苏轼与黄庭坚交游的不同特征,以揭示二人对诗坛的不同影响及双方地位沉浮消长原因。其次考察贬谪与江西诗派兴起之间的关系,联系北宋后期回归儒学的学术思潮,以潘大临与陈师道的诗学选择为例,说明为什么是黄庭坚的创作观念及创作模式最终成为诗坛主流。
刘春泽[8]2015年在《代际差异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研究》文中认为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及其相关事物所持有的一种归属感。它既是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来源，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及政治发展的动力。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受历史文化、制度安排、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影响，他们的劳动权、公民权在城市生活中屡屡遭到侵犯，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民工群体的政治认同。由于农民工群体人数众多，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覆盖面广，目前一些突出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特别是，当前，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阶层的主体，他们在1.6亿进城农民工中约占60%的比例，其需要层次、个人发展空间、身份认同、归属感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以比较的视角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问题更具现实性和前瞻性，这对于培养具有主体意识的公民，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意义。政治认同包括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叁个层次。基于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使得身份认同成为农民工政治认同问题的一个最基础层面。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农民工政治认同体系的主要内容。其中，身份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因为公民作为政治认同的主体，首先必须从内心完成身份认定，即解决“我是谁”的问题；政治是对利益的权威性价值分配，因此，利益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现实基础；制度是对利益的文本界定，而有效的制度必然要建立在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之上，但从根本上说，影响农民工政治认同的最大变量——“不公平感”的消除，不是建立在高远的理想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具体相关制度的遵守之上的，所以，制度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底线原则；价值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内容，也是政治认同的最高层次，但由于其抽象性的特征使之难于把握，而真实而积极的政治认同最终必然体现在价值认同方面，为此，价值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内生肌理。此外，政治认同内容的四个方面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彼此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在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渐进过程。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阶层的主体，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决定了其归属感、需求层次、职业追求、生活目标与老一代有根本上的不同。老一代农民工主要是为了生存而工作，他们赚钱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家庭的生活质量，进城打工只是他们回到农村过更好生活的一个手段。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不单纯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要在城市安身立命，继而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为此，他们的需求层次发生了变化，即在满足生存的同时，他们还要寻求自身的发展。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目标指向城市，也导致了他们在流动方式上的变化，即由老一代的循环流动模式变为单向流动模式。再次，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目标使他们生活满意度的参照对象由乡里人转变为城里人，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生活满意度。复次，受社会环境和教育水平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明显高于老一代，他们的权利意识已经从劳动权扩展到公民权。两代农民工在流动模式、需要层次、比较对象以及权利意识方面的变化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认同上呈现出新的趋向。根据已有的资料以及笔者对上海和哈尔滨两地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认同趋向方面已呈现出全新特征。即他们在身份认同方面模糊性增强，在利益认同标准上体现为双向提升的趋势，在制度认同方面呈现出价值理性取向，在价值认同方面有明显的冲突性特征；此外，在政治行为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困境逐渐从心理冲突外化为行为冲突。老一代农民工的成长背景决定了其政治认同建立在牢固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基于生存目的的城市生活预期，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困境主要集中在劳动权益被侵害这一问题上，故其政治认同多停留在利益认同层面。在总体上，老一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程度较高且相对稳定。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参照对象是城里人，不容易形成利益认同；并且，在利益需求方面，他们的需求层次和需求范围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他们除了注重像工资水平这样的现实物质利益外，也对诸如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社会利益有强烈的需求，而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意识不断提升，他们也更加积极地关注自身当家作主的政治利益。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预期上更强调发展，这决定了其在寻求自身发展过程中追求平等的必然性，而面对发展的障碍，他们最终也必将会选择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去争取和实现自身的权利。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不止停留在利益层面，而是已经涉及到了更高层次的制度认同及价值认同问题。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高于老一代，城市融入愿望更强烈，但由于他们面临的是一些制度性瓶颈，所承受压力大于老一代农民工，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障碍。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需求已经对政府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政府在这些方面如何回应将会影响到他们的制度认同。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观、价值观、法律意识使他们的价值判断更具自觉性，而这些判断不但关乎他们的价值认同，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新趋向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总体上，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主要是由工具理性主导，而价值理性相对缺失；但从他们的制度需求方面看，已初步具有价值理性的追求。由是观之，新生代农民工在积极政治认同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障碍。这一问题可以从叁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他们的政治认同层次还有待提高；二是从主体层次看，公民认同还存在一定障碍；叁是在行为层次上，常态化的制度性政治参与相对缺失。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障碍有其深刻的主客体原因。“尽管比较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在各方面都产生很大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主观层面。客观上，如果从一个大的时空范围看，他们并没有根本摆脱老一代农民工所面对的社会及制度环境。1”由于政治认同是在主客体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政治现象，因此，事实上，主客体因素不能够截然分开。从客体因素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障碍主要是受制于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广泛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它们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心理相互作用导致了其政治认同障碍。从主体因素看，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接续性与断裂性并存的主体性特征推升了其与客观环境间的不适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治认同障碍。由于现实制度安排滞后以及受主体的政治认知、思维特征等条件限制，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并带有双重性特点，即理性认同和非理性认同并存。某种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现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挑战。新生代农民工在未来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决定了，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消除他们在政治认同方面的障碍，就会影响到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政府的公信力以及社会各阶层间的和谐共处，更进一步，还可能会降低改革的合法性，甚至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为此，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认同方面的新趋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必须从主客体两个方面加以应对：一方面，要在政治社会化的意义上进行主体建设，将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成为具有公民精神和公民能力的合格公民。在公民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更高层次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和社会环境因素，都需要政治系统对此作出积极回应。这种回应既包括执政党和政府在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上的自我提升，也包括发挥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功能方面，如，充分发挥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和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加强政府社会服务功能等。此外，还必须通过建立健全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各项制度，扩大农民工的制度性政治参与，建立农民工组织与自组织，完善农民工的司法救济机制等手段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困境，逐步消除其城市生活的不公平感，以此改善他们的政治认同现状。
靳志朋[9]2014年在《文体、国体与国民：近代白话书写研究》文中认为白话书写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内容,如同一面包罗万象、异彩纷呈的多棱镜,折射出国家体制与国民精神的变迁历程。从晚清到民国的白话文运动,发生于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之下,在承接传统白话余脉的同时,大量吸收外来词汇和欧化语法,形成一种新的书写形式。一批文化教育精英与国家部门携手,共同致力于现代白话的普及和推广,使其最终取代文言,成为汉族书面语的主流。这个过程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新型国民的塑造,以及中国现代性因素的成长,意义深远,影响长久。白话文体与清末剧烈的政治变动有着密切联系。在改良与革命互相交织、此起彼伏的时代浪潮里,白话报刊、白话传单、白话布告、说唱文学、白话小说等书写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政治舞台上。官方主导的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宪政改革、地方自治运动中,它是宣导圣谕、巩固统治的工具；民间有识之士则希望通过白话文字来开启民智、革新社会；活跃于体制外的革命党人,则用它来鼓吹革命、动员民众,争取舆论的支持。可谓各得其所,各便其宜。民国时期白话书写的内容,更明显地反映出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的变更。北洋政府阶段的文告宣示了人民主权的国家理念,议会民主的政体形式,捍卫共和的进步信念；白话教科书对中华民国认同的强化,对科学知识的倡导,对新型国民的期待；小学生的作文里流露出求学报国的政治情怀,心系劳苦大众的平民精神,对世风世俗的批判反思；白话体的书信展现的是对民主政治的觉悟,男女平等的伦理精神,追求自主、进步的人生态度。动荡的时局和残酷的战争都不能阻挡中国和中国人走向现代的步伐。民族主义是近代最重要的思潮之一,民族国家是传统王朝体制走向现代国家的必经阶段。在经历清王朝覆灭、民初议会民主政治的失败之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最终以政党国家的形式出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共两党除了两度短暂的合作外,明争暗斗从未停息过,各自以民族革命的唯一合法担当者自居,发动政党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动员。在政党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充斥着舆论空间的政党话语强调服从意识、牺牲精神,压抑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不仅退步到文言话语的表达逻辑,也扭曲了五四思想家对国民启蒙的期许。政党国家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整合,完善了动员机制,使中华民族走出了丧权辱国的泥淖,却使国民精神背离了健康的轨道。纵观中国近代历史,白话书写与中国现代性的成长互为表里,包括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个人权利的实现叁大要素。相对于笼统模糊、诗化意象的文言,现代白话可以清晰准确、逻辑条理地进行描述和表达,因而被认为是一种进化的、科学的语言,被赋予正确、应当的涵义；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需要统一的国语来强化认同、凝聚共识,客观上促进了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的合流,从而实现共赢；白话便于普通大众掌握阅读和书写的技能,有利于他们受教育权和表达权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白话取代文言是一种时代的选择,顺应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大趋势。总之,白话书写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具有淋漓尽致的现代气质。它是洞察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的变化。从家国到民国再到党国、从儒家思想到政党话语、从等级森严到大众平等、从道德经验到科学理性,这是一个现代思想理念缓缓开启的过程。
文苑仲[10]2016年在《人类解放的审美之维》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追求自由解放是人类最初的,也是最朴质、最真实的梦想。古往今来,为这个梦想探索、奋斗、抗争的仁人志士不可胜数,但梦想仍然遥不可及。直到马克思主义的横空出世,才打开了梦想转化为现实的通道。马克思打开的这条解放之路通往的理想社会不仅意味着通过发展生产力而实现的社会财富的极大涌流,也不仅意味着由于阶级的取消而实现的公平正义,而且意味着审美的实现,因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审美绝不仅仅是闲情逸致的玩赏,而是人的自由本质和创造能力的体现,它的一端连着物质现实的感性生活和感性实践,另一端则指向人类解放的极境。因此,美学与追求人类解放的政治理想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人类解放必然包含着审美之维。正是沿着这一思路,20世纪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美学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阵地,美和艺术被赋予了救赎的重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美学就是政治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政治美学传统在当代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以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特里·伊格尔顿、安东尼奥·奈格里和雅克·朗西埃为代表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和艺术的重视,发掘审美的政治意义和解放功能,同时直面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和文化的后现代转向,深入思考当代的社会、文化和艺术现象,应对全球化语境下的理论挑战,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美学话语。詹姆逊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认为后现代的艺术、文化被商品逻辑所统辖,无法“再现”资本和后现代空间的全貌,导致认知的困境。他的“认知测绘”通过对当代艺术和文化现象的深入解读,力图超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呼唤新的美学形式去“测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再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整体结构,进而重塑后现代破碎的主体,唤醒一度沉寂的乌托邦冲动,重燃对未来的希望,探寻建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的可能,从而打通人类的解放之路。伊格尔顿将审美、艺术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交织,审美文本的意识形态分析与政治批评融为一体,坚持从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阐发美学或审美的政治作用。通过文学意识形态理论,他批驳了艺术无功利性的观点,在艺术与政治之间建立了内在的联系,把文艺作品和文艺批评纳入政治实践之中；通过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他阐明了审美发挥政治作用的特定方式,指出审美乃是塑造身体(感性)的政治行动；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他张扬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为超越晚期资本主义现实、实现审美化的生活指明了方向。奈格里把对艺术问题的思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劳动形式的转变相结合,在生命政治语境中重新思考审美和艺术的政治意义。在他看来,在生命政治语境中,审美与资本之间是“在其中并与之对抗”的关系。艺术和美内在于社会生产之中,受生命权力的制约并与之对抗,是反抗资本主义生产的“事件”,也是重塑劳动主体的生命政治行为,推动着劳动者的转变和诸众的形成,并把诸众的反抗聚合为持久的革命,从而导向对资本统治权力的解构。朗西埃的政治美学思想与其说是政治与美学的交叉,不如说是二者的融通。在他看来,政治之中存在着感知经验构建的美学,美学之中存在着对感知经验进行划分的政治。作为解放的实践,政治可以视为对感知经验的重构,相应地,作为无利害的快感,审美可以视为对感知经验划分的超脱。政治与美学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两种不同的知识话语之间的关系,而是两种感知共同体的关系,是政治的美学与美学的政治的关系。政治的美学和美学的政治共同致力于对世界的重新布局,打造可见、可说、可想、可做的新天地,实现社会成员位置、身份、能力分配的重构,推动人类自由解放的事业。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美学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随着社会历史变迁和思想潮流涌动而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从审美的角度对人类现实的存在境遇和可能的解放进行的深沉思考。它接受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滋养,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则构成其理论思考的具体历史背景和特殊问题视域。本文着重讨论的四位理论家的政治美学思想既有共同的理论起点又各具特色,涵盖了政治美学的政治基础、斗争领域和斗争方式。在理论方法上,他们在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将其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结合,并运用微观政治的理论视角。他们的理论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美学切入政治,构建政治哲学的审美之维,把美学与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美学融入政治,拓展了政治研究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从政治切入美学,彰显美学的政治价值,立足于政治阐释审美的当代境遇并思考审美在人类解放中可能发挥的功能,使政治融入美学,深化了美学研究的理论深度。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理论的局限性,并思考他们在理论探索和现实的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上所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总之,在政治美学的理论视域内,政治与美学紧密地交织,甚至走向统一。政治和美学的统一,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理想,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美学的根本追求。人类解放不能缺少它的审美之维!
参考文献：
[1]. 政治主体性的衰落与觉醒[D]. 曹丽新. 黑龙江大学. 2004
[2]. 瓦解与重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形象的书写（1999-2011）[D]. 李静.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3].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D]. 慕振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4]. 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研究[D]. 王雅丽. 清华大学. 2016
[5]. 新时期文学中的乌托邦精神研究[D]. 李雁.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6]. 先秦儒家君臣观念探源[D]. 吴敬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7]. 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D]. 吴增辉. 复旦大学. 2011
[8]. 代际差异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研究[D]. 刘春泽. 吉林大学. 2015
[9]. 文体、国体与国民：近代白话书写研究[D]. 靳志朋. 南开大学. 2014
[10]. 人类解放的审美之维[D]. 文苑仲. 东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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