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两创”专题·
贺麟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提升与转化
冯 丽 华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民族危亡和中西文化碰撞的时期，面对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唤，面临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困惑，凡是对中国文化命运有着深切关怀的有识之士，都发出自己的呼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贺麟站在哲学的角度和世界文化的高度上，融会中西方文化，吸收阳明心学，同时接受了斯宾诺莎、黑格尔、格林等人的理性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从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新心学”。尤其是，在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阐释上，贺麟在旧道德中提倡新道德，对传统道德的核心思想，诸如五伦观念、理欲关系、知行合一等，进行了提升和转化，这对儒家思想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复兴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当代的道德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贺麟；传统道德；五伦；理欲；知行；新心学
对于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贺麟主张，要对其做批评考察工作，即反省检讨，重新估价，这样才既能保持旧文化的精华，又能认识新时代的真精神。贺麟认为，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道德思想不仅并非一次毁灭性的冲击，而且是一次新发展的转机，我们要吸收诸子之长来补充儒家，同时也吸收借鉴西洋哲学，形成儒家的新思想。贺麟对中国儒学的发展和创新就是融会中西，站在哲学的角度和世界文化的高度上，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新的提升和转化，这主要体现在对传统道德中的五伦观念、理欲关系、知行合一等核心思想的基础性研究上。
由于历史原因以及船舶和港口危险货物管理所依据的国际公约有所不同，船载危险货物与港口作业危险货物的范围不一致，导致实践中在船舶监管和港口作业环节对危险货物的认定不一致，给企业生产经营和行业监管造成不利影响。为此，经反复沟通论证，本规定将船舶载运危险货物范围与《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7号）中港口危险货物的范围进行了衔接，基本保持一致，仍保留的差别主要包括：
一、对五伦观念的阐释
贺麟认为，五伦观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观念，应该在检讨的基础上挖掘其新的价值。打不倒坏的旧观念，也就不能建立起好的新观念。
贺麟所论述的五伦观念，包含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对人伦关系；第二种含义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常德”，所以又称为“五常”。贺麟主张，对五伦观念的研究不能因循守旧，要有合情、合理、合时代的创新。他说：“五伦的观念是几千年来支配了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生活的最有力量的传统观念之一。它是我们礼教的核心，它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群体的纲纪。我们要从检讨这旧的传统观念里，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1]56
贺麟主张，要从本质上对五伦观念进行分析，挖掘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这样才能全面、客观地指出其存在的优缺点。不以历史考证的方法去分析，也不采取主观臆断的方法。由此，贺麟指出，对五伦观念进行批评要坚持四个方法论原则：第一，不从表面、枝节处去批评，因为那样就会把五伦观念看作吃人的礼教，而是只从本质上批评，因为从本质上讲，自由平等、宗教信仰等观念也是吃人的。第二，不能以五伦观念是否有用来作为评判的标准。换句话说，是否有用，是功是过，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是难以算得清楚的，即使能够算清楚，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第三，在五伦观念实现的过程中，不能因实行方法不好和内容中有其需要改变的地方就一概地否定五伦观念本身。第四，不能把经济状况、生产方式的变化作为推翻五伦观念的根据。人的道德水平也要有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提高，而并不是推翻旧道德。在工业社会里，也可能臣民更忠于君王、子女更孝顺父母、妻子更忠贞于丈夫，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是可能的。
从上述的方法论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到贺麟指出，对五伦观念的批评要从其本质入手，如果停留于表面和细枝末节上的批评，则不仅不能推翻旧有的观念，也不能真正修正和发挥五伦观念的真正意义。从本质上批评五伦观念，主要从以下四层意义上加以分析。
第一，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对伦常关系不注重宗教、艺术、科学的价值，而注重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道德价值。中国的人伦观念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偏重于礼教，但同时也受到老庄思想之自然化、佛家思想之宗教化的影响。所以贺麟主张，要更好地发挥五伦关系中注重人伦的思想。
贺麟的理欲观是建立在文化体用观的基础之上的，坚持了思想道德为体、经济实用为用的原则。在贺麟看来，传统道德已然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建立新的道德，即真道德。新道德是相对于旧道德而言的，真道德则不在于时间上的长短、古今、新旧之别，而是它能够合乎时代需求、合乎人性、合乎天理，与黑格尔所说的“正反合”的“合”有着共同的意义。“合”是对“正”的复归，对“反”的吸收，所以说“合”不是单纯的“正”，也不是单纯的对“反”的吸收，而是在“正”的基础上对“反”的吸收之后的复归。可见，贺麟对中国传统道德不是全盘抛弃，也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在对儒家旧道德的批判反思中吸收孔孟真精神，是新与真的统一。
第二，从五伦是五常的意义来谈五伦观念，即讲人伦是常道，这就要求人们应当按照五伦所规定的责任去履行义务。对于君臣关系，有不可回避的职责；就家庭关系来讲，父子、夫妇、兄弟都有应尽的义务。这样的思想与儒家的入世思想是相统一的，是否定出世的人生态度的。贺麟主张，要从根本上理解五伦，要从减少其权威性、避免制度化、力求开放自由性上着手，这样才能更好地使五伦观念发挥其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
第三，五伦观念以等差之爱为本。正如《孟子·尽心上》所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思是说爱是有亲疏、有差等的，由亲人至百姓至万物，这些有差等之爱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贺麟认为，爱有差等是合乎心理、合乎情绪、合乎人们日常行为的，是不用道德的理论、礼教的权威去提倡的。这种等差之爱，不在于正面对其提倡，其真正要反映的是它的反面，即非等差之爱的不利方面。因为非等差之爱对五伦关系的正常发展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儒家反对一律平等的爱，也反对包含专爱——专爱自己、女子、外物等的爱，更反对“躐等之爱”，即一种逾越的爱，不爱家人而去爱邻居、不爱邻居而去爱路人等，以上这些爱的形式都是儒家所不提倡的。而儒家等差之爱对人的态度大都很合理、合情、有度。
贺麟认为，“等差之爱”是五伦观念所包含的意义中弊病最少的，甚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似乎也没有对其进行批评的言论，但是，仍然需要对以亲属关系为标准的等差之爱进行以下两点补充：一是以物为标准，因为物的引诱力和物本身价值的大小是不同的，所以爱物的情绪是随着有所不同的。二是以知识或精神的契合为标准，人与人之间了解、相知、契合的程度之不同也决定了爱的程度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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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三纲说把五伦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相对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即双方都要履行义务，发展成一方必须为另一方尽义务的绝对关系。这样可以纠正由相对关系所产生的偏失之处，使不稳定的因素得以补充。具体来说，就是三纲说的本质决定了这样的补充方式的有效性。三纲说规定了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尽单方面的、绝对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出于自然的、内心的，这样做的话就不会产生相对的循环报复、讨价还价等不稳定关系。
另一方面，由五伦发展为三纲的过程包含着由五常之伦发展为五常之德的过程。人与人之间常久的关系靠五常之伦维持，但这是不容易维持的。人的生死是难于确定的，人的品行也会发生变化，那么就需要一种维持常久关系的规范，故进而产生了五常之德。无论人的生死离合如何变化，无论人的品行如何变化，作为人，要坚守自己的位份，履行相应的常德，即责任和义务，这是单方面的、绝对的，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是合乎人的情感、心理的，这是维持人伦关系的基础和维护社会安定的保障。这样发展而来，五常之德就比五伦之说更深刻、更有力量，这也是三纲的真正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贺麟提出，真正的问题所在，就是“如何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1]67。
从贺麟对五伦观念的新诠释中，我们可以看出，五伦观念是良好的道德规范，其上升为三纲说，更使其具备了绝对化的单方面的义务的标准，使人的道德规范进入一个相对持久、平衡的状态，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道德的建设，在这一层面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然而，单方面的绝对化的义务也有很大的弊端，如权利的绝对化，以及愚忠、愚孝等极端行为的出现等等，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二、对理欲关系的阐释
贺麟认为，知行合一与王阳明是分不开的。贺麟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提出了“知行不分先后”“知行永远在一起”“知行平行”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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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的知行观建立在体用观的基础之上。“体”是指形而上的永恒不变的“理”或者“道”，而“用”代表的则是形而下的“器”，“体”是用的根本，“用”是体的体现，这个观点是对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思想的阐发。同时，贺麟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引入“精神”概念作为文化之体。他认为，“精神”乃是“心与道的契合”，也就是说，“精神”是“道”的体现，从而是万物的真理所凭据的根本，成为人类文化之“体”。贺麟用抽象的方法，将概念运用于文化问题上，并阐发了自己的看法：“体用不可分离”，“体用不可颠倒”，“各部门文化皆有其统一性”。基于这样的体用观，贺麟对“知行合一”进行了重新挖掘和论述。
矿区内地层简单，仅出露中元古界熊耳群鸡蛋坪组，少部分古近系和第四系，地层呈单斜产出，倾向南东。区内岩浆活动强烈，断裂发育，成矿地质条件十分有利。
贺麟从理论内涵入手，将“利己”和“利他”的关系分为六种可能情况：第一种是有利于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即“人己两利”；第二种是有利于他人的利益，但并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即“利人无损于己”；第三种是对自己有利，但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即“利己无损于人”；第四种是损害自己的利益，但有利于他人的利益，即“损己利人”；第五种是损害他人的利益，以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即“损人利己”；第六种是既不利于自己的利益，也不利于他人的利益，即“人我两损”。
当时，国人正处于民族危亡之中，应该团结起来，共同讨伐损人利己的恶人。可以说，贺麟的分析站在道德的高度，对杨墨进行了新评价，对人们加强共同抗日的决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杨朱的利己主义、墨子的利他主义都有一定的文化贡献。利己主义者的文化背景是艺术，他们大多数为诗人、艺术家、隐君子，他们的特点是超然物外、不问世事，有着看透世态炎凉、避世厌世的思想，但他们也可为了朋友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和生命，这不是出于道德的动机，而是超道德的艺术的一种体现。利他主义者的文化背景为宗教，他们大多是“救世人于苦海”、以利天下为己任的代表，他们主张到民间去，发挥宗教救世的功能。贺麟认为，这两种主义在西方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应的代表：伊壁鸠鲁代表的是利己主义，他把享受有艺术意味的高雅的快乐作为生活的理想；耶稣基督是利他主义的代表，“他”倡导普爱主义，尊崇以理想、道德为核心的思想行为。
以SPSS21.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见，第三种行为“利己无损于人”和第四种行为“损己利人”分别代表了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它们都是建立在不伤害他人利益之基础上的。那么，一个人能够爱惜自己的生命、维护自己的幸福，不用刻意去做利他之事，这是人自然本能的要求。从这一角度来看，利己主义还是有一定的道德意义和价值的。利他主义是以他人或者社会利益的获得为基础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自我的幸福受到影响，所以利他主义是一种高层次的道德要求。在对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二者之中的哪种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损人”，这是对“损人利己”的自私态度的校正。孟子之辟杨墨，其反对杨朱自利自保、反对墨子兼爱，都有失于偏颇狭隘，而放过了最大的恶，即损人利己。
贺麟所分析的六种行为中，第一种行为自己和他人都能获得利益，是一种和谐理想的行为。第六种行为“人我两损”是最不合理的行为。第二种行为“利人无损于己”，不能算作利他行为，只能说用聪慧的办法帮助到了别人。第五种行为“损人利己”，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恶的行为。这种行为从道德意义上来说比第六种“人我两损”的行为更坏，因为第六种行为大多动机不恶。在贺麟看来，“损人利己”的出发点是利己，甚至不惜牺牲他人、国家的利益来为自己谋得私利，这种行为是不可理解和原谅的，是为道德所不容、社会所唾弃的。
媒介素养的概念是由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1992年提出的，指人们对媒体信息的选择(Choose)、理解(Understand)、质疑(Question)、评估(Evaluate)、创造与生产(Create and Produce)以及思辨反应(Respond Thoughtfully)等能力[2]。对于网络编辑来说，媒介素养主要是指采集获取、分析评价、编辑制作、平台发布文化信息的能力以及应遵循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媒介融合深入发展的新型传播生态环境下，网络编辑必须具备更高的媒介素养。他们采集甄选的文化信息不仅要具有新闻和社会价值，而且还要以真实性原则为前提，尽可能满足各个受众群体的现实需求。
第四，三纲说是五伦观念在其逻辑意义上最后、最高的发展。汉班固《白虎通义·三纲六纪》称：“三纲者，何谓也？君臣、父子、夫妇也。”《礼记·乐记》说“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唐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云“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是五伦观念的核心，不能离开三纲去谈五伦。五伦关系发展成三纲，才具有了礼教意义上的普遍性、权威性。如何理解五伦说发展到三纲说的必然性及真正意义所在？贺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贺麟总结说，利己与利他虽然都有偏颇之处，但可以调和。在当时的中国，旧儒家思想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杨朱的利己主义已经随着西方个人主义的传入而抬头，墨子的利他主义也随西方宗教思想的传入而复兴。儒家思想发展的未来，是将要对杨墨思想的精华加以挖掘，赋予新的时代意义。结合西方近代思想，贺麟倡导以维护个人权利为出发点，以造福人类社会为归宿。这样的调和有利于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
三、对知行观的阐释
知行观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话语之一，从孔孟荀到程朱陆王，对此的探讨从未停歇过。贺麟认为，知行问题是对抗战建国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观点基于贺麟所处的时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代之一，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由于新旧文化的论争、西洋文化的传入，中国的文化究竟如何建设，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问题。贺麟对这样的时代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当时正处于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这使得人们不能墨守成规，也不能对西方文化持“拿来主义”的态度，而是要进行自我的革新，“自用思想”，不断地调整自我，才能更好地应对时代的问题与困惑。可见，贺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既不墨守传统，也不主张“全盘西化”，而是主张要有新的认知和行动。这既是对知行问题的理论探讨，也关涉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问题。
岸田俊子和丈夫中岛信行与1884年结婚，婚后在同年星享主编的《自由的灯》发表《高同胞姐妹书》强调男尊女卑是野蛮的，男女之间应该互相怜爱。1894年，在中岛出使意大利期间，充分发挥了贤内助的作用。
那么如何建立符合现代工商业社会的新道德呢？贺麟提出应以西方近代的伦理思想为参照。西方近代的伦理思想倡导天理与人欲的调和，公与私的共济。中国不仅要在经济上，即“用”的方面，而且要在道德上，即“体”的方面学习西方，这样才能使得中国的道德与经济达到体用之全的统一，促进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使中国传统道德的理欲观发挥重要的作用。贺麟主张理欲统一，提倡合理的功利主义，对人的欲望和需要持理性的同情态度。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杨朱为我”是利己主义的代表，“墨子兼爱”是利他主义的代表。正如前面在对五伦关系的论述中讲到的，杨墨的思想是违背儒家的等差之爱的。在贺麟看来，要对此说作一新的评价，才能真正把握理欲关系，明确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新的意义与价值。
儒家理欲观是指儒家对天理和人欲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在理欲关系上，墨家主张苦行禁欲，道家主张无欲，孔子则反对纵欲、提倡节欲。朱熹继二程之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在这之后的数百年中，它成为了束缚人们精神的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禁欲主义逐渐走向衰微。
贺麟首先明确了知和行的概念，“知指一切意识活动，行指一切生理活动”。他认为知和行都是一种活动。接着，进行了“合一”的阐释。第一，吸收黑格尔矛盾辩证法，提出“知行合一”不是“混一”，也不是对立，既要看出知行关系的分中之合，又要看出知行关系的合中之分。第二，吸收斯宾诺莎的思想，认为“身体之主动与被动的次序与心之主动与被动是同时发动的”[2]142，指明知行是同时发动的。第三，认为在知行合一中，知与行是同一生理活动的两面。知与行是永远在一起的，知是心理的知，行是生理或者物理的行，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活动。第四，知行合一是指知行平行。此点看似与第三点相互矛盾，但其实不然，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作为意识活动的知与作为身体活动的行在历程方面同时并进，次序相同；其二，知与行不能相互影响，因为二者相互平行。
那么，知行是如何合一的、又是如何平行的呢？贺麟借用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思想，以及英国新黑格尔派领袖格林力主为道德学建立知识论或形而上学基础的思想，来表达知行合一和知行平行。斯宾诺莎认为：“知识方面陷于愚昧，则行为方面沦为奴隶”，与之相反的是，“若知的方面进而为知人知物，对自然事物，对人的本性或情感，有了正确的科学知识，则行的方面，便有征服自然、自主自由、利己利人的行为。”[3]格林则从知识方面研究道德学，他认为：如果知的方面有自主的思想，那么行的方面就有了自由意志；思想进展成为理性的系统，意志就进展成为坚定的自由的人格或品格。贺麟认为，知行合一不同于混一。混一是不分主从的，而贺麟认为，在合一体中是有主从的，这种主从关系即是体用关系、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领导者与随从者的关系。贺麟进一步阐释道：第一，知是行的本质(体)，行是知的表现(用)。[2]149贺麟认为，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行是表达知的意义的工具或者媒介。第二，知与行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知决定行，故为主，行被知决定，故为从。究其原因，人做事情都是在知的情况下而行的，人的行为所取的方向和方法都被知所决定。第三，知是目的，行是工具。任何一个人的行为活动都是求知的过程，是求知“是什么”的历程。求知是行为的目的，行为是求知过程中的工具和手段。因此，知永远占据主导地位，行永远处于服从的地位。
在确定了第二日列车运营日计划模板后，为模板中相应的列车车次编配状态良好的车组，称为列车运营日计划编配。目前传统的人工编配方式存在生产效率低下、安全隐患大等问题，因此，科学地进行列车运营日计划编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贺麟在对“知行合一”的重新解读中强调了知主行从。这与心决定物、精神决定文化、道德决定经济等观点是相通的，表明了贺麟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它们构成一种以心本论为基础的思想体系。贺麟吸收斯宾诺莎、格林的观点来论述了自然的知行合一，他对知与行的新的解释主要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入手，这为研究心理学、生理学、意识现象学、行为现象学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
四、现代启示
贺麟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提升和转化合情合理，具有时代特色，并赋予中国传统道德思想新的生命力，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发展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贺麟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入手，把文化危机看成中国百年危机中最根本的危机，强调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德思想上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趋势。他认为，当时是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民族文化的复兴是最本质的，它首先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后者又主要指儒家道德思想的解放和发展。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先秦名学史》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贺麟从辩证思维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指出其推翻旧道德实际上是为建设儒家新思想作准备，为儒家传统道德的转化奠定基础。
采用Excel和SPSS20.0软件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基础部分的分析，包括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部分的频数分析,残障人士休闲习惯的频数分析等；问卷信度检验，用KMO值和Cronbach’s Alpha系数检验问卷各题题项的内部一致性；因子分析部分，用于提取影响残障人士的城市公园可进入性的主要因素；城市公园可进入性分析和测评，根据问卷获得的关于深圳市莲花山公园可进入性现状,残障人士目前的休闲特征和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以深圳莲花山公园为例，展开调查，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第二，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发展要吸收诸子之长。贺麟倡导从诸子之学中吸收更多的合情合理、有价值的成分，从而合乎时代的需求，形成新的儒家思想。以诸子之长来补充儒家，这是在不同的思想间去做综合性的考量工作。贺麟主张吸收墨家汲汲救世的精神和功利主义，吸收道家宇宙观上的自然论、生活态度上的超脱，吸收法家的注重耕战也即物质建设的思想，其实质是主张道德为体、经济建设为用。总的看来，贺麟吸收诸子之长，弥补了儒家思想的缺点，使儒家思想更加适合时代的发展需要。
第三，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发展要融会西方文化。贺麟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是建立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1]14贺麟站在世界性的高度上提出，中国人只有真正地、彻底地、原原本本地认识西方文化，才能在整体上把握西方文化、超越西方文化，从而使儒家道德思想得到提升与转化。他提出了三条途径：一是以西方的哲学来发挥儒家的理学。他认为，东哲西哲，心同理同，中国传统的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有可以融会贯通的地方，可以吸收西洋哲学来丰富儒家哲学。二是吸收西方基督教精神来发展儒家礼教。西方基督教具有精诚信仰、博爱、超脱等特点，是一种类似道德又超乎道德的精神，可以为道德注入热情。三是用西洋艺术来发展儒家的诗教。这就是注重从艺术的陶养中去寻求具体美化的道德。
当然，适应时代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永恒主题，所以，由于时移世易，我们今天借鉴贺麟思想的时候，也须注意认识和超越其历史的局限性。
[参 考 文 献]
[1] 贺麟.文化与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4.
[收稿日期] 2019-0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2015MZD014)；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冯友兰、贺麟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研究”(YJSC2017-008HLJU)
[作者简介] 冯丽华(1985-)，女，山东平邑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代哲学及伦理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5-0034-07
〔责任编辑：余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