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应答：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选择——德里克#183;博克《大学与美国前途》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前途论文,德里克论文,博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20世纪的帷幕徐徐降下，21世纪的曙光依稀可见之际，各国的高等教育家们，正以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世界及本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进行着理性思考。其目的在于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以便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利用高等教育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美国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德里克·博克，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1982年，博克以一本名为《超越象牙塔》的学术著作及其在书中所倡导的新的“三A原则”[①]和哈佛精神，名驰海外，饮誉学坛。进入90年代，博克根据其在哈佛20多年的办学经验和对美国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考察和洞见，推出自己的新作《大学与美国前途》。该书是根据博克在杜柯（Duke）大学的系列演讲编辑而成的，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他“多年对哈佛及其他大学应该怎样帮助国家更有效地应付各种顽疾进行思考的结果”。[②]该书观点鲜明，视角独特，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归纳起来，博克在该书中主要论述了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
一、社会服务：现代大学不可推卸的责任
哈佛大学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长期恪守“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的办学原则（即三A原则），社会服务意识比较淡薄。二战结束后，尤其是1963年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在哈佛发表了“巨型大学”宣言之后，哈佛的“三A原则”受到强大的冲击。一些激进的学者提出，哈佛大学也应当象其他大学一样，冲破“三A原则”的传统樊篱，走出象牙塔，投身于社会，参与社会变革，使之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动力站。与此同时，一些保守的学者则认为，大学是一种独特的学者团体，一向以研究高深学问、远离喧嚣的社会而立足于世；其主要任务是传授知识、造育良才，探究学问、发展科学，保持“三A原则”符合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面对激进派和保守派互不相让的纷争，哈佛大学欲意何往？是继续保持其一贯奉行的传统，还是迎合现代潮流？对此，作为一校之长的博克，态度是明确的。他既不赞同保守派坚持学术自由、学校自治、不问世事、潜心修道，放弃大学对社会应尽的社会责任的看法，同时也反对激进派以救世主自居，盲目夸大学校的神威，急功好利、沉溺时政的主张。在他看来，“现代大学一变19世纪的单纯的封闭，已变成沟通社会各界、身兼多重职能的超级复合机构”。[③]现代社会对教育的依赖性明显增强，大学的性质与职能在发生变化，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紧密。以美国为例，“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对美国工人知识和智能的需求程度，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④]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3个主要因素：新的发现、训练有素的人员和专业知识。而只有大学才能够，且有责任提供这3方面的服务。自19世纪末以来，高等教育的内部结构业已发生深刻的变革，“许多大学现已发展成为许多力量强大的专业学院……，其主要目的是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准备”。[⑤]再从招生规模上看，美国大学每年招收学生120万，雇佣教师70万。现代大学已不再是规模有限，只服务于少数“精英”的象牙塔，而是社会发展的“服务站”。博克深深感到，这种新型的巨型大学只有从社会获得大量的经费，才能维系其正常的活动，当然，获得大量经费的前提是大学必须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因此，他在概括大学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时提出：大学一方面依赖于社会、政府的支持而生存；另一方面它对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服务于社会仅是高等教育的功能之一，但是却是最重要的功能。”[⑥]“现在的问题不是大学是否需要使自己关心社会问题的问题，而是它们能不能承担它们所应肩负的责任的问题。”[⑦]
自中世纪以来，大学作为“一个按照其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⑧]和“一个独特的既分裂又分权的社会的偶然产物”，[⑨]一直与社会和政府保持距离，而热衷于对高深学问的追求。尽管自19世纪中叶以后，赠地学院的兴起和威斯康兴大学的问世使“大学为国家服务”的观念初步为人们接受，但是，在20世纪中叶以前，传统的大学职能观仍占统治地位。一些传统大学仍然试图“摆脱外界的束缚、放弃暂时利益、成为保护人们进行知识探索的自律场所”。[⑩]只是到了二战后，“现代大学作为工业社会的中心”[(11)]机构，才走出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组织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肩负起其他社会组织所无法替代的历史责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博克为大学服务于社会所确定的“公共关心准则”，不仅为哈佛大学的办学方向找到了平衡点，同时也为弗莱克斯纳提出的“大学是时代的表现”[(12)]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诠释。“大学的职责是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的”，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大学职能观。
二、国际合作：符合美国国家的长远利益和需要
二战以后，高等教育国际化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骤然兴起，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高潮。正如菲利蒲·库姆斯所指出的：“国家之间教育合作的神速进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14)]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直接表现是国际合作，国际合作的主要形式包括人员交流，观念、科学和文化交流等。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统计年鉴，1983年》显示，1979年世界留学生总数接近100万人，而在美留学的人数占50%以上，居各国之首。[(15)]大量的留学生（包括访问学者）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一方面加强了美国的科技力量，但另一方面也使美国的科学成果很快被其他国家所掌握和利用。面对这种情况，一些美国人提出质疑和担忧：这种人员和知识的交流、合作方式是否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华盛顿邮报》上有人撰文公开发问，允许外国研究生以极低的学费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的做法是否会加重美国的经济负担？甚至有人提出更严厉的批评：“用美国至关紧要的科研经费中的数百万美元去资助美国公司竞争对手国家人员的政策，究竟是怎样一种政策呢？”[(16)]这些人呼吁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努力阻止新的科学发现外流他国，尤其象日本这样的经济对手国家。这些措施包括：通过法律来约束大学的行为；限制一些国家来美留学生数额；限制一些国家学生在某些学科领域学习；减少给一些国家学者提供参加科学会议的机会等。这些呼吁得到政府有关部门、议会委员会和部分大学的响应。然而，博克对此十分不赞同。他批评道：“即使这些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任何严格地限制外国学生在我们大学中研究科学的努力都是‘自我败阵’（self-defeating）的错误之举。”[(17)]同时，他还指出：“试图通过阻止签订研究协议或禁止外国学者参加科学会议的办法，限制信息流向国外公司的做法同样是目光短浅的行为。”[(18)]他认为这些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其理由如下：第一，当代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先进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已经很难真正地将本国封闭起来或封锁他国，国际合作和交流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不可逆转；第二，“科学无国界”，将最新科研成果公诸于世，反映着科学家的个人愿望，也符合大学科学研究的自身规律性；第三，对某些国家留学人员数额和信息交流的限制，必然导致该国家对美国在经济、贸易上的报复和政治上的敌意；第四，留学生来美学习，成为美国科学和工程领域不可缺少的力量，他们对美国科技发展做出了不朽贡献。通过对上述原因的分析，博克得出结论：“象美国这样一个科技发展建筑于海外留学生和学者贡献基础上的国家，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培养到我们大学寻找教育的有才华的外国人。”[(19)]否则，不仅不能够阻止外国公司继续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美国的科技情报，而且也耽误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显而易见，博克主张，大学教育应该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实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需要指出的是，博克所主张的国际合作、国际化，与我们所理解的国际主义存在着质的差别。博克之所以提出国际合作与交流，基本出于对美国未来自身发展的考虑，尽管从形式上体现了国际主义倾向性，但其实质仍然是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
三、道德教育：大学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
70年代是美国道德教育复兴与繁荣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出现“源于社会道德的混乱和社会问题的加剧”。[(20)]众所周知，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一直处于“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艰难时代，种种混乱、打击和骚乱使人们对政府和教育机构丧失了信任和信心。面对这种情况，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们都在进行痛苦地反思。他们发现，美国经济上的繁荣和根深蒂固的道德水准的下降已经极不相称；崇尚技术而忽视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必然导致社会混乱。他们强烈呼吁要重振道德教育，从而达到改善社会秩序的目的。例如，哈什指出：“到60年代晚期，这场加速智力和技术训练的运动已经走进了死胡同，道德教育重新表明了自己存在的必要性。”[(21)]1975年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则表明：有79%的人认为学校应该对学生的品德形成负有主要责任，学校应该帮助青年人，使之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22)]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呼吁声中，一些高等教育家们对道德教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博克的道德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大学与美国前途》一书收录的《道德教育的消亡和再生》、《当代道德课程探索》这两篇文章中。博克在考察西方道德教育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道德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看法，同时他结合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多年实践，提出了改进大学道德教育的一系列措施和建议。博克认为，一个社会要想达到真正的繁荣与稳定，一方面要增强经济实力、发展科技、改善管理，另一方面要使整个社会——政府、学校、社区——都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样的社会不仅要鼓励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市场竞争意识，更主要应该关注他们的责任心和合作精神。因为在博克看来，这种责任心和合作精神，“不仅对家庭，而且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23)]他认为美国社会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关键在于社会成员愈来愈缺乏这种责任心。针对这种现状，博克认为，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义务感。高等学校也有这方面的条件。博克指出：“美国人口中，几乎有一半人，包括公务员、商人、公众领袖，职员都进入美国的大学或专业学院学习，……大学对其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24)]大学需要从广泛意义上提供合理的道德教育，即帮助学生接受较高的道德标准和强烈的公共与公众责任意识。
那么，大学应该怎样培养学生们的责任心和合作精神呢？博克指出：“发展道德的传统方法面对急剧变化的美国社会已经脆弱得不堪一击。”[(25)]因为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仅生效于一村一镇的道德约束力已难以产生效力；人口迁移流动频繁，各种道德价值观念交互影响；工业化演进必然带来仅用牧师布道和小说家说教所不能解决的伦理问题和社会矛盾。因此，博克主张，应该采用新的道德观念和方法来实施道德教育。首先，他认为道德本身具有相对性、易变性的特点，在道德判断上不应该存在一个普遍的永恒的标准和原则。由此，他提出：“今日之应用伦理课程与其说应该向学生传授系统的道德真理，不如应该努力鼓励学生对复杂的道德问题进行认真地思考。”[(26)]他告诫教育者，对于当代学生不要简单说教、灌输，不要向他们直接说明“正确的答案”，而应该通过积极地引导，使之自己得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其次，他提出要把严肃的道德教育课程安排在学生大学生活的头几周进行。因为这个时期是形成学生专业理想和学术态度的关键。然而许多大学都忽略了这一点。第三，博克主张将伦理课程引进专业课程。他认为，文理学院或普通教育阶段上的传统课程固然有助于学生一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能力的形成，但是它们毕竟不能很好地帮助学生解决在职业领域中所产生的道德两难问题。如果在专业教育阶段开设应用性伦理新课程的话，那么这种课程能产生重大收效。第四，博克提出，大学应该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以便制止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他认为，尽管大学已不再充当“父母替代”的角色，但是学校永远拥有教导和训练学生的义务和权利。他指出：“规章制度不仅保护团体中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也传递了基本的道德义务重要性的信息，并强化伦理行为习惯。”[(27)]第五，博克主张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合作环境。他认为，仅靠规章和惩罚不能使学生学会将伦理知识转化为道德行动。相反，他们只能通过参加大量的课外活动、社区服务项目，通过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和形成责任心和义务感。他写道：“获得对他人关心意识的最好方式就是去体验各情况，在这些情况之中让一个人去评价他对他人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并使之理解其自身利益是怎样地受他人行动影响的。”[(28)]
综上所述，博克的道德教育思想内容丰富、新颖、独特，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他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和观点，业已为道德教育理论界普遍接受，并对世界各国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
四、科学研究：并非经济竞争取胜的决定因素
1983年，美国发表了题为《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国家报告，向社会各界发出了“我国一度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上的创造发明无异议地处于领先地位，现在正在被世界各国竞争者赶上”[(29)]的警告。该报告一出台，犹如50年代“苏联卫星”所带来的震荡波，旋即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哗，使各界都卷入了一场大辩论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生产力落后、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就是联邦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经费资助大学从事科学研究。[(30)]于是他们呼吁联邦政府加强对“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重要性”的认识，增加对大学科研经费的投入。卡内基—麦尔隆大学校长理查德·西耶特指出：“知识是美国经济力量的源泉。因而，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使科学研究获得大量的经费。”[(31)]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E·布洛克也指出：“在过去四十年里，对科学和工程研究的投入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32)]“国家保证其经济繁荣所能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投资于科学和工程研究来保持其在知识领域的领先地位。”[(33)]
然而，美国经济上的“落后”真是由于国家对科学研究经费投入不足造成的吗？美国难道真的需要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来提高其在竞争中的不利位置吗？对此，博克持有一种与他人完全不同的观点。他指出，主张以增加科研经费、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方式来改变美国经济竞争不利地位的观点，“听起来具有合理性”，[(34)]但是有一种现象却使人感到困惑。即：“如果说基础研究对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在几十年以前，美国经济（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美国的大学并没有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而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当美国大学及其科学成就领先于世界的时候，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却下降了呢？”[(35)]与此同时，“日本大学和研究的质量不及美国，但为什么日本的经济却全面超过美国了呢？”[(36)]在进行了一连串的发问之后，博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虽然在现代社会技术革新与科学发现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且现代企业也正花费数以亿计的美金用以与主要大学的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但是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革新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他看来，“技术发展依赖于从基础科学研究中得出的知识成果，但是它还依赖于企业家的技巧、工程师的才华以及其他因素。”[(37)]因此，博克坚信，基础科学研究本身并不是影响美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成就与技术发展之间只能保持一种适度的关系。”[(38)]他告诫人们，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基础科学研究，也不应该把美国经济的“落后”完全归咎于科学研究经费的不足。相反，他主张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去分析美国经济“落后”的成因。他认为美国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在过去几十年，美国资本积累水平低于其他工业国家。1962—1986年美国平均积累占国民总产值的7.5%，而同期，原西德的比例为14%，法国为15%，日本为20%。[(39)]其次，公共政策制定的盲目性和执行的偏差性，是阻碍生产力提高的一个原因。第三，企业管理者水平的低劣和无能，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最后，公共教育质量的持续下降更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据最近一次对13个发达或工业国家进行的国际教育质量的调查结果，美国17岁学生的物理成绩列第9位，化学列第11位，生物列第13位，几何、代数、测量和运算等也低于其他国家。[(40)]在这里，博克的核心思想是要强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绝对不是某个单一的因素，而是取决于多方面条件的改善。博克的观点是有启发性的。
五、几点评论
《大学与美国前途》是博克的晚期著作，书中所阐述的思想基本上代表着他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和成熟的观点。自80年代以来，博克先后发表了《超越象牙塔》、《美国高等教育》、《大学与美国前途》等著作，并在不同学术会议上发表过有关文章和演讲。从这些书籍和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博克的思想是一贯的（不象克拉克·科尔晚期思想与早年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且其晚期思想基本上是围绕早期思想展开的。只是在论证的过程中，他注意结合社会出现的新问题，选用新的观点对其一贯的思想加以论述。《大学与美国前途》一书就明显具有这个特点。
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其所阐述的思想基本上是折衷主义的。博克这种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当博克1971年从前任校长N·普西先生手中接过校长大印时，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当时激进的左派学生和麦卡锡反共分子与白发苍苍的哈佛教授们正剑拔弩张，相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博克的态度不论偏向哪一方，都无助于缓解矛盾，甚至会导致更为激烈的对抗。因此，他只能提出一种折衷的方案，争取激进和保守双方的认可。实践证明，博克的策略是明智的，他的折衷方案不仅没有使哈佛的传统荡然消失，反而使之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有了进一步发展。迄今为止，哈佛大学仍然是人们心目中学术水平最高、最富于传统的大学。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博克的折衷主义策略。如果说在博克的早期著作中，他的折衷主义思想主要是围绕学术自由与政府干预关系进行论述的，那么其后期著作显然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展开的。
《大学与美国前途》是在博克辞卸哈佛大学校长职务之后面世的。它既是对哈佛“博克时代”管理模式的一个总结，同时也为美国大学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板。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博克的高等教育思想“不仅是哈佛大学立校治学之本，也是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的精神”。[(41)]
注释：
① ③ 赵一凡：《美国文化批评集》，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3页，第34页。
② ④ ⑤ ⑥ ⑦ (11) (17) (18) (19) (23) (24) (25) (26) (27) (28) (30) (34) (35) (36) (37) (38) (39) Derek Bok:"Universities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Pvii.3.10.11.11.3.19.19.19.56.61.67.73.85.88.13.15.15.16.17.17.14.
⑧ ⑩ [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中译本），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⑨ [美]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中译本），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2) Flexner:"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pvii 3.
(13) 姜文闵：《哈佛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14) (15) [美]库姆斯：《世界教育危机：80年代的观点》（中译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19页，第352页。
(16) Scharge:"Why Subsidize Importer?"Washington Post Junel,1986,P,C5.
(20) (21) (22) 戚万学：《冲突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9页。
(29) 李之保：《当代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向》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31) Cyert,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ies Committee on Commerce,Science and Technology(1987),pvii8.
(32) Bloch:"Basic Research:The key to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86,pvii12.
(33) Bloch,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ommerce,Scienceand Transportation,September 29,1989.
(40) Report: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valv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1988.
(41) 沈国经、邬大光：《中外著名教育家事典》，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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