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和国际秩序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格局论文,重构论文,秩序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7)03-0220-07
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当今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旧的国际秩序被打乱，新的国际秩序开始重构。然而，世界格局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国际秩序如何重构，各国的主张如何？中国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又确立了怎样的国际战略？无疑是人们所关注的。
一
众所周知，冷战后世界格局由两极转向多极。但其具体表现形态怎样，十几年来是否发生变化？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能够达成共识的表述是“一超多强”，即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同时还存在若干世界或地区性强国。类似的表述还有“一极多元”，即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对全球事务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国家，堪称“一极”，其他强国能够发挥一定的影响，只能称作“元”。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多极”提法不科学，其理由是地球只有南北两极，用它来比喻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以及冷战后的美国都没问题，但是把其他强国也比喻为“极”就不恰当，一是地球本来不存在这么多的“极”，二是这些国家的综合实力、影响力和国际地位都还不能同过去的美、苏和现在的美国相比。然而，无论如何美国作为“一超”或“一极”其地位几乎没有争议，对“多强”、“多元”的提法也没有大的分歧。
格局，归根到底是一种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当前的世界格局，仅仅定位“一极”还是“多极”、“一极多元”还是“一超多强”是不够的，关键要看当今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正是当今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世界格局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尽管冷战后美国的力量并未显著增强，但由于苏联自身作为一极的力量不复存在，加之世界上其他大国与美国的力量对比关系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使得美国的国际地位凸显，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从而形成了所谓“一超多强”、“一极多元”的世界格局。
评价一个国家的实力，一般分为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绝对实力是自身纵向发展的状况；而相对实力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的状况。一个国家绝对实力上升，并不一定说明其相对实力也在增强。如果同一时间其他国家特别是利益相关国家的实力上升速度比它还快，那么其相对实力不升反降。冷战后美国的绝对实力总体上继续增强，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据统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期间，美国经济增长27%，增速几乎是欧洲的两倍(15%)，日本的三倍(9%)。[1]当时的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进入“失落的十年”，欧洲经济则长期低迷，美国经济一度“一枝独秀”。“一枝独秀”是一个力量对比概念，说明美国的相对经济实力也在增强。其相对军事实力增长更快，冷战后与军事相关的研究与发展项目几乎为美国所垄断，美国一家用于军事开发的资金占了全球的80%以上。[1](P83)布什曾经公开提出：“我的预算要求国防开支得到20年来最大幅度的增长，这是因为，尽管自由和安全的代价高昂，但是再高昂也值得。”[2]可见，美国军事实力会随着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加而继续增强。
尽管日欧等国经济复苏，与美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差距有所缩小。但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无论日、德、英、法，还是作为整体的欧盟，其实力都还不能同美国相提并论，美国的“一超”地位依旧岿然不动。但美国同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家相比，其相对实力正在下降。由于经济发展较快，以及世界能源价格上升，俄罗斯财政收入好转，国防开支和新武器研发经费明显增加，实力不断增强，缩小了同美国的差距。印度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最大的软件生产国和输出国。它以快速发展的经济为后盾，大力扩展军事力量，不仅大量购买俄罗斯等国的先进战机和其他武器装备，而且自主研发或同俄罗斯联合研发核武器、航空母舰、新一代战机。使其在南亚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正在“崛起”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已经持续了27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且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3%，[3](P4-5)同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在稳步增强。从发展趋势来看，中美两国的差距会不断缩小。然而目前和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这几个国家还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世界仍然只有美国“一超”。
与硬实力相对应的软实力，通常又称“软国力”、“软力量”，这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前部长助理约瑟夫·奈(Joseph·Nye)提出。据奈本人说，软权力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为形容美国的强大而从别处借用的一个词，以便概括所有的非官方的影响力。[4](P107)我们可认为软实力主要指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国家形象、政府及其领导人声望、政府的政策以及外界对其认可度等非物质因素所构成的力量。冷战结束初期，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处于优势地位。后者的优势地位主要体现：一是，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到巨大挫折，处于历史发展的低潮，从而西方特别是美国取得了对社会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相对优势地位。二是，由于上述原因，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不仅剧变后的一些国家纷纷照搬美国模式，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把美国的政治体制、民主模式视为“楷模”加以效法，乃至在世界范围掀起所谓“民主第三波”。一时间甚至连美国国家形象似乎都变得“美好”，美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声望、政府的政策以及外界对其认可度急剧攀升。
然而美国过高估计并滥用这种软实力，在国际事务中毫无顾忌地奉行单边主义，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战略独断专行。这必然招致各国和各种力量的反弹。尤其是随着伊拉克战争长期拖延，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美国问题研究专家王缉思曾指出，美国的硬实力依然很强，甚至还在不断增强，但其软实力正在逐渐下降。一方面，美国政治体制和民主模式的神话破灭。在俄罗斯等国家，这种模式并没有促进国家的发展、繁荣和稳定，反而导致经济低迷、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混乱。那些照搬此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国家的命运。与此同时，拒绝照搬这一模式、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中国、越南等却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人们终于认识到美国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非包医百病的万能药方，各国应当理智而审慎地选择自己的道路，不能盲目照搬这种模式。就此而论，美国的软实力正在下降。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国际战略和政策自损形象。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和“新干涉主义”，力图按照自己的政治模式和国家利益改造世界，尤其是改造伊拉克、伊朗等伊斯兰国家以及朝鲜等国，导致强烈反抗和极端对立，也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和伊拉克等国的社会混乱。这些国家和地区，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越来越强烈，美国国家形象、政府及其领导人声望严重受损，其影响力每况愈下。从这一点说，美国的软实力也在下降。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软实力在不断上升。以中国为例，随着硬实力的增强，其软实力也明显提升。首先，中国的发展模式得到广泛认可，所谓“北京共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远远超过所谓以西方发展模式为中心的“华盛顿共识”。不少发展中国家认为，中国坚持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在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是它们可以学习、借鉴的成功发展范式。其次，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由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时，既考虑本国利益，又充分照顾相关国家的利益，努力谋求双赢和共赢，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赞赏和支持。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不断扩大，堪称国际合作的典范。中国成功举办朝鲜问题六方会谈，并推动其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及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亚合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东盟的合作持续、稳定、卓有成效。此外，中国的国家形象不断改善，文化以及其他非物质因素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中亚、东南亚和整个伊斯兰世界，民族主义和宗教作为软实力绝对不可低估。民族主义和宗教传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由于美国在阿以冲突中一贯偏袒以色列，又借反恐打压一些伊斯兰国家，并扬言要对整个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改造”。因此，遭遇到强烈的反抗。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力，政府及其领导人声望以及政府的政策可信度等都在急剧下降。这些都表明，就这些国家和地区而言，美国的软实力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
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就综合实力而言，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尽管美国的相对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在下降，但其硬实力还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从目前可以量化的经济、金融、军事、科技等指标来看，美国几乎都还排列世界第一；其软实力，特别是在全球的影响力，还是其他国家难以并驾齐驱的。其他一些公认的强国、大国，虽然有的在经济、军事或软实力等某一方面仅次于美国，处于世界第二的地位，但其综合实力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远不能平起平坐。同时，它们彼此尚未拉开差距，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鹤立鸡群”，被公认为超级大国。这样从力量对比的角度看，用“一超多强”来概括当今世界格局，是可以的。
二
然而影响乃至决定世界格局的，除了力量对比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相互关系因素。两极格局的形成，除了美、苏远超其他国家的力量外，更重要的是两国彼此对立、相互排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大阵营和两大军事组织之间的敌对关系。二战结束初期，美苏、东西方基本是和平共处，双方都在努力维护和调整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等一系列事态的发展，冷战开始并日益加剧，双方关系逐渐恶化走向对抗，逐渐导致世界两极格局的形成。可见直接造成两极格局的关键因素，是美苏、东西方关系恶化并走向彼此对立、相互排斥，而非简单的力量对比变化。同样，两极格局的瓦解也主要不是美苏、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是双方关系的变化。由于苏东各国的社会制度发生演变，双方基本结束了彼此敌对的战略，其关系随之转向缓和。由此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双方的敌对关系缓解，世界的两极格局才结束。试想，仅仅是苏联力量削弱，而无其制度演变和双方关系的缓和，两极格局怎么可能如此迅速地瓦解？除此之外，美国和苏联在各自阵营中，无疑处于领导地位。它们与各自盟友的关系，实际是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美国、苏联的国际地位和世界的两极格局。东欧剧变，华沙条约组织解散，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瓦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两极格局的终结。
同样，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当今的世界格局。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局势和国家间关系总体趋向缓和，互利合作、互惠共赢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首先，短期内不会出现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由于世界力量对比是“一超多强”，缺少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所以不太可能形成新的两极格局。更重要的是，大国之间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矛盾和分歧，但是相互合作还是主要的，不存在、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冷战时期那种彼此对立、相互排斥的敌对关系。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特殊因素的驱动，国家间特别是大国关系的演变，也有可能朝着两极的方向发展。例如，如果美国继续顽固坚持单边主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等组织进一步推行“新干涉主义”，直接威胁到一些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安全，促使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就有可能迫使这些国家通过某种形式的合作共同进行反抗，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导致新的两极格局和新的冷战。
其次，单极格局也难以形成。单极格局形成不仅需要存在一个唯一超级大国，而且其他多数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还必须承认它具有中心地位，服从其“领导”。否则不能说单极格局。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这没有人否认。但是其他多数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既不承认它具有中心地位，也并不服从其“领导”。中、俄、法等大国，公开表示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主张世界多极化，并奉行多边主义外交。德国在伊拉克战争、欧洲事务等问题上，始终坚持独立立场。法、德等欧洲国家一直主张由欧洲人主导欧洲事务，反对美国干预。日本虽然在不少方面支持美国，但主要还是替自己打算。只有英国被视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紧跟美国。但是随着伊拉克战争变成越战式泥潭，布莱尔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越来越大，于2007年初迫不得已宣布将从伊拉克分阶段撤军。从而使美国在伊拉克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由此可见，美国与其传统盟国之间已不存在冷战时期那种“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之间，以及与其他多数国家之间，更不存在这种关系。这样就不可能形成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和单极格局。笔者以为，当今世界既非两极，也非单极，而应当是多边共生的格局。“边”可以理解为在国际事务或重要地区事务中，某一个能够独立发挥决定性或较大作用的国际力量、国际行为主体。一般来说，“边”的概念不具有霸权的含义，这同冷战时期专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极”的概念不一样。“多边”是指当今世界有众多在国际或地区重要事务中，能够发挥决定性或较大作用的国际力量、国际行为主体。其中至少包括人们公认的所谓“一超多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欧盟、东盟等地区组织。但显然也不能将“多边”理解为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它是一个相对的、不宜简单量化的概念。“多边共生”，指多边之间是一种平等独立、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使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空前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特别是多边国家和国际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促进共同发展。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其经济状况、发展趋势和政策调整都对世界经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反过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状况、发展趋势和政策调整也会影响到美国。日本、欧洲自不必说，即使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国家以及中印俄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或中东、中亚产油国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变化。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球表明各国之间只有合作，才能应对危机，促进共同发展。
能源问题特别是石油紧缺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竞争。能源出口国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与日俱增。俄罗斯以能源为杠杆强化了对欧洲国家的立场。能源进口国首先是美日欧各国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进一步加大，大大加强同能源出口国的关系。同时，它们对中印等能源消耗快速增长的国家，提高戒备和防范，竭力阻挠这些国家扩大能源进口。尤其对中国扩大能源进口更是采取对抗的态度，甚至据此散布中国“威胁”论。日本与中国同为东亚能源进口大国，在进口俄罗斯、中亚石油问题上存在竞争，这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日本却采取了恶性竞争的办法，给两国关系带来阴影。事实证明，这往往无济于事，为了共同的能源安全，利益相关各方还必须通过协商、合作解决问题。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重要的发达国家，经济上有很强互补性，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这种互补性进一步增强。尽管在贸易逆差、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增强。双方只有合作，才能共同发展。中国的股市才刚刚起步，但是已经同世界股市尤其是美国股市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股市的起伏震荡已直接或间接影响后者。对此，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甚至使用了世界股市闪现“中美国”概念的提法。文章说，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促使美国公司利润从2001年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升至2006年的12%。同时，中国大量存款进入全球资本市场，使全球实际长期实际利率从7年前的约5%下降至2006年的2.8%。文章认为，中美关系不一定是平衡的，而是“共生的”，“互补的”。[5]
国际关系民主化，即通过彼此的协调对话来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任何国家不得独断专行。在政治、外交和国际安全领域，各国特别是多边之间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有平等协商、相互合作，才能化解矛盾和危机、防止冲突、协调各方的利益，确保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毋庸讳言，当今世界任何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只有美国的参与才能解决。但与此同时，美国要解决任何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也离不开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支持与合作。“9·11”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正是在各相关国家的支持与合作下才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它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之所以长期拖延，而阿富汗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原因之一是它缺少这种支持与合作，“失道寡助”。朝鲜问题六方会谈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是各方具有合作诚意，能够做出必要的妥协以稳步推进谈判。其次，中国作为主办国和东道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即便美国再强大，也难以独自解决此问题。
综上所述，国际行为主体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是决定当今世界格局的两个最核心因素。“一超多强”仅仅是力量对比的现状，而不是世界格局的准确描述。国际行为主体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是决定世界格局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当今世界格局的准确概括应当是，“一超多强，多边共生”。
三
世界格局，是客观进程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主观运作的因素。而国际秩序则首先是主观意愿、战略目标，以及对国际行为的规范。国际秩序往往呈现有序、无序或二者并存的状态。冷战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反而造就了两极格局下相对有序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初期，旧的国际秩序瓦解，新的国际秩序没有建立，世界呈现相对无序的状态。经过十几年的调整，当今国际秩序总体上是有序与无序并存，也是从无序向有序转化的一种状态。这种并存状态，一方面反映为地区差别，即一些地区有序，而一些地区无序。一体化进程中的欧洲、东盟协调下的东南亚、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合作平台的中亚，以及世界多数地区总体是有序的。而中东、西亚则处于无序状态。另一方面反映为问题差别。即一些问题正在有序解决，或者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例如双边和多边贸易冲突、朝鲜核危机；而另一些问题，不仅尚未解决，而且至今找不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例如国际恐怖袭击、巴以冲突、伊拉克战后局势的稳定、伊朗核危机。
国际秩序，包括全球秩序，以及地区和周边秩序，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和平、稳定、有序的国际秩序，将会为一国提供健康良好的国际环境，进而有利于一国的利益维护和发展，相反则会对一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因此，各国尤其是有能力影响国际秩序构建的国家，都把构建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发展的国际秩序，作为最重要的国际战略目标。而它们的国际战略又在不同程度上影。向着国际秩序的构建。应当说在“一超多强，多边共生”的世界格局下，每个“边”的国际战略都会影响国际秩序的构建。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真正能对国际秩序构建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少数的大国。当今世界，美国无疑是对构建国际秩序影响最大的国家。
冷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始终围绕一个中心、一个目标，即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它具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二是，要由美国充当秩序的建立者、维护者和领导者。以“9·11”为界，这一战略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冷战结束至“9·11”前，是第一阶段，以冷战思维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前冷战对手俄罗斯为主要战略目标。美国认为，前者是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最大威胁，后者仍然是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是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有可能会成为前苏联那样的“敌人”。因此，遏制中国就成为美国战略的一个重点。这一战略导致美国单边主义膨胀，国际行为独断专行。由于推动北约东扩，发动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使俄美关系恶化。因轰炸我驻前南大使馆和“4·1撞机事件”又使中美关系处于低潮。尤其是美国在巴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激怒了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当时的国际秩序呈现无序状态。这一时期美国战略犯了致命的错误，忽略了两个重要的战略因素。一是，忽略了冷战后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崛起及其对美国的威胁。二是，只顾争夺海外战略要地，忽略了本土防卫。
“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战略进入第二阶段。美国清醒地认识到，它的主要威胁来自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因此，美国的国际战略出现明显的转折：把集中全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全方位加强本土防卫作为“国家战略核心”。为此，它积极组建国际反恐联盟，出兵阿富汗，打击塔利班政权，铲除基地组织，并在全球开展或支持开展反恐怖主义斗争。国际秩序开始向有序的方向发展。
但美国似乎被胜利冲昏头脑，在阿富汗局势尚未稳定、国际反恐任务依然繁重的情况下，急于把战略重点转向铲除“无赖国家”的异己政权、通过军事打击“民主改造”阿拉伯国家乃至全世界。它不顾多数国家包括重要盟国的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从此被“异化”、变味。尽管美国取得了战场的胜利，但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一是，战争长期拖延，伊拉克政局动荡不安，恐怖袭击、部族冲突此起彼伏，社会秩序混乱。二是，全球恐怖袭击越来越频繁。调查显示，“9·11”事件后至伊拉克战争前，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仅为729人。而伊拉克战争后至2007年2月，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高达5420人。因此，英国《独立报》说，“世界各地的无辜者现在正在为‘伊拉克效应’付出代价，成百上千的人因为美英军队攻打和占领伊拉克而失去生命。”[6]三是，国际反恐联盟因此而分裂。很多支持在阿富汗反恐的国家都反对伊拉克战争。四是，美国与其重要盟国之间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产生了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分歧。就连美国国内朝野之间、两大政党之间以及政府内部看法都不一致。从某种程度上讲，国际秩序又出现向无序的方向逆转。由此可见，美国目前的战略不可能造就一个良好的国际秩序。
良好国际秩序至少应当包含和平、安全、稳定，有利于各国和世界的发展。建立良好国际秩序，有赖于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如前所述，国际秩序也是主观建构的产物，因此各国尤其是大国有关国际秩序的做法和构想将会对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些做法和构想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一国的外交战略和主张。构建良好的国际秩序的正确途径应当是树立国无大小强弱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国际关系新风；完善以联合国为主要平台的多边民主协商机制；健全全球和地区预防及化解冲突机制。不难看出，美国的战略恰恰与其背道而驰。为了建立良好国际秩序，不少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
和谐世界思想综合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对于和平、繁荣、公正、平等、自由等普遍价值的共同向往和追求，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可以说，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愿望，同时也是构建和提升我国软实力的重要平台，有助于纠正西方对我外交政策的误读，为我国的发展排除不必要的麻烦和障碍。
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早期我国领导人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和评价。早在1988年9月，邓小平就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国在如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方面的立场：政治上，各国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要树立新安全观，即各国之间要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国际安全；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国际争端，而不能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日益提高，在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人们越来越多的谈论到中国的“崛起”，也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不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为此，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中国和平发展新道路的主张。在此基础上，胡锦涛主席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指出“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和谐，强调和谐，促进和谐，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7]他特别强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8]。建设和谐世界是经过深思熟虑并逐渐明确了的一个战略方针，它同中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脉相继，又是中国国际战略，特别是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的进一步发展。2006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和谐世界”，这表明和谐世界已经从一般的口号和主张上升到了大政方针的高度，是新阶段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与美国的国际战略相比，它是一种崭新的国际战略理念和战略文化。它继承了博大的中华文明当中“和为贵”的战略精髓，又代表了当代人类最高层次的战略思想境界。因为它所追寻的是世界各国的友好相处，国际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在这种和平与稳定中实现中国自身的发展；它不仅仅谋求中国自身的利益，而且也谋求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使各国人民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中都能够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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