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总体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总体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半个世纪前，贺麟先生曾写了一本《当代中国哲学》，对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做了总结。随着时纪之交的到来，纪元转换的临近，时代需要我们写出“20世纪的中国哲学”来。笔者不揣冒昧，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做一番总体审视，以求教于海内外学术界同仁。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轨迹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大体上（不是绝对的）可以以四分之一世纪为一个时期，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20世纪上半叶前半期：文化选择的哲学
中西文化论战及其哲学意蕴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主题。这一时期的文化选择是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密切相联的。本世纪20年代，亲身经历了近代社会变革风雨的梁启超曾做过这样的小结，“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行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反，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①]这就表明：近代中国的发过程中，首先是从器物上感到不足，于是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兴为洋务，这就有了洋务运动。然后是从政治上感到不足，于是学习西方民主政治、共和政体，这就有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最后是从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上感到不足，这就有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因此，文化选择在20世纪上半叶前半期成为哲学主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这一时期的文化选择从总体上看，形成了以下三足鼎立的格局：
一是陈独秀、李大钊激进主义的文化观。
陈独秀把文明划分为古代的和近代的，他认为东洋文明还是一种古代文明，西洋文明则是一种近代文明。因此，只有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才能进入近世文明，中国文化才有出路。李大钊则将中西文明的不同概括为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西方文明主动，东方文明主静”，这个观点首先是由杜亚泉提出来的，李大钊也使用了这一提法，但结论则正好相反。同样是讲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杜亚泉旨在极力描述西方文明的弊病，以“吾国固有之文明，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而李大钊则充分肯定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揭示了东洋文明的种种弊端，提出“竭力受西洋文明之特长，济吾静止文明之穷”。
二是梁漱溟保守主义的文化论。
梁漱溟认为，文化的不同是由“意欲之所向不同”造成的，意欲之所向主要是三种路向，第一路向是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路向，第二路向是意欲调和的中国文化路向，第三路向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的印度文化路向。在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视野里，摆在人类面前有三类问题：一是人对物的问题，即向自然界索取生活资料，由此产生文化发展的第一路向。二是人对人的问题，即人类自身的交往与和谐，由此产生第二路向。三是人的情感问题，由此产生第三路向。他认为第一路向不可取，因为它解决不了人生态度这一根本问题。第三路向虽有高明之处，但是现在不宜在中国提倡，因此只能走第二路向。所以，梁漱溟无论是讲第一路向的西洋文化，还是讲第三路向的印度文化，本质上都是为了论证第二路向的中国文化，即论证儒学的价值。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无须走西洋文化的路向，而西洋文化则要走中国文化的路向，即复兴儒学于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三是胡适自由主义的文化观。
1929年，胡适在给英文稿《基督教年鉴》撰写的《中国近代的文化冲突》一文中指出，对于西洋文化，中国曾有三派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他认为，“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是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道路。”后来胡适加以解释和修正，指出“全盘西化”的基本含义是指“充分世界化和充分现代化”。照胡适的说法，所谓“充分”，在数量上是“尽量”，在精神上是“用全力”，这就是弹性的。而“全盘”则是刚性的，有百分之百的意思。因此改用“充分”即可以避免文化枝节问题上的无谓争论，赢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二）20世纪上半叶后半期：创立体系的哲学
现代中国哲学家创立自己思想体系的最初尝试是1928年张东荪的《一个雏型的哲学》。在该书中，张东荪溶化新实在论、佛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观念，建立了“泛架构主义”的宇宙观和“多元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1935年4月中国哲学会成立，并举行第一届年会。由此到40年代，中国哲学进入了自创哲学理论和哲学体系的时代。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金岳霖的哲学体系。冯友兰吸取了西方新实在论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在论，改造程朱理学，形成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贺麟的新心学是新黑格尔主义与陆王心学的合流，贺麟虽然倾向于陆王心学，但是其哲学中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并存，他主张“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倡导儒家文化的复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吸收了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某些思想观点，不仅把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熔于一炉，而且将辩证法贯穿其体系的始终。金岳霖熟练地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并融合中国哲学的精神，创立了逻辑分析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金岳霖以对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入研究而占有重要地位。
在讲述了上述哲学体系的创建以后，不能不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是成绩斐然。继李大钊、陈独秀对唯物史观的初步传播，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传播之后，30年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36）、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7）、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1937）代表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现实化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其标志即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是《实践论》、《矛盾论》，其发展与展开则体现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辩证法、军事辩证法、统一战线的辩证法、工作方法的辩证法等方面。
（三）20世纪下半叶前半期：曲折发展的哲学
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总的看是有成绩，亦有不足，在矛盾和曲折中发展。建国初期，为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普及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从哲学方面看，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主要有：第一，在全党开展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从了解猴子变人入手，确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第二，1950年12月29日和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全国掀起了学习两论的热潮。第三，1956年至1957年初，围绕着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毛泽东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确立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方针，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的同时，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应当指出，如果说这种批判在建国初期起过一定的作用的话，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其负效应则越来越明显，最终导致以大批判开路，阶级斗争为纲。而且即使在建国初期，这种批判的局限性、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批判，对胡适、梁漱溟哲学思想的批判，对西方哲学（如实用主义）不加分析的批判，对西方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一概否定等。1957年以后，大批判中的“左”的错误更加发展。如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哲学论争中，对杨献珍的批判。到60年代前半期，哲学界批了杨献珍、冯定，经济学界批了孙治方，美学界批了蒋孔阳，历史学界批了翦伯赞。伴随着文革前两年文艺界对电影、戏剧、小说过火的大批判，“左”的错误进一步滋长蔓延。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则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中国人民被抛进十年“文革”灾难的深渊，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受到空前的摧残。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正常的哲学研究被打断，哲学刊物停刊，哲学学术活动停止，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扭曲，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惨不忍睹的一页，今天回想起来，哲学工作者仍然会感到切肤之痛。
（四）20世纪下半叶后半期：走向世界的哲学
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和三中全会，为哲学的复苏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哲学从“文革”的历史灾难中走出，哲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哲学课题的价值与哲学工作者的视野，都是以前无法比拟的。总的看，哲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问题不断深入，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可以说有两个高潮，一是由对“文革”悲剧的反思，逐步开展起来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从时间上看大体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1984年。二是1985年后由对斯大林哲学模式的反思和哲学体系改革的思考发端，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认识的本质，人的活动与社会规律的关系等研究而最终形成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和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是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研究和哲学讨论的两大高潮。而在这两大讨论中，又都不可或缺地贯穿和渗透着主体性精神。因此，人、实践、主体性，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主旋律。这一主旋律是同世界哲学的发展合拍的，它体现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气息、科学精神和世界意识。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界关于价值问题，交往问题，发展问题，全球问题等的研究，也颇为引人瞩目。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关键问题
综观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其关键问题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文化选择的取向问题
自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之后，文化选择的取向问题，一直是近代中国及其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看来，守旧派不知变通，固步自封，不学西方船坚炮利，是没有“用”。改良派置纲常名教于不顾，鼓吹君主立宪，是没有“体”，两者均不可取。应当是既有“本”，“务本以正人心”，又要“务道以开风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反映了洋务运动的思想要求。早期的改良思潮，虽然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比洋务派前进了一步，但是其变法思想，仍然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中进行的。比如冯桂芬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这实际上不过是“中体西用”的另一种说法而已。郑观应则说的更干脆，“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③]严复强烈抨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流行观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④]在驳斥了“体用说”之后，严复又批驳了“主于中学，以西学辅所不足”的“主辅说”，他认为这也不可能，因为一国之政教学说是有机的整体，如同动物的头脑、躯体和四肢，植物的根茎和枝叶，固有主辅、本末之分，却不能割马之四蹄装到牛的头颈上去。
到了“五四”时期，文化选择的冲突更为激烈。有李大钊、陈独秀激进主义的文化观，也有梁漱溟中国文化本位的保守主义的文化观，以及胡适“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其实全盘西化不是胡适，而是陈序经首先提出来的。陈序经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就提出和使用了“全盘西化”这一概念。他提出这一概念的论据有两个：一是“整体文化论”，即文化是一个整体，若说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合于现代，那就是整体的不适合，而不是局部的不适合；若说西方文化适合于中国，那就是整体的适合，而不是局部的适合，因此需要而且可能“全盘西化”。二是“基础文化论”，即多种多样的文化中有一个基础文化，西洋文化就是现代的“基础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和干体”，而中国固有文化则是在“闭关时代苟延残喘的文化”，是一种“不适宜现代世界的旧文化”。因此，他的选择很明确，“提倡全盘的和彻底的西化，使中国能够整个的西化，这是我们的本意。”[⑤]应当看到，比较起陈序经彻底的“全盘西化”论，胡适只能说是折衷的“全盘西化”论，其立论依据是“文化惰性论”，即中国固有文化惰性太大。胡适说得很清楚，“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文化……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⑥]即“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以全盘西化为理性，但由于惰性的作用，所得的也只有一半。西方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全面竞争的结果不一定是全盘西化，而很可能是折衷调和。
陈序经、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受到了中国文化本位派的批评。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口号。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照十教授所说，就是要立足于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于欧美文化“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总之，要“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的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在十教授看来，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文化建设，就是要在纵的方面不主张复古，在横的方面反对全盘西化，既不迷恋过去的残骸，也不崇拜异地的偶象。这些观点似乎无懈可击，但是仔细想一想，所谓“中国本位”，说到底，不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吗？所谓“吸收欧美文化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说穿了不就是张之洞的“西学为用”吗？因此“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仍然没有超出“中体西用”的框架。中国文化的取向到底何在？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⑦]；是全盘西化，还是充分西化，或充分世界化，充分现代化；是中国文化本位，还是折衷调和；是复活传统，还是突破传统，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哲学界思考与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
2.新儒学的价值问题
新儒学的产生，从国际上看，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危机尖锐化，国内的东方文化派认为，一战的爆发标志着西方文明的破产，标志着科学的破产。这种科学的破产，物质文明的破产的论点是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而发的，意在请科学（赛先生）到中国来是多余的，从而为复活儒学制造根据。从国内来看，则主要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新文化、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旧道德，面对这种情况，东方文化派宣传东方精神文明的优越性，宣传只有中国的精神文明才能挽救西方文明的危机，复活儒学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出路，而且是世界文化的出路，这更是直接为复活儒学制造根据。
理论界一般认为，现代新儒家有三代：第一代是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第二代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第三代是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等。从文化的角度看，新儒家属于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家有“保守”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儒”上。新儒家又有“革新”的一面，即体现在“新”上，就其“儒”而言，新儒家在中国文化遭受西方文化冲击，产生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的情况下，都主张重新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用中国文化来整合西方文化。就其“新”而言，新儒学所以冠以新，就不仅仅是简单地复活儒学，而是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哲学理论观点，把它和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融合在一起，把西方文化的价值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协调起来，建立中西合璧式的哲学体系。
现代新儒家中，明确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有牟宗三、杜维明等人。牟宗三提出先秦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儒学第三期发展所肩负的责任，就是要开出新的“外王”。所谓新“外王”的内涵，就是民主、科学与现代化。杜维明对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寄予厚望，他认为“儒家学术的第三期复兴”，是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做出的“创建性回应”，即综合创造的结果，它不仅是中国文化，而且是世界文化。他认为这种“回应”，从哲学的层面上看，应当建立一套中国特有的思维体系，开创一套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伦理。从超越的层面上看，应当关注基督教提出的“超越”问题，使儒学成为东方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从社会政治层面上看，应当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从心理学的层面上看，应当加深对人性负面的理解，以补充儒家对人性的阴暗面理解比较肤浅的缺陷等。他还认为儒学应当推广开去，应当有“美国的儒家，欧洲的儒家，澳大利亚的儒家，甚至非洲的儒家。”[⑧]这是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
现代新儒学在当代的价值如何？应当说，新儒学仍然是以“中体西用”为基础的。关于西学与中学，如前所述严复认为是分则俱存，合则俱亡。而新儒家恰好相反，主张合则俱存，分则俱亡。新儒学是主张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但是他们是以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为基础的，是试图用传统文化来整合西方文化的。因此，从本质上说，也没有逃脱“中体西用”的模式，无论余英时的“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概念，试图把西方文化外在超越的民主科学整合在内在超越的中国文化精神之内，还是牟宗三、杜维明的“内圣外王”说，试图把“外王”即现代的民主政治与科学整合到“内圣”即传统儒家的精神价值之中，都可以看到“中体西用”的影子。儒学能在当代复兴吗？笔者以为，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不就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保留儒学的某些优秀精神成果，也不等于儒学的复兴。而研究儒学，就更不等于价值上的认同。在中国社会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所谓儒学的复兴，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途与命运问题
本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与发展。本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以确立，并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支配地位。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前途与命运，都可以从这几个特点中加以认识和理解。
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毛泽东哲学思想联系密切。
建国初期，随着“两论”的重新发表，在哲学领域，实际上也就确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样十分关注哲学，他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论断、概念、命题，有许多新的提法、见解、构想，也有不少哲学讲话、批注、笔记，其中许多问题，象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两个对子问题，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两变问题，波浪式前进问题，一分为二问题，辩证法一个根本规律和一系列范畴问题，都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问题的研究，推进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但是也应当指出，在研究毛泽东的哲学观点、见解时，也曾出现过不切实际地任意拔高的偏向。
第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阶级斗争、政治路线联系密切。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高度的政治化倾向，与阶级斗争和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不仅使哲学的发展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也使“左”的错误不断蔓延。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能否处理好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一个不重视哲学的民族自然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如果把哲学过份政治化，使之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把许多本不属于哲学的东西强加于它，使哲学非哲学化，也注定是要遭受挫折、失败、甚至灾难的。
第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
怎样使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工具，是毛泽东所一贯重视并致力于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人民中间却获得了广泛的普及，这与毛泽东的提倡与推动是分不开的。广大干部群众学哲学，对于提高干部群众的素质，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起过重要作用。但是毋庸讳言，也确实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毛病。
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学哲学。建国初期重新发表“两论”，学哲学；1958年到60年代中期，是大规模的工农兵学哲学；“文革”期间，更是强调“活学活用”；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也多次倡导学哲学。应当说，学哲学是有收获、有成效的。但是成效有多大，与几百部不同类型的哲学教材，数以千万册的哲学读物、辅导材料相比，能否成正比，倒是值得考虑的。为什么不停地宣传实事求是，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却比比皆是。为什么反复讲辩证法的全面性，实际生活中的形而上学、片面性却屡见不鲜，这倒是我们在进行哲学的普及与解放时，所不能不引起思考的。如何使学哲学确实取得成效，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不致流于形式和走过场，这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不能回避的问题。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
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演进，总体审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情况，在方法论上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处理好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关系。中国哲学要获得大的发展，必须汇入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大潮。今天，我们常说发展市场经济要同国际市场接轨，其实，哲学也有一个同世界哲学接轨的问题。一定要努力吸收借鉴世界哲学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吸收与借鉴比起单纯的“批判”更重要，更有意义。历史上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批判，对自然科学中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对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简单否定，留下了多少惨痛的教训。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一定要具有世界意识，要有开阔的视野，广阔的胸襟，善于对外交流，善于捕捉世界哲学发展的最新信息，跟踪哲学发展的热点问题，不断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从当前世界哲学的发展来看，人的问题、文化问题、发展问题、全球问题是几大热点，十分令人关注。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哲学应当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其次，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关系。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派。无论是20年代的文化论争期，还是40年代的体系创立期，都是百家争鸣的。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为关注的焦点的，但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却转移了这种关注点，对中西哲学与文化的研讨让位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大陆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并不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较量中确立的，而是通过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胜利确立的。在建国前的30多年里，中国哲学与文化的主要论战大多是在保守派与西化派之间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有所参加，但不是主要的参加者。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通过政权的力量大力推广，成为意识形态。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也有不少教训。最主要的教训有两个：一是没有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往往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学术讨论搞成政治批判，以“讨论”开始，以批判收场。二是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对中国传统哲学是一味批判，对西方哲学是一概拒斥，这样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扭曲和僵化，成为居高临下，冷冰冰的东西，成为禁锢思想、窒息创造的教条，几乎脱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80年代后，中国哲学开始参与世界，走向世界，才逐渐走出了死胡同。20世纪的中国哲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一切优秀成果的有机结合、综合创造。
再次，要处理好大陆哲学与港台哲学的关系。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往是中断的、割绝的。80年代后情况有了改进，现在彼此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这就遇到一个问题，即大陆学者与港台学者对现代中国哲学的人物、事件分歧甚多，如对胡适、冯友兰、熊十力、贺麟的评价，对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的评价。当然，大陆与港台学者在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研究方面也会有些分歧，但远不象对20世纪中国哲学人物、事件认识上的歧见那么大。在这方面，港台学者的许多结论是和大陆学术界的基本观点相左的，对此应该怎么办？自然不能简单地大批判，简单否定、一概排斥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一味迁就，盲目跟随，显然也是不当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平等交流，在交流中加强理解，并不一定要形成共识，因为对某一学术问题的认识，完全可以是多元的。同时这也要求我们要更多地了解港台哲学，因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哲学实际上是两条线，大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化。港台哲学则是多元化，既有国民党官方哲学三民主义，也有新儒学，还有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以及天主教的新士林哲学。因此要在加强交流中更好地了解港台哲学的情况，争取在不长的时间里写出“20世纪下半叶的港澳哲学”、“20世纪下半叶的台湾哲学”，或曰当代中国哲学（大陆篇港台篇）这样的专著来，这样的当代中国哲学才能算是完整的。
注释：
①《梁启超文选》下卷，第532页。
②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晚清文选》，第105～106页。
③《郑观应集》上册，第276页。
④《严复集》第3册，第558页。
⑤陈序经：《对于一般西化论者的一个浅说》。
⑥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
⑦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⑧《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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