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众化”的虚假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虚假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别林斯基有句人们熟悉的名言：读者是上帝。这主要从文学的社会效果强调读者的重要。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从传统作家论走向读者论的接受美学，则从文本接受角度研究读者，认为文本价值只能在阅读中实现，而且文学阅读是种再创造。接受美学显然更切入文学内部。但不管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从作品价值实现和读者的文学作用看，重视读者阅读都顺理成章。其间，大众读者作为数量最多的阅读群体，显然不可忽视。
当代中国，大众总是最受抬举的阅读群体。至少表面如此。无论17年时期的“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还是“文革”时期的“工农兵方向”，抑或新时期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都强调了大众读者的至高无上。尽管大众读者也存在不同文化群体，但依靠大众总是极有威力的文学口号。以往，反对它几乎就是与人民为敌，以致大众化成为文学根本要求。今天市场经济中的文学，打大众招牌仍然是引人瞩目的文学景观。
也有人对大众读者表示怀疑。王朔在《我看金庸》中就说：“过去我是相信群众的，认为群众的眼睛即使说不上雪亮，也是睁着的。在金庸这件事上我栽了跟头。看来大家说好，也不见得真好。有时大家真能同心协力一齐编个弥天大谎。”（注：收入《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王朔说话有时太随意，大众欣赏趣味当然可以怀疑。但不能因为青睐金庸就怀疑。大众中很多读者也未必喜欢金庸作品。而将群众眼睛是否“雪亮”和复杂的文学欣赏扯一块，也成问题。群众欣赏趣味五花八门，孰高孰低也需分析，哪能说喜欢金庸小说，眼睛就不“雪亮”了呢？若是，很多抬举金庸的专业读者《批评家》也是眼睛昏花。朱大可等批评家写的《十作家批判书》，宣称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注：《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其实也是对大众读者有些不满。因为十作家“不当”名声的获得，主要还是得于大众捧场。
如何认识大众读者，怎样评价大众阅读，长期以来确实问题不少。比如，要求作家相信大众曾等同政治上的相信群众；某些文学规范是政府行为却非要打大众招牌，某些权威人物利用大众名义甚至可以决定文学命运；大众中不乏愚昧读者却总被奉为最有觉悟。直到今天，我们仍未摆脱盲从大众的心理，有人仍在以大众名义左右文学，权力意志仍在利用大众，帮忙帮闲的媒体仍在操纵大众。媚俗大众或强奸民意，共同造成了文学大众化的虚假性。
热衷大众招牌却又存在诸多问题，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一种文学现象。
一、“大众读者”的重要性
讨论文学大众化虚假问题之前，对大众读者应该有个基本评价。不管推崇还是怀疑，我想谁都无法否认大众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这点，历史可以为证。
就文学接受情形看，无论政治至上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是常有“轰动效应”还是失去，文学一直有赖大众读者支持。离开大众参与，文学真会暗淡许多。别的不说，昔日“红色经典”发行量高达数十万册甚至几百万册，今天文学畅销书发行量的同样可观，就都得于大众读者合作。不仅作家，刊物、出版社和书店都离不开大众读者支持。
仅看新时期文学，大众读者的作用就举足轻重。
回顾新时期文学初始阶段的“轰动效应”，人们常带着温馨与怀念。当时很多作品引起过轰动，“不胫而走”成为频率很高的文学用语。尽管后来意识到文学成为如此凝聚力的精神寄托，并非正常现象，至少说明当时精神生活还很单调，但这种情形还是令人难忘。这种让人怀念的文学现象，广大读者的参与就至关重要。当时，读者的宽容与热情，喝彩与鼓励，激励了不少并不成熟的作家，成就了某些其实还很幼稚的作品。这使很多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作家，时过境迁后还非常感激。很多创作谈都谈过这点。也是，稍具冲击力的作品就能获得成百上千封热情来信，稍有成绩的作家就会受到众多读者尊敬，教人怎么不感动？
90年代后，人们常感叹甚至悲哀地谈论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但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时代绝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么寂寞，夸张得那么可怜。以文学为生的作家仍然很多，文学新人仍在不断出现，文学刊物仍旧不少，文学热点仍然此起彼伏，文学研讨会仍然到处在开。而且市场化操作使有些事情变得更方便。这也都与大众读者参与有关。畅销书现象是90年代文学一个显赫标志，这显然更有赖于大众读者捧场。靠写作致富在大陆作家中已不是神话。《白鹿原》和《尘埃落定》的报酬，余秋雨散文的收入，贾平凹、王朔、池莉和二月河等作家的作品畅销，已经造就了令人羡慕的文坛富人。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批自由撰稿人和自由作家，他们的生存完全要靠市场化读物，而这类读物与读者腰包联系更紧。
大众读者的参与当然不仅是经济支持。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化时代，文学经费全由政府包办，根本不在乎大众读者购买。市场经济时代，政府还是在出钱养文学，大批作家仍吃皇粮。换言之，我们不能忽视大众读者对文学的精神支持。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不少思想禁锢还未打破，不少清规戒律还在约束社会意识，大众读者对变革文学就给予了宝贵支持。尽管当时文学还相当幼稚，文学思想还有明显局限，大众读者的支持还是体现了民众良知。
我谈的主要是积极因素。无疑，大众读者参与文学的影响是良莠混杂。既有积极影响也有负面作用。有时负面作用还非常严重。但不管怎样，大众对文学的重要性是无法否认的。
二、“大众化”背后的实用主义
肯定了大众读者的重要性，再来看文学大众化虚假问题。推崇文学大众化，莫过于始终提倡“为人民大众服务”。要求作家创作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也算尊重大众读者。但不难发现，人们提倡文学大众化尤其服务论时，常常带有非常突出的实用主义特征。
从最直接的关系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大众论与服务论直接继承了战争年代的延安文艺思想，是“工农兵主义”的扩展。延安文艺最响亮的口号是“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政治还主要不是理论学说而是政权和政治斗争。为政治服务，就是要求文学成为政治工具，确切说是权力工具。文学与政治当然有关系，但绝不是主仆关系。如果文学成为政治权力工具，文学家也就成了政治家的奴仆。这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观念完全否定了文学的自由与独立。
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随之而来。“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就成为文学指导思想。但这种既定前提就有疑义。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当政治需要与大众需求产生冲突时，为大众服务就只能让步，“服务”实际上带有严格控制；二是提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事实成了文学大众化根本规范。不符合工农兵立场就不行。如此，为人民大众服务也就成为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这种“工农兵立场”始终伴随着极左狂热，事实上还是变相的“为政治服务”，还是不折不扣的文学工具论。
历史证明：我们提倡文学大众化与服务论不仅常从政治实用出发，而且多被权力意志左右。大众喜欢什么，欣赏能力如何，提倡者并不真正关心。结果导致千篇一律、虚假泛滥和伪现实主义风行。当年宣扬“阶级斗争”，命令文学“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弄虚作假就成风。建国初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罪名就是“丑化工农干部”。丁玲就曾质问作者：“你怎么能把当着典型来写的一个工农出身的女干部，写成是偷了丈夫的稿费往家中去寄钱的呢？”。（注：《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文艺报》1951年4卷8期。）这种看法绝非个别。工农典型就应是光彩夺目的英雄，这种荒唐观点曾非常流行。李双双形象作为农村妇女解放的代表，显然也是迎合时代政治的“跃进”人物。杨沫修改《青春之歌》主要增加了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结果越改越假。工业题材作品则多是“忆苦思甜”和“夺红旗”之类的政治图解。当年流行的“红色经典”固然不乏可取，但图解生活也相当严重。文革“阴谋文艺”的招牌也是“为工农兵服务”，“三突出”塑造的工农兵形象却离真实甚远。小说如《金光大道》、《牛田洋》、《虹南作战史》、《万年青》、《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朝霞》和《第一课》等，诗歌如《西沙儿女》、《西沙之战》、《文化革命颂》、《批林批孔战歌》、《小靳庄诗歌选》等，都带有虚假英雄主义。能在打击知识文明的时代公开出版，就不能违背专制政治。与此同时则是严厉打击说真话。建国后的文艺大批判、胡风冤案和“反右”运动等就是证明。如此为工农兵或人民大众服务，文学大众化也变成了挂羊头卖狗肉。我相信，除了特别愚昧和心术不正，包括工农兵在内的大多读者也不会喜欢文学虚假。人们常常不解：为什么当年会出现那么多文学荒唐？为何那么多文学中人丧失了社会良知？连维护基本文学常识也要莫大勇气？这些问题看来莫名其妙其实不然。只要成为权力意志工具，文学就丧失了自身。从文学本质看，即使不是完全非功利，相当程度也具有这种性质。文学确实应该关注人类的心灵价值和终极精神，应该具有独立的精神品格。
新时期，传统束缚依旧存在，政治意识和政府行为仍在影响文学，但绝对服从政治的工具论还是有所打破，文学的自由与独立也获得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市场经济使文学深受影响，文学与大众关系出现了市场化特征。然而必须看到，市场经济文学仍在打大众招牌，只是从政治至上转向了商业运作。市场化中的文学大众化同样充满实用主义性质。也急于“先富起来”的文人，齐心协力使文学更快投入大众读者怀抱。大众腰包成为金钱象征，越是大众化作品越有“含金量”。很多读者对文学的理解就是消遣和娱乐，通俗好看便成为流行标准。为迎合大众，报纸连载通俗小说成为吸引广大市民的有效方式，寻找“卖点”成为出版商的头等大事，讨好观众的影视改编尽管无聊却吃香喝辣。“名人效应”使不少出版社“大吃名家”。读者大叫上当，“一女多嫁”仍普遍存在。以大众市场为目标，重赏之下有文学。高稿酬吸引大批作家，出版规范也根本挡不住图书盗版洪水般的汹涌泛滥。
说来，文学的市场化和商业性也无可非议，市场经济社会的文学就是如此。甚至可以说文学市场化天然就具有实用主义特征。世界自由经济国家，文学市场化的实用现象也普遍存在。但自由经济发达和民众文化素质较高的国家，文学市场化有成熟的游戏规则。其实用主义品格也较高。民主发达国家的文学奖项，对作品思想素质和精神追求就非常重视。我们的文学市场化却杂乱无章，混水摸鱼者太多，文学的半官半商现象比比皆是。既吃体制又吃市场使文学投机者四面风光。这种情况，文学实用主义的品格也非常低下。
文学应给大众提供优良精神食粮，甚至说文学应使工农兵满意也可以。问题是，在大众化和服务论的口号下，究竟提供了何等“服务”？如果真正相信包括工农兵在内的人民大众，文学就必须高度负责。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遗憾的是我们在宣传大众化和服务论时，总是从狭隘的功利意识出发，经常违背艺术规律，这当然无法“引导国民精神。”
三、文化的蒙蔽性
中国文学打大众牌子的实用主义，最严重后果莫过于文化的蒙蔽性与欺骗性。
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以为“无产阶级文化”是最先进的文化，自以为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则必须“接受工农再教育”。历史证明这只是主观设想。其一，文化主体即无产阶级和工农兵中，文盲半文盲比例很大，很多人还处于扫盲阶段，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其二，中国封建文化具有超稳定结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融有严重封建因素，事实上中国的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很多工人实际上是穿着工装的农民）都需要文化启蒙。如此文化状态谈何“先进”？真是“先进”，怎么可能发生那么多封建专制现象？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文革”何以会长达十年？两个“凡是”又何以能公然出台？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同样需要文化启蒙。正如巴金在十年动乱后说的需要“全民族忏悔”。缺乏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时常处于文化倒退状态。
在这种很不理想的文化状态下，由于主观意图脱离客观存在，我们文学对无产阶级文化和工农兵文化的歌颂便多有空洞虚假，看似激情如火实则矫揉造作。更严重的是这类歌颂隐蔽着对封建文化观念的认可。比如，我们文学总是极力夸大农民的勤劳、善良和简朴等传统美德，却忽视封建意识的严重和阿Q精神的普遍。工人阶级被尊为“领导阶级”，文学就视其为神圣群体而大肆赞扬。反之，对于科学意识与民主精神则歧视打击。“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奇谈，“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评说，竟成为打击知识分子的堂皇借口。文学的大众化与服务论，不仅严重缺乏现代人文意识，反倒增加了文化蒙蔽性，甚至为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推波助澜。文艺维护愚民文化在“文革”中变本加厉，掀起了狂热表演。这种“媚众”绝不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对立，而是“集体无意识”文化深层心理的显示。当众多工农兵读者只能通过极权政治的舆论工具来理解文学时，其文化先进性从何谈起？
这种文化蒙蔽性和欺骗性，在新时期文学中尤其初期阶段同样存在。众所周知，新时期文学是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发展，然后逐渐走向多元化。应该承认有些作品比较深刻，对封建文化和民族劣根进行了反思。但很多作品也无视了大众素质和文化愚昧。渲染“好人受骗”成为风行模式。由此，知识分子都是“忠良落难”，农民都忠厚老实，工人全受骗上当，“走资派”都是高风亮节。总之“人民大众”是无辜的，“革命干部”都是好的。当作家们同声痛斥“政治小丑”时，却忽视了问题恰恰出在“无辜大众”身上。卢梭曾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愚昧的人民就会导致专制政府。我们不能不思考：为何17年时期出现那么多极左运动？为何“大冒进”能全民参与？为何“文革”会有那么多疯狂？人民大众没有责任？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传到大陆时，有人还愤愤不平：中国人怎么丑陋啦？不丑陋又怎会发生那么多悲剧、闹剧和荒诞剧？龙应台《野火集》提出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中国人”可不只是台湾人。
大众化文学的文化蒙蔽性，还特别显示在臣服权力意志和个人崇拜上。
我们提倡文学大众化，却又总是唯上而是，“上级指示”往往凌驾群众意志。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作品”就是典型表现。中国当代文学服从权力意志的特征非常突出。文学服从权力意志，主要是顺从自上而下的权力规定。政治宣传、大批判、舆论控制甚至文字狱则是推行权力意志的手段。建国以来的大小“文坛悲歌”，极左文艺的泛滥，指令文学、政策文学、运动文学和颂歌文学的风行，都是极权意志的运作结果。文学大众化事实上常常是权力意志附庸。由此，个人崇拜对文学也产生了严重影响。
斯达尔夫人在论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文学的个人崇拜时，曾这样评价：“当整个民族全都成了一个人的崇拜着的时候，这个民族也就完了。诗人必须把路易十四描绘得比实际崇高伟大些，这就使得他们只能描绘被阿谀奉承者编造出来那种完美无缺的人物；作家的想像至少得跟他们的颂扬保持一致。”（注：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中译本，第2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斯达尔夫人分析的这种现象显然具有共通性。凡民族和文学的个人崇拜现象，事实都是如此。中国当代文学对权力意志的服从和个人崇拜，其可悲情形和灾难后果也是这样。这种情况下，文学大众化不仅徒有虚名，而且成为莫大讽刺。
四、无视大众读者的复杂构成
在信息传播落后和教育难以普及的古代社会，文学读者有限。文人创作，除朋友间唱和应酬，还多以诗文叩豪门求仕途，甚至可以直接得到帝王提携。帝王的首肯和达官贵人的喜好，常常成为作家作品价值实现的有力评判。所谓“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即是。中国古典诗歌顶峰时代的盛唐，作诗者甚多（清代所编《全唐诗》就收有诗人二千三百余家），传播方式也呈多样，出现了刘禹锡《竹枝词》所云“人来人去唱歌行”的流行情形。宋代以降，城市的兴起和市民文化的发展，使文学尤其叙事作品拥有更普遍的读者。但古代的文学读者还是有限，无法与教育普及的现代社会相提并论。现代社会尤其教育发达国家，一般人都能阅读文学作品，读者不仅量多而且欣赏水准也较高。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中国尤其新时期以前，情况虽有些特殊，但毕竟还是现代社会的特殊，毕竟有大量文学读者。
也正是现代社会，大众读者的构成情况相当复杂。这种复杂可从两个层面理解：
首先，大众读者是超越具体的集合概念，实际包含不同的阅读群体。这些“阅读圈”，可以从生存环境、文化程度、教育水准、职业、年龄和性别等多种角度划分。如有城市读者和农村读者、工人读者和农民读者、教师读者和学生读者、中老年读者和青少年读者、女性读者与男性读者，等等。这些“阅读圈”有不尽相同的审美能力、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识。比如新时期文学就出现过“行业轰动”，“乔厂长”引发的更多是工人群众的欢呼，陆文婷命运使知识分子的共鸣更强烈，高加林命运引起很多农村青年尤其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思考与争论，琼瑶言情小说吸引的则多是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这就是“阅读圈”的审美特征。
其次，同一阅读圈或文化程度相近的读者群，个体趣味也有差异。《文心雕龙》云：“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知音》）深谙阅读心理的刘勰是批评审美的片面性，但恰恰说明欣赏趣味是个性化的。确实，平庸读者往往习惯平庸作品，肤浅读者往往喜欢随波逐流，愚昧读者可能拒绝启蒙作品，观念守旧的读者往往反感标新立异，目光犀利的读者则能看出某些走红作品的重大弊病。
应该承认：人性有共通处，审美心理有相似处，阅读有民族习惯，欣赏差异也非没有尺度。不少拥有广泛读者群的作品就具有超越阅读圈的魅力，属于雅俗共赏的文学读物。但这些情况也不能否认阅读圈的相对存在，以及审美习惯与欣赏水平的种种差异。
大众读者的构成复杂，审美水准、欣赏习惯和阅读心理的多样性，使我们对大众需要根本不能一刀切。但我们提倡的文学大众化尤其服务论恰恰总是一刀切。且慢说为政治服务本身就是强力规范，有人还总以某些既定尺度来衡量大众审美需求。在道德观念、文化态度、社会意识、价值观念甚至情感方面，总有一套绝对标准，文学必须“照章办事”。如此，文学给大众提供的“服务”就只能干篇一律。比如只讲阶级性而反对共同人性，只讲集体主义而否定个人自由，知识分子都是“思想复杂”，凡叛徒则一定“出身不好”，写爱情必须加上革命，写自然风光也须强调这是祖国大好河山。我们也曾说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不但是空洞许诺，“双百方针”也是规范在“无产阶级文学”。退一步讲，即使是无产阶级读者，欣赏水平也不一，欣赏趣味也多样。拿“独此一家”的标准去“服务”多样化的喜闻乐见，不说是捉弄大众读者，对“无产阶级”恐怕也并不是真正的尊重。
大众化文学的虚假神话，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被打碎。这个时期，除了人们已不在意的官方习惯用语，真正的文学中人再很难轻言大众化了。即使谁要“为大众代言”，也得首先想想自己是否具有“代言”的能力，还要想想大众需求的多样化，更要想想是否真有勇气对抗强奸民意的权力意志。90年代最突出的是个人化写作。不管有人怎么指责和非议，个人化写作毕竟张扬了主体意识，而且带来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不断冲击人们的阅读经验和阅读习惯，以致争鸣越来越多，“定评”则越来越少。比如对《废都》的争议，对余秋雨散文的质疑，《马桥词典》的对簿公堂，对金庸小说文化本质的不同评价，对王小波作品的重新认识，对所谓“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的不同看法，等等。很少再有什么力量能够像过去那样一风吹的驾驭大众读者。大众读者的选择也比以往自由。强权规范的文学观念或权威们推举的作品，大众读者现在可以不理睬了。批评家大肆赞扬的作品，读者可能就是不掏腰包；“主旋律”不理睬的作品，却可能卖得相当红火。这样说，并不等于文学应该放弃社会责任感，不再需要“引导国民精神”。恰好相反，我们必须加强文学的这些天然义务。但前提是必须彻底改变文学大众化的虚假性和文学服务论的欺骗性。
作家与读者，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应该是种平等对话和平等交流的关系。严格说来，文学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大众化。即使提倡大众化，也总是只能相对部分大众读者而言。一个作家的风格，一部作品的创作，不可能使所有读者满意。作家有个人感受，读者是各有所爱，想使所有“上帝”满意只能是幻想。事实上作家创作时不能过多考虑读者，考虑的应是如何写好作品。如果只考虑读者态度甚至不惜迎合读者，显然容易丧失主体意识和创作个性。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布斯，在其被称为“20世纪小说美学里程碑”的《小说修辞学》第四章中，（注：《小说修辞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曾专门谈到一种“普遍规律”，这就是“真正的艺术无视读者”。为说明“真正的艺术家只为自己写作”，布斯引介了不少小说家的相关看法。其中，英国著名小说家、意识流文学先锋伍尔芙的看法甚为激烈，她认为那些促使作家“被迫提供情节、提供喜剧、悲剧和爱情趣味”的普通读者简直是“暴君”。对喜爱世俗故事和流行剧情的一般读者充满怀疑甚至厌恶。对读者有不同看法并不奇怪。特别是研究实践性文学阅读与读者表现时，对读者有不同看法更属正常。所谓“真正的艺术家只为自己写作”，决不是说可以不顾一切随心所欲，或闭门造车的乱写，而是要保持艺术家自己的创作风格、个性追求和对世界的独立思考。其实也就是保证文学创作的自由与独立。
如果说不必重视情绪判断和极端言论，那么考察具体阅读活动时，相信或怀疑读者，无视或看重读者，往往都各有理由。作品价值的实现固然有赖读者接受，但拙劣阅读却只会破坏作品意义。人们当然有理由信赖优秀读者，当然可以怀疑平庸读者。此外，读者的具体表现也非常复杂。通常情况，鉴赏能力低下的读者难有高明评价，优秀读者则常能把握作品根本。但也必须注意，高明读者也会作出错误评价，平庸读者有时却有正确认识。这更加说明：研究大众读者必须从具体事实出发。而我们提倡的文学大众化尤其服务论，且不说实用主义和文化蒙蔽性问题，就是从文学接受的简单道理看也是多有荒唐。不顾大众读者实际审美能力，不管大众读者多样化需求，不研究大众读者的复杂结构，总是拿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来压制不同意见，总是满足于貌似堂皇实际空洞的宣传，这岂不是玩弄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