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制度变迁：基于系统科学视角的研究范式与理论研究体系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视角论文,体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2398(2015)04-0018-06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15.04.004 1 研究概述 何谓旅游制度，何谓旅游制度变迁？为什么同样的旅游制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有不同的功能与作用？为什么有些旅游制度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作用良好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效用不高？为什么形式上相同或相类似的旅游制度在不同社会体制中的经济绩效不同？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关注，研究成果及观点林林总总，归纳总结已有相关成果，从研究深度、广度以及发展历程而言，可将其大致划分为前理论研究阶段和理论研究阶段。 1.1 前理论研究阶段：案例分析与归纳、总结 此阶段国外学者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①旅游业政策研究。多以案例研究角度探讨政府在构建旅游制度模式、制定旅游发展政策以及与企业合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政府旅游行政管理政策应根据旅游需求和市场变化而相应调整[1-3]，以期构建适合于旅游业发展的制度环境；②制度构建与资源保护、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包括从制定官方《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4]到探讨具体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政治及公共管理制度优先考虑制定相关政策以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5，6]；③体制变迁对旅游业发展影响研究。20世纪中后期诸多国家由于体制巨变对旅游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众多学者以苏联[7]、塞浦路斯[8]、中国[9-11]等国家为研究对象形成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从早期探讨中国旅游业宏观管理体制改革[12-16]转移到微观层面以制度变迁对不同地域尺度旅游地发展演化为案例进行分析[17，18]；另一方面，国内学者更加关注旅游行业与企业管理体制变迁[19，20]、特别是制度对旅游饭店[21]、旅行社[22，23]、景区发展[24]以及对旅游资源与遗产保护、开发影响[25-27]等领域的研究。 纵观这一阶段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旅游制度研究的切入点与关注点不同。其原因在于我国旅游业发展历经特定政治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旅游业发展宏观与微观制度变迁剧烈；且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体制性矛盾日益凸显，旅游业发展与行业管理、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旅游企业改制等方面都出现了制度性壁垒与瓶颈。因而，国内学者侧重于研究我国旅游管理体制变迁及对相关行业的影响研究。相比较而言，国外旅游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和行业体制相对比较稳定与完善，研究多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管理等视角开展旅游制度研究，较少从体制角度进行相关研究。 其次，这一时期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或以案例分析为主，或以制度对旅游具体行业影响研究为主，较少借鉴制度经济学、演化博弈论、系统科学等相关理论对其进行系统分析与研究，尚未将旅游制度及变迁作为内生变量融入到研究成果当中，且未能形成理论研究体系。 1.2 理论研究阶段：引入相关学科理论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及系统科学的兴起与繁荣，借鉴其理论应用于旅游制度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其中包括：①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外部性”，“制度变迁”、“契约与委托—代理理论”等主要支干理论深入分析旅游资源保护[28]、旅游产品开发[29]、旅游信用[30]、旅游购物回扣[31]、旅游企业(特别是景区)管理体制改革[32，33]、旅游行业管理[34]等问题，并指出旅游发展产生区域差异的根源是制度因素[35]；②尝试运用系统科学理论探讨旅游业制度创新动力机制[36]，分析旅游业制度系统复杂性特征，尝试构建旅游业制度系统与管理创新理论[37]。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国内外多数学者将制度作为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宏观环境背景和外在变量进行分析，尚未从演化、系统观点深入探讨制度与旅游业发展之本质关系；与此同时，上述研究成果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旅游制度及变迁问题，但没有把“拥有彼此孤立理论”的旅游制度及变迁研究系统化，缺乏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旅游制度变迁理论体系。 事实上，对于一个理论体系希冀达到范式研究阶段而言，一是要求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二是要求有自己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三是要求有基本的解释现象的系统理论。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旅游制度及变迁研究尚未达到此阶段。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围绕上述步骤探究旅游制度变迁理论体系构建，其内容包括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确定、理论体系与内容构建等方面。 2 旅游制度概念 2.1 旅游制度——一个复杂系统 凡勃仑(Thorstein Bunde Veblem，旧制度经济学创始人)首先将制度定义为“在一个时期里所通行的思维习惯”[38]；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近代经济学开山鼻祖)将其视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39]。格鲁奇提出：“制度是构成统一整体的各个项目相互依存或相互影响的综合体，并且不同类型的制度具有规律性、系统性的共同特点”[40]。诺斯(Douglas C.North，新制度经济学家)分析说，“制度提供了人类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并构成一个社会”[41]。青木昌彦则从博弈论视角分析认为：“制度是关于以博弈重复进行为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42]。马克思认为：“制度是交往的产物，其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中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制度构建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并在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中逐步形成”。[43] 显然，无论凡勃伦还是马克思，无论是新、旧制度经济学家都明显地或者隐含地从博弈、系统观点尝试对“制度”进行定义。归纳简言之，他们认为人类史上的制度及其变迁都是当时人们利益及其选择的结果，是不同制度主体在相互博弈中的涌现。制度及变迁最大的特点是在其演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关系。这些复杂关系彼此影响、相互约束或相互控制以至于耦合在一起，并由此产生出一个与周围环境区别开来的新的组织整体(organized whole)和关系网络。因此，制度从本质而言是一个制度主体之间关系耦合的复杂系统，而且是一个开放复杂的网络系统。有学者用制度环境、资源、制度主体、流和结构等五要素来描述复杂制度系统(complexity institution system，CIS)[44] 因此，从系统科学角度对旅游制度进行界定更符合其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即旅游制度是不同旅游制度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进行多次重复博弈、用以规范或激励旅游制度主体行为的认知性及标准化结构，该结构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旅游活动及关系领域中围绕着一定目标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在某一时期通行的、持续演化的制度的综合。 2.2 旅游制度类型① 2.2.1 旅游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一般是指成文的规定，并在国家或组织强制力作用下实施，它包括诸如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法律是国家层面上正式制度的代表；各种组织章程、契约是社会层面上正式制度的代表。因此，可将旅游正式制度定义为：以某种明确形式被确定下来并加以规范化的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的旅游政策、规则集合。它包括旅游法律、旅游政治规则、旅游经济制度、旅游公司章程、旅游商业合约等。 非正式制度是指对人的行为不成文的限制。它是由人们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并作为正式制度的一种延伸、阐释或修正，是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准则[45]。由此，可将旅游非正式制度定义为：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成俗、共同恪守的旅游行为准则(诸如旅游价值信念、旅游风俗习惯、旅游文化传统、旅游伦理规范、旅游意识形态、旅游道德观念等)，并主要是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成员自律等非强制力或“软约束”作用下实施的规则体系。 2.2.2 旅游外在制度、内在制度 依据制度发生学本源及产生路径可将旅游制度划分为内在制度(非正式)和外在制度(正式)。其中，旅游外在制度由政治权力机构设计和确立，具有鲜明政治性特点，并配有惩罚措施；旅游内在制度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它主要包括旅游习惯、旅游伦理规范、旅游良好礼貌、旅游商业习俗等规则系统，违反内在制度通常会受到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非正式惩罚。旅游制度的内在性和外在性的区别与旅游制度的起源有关；正式性和非正式性与实施惩罚的方式有关(即与惩罚究竟是自我实施还是第三方实施有关)。 有学者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将旅游制度划分为不同类型(表1)，但从制度发生学角度而言，这一划分方法值得商榷。因为此关系矩阵人为地将同属一个矩阵的内容分割为横、纵向两个维度来进行表述。从制度内涵与划分标准而言，旅游非正式制度实则属于内在制度，旅游正式制度实则属于外在制度。 3 旅游制度变迁理论研究 正如社会、经济、文化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旅游制度变迁亦是一个演化渐进过程，是旅游制度主体不断发现知识和扩散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旅游制度主体通过不断试错、试验，适应连续变化的复杂环境的动态过程。旅游制度变迁研究需要探查其如何变迁演化；解释旅游制度变迁的动因、方式及过程。因此，对旅游制度变迁理论研究而言，我们需要从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探讨以下三个问题：①旅游制度变迁之研究范式；②旅游制度变迁之演化动力；③旅游制度变迁机制。
3.1 旅游制度变迁之研究范式—从一般均衡转向动态、演化范式 旅游制度变迁研究迫切需要在研究范式方面摒弃新古典经济学所秉持的“完全理性、均衡、静态制度观”，转向一种“有限理性、动态、演化制度观”，其原因在于： 首先，通过梳理、分析现今旅游制度及变迁研究成果可发现，其研究思路仍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即假定制度主体是完全理性与一致偏好，制度主体始终以自身最大利益为目标，具有各种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和决策能力。这一假设背后所昭示的逻辑基础是以“时间可逆性”及“确定性”为前提，与旅游业时空演化过程、旅游制度主体博弈关系演化实际情况不相符[47]。 其次，旅游制度作为旅游活动参与者行为的约束规则，是在群体成员(包括游客、东道主、旅游企业、地方政府等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博弈”互动行为中形成的具有复杂系统内部秩序型构的有意识演化过程。其本质就是在诉求过程中利益主体之间通过改变对方的行为方式、决策以获得均衡的博弈过程。 第三，旅游制度作为一个开放、耗散、有人参与的复杂系统，其变迁过程具有动态性、演化性，且具有效率的非最优和路径依赖等复杂特征。因此，对旅游制度变迁进行分析离不开范式的转换，即需要从均衡范式转向动态、演化的研究范式。 第四，旅游制度变迁研究亟待从动态视角分析其演化变迁过程，探寻其规律性，并从系统科学视角深入探查旅游制度变迁之本质、机制与模式，从时空角度审视其变迁演进轨迹、逻辑内涵与实质，从而完整地构建一个旅游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框架。 3.2 旅游制度变迁之演化动力 对于旅游制度变迁研究而言，相关演化理论的引入赋予其更丰富的研究内涵，并将它视作一个复杂演进系统，它的变迁动力及其过程比之新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经济人行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等均衡观”引起制度变迁更为深刻与复杂。如果我们将旅游制度看作一个系统，那么其系统内部的演化动力就不会只是通过参与者“理性动机”这一初始力量就能维持系统的稳定、秩序状态与持续发展。旅游制度主体的动机、旅游制度及其设定的信息空间、外部环境变化等因素都会成为旅游制度系统变迁的动力因素。 正如恩格斯描述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一般②，旅游制度系统每个构成要素都通过自己的作用力影响着旅游制度变迁过程，诸如政府制定旅游业政策的指导思想、旅游产品供给与旅游需求、旅游消费倾向与潮流变化、汇率变动、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融洽与否、不同政区之间旅游业竞争状况、旅游地交通条件、文化习俗变迁等等不胜枚举。 但是，它们对旅游制度系统变迁过程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与其他要素构成耦合关系的基础上整体地影响着旅游制度变迁过程。系统构成要素在一个共同拥有的开放体内相互作用，通过这种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综合的合力，或者说形成一个耦合力——正是这一耦合力作为旅游制度系统变迁的动力源泉，推动旅游制度从最初的乡规民约、文化习俗与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向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演化；促使旅游制度体系从最初较低层次、功能单一的结构体系演化形成更为复杂的具有不同层次和功能的耦合网。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它们看成是旅游制度变迁的“发动机”。 3.3 旅游制度变迁机制 3.3.1 旅游制度变迁内涵 旅游制度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变迁会受到来自系统内外环境各种因素的扰动和影响，从而导致旅游制度主体原有行为状态与博弈力量发生变化，进而通过否定、扬弃或替代旧制度(或旧制度结构)形成一种新旅游制度的过程，这一演化过程可称之为旅游制度变迁。但是，对旅游制度变迁的认识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旅游制度变迁是其处在原有多样性统一基础上的变迁，这一点有别于我们以往所认识的变迁内涵[34]： 首先，旅游制度变迁从内涵上可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旅游制度变迁是指包括它的孕育、成长、成熟、停滞与消亡等任何可能的变化；狭义的旅游制度变迁，就旅游制度系统内部看，是指其结构方式的根本变化，从一种结构变为另一种性质不同的结构；从旅游制度系统外部整体地看，是指其功能方式的根本变化，从一种功能模式变为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功能模式。因此，旅游制度变迁不仅仅是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或是从高级到低级的分化与瓦解的单向过程，而是包含了多样性统一的一个具体化到另一个具体化，从一种复杂状态变迁到另一种复杂状态。 其次，旅游制度变迁过程蕴含了旅游制度系统构成要素的耦合作用。旅游制度系统构成要素耦合关系为其从原有的多样性统一到新的多样性统一提供源源不断的促使其变迁发展的动力。 第三，旅游制度变迁是以一种新的多样性统一形式代替原有形式，其核心内涵是新旧之间无法进行直接还原的。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审视旅游制度变迁——即旅游制度变迁是以旅游制度系统构成要素形成的耦合力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和其质的规定性，并在内外因素复杂的竞争和协同作用下构成自组织系统，从而实现从一种多样性统一形式转变成为另一种多样性统一形式。 3.3.2 旅游制度变迁分歧点 系统科学认为，物质世界演化变迁过程中所固有的分歧性是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系统演化过程中产生分歧的失稳点或奇点，称之为分歧点。分歧点是系统多种演化途径、演化形态共存的奇点。因此，对于旅游制度系统而言，无论演化变迁的原因是环境引起的被动应对，还是系统为求发展进行主动调整，分歧点都将使其结构与功能或是主动、或是被动进行选择，以便在失稳点形成新的演化方向、速度与模式。与此同时，由于“不确定性”干扰因素的影响，旅游制度系统变迁将在分歧点处出现多重解，其变迁的复杂性及变迁路径的多样性也就由此产生。 (1)旅游制度变迁过程的确定性 齐超对制度变迁过程做了详细阐述，他认为：“制度变迁最初更多的并不是表现为其规定性条文的修正或改写，而是体现在诸如制度执行和实施的具体过程中细微的、逐渐的变化。制度在其操作性过程中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又在调整、变化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直至临界点产生质变，原有的规定性框架就会被打破，于是修正的乃至全新的规则、条文等约束性条件产生，制度的变动性完成了一个向规定性的回归，使制度再次趋于稳定。”[48] 旅游制度变迁也概莫能外，一个旅游制度变迁过程的完成代表着另一个变迁过程的开始。与此相对应的是新生制度主体及其博弈关系在实现其价值过程中形成反馈循环并耦合交织在一起，尔后产生具有新结构和功能的旅游制度。这一确定过程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对于旅游制度变迁确定性问题，我们还可借用制度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如果用
表示旅游制度效用水平，纵轴为旅游制度绩效函数
，横轴为时间，M和N分别为表示旅游制度绩效曲线变化的两个重要时间点，以M和N为界，存在三个变迁阶段，M点是旅游制度绩效的最高点，N点是旅游制度绩效上升、维持和下降的分歧点(图1)。
图1 旅游制度绩效曲线变化图 Fig.1 Tourism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Curve 注：图例及相关解析参考靳涛《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2005，作者有改动。 在0—M阶段(0＜T≤M)，旅游制度绩效函数的—阶导数
此阶段旅游制度作为新制度处于磨合和功能发挥阶段，其功能和价值逐步释放出来，制度绩效在这个区间是逐步提升的； 在MN阶段，旅游制度绩效函数的一阶导数
此阶段旅游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降低，其价值逐步丧失，制度绩效在这个区间是逐步下降的； 在N点以后阶段(T＞N)，制度绩效函数的二阶导数
进入分歧点，其结果有三种(=0、＞0、＜0)，分别表示制度绩效回归上升、保持原状、下降。 (2)旅游制度系统变迁过程的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旅游制度系统变迁由于各种“不确定性”而在分歧点出现多重解。由此可以推断，旅游制度系统变迁分歧点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何种途径出现，以及系统在分歧点处将形成何种选择结果是不确定的。对于旅游制度系统失稳后可能达到的稳定状态而言，往往不是唯一的。在三维时空以至多维时空中，对于系统在演化分歧点上进行选择的过程来说，往往存在着若干种演化途径与演化形式，如图2所示，从分歧点出发，旅游制度系统可能在λ变化到
时维持在a点稳定演化，也可能在λ变化到
或者
时稳定地趋于b或者c所标示的某种状态，也可能在λ变化到
或者
稳定地趋于b'或者c'所标示的另一种状态，系统变迁如何选择取决于在分歧点附近各种要素与条件的组合所形成的系统耦合力。它一方面使得旅游制度变迁具有了不确定性与不可重复性；另一方面，它使旅游制度自组织变迁过程成为复杂、不可逆的变迁过程，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不同国家与地区(或亦即同一旅游地不同时期)旅游制度及变迁历程、作用、功能、绩效不尽相同[18，32]。
图2 旅游制度变迁分歧图 Fig.2 Tourism Institution Evolutionary Bifurcation Map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在众多因素相互交织与作用下的“旅游制度变迁”从本质上来说具有相同的变迁内涵与机制；从变迁表现而言，则具有迥然各异的外在表现形式。事实上，旅游制度变迁过程既可以说是有序中包含着无序，又可以说是无序中包含着有序，拨开层层表象，通过追溯系统构成要素的耦合关系可以洞悉其变迁过程中的确定性，反之也可以解释其外在变迁表象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3.3.3 旅游制度周期变迁规律 从一般意义上说，旅游制度变迁不仅仅要完成相应的变迁阶段，而且当一个变迁过程完成后，还会向下一个变迁过程转变，从而形成旅游制度变迁的周期循环[49]。然而，对于旅游制度变迁这一复杂、动态演化过程而言，旅游制度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决定着其变迁过程，在旅游地不同演化时期由于旅游制度博弈主体的发育程度不同、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制度博弈主体参与程度、方式的不同使得处于不同时空演化阶段的旅游地必将形成具有不同属性和类型的博弈主体，其结果必然导致旅游地各博弈主体在其演化过程中呈现出阶段参与性与层次性。 与此同时，旅游制度博弈主体在“有限理性”作用下往往无法在初始条件下就能找到最优策略，而是在不断试错、寻优过程中找到较好策略，也即是说，随着旅游地的演化发展、制度主体不同利益矛盾与冲突逐级显现与释放、利益表达与均衡机制的逐步完善，旅游制度将由低效率向高效率、由简单结构功能向复杂结构功能演进。其变迁逻辑内涵表征的是旅游制度将由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由不完全契约向完全契约周期变迁；与其周期变迁相耦合的旅游地发展则大致历经演化初期、演化发展期、演化成熟期等几个阶段(图3)。在不完全契约与非正式制度条件下，旅游地处于演化初期；在完全契约和非正式制度、不完全契约与正式制度条件下，旅游地处于演化发展期；在完全契约与正式制度条件下，旅游地处于演化成熟期。
图3 旅游制度变迁与旅游地演化趋势图 Fig.3 Evolutional Tendency Chart of Tourism Institution and Tourism Area 旅游制度变迁在其“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共同进化趋势下的自有独特性，也即是说，旅游制度变迁具有围绕其总体变迁趋势基础上的往复曲折发展态势，这在理论上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旅游制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有不同的功能与作用；为什么有些旅游制度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作用良好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中效用不高；为什么形式上相同或相类似的旅游制度在不同社会体制中的经济绩效不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旅游制度周期变迁规律包含以下两方面的涵义： 首先，旅游制度周期变迁规律是任一旅游制度变迁过程当中必然出现的、确定性的，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但却可以为我们所认识和利用的客观事实，这也是其系统结构和功能变迁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 其次，旅游制度在其周期变迁过程中，不管其变迁路径如何复杂曲折，但总是指向一个相对确定的“目标阈值”。这一目标阈值不是由旅游制度或外在环境单方面决定的，而是由旅游制度系统自身的组成、结构与功能，以及它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旅游制度只有演化到这个目标状态(终极状态)之后才能保持稳定或转化为其他事物(即旅游制度的一种演化临界态)，从而经历一个完整的变迁周期。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首先，旅游制度变迁是旅游地各博弈主体利益冲突的妥协和均衡，是基于系统内外条件约束下的“权益应变”及利益动态调整的结果。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旅游制度博弈主体之关系演进与参与程度也在不断变化，中国50年来旅游制度进行的一系列变革正是这一过程的真实写照；其次，旅游制度变迁过程在大量非线性因素的作用下，其演化过程可能突然变得不连续，表现出涨落、路径选择多重性的特征，在其时空演化曲线上表现为短期振荡、长期周期演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再次，旅游制度变迁过程涉及多时空尺度。在不同的尺度和层次上，其运行方式与机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也是我们很难找到一种具有普适指导性的旅游制度模式根源所在。因此，围绕旅游制度演化确定性(即制度系统演化规律性)与不确定性(制度系统内外部影响因素耦合作用)环境下的旅游制度变迁模式与绩效分析是一个核心问题；最后，旅游制度变迁理论体系研究仍需通过大量案例总结的基础上探讨旅游制度与旅游地时空耦合之关系，这也是未来其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此，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望更多学者加入到该研究领域当中。 ①制度类型分析内容部分参考借鉴自辛鸣《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构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02-108页相关内容，作者有修改。 ②恩格斯曾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本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含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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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系统的变迁：系统科学视角下的研究范式与理论研究体系探讨_制度变迁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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