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劳工领域研究状况综述论文

我国数字劳工领域研究状况综述论文

我国数字劳工领域研究状况综述

翟晨肖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摘要: 对数字劳工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对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概念的讨论。然而在国内外的研究中,数字劳动概念与属性的界定并不统一。基于对数字劳动属性的不同看法,本文依据国内数字劳工研究现状,将数字劳工分为“作为受众的数字劳工”和“专业数字劳工”,从这两个不同的数字劳工类型来进行研究综述。但是,无论是基于何种分类方式,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都在研究中占据绝对比例,而其他理论视角的研究不被重视。除此之外,关于数字劳工的研究还存在着基本概念尚不明晰、理论使用中有“拿来主义”嫌疑等问题。

关键词: 数字劳工;数字劳动;传播政治经济学

一、数字劳工之前:数字时代“劳动”概念的争论

数字劳动是数字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拓展的重要范畴。由于国内外学者对于“数字劳动”概念的理论建构各不相同,没有达成统一的定义。因此在总结数字劳工相关研究之前有必要厘清关于数字劳动的不同观点。

依据对数字劳动的属性的不同看法,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劳动概念的界定产生了分歧,这个分歧主要是两方面的。一些学者将数字劳动看作是非物质性的,是当代社会的一种新形式;而另一些学者则人为不管是在虚拟空间中的劳动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劳动,它们本质上还是物质性的。

基于学界的这种不同看法以及我国关于该话题的研究现状,本文将国内的数字劳工研究进行了研究对象上的分类,即“作为受众的数字劳工”和“专业数字劳工”。专业数字劳工是指在整个与数字技术相关联的数码产品流水线上的劳工。

二、作为受众的数字劳工

基于不同的受众观,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学派之间对于数字劳动也有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汪金汉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为“剥削观”与“参与观”。[1]剥削观下很多的数字劳动问题最后的落脚点都在剥削以及如何进行剥削的问题上;文化研究学派则持一种“受众参与”的观点。他们认为受众在参与的过程中,别人的评论、转发等都可以成为一种回报。

(一)“被剥削”:我国传播政治经济视角下的受众角色

与国外学者对于数字劳动议题研究逻辑的争辩状况不同,我国关于受众数字劳工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的。这个视角下的学者认为受众(用户)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内容生产和个人信息数据被平台利用,受到了网络资本的剥削。

1) 综合报警一览。提供实时报警一览信息。每条信息包括: 报警/预警位号、位号描述、报警类型、发生时间、确认时间、恢复时间(历史数据)、优先级等。对于每列的信息,可以通过设置过滤、排序等,更新一览表,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段、报警类型、工艺区域等查询报警信息。

其一,国内学者选择网络直播平台、字幕组、网络社交平台等作为研究对象,对数字劳工进行理论应用,验证理论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用户往往是被动的。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受众也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其二,我国学者对数字劳工概念进行了理论探讨和研究史方面的考察。

吴鼎铭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呈现了传媒“受众”被互联网产业劳工化的事实与趋势,探索“数字劳工”的劳动形式、剥削机制与吸纳机制。他认为在理论层面上“数字劳动”的视角呈现了更为丰富和多元的信息传播景观。[2]汪金汉的研究则区别于单纯的理论介绍,他在文中以历史性地眼光系统的呈现了数字劳工概念的背景和历史发展状况。

式中,S(ci,cj)为两个QoS属性参数之间的相似度,u为两个QoS属性参数之间的相容性参数。引入此公式后,避免了那些没有比较意义的QoS属性比较过程,提高了效率。

曹晋和张楠华以中国大陆网络字幕组为研究对象,结合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网络字幕组进行无偿劳作的根本动因是极具隐蔽性的跨时空、跨国界、跨阶级的资本剥削。在这之后,徐偲骕等人以“微差事”APP 为例,关注到了除了受众生产的内容之外的被剥削资源——受众数据,并认为对于用户信息的监控成为新的经济剥削形式。

(二)“积极受众”: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受众角色的再讨论

年年接待检查,学校也有了某种应对办法,如书面汇报材料一项就可省些事儿,把前一年的汇报材料稍作改动,换换数字和日期等就可应付。检查人员听了口头汇报,书面汇报材料是不看的,带回去交差肯定也成了废纸。

患者,女,75 岁,身高 158 cm,体重 54 kg。因“突发剧烈胸背部疼痛7小时余”于2017年6月15日入院。予心电监护、控制血压,对症治疗。

蔡润芳认为被诟病为“经济简化论”、“被动受众”是对斯迈兹传统的误读,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积极受众”的生产性,受众具有主观能动性,是意义的真实制造者。[3]在传媒经济生产过程中,传媒从业者的内容生产、受众的免费劳动参与、以及受众市场变化都将影响着总体剩余价值的实现。她在文章中提到,与许多批评受众商品论为经济简化论的观点相左,积极的受众能动观实际上强调了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

(三)寻找理论视角的融合: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之外看数字劳工

不同于国内一些学者对数字劳动概念的政治经济视角的解读,汪金汉认为当前的社会环境已经和马克思所在的时代明显地不同了,所以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直接应用到当代社会中。因此,学界在研究数字劳动的相关问题时,不能仅仅遵循过去的研究框架,而是应该探寻新的研究路径,尝试将原先看起来对立的一些视角(如文化的和社会的)相结合。

三、专业数字劳工:值得被重视的数字劳工群体

虽然受重视程度不高,但作为数字时代互联网产业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专业数字劳工的话题并未被完全忽视。

夏冰青以S 和X 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为案例,探究中国互联网行业实习生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难。她在文章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谁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无酬劳工?”,并以此批判了当前社会的传媒行业的实习生制度。邱林川则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揭露了当前资本主义在网络时代的剥削本质。他认为17世纪的奴隶制和我们现在所关注的富士康劳工制度并无本质的区别。他还提出了“反剥削”的议题,呼吁抵制数字剥削,这种反抗的意识在数字劳工话题中是少见但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汪金汉.“劳动”如何成为传播?[J].新闻界,2018(10):56-63.

[2]吴鼎铭.网络“受众”的劳工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网络“受众”的产业地位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7(06):125.

[3]蔡润芳.“积极受众”的价值生产——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观”与Web2.0“受众劳动论”之争[J].国际新闻界,2018(03):115,119.

作者简介: 翟晨肖(1996.10-),女,河北邯郸人,汉族,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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