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困惑及其双重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斯基论文,耶夫论文,困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认识你自己。
——写在太阳神阿波罗圣殿上的箴言
人就是谜。谜是需要破译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
在叙述方式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复调的或多声部的，这已是人们对陀氏小说在艺术上的独特性的一种共识。那么，形成陀氏小说这种复调性的深层文化动因是什么呢？
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封建专制政体趋于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急剧上升，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新旧价值观念的尖锐冲突，使一直沉睡于“黑暗王国”中的俄国人顿时感到梦醒的痛苦和迷惘。一些文化精英在为国家与民族的兴衰存亡而寻寻觅觅，思考着“俄国啊，你将奔向何方”、“谁之罪”、“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在他们之中，一直处于贫病交集的困境里饱尝人间辛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敏感地触摸到了从睡梦中惊醒的俄国社会的精神脉搏的紊乱和心跳的失常。他苦苦地追寻着“我是谁”、“人是什么”等问题，企图在人自身寻找社会黑暗的原因与俄国解放的出路。他的小说给人们抖露了潜藏于骚动不宁、惶惶不安的心灵中的各种隐秘，尤其是因自我丧失、人性异化、信仰失落，灵魂无所依托所致的痛苦与焦虑。而当他发现人的本性中存在着如此复杂的内容，人的内心世界是如此难以捉摸时，他愈感到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的困难，从而陷入到“人”的定位的迷惘与困惑之中。
人是“虫”？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自己的小说中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俄国社会的黑暗与反动，描绘了下层贫民备受压迫的现实图画。他的处女作《穷人》尤其明显地表现了这方面的成就。因此，别林斯基当时看了这部小说后，惊喜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果戈理的后继者，把他列入了“自然派”作家的行列。小说的主人公杰弗什金也被别林斯基认为是果戈理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式的“小人物”形象。确实，《穷人》通过善良诚实的杰弗什金饱受蹂躏的凄惨遭遇的描写，揭示了俄国社会中贫穷的“小人物”的悲剧，寄托了作者对下层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但是，小说的深刻性远不只于此。作为处女作，《穷人》中已蕴含了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属于果戈理的那种文化的与美学的基因，也即超越了果戈理，超越了“自然派”的因素。这集中地表现在杰弗什金这一人物形象的描绘上。杰弗什金不仅仅是“小人物”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新旧社会转型时期人的内心痛苦的表述者，是人的生存状态与人的命运的一种象征，其中隐喻着作者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哲理思考，具有深层的文学哲学意蕴。
杰弗什金心地善良，安分守己，终年辛勤劳作。他以真诚之心尊重别人，爱别人，也企盼着别人爱他尊重他，把他当人看。然而，他贫贱的处境，使他在周围的世界中丧失了人的尊严。别人总是不给他尊重不给他爱，不把他当人看，视其为“破抹布”。久而久之，他也怀疑起自己来了，觉得自己真不像一个人，从而讨厌自己，自卑自贱。但内心他又觉得自己是善良的，自己应该是一个人，而一受到外界的凌辱，他重又怀疑自己，深感受辱的痛苦与恐惧，终日惶惶不安。杰弗什金倾心地爱上了孤苦伶仃的邻居瓦莲卡，但在周围的人看来，如此贫贱的他是不配去爱瓦莲卡的。当别人嘲笑他与瓦莲卡的爱时，他感到自卑，害怕得不敢去看她。一开始他就自知得不到瓦莲卡，但在内心深处依然不变初衷，愿意为瓦莲卡牺牲一切。杰弗什金似乎在对瓦莲卡的诚心的爱中找到了作为人的自我，因而也得到了一点安慰。但是，最后他还是失去了瓦莲卡。事实证实了他是不配去爱瓦莲卡的，尽管瓦莲卡同样是一个被压迫被侮辱的人。这个不明自我是什么的孤独者企图通过爱别人来证明自我的无可奈何之举也失败了。他在这人群里永远被看作“破抹布”，永远是异类。他想使自己成为人，但现实证明他不是人；他明明心里在说“我是人”，却又明明在说“我不是人”。在这人与非人的心灵冲突中他感到痛苦与绝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立足于描述杰弗什金唯唯诺诺、怯懦无能、自卑自贱、惶惶不安的精神与心理状态，使之显出了一副“虫”相。杰弗什金自己虽然还不曾像陀氏以后的小说《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说出“我是虱子”、“人是虱子”的话，但他已隐隐地感觉到自己是“虫”，“破抹布”也即“虫”的代名词。他害怕被当作“破抹布”，也就是害怕成为“虫”。杰弗什金的灵魂深处已隐藏了“人”的自我与“虫”的自我的矛盾冲突，他心灵的痛苦与绝望也正来自于这双重自我的不断争斗。他时时感悟到“虫”的自我的存在，但总不愿接受它，总想维护“人”的自我。他曾为自己的善心不泯、人格犹存而骄傲。他虽然穷，但他说“我有良心和思想”，“我的一块面包也是我自己的，是劳力挣来的。”然而，在那不把人当人看的冷漠世界里，愈是像他这样良心犹存的人，就愈备受压迫和侮辱；他愈是怀着成为人的真诚之心去做人，反而愈使他丧失人的权利和尊严，从而沦为“虫”。越是保持善良天性和遵奉人道原则的人，对社会越不具有破坏力；而越是对社会不具有破坏力的人，就往往越不被社会当人看。这是非人的世界里人的一种悖谬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深入到这种悖谬现象中去写杰弗什金的矛盾、痛苦与绝望的，也是从人的这种悖谬处境中提出“我是谁”、“人是什么”的疑问的。
因此，如果说果戈理式的“小人物”主要是向生存环境、向社会提出“我为什么贫困”、“我为什么受压迫”、“我在这社会上有何位置”之类的问题的话，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杰弗什金是在此基础上进而向自己也即向人自身提出“我是谁”、“我对于他人是什么”、“人是什么”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穷人》具有耐人寻味的象征性和哲理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把“人”的问题从形而下上升到了形而上。这种象征性、哲理性的内容，是当时盛赞《穷人》的别林斯基所不曾领悟到的。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接受了这位杰出批评家的赞誉后又感到不满。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这篇小说的哲学主旨却未能被接受”。①这种象征性与哲理性是体现非“果戈理式”而更“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因素。这种因素在陀氏以后的创作中还在不断增长并走向成熟。如果说《穷人》对杰弗什金内心矛盾与疑虑的描写只是陀氏小说对“人”的提问和寻找的开端的话，那么，此后的小说则大大深化和拓展了这一主题。人的“虫”相以及对自我的怀疑在一系列人物身上愈见深重，人物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也不断加剧。而且，为了使人摆脱“虫”相，他们不惜使自己现出“兽”相。
人是“兽”？
从人物形象的精神延续和演化的角度看，《双重人格》中的高略特金是《穷人》中杰弗什金在一个新的阶段中的发展。高略特金继续着杰弗什金身上的善良温顺、贫穷低贱、怯懦自卑、唯唯诺诺和惶恐不安的“虫”相。不过，他发觉了自己被人当“抹布”后，在深感屈辱与痛苦的同时，并不只是停留在是“虫”还是人的自我矛盾中，而是向往着想象中的另一个自我。这个自我胆大包天，为所欲为，拍马奉承投机取巧，不择手段，毫无廉耻。高略特金的这种现象，表现出了他内心深处那种杰弗什金所不具备的反叛心理，是对“虫”的自我的一种审视与否定——既然保持人的善良天性和遵奉人道原则反而使人沦落为“虫”，不如干脆抛弃人道，为所欲为。这个向往中的为所欲为的自我给高略特金带来了在现实中人格失落的心理补偿。这个为所欲为的自我既视人为非人，恣意践踏人道，它本身也就成为非人而显出“兽”相。如果人是这样的话，还成其为人吗？所以，高略特金对它感到异常恐惧。他向往这个“兽”相的自我而又不敢接受它，而不接受它就意味着要接受“虫”相的自我，这同样使他恐惧。人是“虫”吗？人是“兽”吗？抑或依然是人？似乎都是，又都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高略特金陷入了困境。他感到矛盾、痛苦和绝望，于是他发疯了。
高略特金虽然在“虫”的自我与“兽”的自我之间摇摆不定，无所适从，但从他的内心深处的自我期待看，“兽”想的自我对他更具有诱惑力，因为这个自我毕竟可以使他免受人格丧失的屈辱。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兽”相的自我的描写也是颇具笔力的。表现上看，这个自我并不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而是作品中一个独立的声音，实际上在深层情感意蕴上却不无作者的倾向性。在对这个“兽”相的自我的出色描写中，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具有破坏性作用的人类自身的野性本能和极端利己主义秉性的深刻洞察。他的《地下室手记》，继续并深化着《双重人格》中的“虫”与“兽”的矛盾，而且，主人公“地下人”身上的“兽”的自我更显得强悍有力。在他的想象中，人似乎在不断地向“一种二足直立的生物”演变，因此，他不惜“让世界毁灭”，以维护个人的生存权利。到了《罪与罚》中，“兽”想的自我从想象中走向了现实。
《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本属“虫”类，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平凡的人”，这种人仅是“虱子”和“蟑螂”。不过，拉斯柯尔尼科夫同样不愿承认和接受这个“虫”相的自我，而想象和寻找着“不平凡的人”的自我，实质上就是高略特金亦已向往的那个为所欲为的“兽”相的自我。拉斯柯尔尼科夫旁征博引，为这个“兽”相的自我创造了一套不无说服力的“理论”，让其戴上了“英雄”的桂冠。他以为，“平凡的人”只是“不平凡的人”的工具，“不平凡的人”则是世界的主宰，“不平凡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为，甚至杀死那些“平凡的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虱子”而是“英雄”，就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但是，事后那“平凡的人”的自我又从人道的角度竭力否定了“不平凡的人”的自我的合理性。从此，两个自我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辩和搏斗之中。每逢“平凡的人”的自我发起进攻时，另一个自我又出来辩护：杀死一个可恶的老太婆并不能认为是犯罪，拿破仑也会这样做的，这比起“在巴黎大屠杀，忘记在埃及的一支军队，在莫斯科远征中糟塌五十五万多条人命”的事来是微不足道的。经过反复的较量，“不平凡的人”的自我低头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主动投案自首了。表面看来这是“平凡的人”的胜利，人道的胜利，但实际上那个为所欲为的“兽”相的自我并没真正屈服，它比陀氏以前小说中的同类型自我更具体更鲜明也更强有力。它在卢仁，斯维里加洛夫的印证下，更具有雄辩的说服力和不可否定性。《罪与罚》关于“人是什么”的探讨，也比以前的小说更具有形而上的哲理思辩色彩。
人是“上帝”？
在总结性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兽”相的自我愈显出恣肆狂放的特征，而且呈放射状向卡拉马佐夫父子身上渗透，又以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归总于“卡拉马佐夫气质”。在这部作品中，以往“虫”相的自我与“兽”相的自我的冲突，演化为“上帝”的自我与“兽”相的自我的冲突，冲突的实质依然是“我是什么”、“人是什么”的问题。
小说中的老卡拉马佐夫年轻时用不择手段的卑劣方法，从一个贫贱的食客一跃而成为拥有十余万财产的地主。他几次结婚都是为了夺取他人的财产。为了一个风尘女子，他不顾人伦道德，竟与儿子争风吃醋。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人的情欲、贪婪、冷酷、卑鄙等等阴暗面。老卡拉马佐夫与疯女人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是个仆人，他怯懦自卑，但内心阴暗歹毒，品格低下。他无视一切道德原则，为所欲为，为了钱财杀死了生父。他是《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兽”相的自我的现实化。阿辽沙是这一家族中唯一心灵纯洁、富有博爱和牺牲精神的“圣者”。他宣扬并忠于驯良、忍让、爱一切人的基督教精神，理智与情欲在他身上得到了和谐统一。他的人格是上帝化了的，在他的心灵深处，“上帝”的自我占据了绝对支配一切的地位。小说的中心人物伊凡和德米特里则是处于“兽”相的人与“上帝”的人之间的形象，他们身上的自我趋于双向分裂。伊凡是一个无神论者，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他认为，“既然上帝并不存在，那么一切都可以为所欲为。”他在现实生活中找出确凿的根据来说明这一点。他比拉斯柯尔尼科夫更坚定地信奉“为所欲为”原则，“兽”性的自我在他身上也更强悍有力。他虽不曾像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用行动去证实自己属于“兽”性的人——因为在他看来，这是用不着证明了的。但他对父亲与德米特里的争斗听之任之。而且，他的关于“兽”性的人的理论强有力地影响了斯麦尔佳科夫的杀父行动，一定程度上，他是斯麦尔佳科夫走向犯罪的教唆犯。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同情被为所欲为者残害的弱者，尤其痛恨虐杀儿童的残忍行为。他因同情人类的苦难而苦苦地寻找着人类的美好理想。从这一点上看，他是因为找不到理想才倾向于“兽”的自我的，在心灵深处仍依恋着善良纯洁的“上帝”式自我。伊凡表面上对“兽”的自我推崇备至，而在心灵的最深处却矛盾重重。他曾对阿辽沙说：“我并非不相信上帝，你要懂得这一点，我是不相信上帝创造的世界，上帝的世界，而且也不同意接受！”这足见他心灵中矛盾和痛苦之深。伊凡的哥哥德米特里，一方面有像父亲一样的寡廉鲜耻，自私贪婪，有一个“兽”的自我；另一方面又有弟弟阿辽沙那样的仁爱圣洁的“上帝”式自我。因而，他一方面为所欲为，追求欲望的满足，生性粗暴残忍，不顾一切地与父亲争夺格鲁申卡；另一方面又良心尚存，真诚地去同情和帮助受辱者。他说：“尽管我下贱卑劣……然而上帝啊，我到底也是你的儿子”，“不要以为我是披着军官制服的禽兽，终日饮酒荒唐，我差不多一直想这个，想着受辱的人。”德米特里同样是一个找不到自我，内心充满痛苦的人。
卡拉马佐夫父子的矛盾归根结底是“上帝”的自我与“兽”的自我的矛盾，这个家族中的5个主要成员分别是这两个自我的不同形态的表现，同时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的小说中众多人物的不同变体。老卡拉马佐夫代表着病态、畸形地发展的“兽”性的人。斯麦尔佳科夫代表着“虫”相的人蜕变为“兽”性的人，在他身上，实现了高略特金向往过但未曾付诸实践的那个“兽”性的自我，也体现着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不平凡的”自我的延续。因而，从人物的演变与延续角度看，斯麦尔佳科夫既是高略特金、“地下人”等人物的变体，也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变体。伊凡和德米特里代表着具有“上帝”式自我和“兽”性的自我的人的双向演变，伊凡始终不承认上帝，于是向“兽”的人发展；德米特里皈依了上帝，灵魂最后“复活”，于是向“上帝”式的人发展。阿辽沙作为这个家族中唯一真正保持“上帝”式自我的“圣者”，他和老卡拉马佐夫分别代表着“上帝”式的人和“兽”性的人的两极。整个家族和陀氏全部小说中的众多人物的人格追求取向都以阿辽沙“上帝”式自我为指归。
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初衷，他写《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要把多年探索而未得到解决的“我是谁”、“人是什么”的问题作一明确的回答。他希望人不是“虫”，也不是“兽”，而是“上帝”。正是从这种善良的愿望出发，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延续性、总结性地呈现了以往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精神特征，而且众多的人物都以阿辽沙这一“上帝”式的人物为指归。于是，“我是谁”、“人是什么”的问题似乎也总结性地表述为：人不是“虫”、不是“兽”，而是“上帝”。从小说的结局看，阿辽沙对他周围的世界起了影响，一些人物在他的道德感化下，也都纷纷灵魂“复活”，人格趋向于“上帝”式的自我。因此，人与“虫”，人与“兽”的心理冲突在指归于“上帝”后解决了，这些人物的灵魂痛苦也从此消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如此煞费苦心地安排小说人物的人格归属，难怪后人要指责他“消极”甚至是“反动”的。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果真认为“人是上帝”？果真认为他小说中的人物都能归属于阿辽沙的“上帝”的人？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作者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局安排以及“人是上帝”的回答，是有悖于他自己内心真实的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在卡拉马佐夫家族的5个主要人物形象中，最圣洁高尚的阿辽沙其实是最惨白无力的形象，最卑劣无耻的老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是最真实可信的形象。伊凡关于“兽”性的人的种种议论也是富有说服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这么认为。这个家族的5个主要成员作为人的不同侧面的自我的象征，实际上各自依旧以自己的声音在互相争辩，而不曾屈从于“上帝”式的阿辽沙。这些各自独立的声音中，“兽”性的人的声音最冷酷也最有力；“虫”相的人的声音最痛苦最绵绵不断；“上帝”的人的声音最神圣却最微弱。因此，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乃至陀氏所有的小说中，“我是谁”、“人是什么”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肯定明确的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无法作出肯定明确的回答。他自己在这一问题上一直都是自我矛盾的，即使到了他创作晚斯的70年代，依旧陷于矛盾困惑中难以自拔。他一会儿说：“人只要不丧失在世界上生活的能力，他们是可以成为美好的和幸福的。我不愿意也不能相信恶是人的一种正常状态。”一会儿说：“隐匿在人类之中的恶远比包治百病的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要深刻得多，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无法避免恶……”②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在人性认识上的矛盾性，也就使他在创作中难以准确回答“人”的问题。他的任何时期的小说中那些具有不同自我的人物形象的客观存在和无法走向统一的指归，正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的定位问题上的迷惘和困惑。
在“困惑”的背后……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的定位的困惑，在具体作品中则表现为人物自我定位的困惑，而人物自我定位的困惑又展示了人被异化，新旧价值观念冲突造成的人的焦虑与迷惘。
与侧重于表现金钱对人的异化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等西欧作家不同，处在资本主义势力入侵，而封建专制又尚未寿终正寝的“黑暗王国”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自己的小说中表现人的异化具有两重性，即金钱和权力对人的异化。而在金钱对人的异化的描写上，以往的作家大多表现占有金钱财富、追逐金钱财富者人性的扭曲，人成了“物”的奴隶。如，巴尔扎克的葛朗台、拉斯蒂涅，狄更斯的董贝等。与之相似，在权力对人的异化的描写上，以往的作家大都表现拥有权力者和追求权位者人性的变异，人成了权力的奴隶。如，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托尔斯泰的卡列宁，司汤达的瑞那市长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表现占有金钱、权力者与丧失金钱、权力者的双向异化。“兽”相的人因追逐和占有金钱与权力而走向异化，以致无法自我定位；“虫”相的人由于金钱的匮乏和地位的低下成了人的异类，同样无法自我定位。尤其具有现代意味的是，以往的作家侧重于描述人被异化的过程以及被异化者的外部行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关注于面临和遭受异化的人的内心痛苦与恐惧。
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通过格里高尔的变形揭示了人被异化的事实。“我是谁？”“我是一只甲壳虫。”“人是甲壳虫。”小说通过对格里高尔的心理描述，展示了现代人深感人性异化的痛苦。他虽是虫的外形，但有人的心灵。而虫的外形隔绝了他与人的沟通，最终在孤独绝望中悄然死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虫”相的人物在外形上依然是人，但他们内心有着被沦为“虫”的无穷恐惧。他们千方百计地想使自己成为人，但总是无法使自己定位于人。他们刚一开口说：“我是人”，心灵深处的另一个自我马上说：“我是虫”。他们每每在惶惶不安中寻找希望，甚至不惜使自己成为“兽”，而“兽”的自我向他们靠拢时，又害怕成为“兽”。“我是谁”、“人是什么”的问题无休止地撞击着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深感困惑与焦灼。他们虽无虫的外形，却无法真正与他人沟通，于是又痛感世界的冷漠与人生的凄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异化者总是陷于心灵的惶恐与痛苦之中，他们的精神气质酷似“卡夫卡式”人物。所不同的是，“卡夫卡式”的人物已确认自己成了异类，内心充满绝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感悟到自己成了异类，但还未确证，还企图获救，因而还尚留一丝希望。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是具有现代色彩的，但还保留着传统的胎记。陀氏对人的异化的认识已远比同时代的作家来得深刻，他的小说表现的人的异化形态蕴含了浓厚的现代文化意味。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处于迷惘困惑中无法自我定位的人物的互相争辩，既表现出作者对待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怀疑与依恋，也表现出作者对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忧虑与认同。这是一种极为复杂而矛盾的文化心态，这也是新旧社会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和人们普遍的文化心理状态。“虫”相的人尊崇的是人道的原则，体现着人性的美，代表着传统的基督教——人本主义价值观念。然而，他们在“兽”性的人的逼迫下沦落为“虫”，意味着传统价值观念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小说中的人物对“虫”相的自我的矛盾心态，正体现了作者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怀疑。“兽”性的人尊崇的是为所欲为的极端个人主义原则，体现着人的个性的绝对自由，代表了正在崛起的新的价值观念。然而，他之沦落为“兽”，显示出了人性的阴暗与丑恶，表现出了对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巨大破坏性。正是由于“兽”性的人的出现和存在，才使人沦为“虫”，人类社会才变得那么冷酷，才充满了危机。如果说，人类社会将是“兽”性的人的一统天下的话，那么，这将是一幅怎样可怕的情景呢？卡拉马佐夫父子的争斗与残杀，以及“宗教大法官”统治下的那个社会便是很好的说明，“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最后做的那个怪诞的梦，更是人类可怕前景的象征和预言：
……所有的村镇，所有的城市和民族都染上这种疾病而疯狂了。他们惊恐万状，但彼此都不了解，每个人都认为只有他自己拥有真理，而在看别人的时候又非常苦恼，捶着自己的胸膛，哭泣，伤心欲绝。他们不知道应该评价什么人和怎么评价，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得不到一致的看法。他们不知道应该评判谁有罪，判谁无罪。人们出于毫无意义的仇恨，互相残杀。他们集成大军，互相攻打，但军队还在途中行军就自相残杀起来，队伍溃散了，军人互相火拚，互相砍杀，你咬我，我咬你，你吃我，我吃你。……
这个“梦”的世界，就是“兽”性的人横行的世界。在那里，美丑颠倒，是非混乱，个性的绝对自由使人性阴暗与丑恶的一面坦露无遗，人蜕变成了“兽”。这个“梦”固然是荒诞的，但它象征了价值观念变换后的未来的人类世界，它也预告了即将到来的20世纪的欧洲社会。这个“梦”既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阴暗面的深刻洞察，也表现出他对“兽”性的人、人性的恶以及人类前景的深深忧虑。这种忧虑颇似当代英国小说家戈尔丁在《蝇王》中表露的对人性黑暗的忧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兽”性的人的着力描写，表明了他对人性恶的正视，也表明了他对亦已存在的新价值观念的认同。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又不愿意接受它，不愿意接受“兽”性人的世界，正如伊凡不愿接受“上帝创造的世界”一样。由此可见，陀氏对“兽”性的人始终是认同与忧虑交混的。这种矛盾又使他对上帝恋恋不舍。事实上，他从来也不曾割断过对上帝、对传统价值体系的依恋之情。“上帝”式的人的文化内质就是人道原则、人性善的象征，在这一点上，与“虫”相的人相同。尽管“上帝”式的人在小说中是惨白无力的，但毕竟给人以安慰，给人以安全感。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上帝”式的人的时候，难道不知道他仍将沦为“虫”吗？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困惑。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物自我定位的困难和叙述方式的复调性，其深层文化内因是现代价值观念冲击所引起的传统文化板块的裂变。从这个意义上说，陀氏小说既有传统文化的胎记，又蕴含了比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作家更丰富的现代文化基因。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现代文化基因原始积累的完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①[苏]尤·谢列兹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②陀思妥耶夫斯基1876年和1877年《作家日记》，转引自《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9～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