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研究建构中的障碍与归因分析_性别认同障碍论文

女性研究建构中的障碍与归因分析_性别认同障碍论文

女性学学科建设的障碍及归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性学论文,障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98(2006)02-0034-05

学科是文化的凝聚点和生长点,学科文化是随当代新学科迅速发展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学科文化的内容包括:创建一门新学科的客观历史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学科意识的孕育和相关知识的凝聚;学科孕育的由“潜”到“显”,及促使学科新思想的脱颖而出的“非模式”的创造活动;老学科的演进而导致新的发展,抓住新老学科转折的契机,及时引进新学科的问世。传统学科设置中性别研究的缺位是现代学科文化的缺憾,因此女性学的产生恰好弥补了这个缺陷。学校教育是学科文化传承和繁衍的基础,其实际是一个社会再生产的机构,通过知识的配置再生产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结构,女性学纳入到学校教育的体系是学科文化发展的必然。

课程作为学科的实践主体,担负着传播知识、反思及建构知识的历史使命,女性学作为新开设的课程,探索其发展中的障碍及原因是其成长、壮大的必由之路。

一、性别盲视问题的提出及归因

(一)女性学课程设置的前提预设

为了全面了解学生对性别问题的认知,笔者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以下便是从调查中反馈的学生对女性学课程设置存在的困惑,它向我们提出了女性学学科设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两性问题到底有多么重要?当代社会,女人也可以做男人做的工作,男女都一样,何谈性别歧视?社会分工的不同决定了男女地位的不同,‘存在即合理’,还有必要谈两性平等吗?女性地位已经提高了,各行业都存在女性精英,还有理由高呼妇女解放吗?

以上问题虽然角度不一,但却向我们揭示了当代一个非常流行的两性观念——即性别盲视。性别盲视是指在两性关系中无视性别差异,或是片面强调两性差异,但不承认存在性别歧视。而“对性别盲视的阐释是基于这个假定:存在于男女之间的差异相对来说没有多大社会意义,但否认男女差异或片面夸大男女差异的明显缺陷是,它无视性与社会性别对每个人生活方面的影响之大。”[1] 众所周知,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都是由两性的生理差异及社会的性别期待规范的,女性主义者要质疑、挑战这种差异,首先必须承认差异的存在,不能拒绝客观现实,无视性别差异的社会体制化和政治化。这种性别认知的形成可在如下方面找到端倪:

1、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情境塑造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男女都一样”、“谁说女子不如男”的社会性别文化思潮对当时的国家建设均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大生产运动涌现出的“铁姑娘”,然而,思想意识的提升与物质文明的丰足未必同步,以消灭女性自身特征的两性平等的性别文化的传承性和渗透性使它代代相传,通过社会和家庭的双重熏染,在人们的头脑中打上深深的烙印,也就有了今天的对两性问题有没有必要谈的疑问。甚至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大学生,也对两性问题的重要性提出质疑,无视在当今的社会情境下,性别盲视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灰暗地带,成为构建小康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2、父权文化体系的规训

我们现在所接受的文化是以男性为中心建构的文化体系,从男性立场出发,带有浓厚的霸权色彩,它导致了两性关系的异化。女性在实践中发现了问题的存在,但由于处在劣势的失语地位,无法对自己的权利进行有效抗争,只好默认了自身的附属地位。于是,常常出现诸如这样的问题,“女人是需要宠爱的、女人应该小鸟依人。”甚至相当多的女性都支持这样的观点,成为父权制的奴仆。殊不知,这是未把男性和女性放在同一水平线上的狭隘的性别知识观,承认两性生物差异决定的生理、心理差异,继而用性别模式框架框定,造成了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它未从人的角度(男人和女人作为平等的主体)来审视现行的两性发展态势,也未把实现人性的发展与完善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的要务。对两性问题是否重要的质疑也是对人们戕害至深的男权思想的体现,相当多的男性认为两性无地位差距,如问题中提到的“两性问题有多重要?”,“存在即合理”,这是因为男性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而身处一种性别优势地位,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性别文化惯性,所以,当提到性别平等问题时,引起诸多男性的漠视或反驳。

也有人提出,“女性地位已经提高了,各行业都存在女性精英,还有理由高呼妇女解放吗?”提这样问题的人没有看到,女性地位的提升是伴随男性的抽离,即男性流向有更高的职级和声望的职业,而女性仅是填补了他们离去的空缺。合理的社会流动是不分性别、种族、阶级、阶层等的流动,只看到部分女性地位的提升而误认为女性已经解放是典型的忽视性别歧视的性别盲视观念。我们对性别的认知通常是设计一个理性的性别构架,用它去框定现实中的男性和女性,必然会出现大量不合格的“半成品”,这也是出现性别歧视的重要原因。它承认两性差异并有不同的性别期待,但却迫使我们对其进行价值标准的评价,造成了“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性别刻板印象。而更让我们沮丧的是,这种不和谐的性别观念有极强的复制与传承能力,至今仍影响我们的观念和行动。

3、女性群体的自我认知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内因决定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使我们对女性自身的意识觉醒更加关注,即女性对自身所处情境的认知。因此,在调查中,我们尤其关注女学生的性别文化观念,下面便是整理出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女性是应该顺应时代的要求继续做贤妻良母,还是应该勇敢地做一个为女权斗争却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人呢?女人怎样才能在社会上、家庭中真正拥有和男人同等的地位?认知领域内的男女差异能做到最小化,但如何做?

在《女性的奥秘》中玛格丽特·富勒说过:“妇女所需要的,不是作为女人去行动,去主宰什么,而是作为一种本性在发展,作为一种理智在辩解,作为一种灵魂在自由自在的生活中无拘无束地发挥她天生的能力。”[2] 当我们有“怎样才能在社会上、家庭中真正拥有和男人同等的地位”的疑问时,实际上是走向了两性平等的另一个误区,即二元对立的性别观,这是性别盲视的另类表现。男女平等指不否定两性之间的自然差异,而是反对因自然差异而引起的性别歧视、性别限制和性别奴役。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将男性、女性用两套性别规范进行框定,事实上是将男性、女性进行性别奴役,这只会进一步束缚两性发展。而对“我们现在的女性是应该顺应时代的要求继续做贤妻良母,还是应该勇敢地做一个为女权斗争却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人”的追问,更是在平衡性别角色时的定位模糊,未把自己作为一个行为的主体——人,尤其是女人的自由发展与完善客观对待,使自己陷入角色混沌的误区。

当今社会,仍有相当多的女性未意识到自身生存的困境,这种集体无意识成为束缚性别和谐发展的枷锁,上帝造人的目的是让男人和女人共同创建美好生活。而面对不公正的性别制度,女性不自救,则外在因素也无能为力,将女性自身觉醒与全社会形成的共同责任感与道德感结合,则两性和谐的社会才指日可待。

(二)女性学课程设置的生存契机

女性学就是关注以上诸类性别问题的学科,它以社会性别视角、范畴、方法与其他诸如阶级、民族、地域、年龄等范畴交叉结合起来关照、审视各领域的知识建构,在批判、反思中重建、生产、传播平等的新知识、新思路和新思维模式,激励人们参与改变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行动,达到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参与者在社会文化改造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增添行动力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新视角——性别视角,使我们在研究问题时不再缺失女性的主体地位,建设两性和谐发展的社会。

二、两性差异决定性因素问题的提出及归因

(一)女性学的理论准备

1、两性差异的激烈论战

对两性差异决定性因素的探讨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及调查资料整理,列举出大家比较常见的追问:

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哪一个对性别地位的确立起决定性作用?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女性能否真正摆脱社会文化的桎梏?女性解放如何实现呢?男性、女性无不受到传统性别文化模式的毒害,如何挣脱性别文化预设这一人类解放的巨大牢笼呢?通过学习,使我对自己充满信心,同时也认识到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正确摆正自己的位置,但是,难道以后女性真变得和男性一样强大,社会就和谐了吗?那么,怎样的两性关系才是和谐的两性关系呢?

通过对“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哪一个对性别地位的确立起决定性作用?”问题的审视,我们看到了生物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论战中女性学所提出的社会因素决定论有着更重的分量。

(1)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两性生理的差异对人来说是命运的安排。男女两性由于染色体组织的不同导致生理构造的不同,如性激素分布差异、生殖器差异、体能差异……因此,在以体力消耗为主的生产方式时代,男性成为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而女性则屈居从属地位,就形成了生物决定论者坚持的“生理差异决定了两性的社会地位,男女两性不可能实现实质上的平等”的观点。

(2)从社会角度来看,社会因素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为论辩清晰,在这里我们把它限定在社会的经济、文化及制度的层面进行剖析:生理带来的差异我们无从改变,但它与社会因素的结合便会产生惊人的效果,在人的先天遗传因子决定人的生理性别后,社会的权力体系便开始运作,男性以体力上的优势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的社会分工中取得优势地位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而建立起一套性别制度。正如盖尔·鲁宾所说:“它是一套安排,社会通过这些安排把生物学意义上的性改变为人类活动的产物,而这一套安排的所用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赋权男人,削弱女人’、‘赋权多数,压制少数’。”[1]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看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力量反映在性别制度建构中的力量是多么强大。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导致了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便是鲜明的性别文化,性别文化的主体是人——更确切地说是男人,成为了性别文化的创造者和受益者。[3] 前者是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经济体制,而后者则是以父系文化为根基的文化结构,他们共同组成了性别制度的全部内容和宗旨。因此,诸多的社会因素造成了两性今日不平等的社会地位。

2、和谐两性关系的绝对价值

“人性的健全一方面包括人的自然属性的健全,体现为身体和生命力的强旺,但另一方面,也是更本质的方面,人类的特性恰恰是自由自觉的活动”[4],从现实性看,“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 然而,人为建构的性别却打破了人性的全面发展,男性因它而疲惫,女性因它而痛苦,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因这种不科学的性别观念造成了社会关系的不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阻力重重。正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活在他们的注目之中”的自我,其最终结果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将女性作为“他者”看待,于是,霸权——奴化——异化的因果相连,形成了一个导致女性自我丧失、地位沦落的恶性循环。女性在这种预设的文化中被规训得要顺从、忍耐、柔弱,她的美依时代的不同由男性进行设计,如“美丽的裹脚”、“丰乳肥臀”等,而男性则要坚强、顶天立地、果断,如“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当自强”。人性的自由发展与完善被彻底泯灭,不但女性深受压迫,男性也有苦难言,男人和女人成为同一条性别文化绳索捆绑的奴隶,因此,我们呼唤建立多元的性别观,这也是女性学所倡导的众多理念之一。

(二)女性学理论的答疑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既然生理不能决定两性的命运,那么两性之间除了生理结构不同,其余方面都不应该强行规定差异,更没有固定的性别发展模式,两性都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而不是生理性别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性格、气质、职业、性别角色和行为方式等等。任何国家和个人没有权力规定某个性别对这些只能进行固定的选择,性别规范应呈现多元化趋势,即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人。这样的性别观才是我们理想的性别构建。

女性学为我们准备了打破传统的性别文化预设的思想武器,它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以解放女性进而解放全人类为伟大构想,审视传统的男权文化体系,提出具体的体现在理性认识层面上的主体意识,虽然在经验和实践意义上,两性往往仍受缚于传统文化,表现出与理性相反的倾向,但由于性别文化的构建特性,女性学可以肩负起创建理性的两性文化的使命,即构建出先进的性别理念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当这种两性和谐的性别理念形成一种集体意识,进而发展为社会运动时,人性的彻底自由和完善便指日可待了。而社会性别理论的另一释意给女性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正是因为两性的地位不平等是社会因素建构的,我们也可发展出一套新的性别文化体系,更正不合理的性别理念,通过教育等手段,推进和谐两性关系的建立。

三、学科歧视问题的提出及归因

(一)女性学与传统知识观的博弈

在女性学课程教学中,总结出广大师生比较关注的女性学学科建设的问题,现列举其中较为典型的困惑:

女性本身处在社会的弱势群体地位,女性学作为一门学科设置能否主流化?长久以来,学术界一直是男性占有话语霸权,女性处于失语地位,女性话语能否得到公平对待?女性学的质疑、批判理念能否与传统的知识观相抗争?女性学所重视的经验知识能否被作为科学的知识体系所接受?女性学能否开创一个公正、开放的知识建构新纪元?

上述问题的提出有其历史和现实的背景,这也与知识和权力的博弈息息相关。知识的形成与传播需要以一定的权力为依托,权力的获得与维护同样也需要相应知识的支撑,所以,“知识领域存在不平等,究其根源是权力的不平等,传统知识领域与男权制之间就是这样相互论证、相互维护、相互支撑。”[5] 以男性为主流的知识结构偏重证实男性权力中心制度以及男性主流文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女性学相对于传统知识结构来说处于劣势。“妇女仅仅作为‘妇女’的特殊意义正在逐渐被‘妇女’作为‘人’的普遍性意义所涵盖”[6],而作为以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女性学也受到其他诸学科的歧视和排挤,使女性学的学科设置阻力重重。然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在看到阻力同时,不能忽视其中的积极因素。由于女性学起步较晚,已有的知识体系为它提供了宝贵的知识财富,如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的理论储备,根据经济学中的博弈论观点:“用最小的付出获得了最大的酬赏”,因此,它在创设之初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多学科协作也成为它的一大特色,也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教学理念与教育模式。然而,正如问题中所提出的“女性自身作为弱势群体,其构建的知识体系能否与主流的男性知识体系取得平等的话语权?女性学能否开创一个公正、开放的知识建构新纪元?”面对这重重诘难,女性学以一套创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提供了这一问题的完美答案,即尽管人们出身、经历和对未来的期望各不相同,但却可能运用各自的特有方式来汲取知识,共享知识,在保持个性的同时达到整合与提升。

(二)女性学以开拓性立足

女性学以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知识,甚至进一步解构父权意识和以男性为主导的知识体系和内涵,以及对阶级、种族、性别或其他差异所建构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凯瑟林·巴特利特在《女性主义的法律方法》中提出了女性主义最中心的目标:从承认自己局限性的立足点出发,与他人一起参与批判性和改造性的过程,以进一步寻求不完整的知识。[7] 女性学在研究方法上更是独辟蹊径,如针对主流学术体制的性别盲视,坚持让被研究者为主题,以改善被研究者的生活品质为终极目标,以壮大弱势群体并尊重主体声音为研究使命,以落实两性平等互重为研究过程的基本准则,以“海纳百川”的心态迎接知识的不断更新与挑战。女性学倡导平等、经验分享、质疑、批判、否定权威的知识理念,培养学生的主动性,鼓励师生共同参与课堂教学,肯定集体合作的智慧结晶,而更核心的理念就是认同任何个人,包括所有女性的体验都是知识建构的必要方面,并且主张研究和教学中要具备女性主义立场,强调所有关于社会的知识都反映了认识者的社会地位,不可能客观,这给学术研究体系灌注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这是对传统的强调权威、客观、科学的知识观的挑战,也是女性学学科设置的意义所在。它的目标和价值追求远非单纯地对性别平等的追求和对性别歧视的消解,而是旨在反对一切人类社会的歧视和不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性别平等化的对策和途径。

女性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将由教育得到广泛传播,通过接受这些理念的学生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去,变成个人的生活信念和具体的社会生活准则,终将渗透到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中去,为提高女性地位和两性生存质量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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