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到风俗——论“风”的文化化历程与先秦音乐“移风易俗”政策之酝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移风易俗论文,先秦论文,风俗论文,历程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风俗，在中国古代代表着社会的群体文化及其氛围，这一特殊意义使其受到历代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在先秦文献中，“风俗”之义最早由“风”字指称。从“风”到风俗，经历了较长的意涵演进过程，体现为一个文化化历程，并因而直接导引了先秦“移风易俗”意识形态政策的形成。学术界对古代美学、文论中含“风”字的命题或范畴的研究重视已久，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关于从“风”到风俗的意涵渊源这一重要问题，迄今尚无专论。本文拟依据先秦文献，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从文化化角度梳理从“风”到风俗的基本演进脉络，并进一步揭示先秦官方文化政策的形成背景。
1 自然风与最初的文化化
甲骨文中无“风”而有“凤”，殷商金文中“风”、“凤”二字皆无。王国维释“风”：“从隹从凡，即凤字，卜辞假凤为风。”[1](p383) 可谓不易之论。从现存含“风”字的甲骨卜辞看，商人大多占卜风在当日会否出现、大小如何、是否有害等情况，“风”还常与“雨”出现在同一片卜辞中，这都表明“风”的基本义项自始即为空气流动的自然现象。同时，甲骨卜辞中有“于帝史凤、二犬”，郭沫若释之曰：“是古人盖以凤为风神。……盖风可以为利，可以为害也。此言‘于帝史凤’者，盖视凤为天帝之使，而祀之以二犬。”[1](p377) 这说明，殷商以风神为上天使者，风被神化而拥有了很高地位。
到了有史书记载的西周时期，古人有关风的观念可以看得更为清晰。《尚书·洪范》把风列为五种基本气象之一：“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蒙，恒风若。[2](p313—315) 其中，“时风”指风适时产生，而“恒风”指风常刮不停。这里，西周继承殷商以风为上天使者的观念，把风视为上天用以赏罚帝王政事得失的五种气象之一，“风”直接被看作上天使者，在某种程度上被神化或是文化化了。帝王唯谨慎施政才能领受“时风”之利而避免“恒风”之害，使草木得以茂盛生长。应该说，在远古以农业为主而生产力水平又极为低下的情形下，风作为上帝使者的崇高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其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利害影响。
不仅如此，西周甚或西周以前的官方还早已懂得利用音乐省察风气土气以确定农时。《国语》记载：“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节其斋三日……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又：“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3] 从这两则材料所指年代看，乐官省风土的传统有可能在舜之前就已产生。这里，可以初步肯定以下两个观念：一是自然风气与土气相对应，风直接相关于农业；二是通过音乐能测知风气，音乐与自然风气间关系极为密切。可以推论，自然风是土气和音乐的根源所在。
到春秋早期，“风”仍指自然现象，并且也与音乐有关：“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4](p461) 八音可传播八方之风， 蒋孔阳将此归纳为音乐的“宣气”[5] 作用。
综上，商周至春秋早期，“风”字基本义项为自然现象，而且，其从一开始出现就被神化即文化化了。在音乐省风土、宣风气做法中，“风”更体现为自然律与文化化的紧密结合。此后，“风”字意涵在指自然现象的基础上，经历了几次较大演进（本文基本包括了现存先秦文献中“风”字从指自然现象到指风俗之间出现的所有大的义项变化，这些义项的排列总体上按其材料所出年代先后），继续着文化化的历程，直至春秋末期出现风俗之义。
2 从“牝牡相诱”到“国风”：文化化的群体品格
（1）牝牡相诱
“风”在《尚书》中最后一次出现时不再指自然气象：“马牛其风，臣妾逋逃。”[2](P513) 清人孙星衍注疏此句曰：“风者，《春秋·左氏》僖四年《传》云：‘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服注云：‘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2] 从东汉服虔的注以及孙星衍之疏，已经无法确知春秋早期“风”指“牝牡相诱”的缘由。不过，时隔十二年后，《左传》记载：“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4](P469)
这里，周内史叔兴以自然风为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产物。吕思勉曾就阴阳学说之来历指出：“吾国古者宗教哲学之释此疑义也，盖全本诸人事以为推。故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夫本诸人以为推，则其以万有缘起归诸阴阳二力牢矣。”[6](P369) 阴阳之分由人类男女两性之别类推而来，照此推测，古人将阴阳二气相互作用产生的自然现象命名为“风”，也就是由他们将男女相悦称为“风”类推而来的。而吕思勉还指出：“《老子》之为古书，有二证焉：其文辞甚古……所用名词多与他书异，如不言男女而言牝牡，其一端也。”[6](P369) 此言不虚。当时的一些典籍文献常常以牝牡、雌雄兼指人和动物之性别，则“马牛其风”很可能又是由“风”指人类两性相悦类推而来。简而言之，“风”指“牝牡相诱”当是先秦阴阳宇宙论和类比思维的产物，“风”的文化化印记于此显得愈加深刻。
“雉鸣求其牡”[7]，而对人类来说，最初大概是以原始歌谣传达爱情。 原始歌谣的原貌已不可得见，但可以根据以原始歌谣为底子的《诗经·国风》的诗辞来考察其内容。《诗经·国风》共160篇，其中明显以婚恋为主题的就有61篇之多，且多为尽任自然情性而毫无礼教束缚气息的言情之作。甚至，《郑风·溱洧》、《陈风·东门之枌》、《陈风·东门之池》等就直接描写了当时民间男女用歌舞传情以取悦对方的风俗。由此，“风”既然指“牝牡相诱”，那么为追求异性而产生的原始歌谣也就可以相应地被称为“风”。再进一步从现存先秦歌谣整体看，无论是为传达爱情还是讥刺时政抑或其他而作，《诗经·国风》无一篇不浸透着民众群体的情感、情绪[8]。《古诗源》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所收录的先秦诗谣虽多后人伪作，但其内容也多为民众感于时政之哀乐的率直传达。据此，原始歌谣的确表现着当时社会的民情氛围，而“风”既然可指原始歌谣，实质上也就蕴涵着先秦民众自然粗犷、哀乐无节的群体文化氛围。
（2）风气与采集
“风”的群体文化意涵在春秋中期得到体现。《左传·文公六年》记载秦穆公卒时以三位良臣殉葬，针对此事，有“君子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4](P454)。根据这段话的内容，加之杨伯峻的考证：“先秦皆谓三良被杀。自杀之说，或起于汉人。”[4](P549) 则此“君子曰”很可能就出于当时。
在此，“风声”由具象的自然风声、风气经类比抽象而指好的风气。春秋以前的统治者为给后继者留下法则，而遍选贤能并为之树立好的风气以教化民众，足见其对引导、治理风气的高度重视。而根据春秋后期范文子的追溯，远在春秋以前，统治者即已依据诗、谣等民间文化来了解风气，形成了采风听政的政治传统。“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袄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韦昭注：“风，采也。胪，传也。采听商旅所传善恶之言。……行歌曰谣”[3] “胪言”传播散布于市井，而自然风又有吹起所经之物的特点，则“风”指采集很可能也由自然风之特性类比引申而来。
（3）国风
“风”在《左传》中首次出现时就已经指《诗经》中的“国风”：“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洞酌》……昭忠信也。’”[4]
顾颉刚认为此“君子曰”里的内容是“汉人加上去的”[9]， 朱自清也曾谈到诗、乐分家后汉代对诗“只重义而不重声”[10]。此处“昭忠信”显然是取其意义而非曲调，因此，根据二位先生的见解，这则材料并不能说明“风”在春秋早期就已经用来指称“国风”。
据现有文献，“风”第一次指音乐比其指“采集”略早：“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4](P27)。从楚国伶人对故国的深深眷念之情看，“土风”在此应指楚国的地方音乐，正如杨伯峻所注：“土风，本乡本土乐调，即南音。”[4](P844) 继之，指称音乐的“风”还被用于军事：“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4](P845) 师旷之“歌”表明，此处，“北风南风犹今云北曲南曲”[4](P1043)，这包含着音乐与自然风气在方位及声气强弱上相通相类的观念。而且，从省风土、宣风气到省风服务于战争，音乐与自然风气的类比关系之发展表明，“风”之文化历程始终指向政治。
不难发现，以上“土风”、“北风”、“南风”中，“风”指称音乐的前面都有地方之名以为限定，而季札观风之典故更表明“风”在作“音乐”讲时就主要确指民间音乐。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鲁国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演奏周乐的情形：“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王》，曰：‘美哉！其细己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4](P1161—P1165)
在这段话里，“卫风”是以具体国名来限定音乐，“大风”是对齐国音乐的赞辞。“风”与作为王室之乐的雅颂之声相对而为列国民间所有，这进一步表明“风”指音乐时通常就用于民间音乐即“国风”。
这里，季札对列国之风所发出的“忧而不困”、“思而不惧”等评论的主要内容都是民众情感，说明“国风”仍然延续了原始歌谣表现情感的主题，声有哀乐论于此得到彰显。在此前提下，“风”表面是指民间音乐，而实际上所表现的却是以情感为核心的群体文化氛围。季札在点评民情之后又接以“卫康叔、武公之德”、“国未可量”等判断，认为帝王之德是导致民情哀乐的根本原因，而又以民情哀乐关乎国运盛衰。这在实质上形象地点明了远古统治者采风听政的理论依据。“国风”在此被官方归为政教的结果，比“风”指风气、采集更进一步明确了群体文化氛围好坏之根由在于政教，“风”字文化化的群体品格与政教之联系在理论上趋于清晰。最后，列国之“风”难免有所偏，相对于此，季札指出《雅》、《颂》等王室之乐却臻于中和。特别是《颂》，达到了音乐的最高境界，这一境界体现为情感哀乐不失以及帝王德行中正、和谐。《颂》之和谐在形式上又表现为“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八风”在此已由八方之风的本义转而成为音乐和谐的形式要素之一。
3 “天子省风以作乐”：“移风易俗”政策的酝酿
春秋后期，针对当时民间音乐之不合礼节，乐官们纷纷总结先王之乐的教化作用，“风”随即几乎与其指“国风”同时而出现风化之义。
《国语·晋语》记载，师旷为告诫平公放弃对流行民间不合于礼但求悦耳之“新声”的喜好，提出音乐开自然风气的同时也就是在宣扬帝王之德：“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3] 这里，第一个“风”为名词，指自然风气，后三个“风”作动词，本义是“吹”，在此则用来形象地说明音乐宣扬帝王之德的教化作用亦如风之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且使民众莫不同心，含风化之义。这样，“风”指风化也由自然风的传播特点类比抽象而来。而且，师旷所论具有教化作用的音乐是指表现统治者功德的先王之乐，这表明，“风”指风化为官方文化艺术所特有，其在产生之初就针对蕴涵民众群体文化氛围的民间音乐，而指向先王之乐统一道德的教化作用。
“风”既指民间音乐，又有“风化”之义。钱钟书在《管锥编·毛诗正义》札记中谈道：“《正义》：‘微动若风，言出而过改，犹风行而草偃，故曰风。……《尚书》之‘三风之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风’字可双关风谣与风教两义。”[11] 可以说，“病”是风谣所反映失之哀乐的先秦群体文化，“药”则是中正平和的先王之乐。风谣和风化分属民间大众文化和官方正统文化，二者合起来构成先秦文化的整体。民众文化及其氛围不合礼节，而官方文化具有风化作用，据此，官方文化雅化并统一民众文化的需要自然产生。在先秦，两种文化并存又以“风化”对治“风谣”，是为当时的整体文化状况。
先秦文化的这一状况到春秋末期被乐官州鸠以“天子省风以作乐”的官方文化政策命题初步概括出来。州鸠说：“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4](P1424) 杨伯峻集古人之注以释“天子省风以作乐”：“杜《注》：‘省风俗，作乐以移之。’《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注》：‘应劭曰：‘风，土地风俗也。省中和之风以作乐，然后可移恶风、易恶俗也。’师古曰：‘省，观也。’”[4](P1464) 根据州鸠的具体论述本身看，这些注解在深得此句要旨的同时也未免瑜瑕参半。
其一，“天子省风”概括了“古之王者”采风听政的政治传统，而“风”在此实即季札从“国风”中观省到的以情感为核心的群体文化，“风”之“风俗”意涵由此从“国风”中脱离出来而直接指向民众群体文化及其氛围。从这一点看，杜预等人对风俗之义的突出可谓敏锐。而更确切地说，“风”指风俗乃渊源于其指牝牡相诱、风气、采集，并最终随“天子省风以作乐”命题的提出而得以从其指民间音乐中独立出来的。据此，风俗在先秦产生之初就代表着“群体人格，表现出来的情感也是群体性或民族性的”，具有着“群体文化品格”[11]。
其二，州鸠论乐主要是针对周景王铸大钟一事，他提出天子所造乐器的声音大小必须合度，这样才能保证天子之乐达到中和境界，从而和谐万物，特别是在诉诸人的感官时，可使人心感到平和、安乐。州鸠论乐之前提中还包含着两层内涵：第一，风俗是官方文化的制作依据，其在先秦统治者心目中至关重要；第二，如前所述，先秦民众群体文化氛围过于粗放率直，而先王之乐又具有风化作用，因此，“天子省风以作乐”的提出，是将“风”的两大相对文化走向自然对接，暗示着先王之乐即为对治民众群体文化氛围即风俗而作，则“天子之乐”节制情感以平和民心的作用中必隐含“移风易俗”之目标，有待荀子真正从理论上点破并完备之，杜预、应邵之“移”风俗的注解当为承接荀子乐论而来。
4 结论
“风”在商周出现之始即被神化，同时呈现出自然律与文化化相结合的特色，这是其最初的文化化。春秋时期，“风”在指自然现象的基础上，受阴阳宇宙论尤其是类比思维等文化的影响，渐次出现牝牡相诱、风气、采集、民间音乐等义项，先秦民众群体文化氛围的粗陋本色及官方采风听政的政教传统，由此清晰呈现。针对于此，官方积极提练先王之乐的教化作用，风化之义随即与“国风”对出。“风”字意涵的这两极文化走向之对立，促使官方继续概括先前统治者之采风传统，并且将先王之乐的教化作用与民众群体文化直接相连，提出了“天子省风以作乐”命题，风俗之义最终在春秋末期脱离民间音乐，具有了意识形态品格。
从“风”到风俗的意涵演进体现为“风”字本身不断文化化的历程，其启发荀子将乐与礼并举，使二者真正统一于教化风俗的目标之下，“移风易俗”命题由此终得以作为儒家对先秦礼乐教化之官方文化政策实质的洗练概括而诞生，为汉代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政策准备了充分的历史和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