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种传入中国的学说、主义，如果想在中国扎根、发芽，都存在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亦然。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其特有的问题域，即我们是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引导作用的前提下，来谈其中国化的。从这个问题域出发，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以及怎样承担起引领中国前进步伐的使命的问题。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出于这样的考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成为1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讨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也逐渐引起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但笔者认为，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讨论中，有一些基本的问题仍需进一步思考。本文就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一、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命题？
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历史事实和活生生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个命题则是对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指称和反映。这就意味着，如果准确地把握住这个命题的涵义，就能很好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全局及其最一般的特征，反之，我们的研究一起步就会进入片面性的境地。因此，这个问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是在认可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区别的前提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界定原则上没有问题，但它过于抽象，并可能导致歧义的解释，进而缩小了它所应包含的信息量。例如，不少解释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得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纲领来，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看法所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仅仅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第二，即使不是仅仅在运用层面理解，而是还进一步从发展层面理解，但是对于从什么层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需不需要发展等问题，谈得并不清楚，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
第二种较有影响的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解为民族化，并且把它与时代化相对应。(参见龚育之)顺着这种思路推断下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它仅仅指在形式上具有中国风格，在内容上回答中国特殊的问题；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仅仅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中国特性的一面，而具有时代特性的一面或者说普遍性的一面不包括在其中。这种观点在较大的幅度上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应当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时代化。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并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参见何萍)这种观点认为，就理论创造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又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再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中国革命的实践的过程。这种观点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的互动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点，这是深刻的；但它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有问题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考虑问题的层次不同：例如，科学社会主义考虑的层次仅仅为人类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形态，而历史观考虑的层次则是整个人类社会。如果我们把层次不同的东西相混淆，逻辑上就会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这恐怕有悖常理。
由此可见，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候，我们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把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适当区分开来。
第四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可以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加以考虑，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定位在西方先进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进而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上。(参见陈树林)这种看法抓住了“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之精华”这个切入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个颇具启发意义的思路。
但是，仅仅从精髓、文化精神的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够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体现着一种精神，它还是一个理论体系。
总之，上述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有的过于抽象，有的失之片面，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不当，有的则角度单一。所以，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反思，以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更为精确的含义。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理论，它的中国化就是与中国的现实互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是一种来自国外的学说，它的中国化就是这个舶来品变为中国品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着世界的时代精神之精华，它的中国化就是不仅要代表世界精神之精华，而且要成为中国时代精神之精华的过程。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根本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互动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中国制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成既体现着世界的时代精神之精华、又体现着中国的时代精神之精华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合理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命题，大部分学者认为是成立的。但也有部分学者质疑或者部分质疑这个命题的科学性，这种质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性。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掉的是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具体地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导致的是“儒家化”、“封建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伦理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儒家思想，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距离甚远。(参见列文森，第292页；金观涛)应当说，这种观点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能导致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二种情况是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合理性，但却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合理性。一些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是科学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法则是缺乏分析的、不科学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应该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决定了它具有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可以说，只适用于某个国度的哲学是不能成其为哲学的，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其次，不能仅仅根据形式来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表达方式、语言习惯、遣词造句、例证使用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不同于俄国，在俄国不同于德国，但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形式决定内容；在内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一个。(参见白贺林、苑兰娥、刘明军)
应当说，这种观点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普遍真理，那么，普遍真理如何可能中国化？
第三种情况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部分地中国化。一些同志认为，一种主义、一种哲学可以被化，本身就表明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普适的。自然科学是普适的，所以不存在物理学的中国化、化学的中国化、数学的中国化等等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一般的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不会有中国化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有一定的普适性，这是它可以被中国化的基础。如果没有普适性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没有必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能化那些没有普适性的东西，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可能是全方位的、全盘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但不是在全方位上存在的。(参见赵凯荣)
这种观点看到了学界在讨论中存在的似是而非的方面，它启示我们：应当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性质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上，研究者的见解并不一致；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还需要从学理上进行论证，否则，就会出现熟知而并不真知的简单化现象，这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合理性、正当性及科学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论证。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上看，它具有科学性的一面或者说普遍真理的一面，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有世界性的特点，或者说普遍适用的特点。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实际上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发生指导作用。这层意义上的中国化当然不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发生什么改变，它与物理学应用于中国在性质上是类似的。当然，这层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处在应用层面的，但这种应用层面是极其必要的。有些同志认为这一层意义上的中国化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其实，这种说法只是提法之争，并非实质之争。
第二，但是，即使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科学性的角度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有一个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穷尽真理，它只是开辟了真理发展的道路。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需要中国人参与进去，进行发展。这种发展既有中国人利用中国优良哲学传统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面，也有中国人根据自身的特点，通过反思新鲜的实践经验，接着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往前走的一面，这自然会带有中国的作风和中国的气派。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中国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国人在这种过程中的贡献，实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即这种贡献不仅是普适性、世界性的，同时也是民族性的。应该说，这方面的中国特色或中国化，就如数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不同于其在美国的发展的特色一样。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具有超科学的价值性一面，或者说人文关怀的一面。我们知道，价值体现着主体的生存态度、情感偏好、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它与主体的生活世界存在着依赖关系，民族性、地域性的个性特点体现得相当明显。从这方面看，没有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是不带有民族特色和体现其民族精神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它带有浓厚的西欧特色，特别是德国特色。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体现着世界性和现代性的一面，体现着世界的时代精神。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就必须放弃或者不应再强调其原有的民族特色，而应该用其具有普世性的现代性的一面与中国的优良民族精神相结合，使其成为中国人血脉中自然流露出的理念层次的东西。
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代表的现代精神与中国民族精神相结合的过程中，只要我们坚持现代精神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会变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就不会变为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的伦理中心主义。历史的经验也证明过这种思考的正当性，例如佛学的中国化过程就并没有导致佛学的儒学化。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它的主体主要表现为“党的集体，党的领导层和党的理论界的许多代表人物”(龚育之)。这些主体在接受、传播、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会出现解释学循环现象，即他们的主体性不可避免地发挥着作用，并出现解释主体自身视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视域的相互融合现象，其结果是产生了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视域、又不同于解释主体视域的新的理论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象。当然，根据解释主体的参与程度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组成部分的中国化程度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况，但是，马克思主义打上了中国的烙印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命题是成立的，是一个正确的命题。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轮廓
说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正确性仅仅是初步的工作，更重要的工作是进一步说清楚这一论断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或轮廓。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并不是意味着用中国的内容化掉原有的内容，也并不仅仅意味着把原有的内容和中国的内容融合起来。实际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命题独特的问题域，我们认为，它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在理论形态上，它应当实现普世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统一；第二，在文化形态上，它应当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统一；第三，在精神实质上，它应当实现世界时代精神之精华和中国时代精神之精华的统一。这三个层次融为一个整体，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体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中国现代化、走向中国大众、走向大多数中国人灵魂深处的过程。
1.在理论形态上普世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统一
这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努力进一步实现普世化。哲学这门学科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思考具有普遍性和寻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为哲学首先表现为对宇宙、人生的普遍的系统思考。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过程中，我们决不能轻视乃至忽视这方面的内容，那样将会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仅要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真理的内容，而且要与时俱进，对这些内容进行发展。其中特别要对当今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例如发展理念问题、发展道路问题、全球化问题、生态问题、人的发展问题、人类现代社会的规范行为方式和与他人的共事方式问题、全球规则问题等，做出自己的回答，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世界的强大生命力，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其实已经有所作为，例如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道路等问题给出了科学的回答，因而它的提出就具有世界意义。
应当说，这方面的工作尽管体现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个性，但它主要体现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得到发展的一面，是作为个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世界性或全人类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这方面工作。因为正如中国的发展同时是走向世界的发展一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是走向世界的中国化。不走向世界的中国化将会导致扭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面目，这样的中国化违背世界趋势，没有生命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努力不断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固步自封，不能满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已经实现了的现代转型，而放弃使它实现进一步的现代转型的任务。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随着我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实现哲学形态的现代转型，并切实起到对这种社会转型的指导和引导作用。其中最为根本的是，要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在这种思考过程中，要体现出哲学的特色，就要着力思考六大规律，即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以便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也应当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国人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以及一些重大的苗头问题，提供有力的哲学分析和理论支持。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中国化的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是统一的：其中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一般，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特殊；一般与特殊相结合，就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视野和中国气派的统一性。
2.在文化形态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统一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学问、一门学科，既然如此，它的中国化过程就必定会表现为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必定会表现为一种精英文化。也就是说，它需要少数人把它当作一项职业和事业来搞，把它真正当作一门学科来建设和规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培植这种精英文化实属必要，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扎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深入，也才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百家争鸣的大局面中有条件和时间去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成果，切实增强其理论的竞争力和不断显示其理论的优越性。历史经验也显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门外来学说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会有一批专业人员从事这项工作；正是由于这些专业人员的努力，外来学说的本土化才有可能取得成效。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精英文化的层次，它还必须进一步转化为一种大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根本上就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而文化认同绝不可能仅仅在一个精英文化圈中做到。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停留在精英文化的层次，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失败。这是因为，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性要求它自觉地走向大众、走向生活，使自己变成物质力量，而仅仅停留在精英文化的层次是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本性的；其次，中国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写进宪法的国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精英文化的层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虚的，是无法真正落实的。因此，与成为精英文化相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是更为重要的工作。做这项工作的根本主旨，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视域融合，并进而实现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化。
可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是中国现代史上任何其他西方学说在中国化过程中都不敢奢望的要求。当然，在现阶段，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和特点，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出现了多样化的特点，因而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
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扩散，并进而形成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良性互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独特命题的应有之义。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工作者、普及工作者以及一般大众等多极主体间的相互有机匹配，就需要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宏大过程。
3.在精神实质上实现世界时代精神之精华和中国时代精神之精华的统一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之精华”；这样的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它汇集了“人民最美好、最珍贵和最隐蔽的精髓”，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它能够“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能够使世界“成为哲学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9-220页)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体现着当时时代精神之精华：它既浓缩了当时世界时代精神之精华，也浓缩了西欧时代精神之精华，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时至今日，我们的时代还没有越出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大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体现着世界时代精神之精华；它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实践精神和人道精神等继续引导着人类前进的步伐。
但是，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世界时代精神之精华的一面代表着时代发展的趋势，它之在中国落地生根具有必然性，然而，不与特殊性结合的世界性或普遍性就是抽象的普遍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方面的内容不与中华文化优良精神之精华进行创造性融合，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中国时代精神之精华。退一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方面的内容即使必然要成为中国时代精神之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不足以构成中国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全部。
这其中的道理在于，从国外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回答一切哲学问题，有些虽然作了回答，也回答得不够丰满。例如，在如何做人的问题上、在人生境界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也许就没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回答那样圆融。具体地说，在笔者看来，中华文化优良精神之精华的最集中表现，就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精神，它关注的中心点是人之为人的问题，是如何做人的问题。它在这个问题上不设定一个终极存在——上帝或神等，它不追求宗教式的外在的超越，而是主张通过修养心性、充分发挥主体性去实现天人合一。这种内在的超越精神中国人不可或缺：缺了这种东西，中国人就如同失去了灵魂一样，变成了精神流浪儿。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代表的世界时代精神之精华必须与中华文化优良精神之精华进行创造性融合，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表明，不实行这两种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太可能融入多数中国人的血液和灵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终归是皮毛而非血肉。
对于这种融合，要辩证地看待。需要指出，中华文化优良精神之精华同样包含着普世性的一面和民族个性的一面这两个方面。其普世性的一面(如在如何做人的问题上)是中华文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其民族个性的一面(如特别关注道德修养)体现着我们民族独特的生存体验。有鉴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文化的融合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在两种普世性之间的融合，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世性与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之间的融合。可以说，中华文化追求内在的超越这种精神气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之融合从而创设新型的中华精神，提供了优良土壤。我们相信，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着的是一种扬弃了中国旧文化的新型的中国文化。
总之，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派，创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标志的新型中国文化，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长期的历史使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哪一个个人所能完成的，它需要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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