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雅群[1]2000年在《生命的悲苦歌吟》文中认为王西彦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步入文坛的，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他一方面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其作品带有一定的宣传鼓动性；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坚持从生命的角度、人性的视点来审视他笔下的人物。笔者认为，王西彦的作品主要展示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贫穷的重压、传统文化的制约以及战争的摧残等多种非人性因素所导致的生命的灰暗沉重和人性的被扭曲异化；二是在生存重压下人自我精神的困顿和灵魂挣扎。本文打算以人性为切入点，来探析王西彦笔下的两类代表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理特征。全文分为“生存重压下的人性异化”、“生存重压下的灵魂挣扎”和“孤独者的人生悲歌” 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重点论述了具有数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国农民仍未摆脱非人的、动物般的野蛮生存状态，一切生存条件几乎都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 为了生存，人沦为金钱的奴隶，失掉了美好的人性。人物的心理也受金钱的挤压而失去平衡，变得爱耍脾气、简单粗暴、野蛮专横。穷人这种野蛮性情源于贫穷使人受到物的奴役的同时，也受到人的压迫。贫穷所带来的压抑感使穷人在一种场合下是软弱卑微的奴隶，在另一种场合就成为专制野蛮的暴君，这是两种不同心态的外化，二者都不是常态的，带有被扭曲异化的色彩。 封建专制文化使女性，尤其是童养媳被严重异化，达到奴化绝境，她们不仅处于男性与长者的双重压迫之下，而且不断进行自我异化。这种异化的根源是：传统文化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身份”关系，而不是“契约”关系，这就形成了封建中国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方式。 战争直接地威胁着人的生命，挣扎在生死线卜的人往往沦为非人。在王西彦小说中，战争对人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儿个方面：（）非正义的战争使侵略者产生一种忧虑和恐惧的病态心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们疯狂地迫害和摧残对方，把自己降为兽类；（2）战争使人失去理性，产生疯狂的报复欲，带来人的价值判断的简单化、绝对化和两极化；（3） 战争使人产生对生命的偶然性感受，仿佛一切都难以预料、无法把握，仿佛一切都是命定；（4）战争将人置于恐怖、骚乱的氛围之中，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惰爱关系。 总之，贫穷、封建文化和战争共同营构了一种非人的生存困境，带来人性的裂变和扭曲，这是一种被严重异化的状态。 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在生存重压下知识分于精神的困顿和灵魂的挣扎。王西彦主要塑造了两大类知识分子形象：仿惶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缘人”和挣扎于社会下层的“零余者”。“边缘人”身上体现着反叛与复归、传统与现代、情感与理智等不同心态的对峙。这种矛盾心态的产生在于他们对同一事物分别从历史的、道德的、审美的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这就势必造成其心理上的反差与冲突。“零余者”是社会文化断层期的产物，他们经历了由改造社会到拯救自我、再到麻醉自我的心理演变过程，挣扎于“进”与“退”、“爱”与“憎”的复杂的心理漩涡。 第三部分从王西彦的出身经历、个性气质和创作原则等方面探讨了王西彦忧郁孤寂的创作风格的形成原因。王西彦悲苦的人主经历不仅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独特的表现对象，而且形成了其独特的抑郁气质和审美感受。在创作过程中，真实朴素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使其人生经历和个性气质得到了直接表现，而他对不幸人生强烈的倾诉愿望又促成了其现实主义手法的形成，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了王西彦真挚感人而又悲苦忧郁的创作风格。
贾东方[2]2018年在《民国时期的甘肃流徙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的甘肃文学图景,由于地域的边缘性、材料的稀缺性而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也因之很难了解现代文化、现代文学是如何进入并影响这一地域的文化、文学形态。民国时期的甘肃现代文学,虽然在时间上比其他地区稍微迟滞一些,但无论是文化蕴藉还是精神内涵方面,仍经历了现代文学发展中的相关进程。论文在原始报刊文献材料的梳理基础上,以晚清民国时期的甘肃现代文化、现代文学发展脉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不同时期、不同角度、不同知识群体中的多元形态,并且从晚清民国易代之际、“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30年代“开发西北风潮”时期及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后期转折阶段等历时性的考察角度,进行了宏观的比较研究。在从近代文学形态到现代文学形态转变过程中,民国时期的甘肃文学一直也在通过现代报刊的文化传播、文学社团的聚合、文学运动的开展、文艺思潮的争鸣等方式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论文揭示出了与民国甘肃文学发展息息相关的甘肃旅外学子、西北考察家、流徙知识分子等群体,并通过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活动的分析阐释,大致勾勒描绘出民国甘肃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独特面貌。在民国时期甘肃文学的发展变化过程中,特别是抗战爆发以来的“流徙知识群体”,对整个甘肃、西北乃至全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就时效性影响而言,这些“流徙知识分子群体”本身就与全国的文艺组织及外地的文化人、文化刊物来往密切,在西北地区自发地聚合成文学群落以后,其本来具有的文化优势,也给予以理学为基础的甘肃传统文化造成了强烈冲击。流徙至甘肃地区的作家,在“文章下乡”、“文艺大众化”、“文艺通俗化”、“街头诗、朗诵诗运动”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深入探讨,并通过文学创作、演讲教学、聚会结社、编辑刊物等多种方式,积极推动着甘肃地区文学运动的开展。就大后方文学新的格局来谈,以少数知名作家为中心的“流徙知识分子群体”,也吸引、聚合了一批青年文艺爱好者在他们的周围,并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活力的40年代西北地区“新生代作家群”。他们或承继了前一时期或同时期的文化精神资源而有所开创,如牛汉之于胡风、艾青、田间及后来的《七月》派作家群,唐祈之于盛澄华、杨晦、陈敬容及同时期的“西北联大——西北大学诗人群”;或秉持自我风格而有所转变,如于赓虞在“恶魔诗人”之后的“诗教理想”及编辑事业,李泊在波德莱尔“唯美——颓废主义”诗学理念之后的“现实主义”文学转向;或受到西北地区的地域面貌、文化风俗所影响,生命体验、思维观感都发生了变化,并进而融合西北的文化元素,开创出具有苍茫色彩、阳刚之美的西北现代文学新形态,如冯振乾之于新边塞诗的开拓,牛汉的“草原书写”与“西部情结”等等。就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传播使命与精神演变轨迹而论,民国甘肃的“流徙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数都是在国破家亡、背井离乡中切身体会着家国劫难、悲苦命运,他们往往或多或少都会将文学创作及文学活动与家国命运、民生疾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承担起沉重的历史使命,在荒凉、寂寞的异乡背负着知识分子的文化重建使命,在默默耕耘中去发现民族的韧性精神,在归家无期、生命无着之时也在寻觅着精神的原乡归宿。当然,民国时期甘肃文学的局限也相当明显。以青年作家为主体的“流徙知识群落”,非常容易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以及民族命运的感召,并进而用如火般炽热的生命与文学,来重塑个体灵魂、民族精神。然而,这种“战斗式的浪漫主义精神”也潜藏着危险,因为这是知识分子把“个体”融入到“民族”的整体之后才获得意义和价值的,很可能在认识到自我的软弱和无力之后,心理上会依附于强有力的“民族英雄”,也可能是选择一个规避痛苦、恐惧的避风港,然而这种规避的代价,正是主体精神、自我意识的丧失。此外,作为大后方的甘肃地带,固然给“流徙知识群体”提供安全的生存空间,使得他们能相对从容地从事文学创作及其他文学活动,然而也会促使一部分人在意识到动荡时局中个人的渺小、无力之后,选择沉溺于暂时安逸的生活,放纵自我、醉生梦死,在精神原乡的寻觅之路上最终沉沦、迷失。
陈红旗[3]2016年在《民族危难、左翼立场与战火中的生死感悟——左翼文学演变的一种精神轨迹》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动乱异常频繁的历史时段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左翼作家抒写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揭露了"死神"的真面目。由于左翼知识分子总在体认理想碰壁的无奈和人生无常的虚无,因此他们承受着常人难以体会和感知的精神痛苦与心理煎熬。左翼文艺界通过自身的左翼立场和文学创作与劳苦大众建立了精神联系,并把自己植入到后者的悲苦与激愤之中,这就使得他们收获了那个时代最广阔的痛苦和力量,也使得他们的歌吟和抒写洋溢着其他文人难以生成的激扬热情和乐观精神。抗战元素的植入使得左翼文学与"抗战"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左翼作家将"有意义的死"视为一种精神的延续和人生的圆满,而不是一种生命的终结和肉体的痛苦。在革命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左翼作家为自己的青春和心灵留下了独特的印迹,也获得了其他知识分子难以体知的生死感悟。
黄玲[4]2011年在《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文中提出越南在地理生态上与中国唇齿相依,两国边疆地区在民族主体和文化传统上呈现为同根异枝的发展样态。学界以往多从汉文化对越南文学的影响进行探讨,关注越南的汉文学和越南文学的经典,对中国汉文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有深入研究。但越南民族文学潜隐的骆越民族文化传统却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研究是宏观指导下的微观研究,在深入历史、观照全局的前提下,以中越跨境民族民间叙事文学为切入点,运用比较文学学术理念,采用文学人类学研究思路,将文本细读和田野调查相补充,对三个各具特点又同具共性的文学个案进行比较分析,重返中越民族文学发展之真实的历史场景和文化语境,并观照中越跨境民族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由此得出了一些新材料、新论点。第一章首先梳理了越南民族与中国民族的族群关系与文化渊源,指出中越跨境民族在族源上的同根异枝和在文化上的多层共生。由此提出“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是居住在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之文学,具有多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指文学卞体是中国与越南两国的跨境民族。不仅仅包括中越两国少数民族,两个国家的主体民族也彼此跨境而居。第二层涵义是指其文学具有汉族、骆越和越南民族等多元文化的融合。第三层涵义是指内容上包括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部分,尤其偏重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中的民间叙事文学。本研究以民间叙事文学为切入口,对中越跨境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跨境民族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存在,而是在两个国家的地域范围内跨境迁徙,在不同性质的文化中游走出入。研究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涉及到中越两国众多民族间的源流、迁徙、演进和发展。而民间叙事的性质又使得这些文学叙事,成为祖先历史记忆、民族文化传统、民间社会现实和民众真实情志的多元集成。第二章中越侬智高传说,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口头传说的搜集,并辅以笔者走访中越边境进行调查所获的田野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和文化解读。越南北部民族的侬智高传说与中国壮族侬智高传说不同,其结构模式为英雄神话与史实人物的结合,叙事内涵上偏向于神话叙事,演述祖先历史记忆和民族文化传统,如“断头再植”和“竹育兵马”神话母题的原型及其衍化,真切展示了跨境民族的生命历程,还原了骆越民族的深层传统。越南侬智高传说作为富有生命底蕴民间叙事文学,为国家话语借用并提升为国家英雄；在民间叙事里却是对生命崇拜的弘扬,成为越南北部民族所敬奉的祖先神,生殖神和农业神；这对于中国民族文学的多元重建也是一个有机的补充和丰富。第三章比较中越《金云翘传》,民间性契合是阮攸将中国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移植到越南的原因。但青心才人的写作是边缘个体在主流话语中争取言说权力的策略,阮攸《翘传》是通过女性命运来关怀社会民生和反思民族文化。从阮攸《翘传》具有深度模式：越南传统的女性信仰与母道信仰。阮攸用六八体喃诗传来叙事抒情,是将[民族叙事与女性叙事结合起来,翠翘成为越南民族的文学原型,蕴藉着牺牲和救赎的精神,也成为对权力中心和男权话语进行反抗的叙事文学释放出鲜明的民间性质。《翘传》在京族地区传承,为跨境民族寻求主体认同和身份定位提供了文化资源。第四章：中国京族民间流传着一首用京语演唱用喃字记录的叙事长诗《宋珍歌》,其来源是越南喃字长篇叙事诗《宋珍菊花》。本文通过将京族《宋珍歌》和越南《宋珍菊花》与《宋珍新传》进行互文解读,来凸现中越双边民众被遮蔽或遗落的文化交往和精神建构。《宋珍歌》整个叙事中,贫家子与富家女的爱情婚姻是一条贯穿的主线,叙事核心是“家庭”,并以“家庭”为基点,展开了对“家庭”之上的“国家”与“家园”之外的“异域”之集体想象,是跨境民族面对前后两个国家主体,在现实生存、情感想象和文化认同层面的复杂境遇与应对策略。《宋珍歌》对中国民间故事的聚合拓展了民间叙事文学的叙事张力,生动表达和诠释了他们祖先所蕴育、发展并承袭下来的生存智慧与民族精神,释放出乐观的理想主义色彩。第五章是分析总结和规律探讨。本研究所选的跨境民族文学都具有口头传述、跨境传承和活态演绎的特点,这些文学叙事不仅指向历史也存在当下,并对未来富于启示。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精神核心是民间性：包括民间文化的滋养和民生关怀的触动。其叙事模式也带有民间特征：主人公是一位民间英雄,蕴藉着民族传统的文化原型与神话意象,采用“远行——归家”的情节结构,体现出跨境民族迁徙时对故园和家庭的深层情感,以及面对新的国家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认同诉求。中越跨境民族文学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是民间历史的记录,这一文学是建构在民间立场上的想象和虚构,反映民众真实的生活和情感,呈现出与国家意识形态主宰下的主流话语相异趣的一面。其二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这些古老鲜活、质朴丰富的民间叙事,有一些在本国被遮蔽或者遗落的原始信息却在跨境民族的文化场域中得到较好保存。其三是多元共生的文化场。在中越跨境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中,蕴藉着汉文化、骆越文化、越南文化的累积,充满了民间叙事、文人叙事和国家话语的互动,呈现为多种文化的“共在形式”。本论文具有如下特点：1、本论文将跨境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不再囿限传统的异同比较和渊源追溯,而是在此基础上,去把脉中越跨境民族文学互动共生的深层原因,得出民间性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精神契合点。而且通过对民间社会和民族历史的全面观照,发现了中越跨境民族在民间叙事、文人叙事和国家话语中生存发展的智慧的文化策略和独立的精神诉求。2、本论文可以说是将文学研究置放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作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文学解读和文化阐释。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论文以民间叙事文学为切入点,以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为基点,运用古代典籍文献为参照,文本细读与田野考察相结合、文学分析与文化阐释相印证,所提出的问题和取获得的结论为学界今后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依据。3、本论文既有对越南民族文学的经典文本进行全新阐释,也有在跨境民族的民间叙事文学解读中对中越文学交流图景的新发现。这些研究弥补了当今学界对越南文学和民族文学重视不足、研究不够的缺憾。本论文通过阐释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学现象和文化内涵,通过探讨中越跨境民族民间叙事文学的发展衍变,去触摸中越民族文学互动与创生的发展脉络。民间叙事中丰富质朴的文学表现,展现出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骆越文化深层的文化渊源,也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中越两国主体民族和中心地区被遮蔽或遗落的民间文学,充实了我国多民族文学的丰富内涵。本论文尝试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例,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广泛深入的探讨。
安谅[5]2014年在《快乐的真谛》文中研究指明人应该快乐,谁想拥有悲苦的一生?快乐也不是低俗的及时行乐,身心愉悦往往在努力的攀援后,方有所得。没有一个快乐的心态,盛开的快乐也只是昙花一现,打造一个快乐的世界,即便阴霾不请自来,也能笑迎上去,视阴霾为瑞雨和阳光的先遣。不会快乐,就不算一个成功的人生,即便一个踽踽行走的苦行僧,也在追求至纯的快乐。你只要苦难,你尽可全数拿去,你在苦难中跳舞,我为天下凡人的快乐歌吟。快乐像一条泥鳅,太滑溜,
赵静[6]2011年在《千古伤心淮海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翻开《淮海词》,满目凄清。淮海词能让人在千古之下,为之感慨落泪,能够赢得历代词评家们的盛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飘洒在淮海词中的绵绵“伤心”之雨,凄迷的感伤,美到极致。本文从淮海词最为突出的审美特色——“伤心”出发,首先论述秦观为“伤心”之人,然后论述其词为“伤心”之词,最后探析了秦观“伤心”词的成因。本文共分为五章。引论介绍了秦观其人其词的研究概况。第一章结合个性心理学的有关理论,从伤心之内涵和伤心之表现两方面论述了秦观为“伤心”之人。第二、三、四章论述“伤心”之词。第二章从愁情之多和情感基调之凄婉两方面论述淮海词“伤心”之情。第三章论述淮海词中“伤心”之人物形象,梳理淮海词中的人物形象,无论是男性人物形象,还是女性人物形象,均蕴含着深深的“伤心”之情。第四章从意象之深婉凄迷、用笔之清淡空灵、声情之旖旎妩媚三个方面论述淮海词“伤心”之美。第五章论述秦观“伤心”词之成因,除去个人的主观因素,从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北宋文人的多重人格、儒学与政治互动中士的悲剧、词体特质与善言感伤、感伤传统与以悲为美五个方面对“伤心”之客观因素进行深入挖掘,力图清晰地展示“伤心”之深广内涵。最后反观少游的坎坷人生与词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在其“伤心”的人生历程与“词家正宗”的词史地位的错位中反思“文章憎命达”,反思文学创作与人生。淮海词实为“伤心”人的“伤心”词,真挚的“伤心”之情,使其具备恒久的艺术魅力,令人千载以下,为之腹痛。
宋亚玲[7]2013年在《中越《金云翘传》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由明清时期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青心才人编次的《金云翘传》,是明末清初众多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一部。辽宁大学董文成教授认为其是一部上承《金瓶梅》下启《红楼梦》之间的赋有承接性和启发性的世情中篇章回小说。而因这一故事演变历时之悠久,变化之繁多,出现了诸多形态丰富的文本,又其传播范围广阔,对越南文学、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9世纪初阮攸将其改写成同名诗体小说,使这部在中国国内长期湮没无闻的小说一跃成为越南古典名著甚至世界名著,其地位堪比法国的《茶花女》和中国的《红楼梦》,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本文试图探讨阮攸对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从形式到内容究竟作了哪些承继和变异,从而使两部作品产生了“同名不同命”的结果。第一章以对中越两国文化文学交流的背景介绍为基础,进一步深入理解中越《金云翘传》中包括故事演变、文学史地位、域外传播等在内的基本现状。第二章和第三章为本文主体部分,以从阮攸的《金云翘传》对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的承继和变异入手,分析出前者对后者在情节、女性观、人物塑造技巧、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上的承继,在形式、情节、女性理想载体、翠翘女性角色定位、正统皇权观五个方面上的变异,在这种同异的比较中,为中越两国的文化互动挖掘出新的认识。中越两国的不同文学地位,以及两国学者不同文化背景等因素,使他们对阮攸《金云翘传》的独创与再创出现了分歧,此为本文的最后一章细读文本,结合叙事学理论。同时结合两位作者的时代背景、民族信仰、文学传统、生平经历等多种因素,融入到对文本承继与变异的分析中。以深入挖掘出19世纪初,直追溯到历史时期,中越两国文化和文学研究之间的渊源影响,促进中越两国文化和文学研究长远交流。
焦印亭[8]2007年在《刘辰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宋元易代之际，刘辰翁不仅以节操受人尊崇，而且其卓荦文才亦见重于当时。他以热情、客观的态度反思亡宋，思考当代，诗、词、文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其诗寄托遥深，气韵生动，没有堆排涂饰之习，以真实的情感和深厚的意蕴来感伤时事、抒发故国之思，在平弱萎靡的宋末诗坛独树一帜，占有特殊的地位。其词继承并发展了苏辛等词人的艺术传统，深刻地反映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时代风貌和遗民心理，风格沉郁苍凉，表现亡国之哀，但绝无萎靡不振之气，糅合豪放、婉约两派之长融会贯通而具有自己的风格面貌，为宋词做了光辉的总结，他词作中的轻灵婉丽之作又透露出词发展的新气息，开启了元、明、清三代词的风气。其文有为而发，感慨深至，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宋末元初的社会、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创作上直溯庄子，深入庄子化境，惝恍迷离，故其散文多奇诡纵横，转折突兀，跳跃性大，好象省略了很多话语，叙事达意显得隐晦曲折，尽管其所作多以诘曲为奇，但蹊径独开，别自成家，开创了散文发展的新领域，为卑弱、冗絮、滑易的宋末散文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为散文的重新振作和发展提供了一丝生机。其文学评点范围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评点业绩可谓是开一代学术之风。可以说，刘辰翁在文学史和批评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本论文在当时时代文化背景下，围绕刘辰翁这一个案，对其生平家世、师承、交游、文学创作、文学评点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探讨，阐述了其文学思想、文学创作、文学评点的成就和特征。论文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考述刘辰翁的生平家世及文学主张。第二部分(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从诗、词、散文三个方面全面考察刘辰翁的文学创作。第三部分(第六章)主要探讨刘辰翁的文学评点的成就和特征。第一章考述了刘辰翁的生平家世、师承渊源、友朋之交游、教授之弟子、著作之编刻流传，并对前人的一些讹误，做了辨析和补正。第二章以刘辰翁二十多篇诗文集序跋为主要依据，并结合其文学评点，归纳总结了其文学见解和文学主张。从他别具一格的独到之论中，探讨其文学思想，并试图从时代文化背景上寻绎其形成的原因。第三章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于思想内涵、艺术特征两个层面详细剖析了其诗歌的成就，并根据当时时代文化背景，分析了其诗歌风格的成因。第四章对刘辰翁散文的内容和艺术做了全面的分类和总结，着重分析其奇崛磊落的风格是对平易流畅宋文风格的反动，对他散文的局限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讨论分析。第五章将须溪词划分为节令词、咏春词、寿词等几个部分，分析了其词具有的思想内涵，并对须溪词的艺术表现与艺术技巧做了总结，指出他融合豪放、婉约而自成一家的特色，并对其成因做了探讨。第六章首先从评点的源流的角度，对刘辰翁评点的动因和成就做了分析。其次，归纳总结了刘辰翁文学评点的特征、方法以及存在的不足。最后，根据历代书目的著录，考述了刘辰翁的评点著作。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刘辰翁的生平家世、师承交游、著作的流传、文学思想、文学创作、文学评点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并对前人的一些讹误，做了辨析和补正。二是根据刘辰翁诗文集序跋和文学评点，透视了其文学见解和文学主张。三是从思想与艺术两个方面，对前人尚未研究的诗歌、散文做了讨论和分析。三是归纳总结了刘辰翁文学评点的原因、方法、特征与不足，并梳理考述了刘辰翁全部的评点著作。
吕贤平[9]2011年在《明清时期全椒吴氏科举家族及其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椒吴氏科举家族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科举世家,从始祖吴凤卜居全椒开始至三世祖吴沛定下以举业为吴氏家族兴家望族的凭借,直到八世祖吴娘辈,这个家族的子弟一直走读书、科举、入仕的道路,他们广泛涉猎经学、史学、文学、策论等,多有诗文创作,并代有著述,形成独特的家族文化传统,承载厚重的家学家风之文化积淀。本文以全椒吴氏科举家族及其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个家族的文学创作置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中进行观照、分析和理解,通过探究家族、科举、儒学、文学四者在这个家族兴起、发展及变化过程中的作用来研究这个家族中一些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家族意识即如中国文化之基因,它是促进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前进的原动力。吴沛是全椒吴氏家族的灵魂人物,他以吴氏家族的振兴为自己毕生要务,在开创吴氏科举家族之大业中有筚路褴褛之功,这个家族子弟的每一个进步无不笼罩在吴沛的影响之下。举业是出自寒门的全椒吴氏子弟改变家族命运的利器,全椒人创建了内涵十分丰富的“儒林文化”,其核心是科举文化,它集中表现为以吴氏子弟为代表的全椒士子对科举的理解与追求。儒学是吴氏科举家族举业兴家的凭借和精神动力,在这个家族发展之初,吴氏子弟对于儒学的推崇便着上了极浓厚的家族观念之底色,使其合于举业兴家的目的;伴随着吴氏子弟举业有成、仕宦有功,儒学在家族中呈现张扬和扩充的态势,促成了吴氏子弟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家族乃儒学寄身托命之所,儒学借由血统传承而生发出易于让人接受的渠道,它的终极目标所在乃是“治国平天下”。然而,唯有社会向上时期,科举才能发挥它的进步方面,儒学也才能从家族之中解放出来,释放其巨大的能量,可惜明清非其时也!吴敬梓的叛逆开启了吴氏科举家族基因变异之大门,“无意进取”的吴娘则是吴氏科举家族的大变迁,吴娘父子的人生道路及文化选择昭示出这个以举业兴家名闻当时的科举家族的破产。全椒吴氏科举家族以举业起家,文学相伴始终,这个家族从三世祖至八世祖文学著述彬彬之盛。如果将全椒吴氏科举家族文学发展比作一棵茁壮成长的大树,则吴沛源也、根也,枝在国鼎兄弟辈,往上枝繁叶茂,吴檠、吴敬梓、吴娘都是这棵大树上结出的累累果实,吴敬梓尤其是一颗奇葩,他的文学成就最终形成了这个家族流芳百世的最厚重的文化积淀,吴娘则成为这个家族文学发展的殿军。吴沛与吴敬梓是这个科举家族发展史上两座高耸的极富特征的标识,他们推进全椒吴氏科举家族走向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辉煌。吴敬梓、吴娘父子最终从吴氏科举家族对于举业崇尚的家族传统中脱胎出来并转向文学、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追求,吴娘的人生悲剧是乃父吴敬梓悲剧命运的延续,他们的苦难人生揭示出身处两难境地下的封建时代文人悲剧命运的宿命。
王黎君[10]2004年在《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文中研究指明儿童的发现是“五四”时期的重要事件之一。在人的发现的时代气氛中，作为人类个体生命初始阶段的儿童，其生命形式、内在精神、独立人格和社会地位获得了肯定和尊崇，“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得以建构成型，对儿童在人的生命历程中的独特价值的体认丰富了人的发现的理性视野。当儿童以独立精神个体的身份为成人社会所认可和接受，他也以各种形式介入成人的生活、思维和文化领域，对文学的影响也便毋庸置疑。儿童的发现不仅催生了面向儿童的儿童文学创作这一独特的文学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观念气质、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等诸多层面都留下了显著的影响。儿童视角作为一种崭新的叙述形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获得了长足发展。从二十世纪初鲁迅《怀旧》的初露锋芒到四十年代以萧红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对儿童视角的钟爱和倾心试验，儿童视角小说构成了现代文学史的一道亮丽风景。它以儿童作为叙述者，以单纯稚嫩活泼清新的叙述口吻和剥离了是非价值评判的客观叙述态度，呈现儿童的感觉、印象和直觉，展示儿童视野里的成人社会，而儿童叙述者承担的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人物叙事的功能，也使儿童视角作为一种限制性视角直接参与了对传统的全知视角的叙事革命。这种方式往往以儿童并以对自然、生命个体的原初本能的表达，弥补了成人视角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历史的角度的单一性，拓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具有独特生命价值的鲜活的儿童形象的大量出现，是儿童的发现带给现代文学的另一重要意义。这些带着儿童特有的生命表征和精神气质的儿童形象，改变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儿童形象普遍缺失的状况。根据儿童与代表着传统、文化、成人、儿童的生长背景等多重内涵的合一载体的成人“父亲”的关系，可以将现代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儿童形象分为以下几类：摆脱了父亲权威的压制和束缚，呈现出纯洁天性和活泼生命力的无父型儿童；被成人、家庭、社会所抛弃的失父型儿童；依恋生活中的父亲或历史、文化、传统这精神之父的恋父型儿童；颠覆传统的弑父型儿童以及寻找理想的精神之父的寻父型儿童。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是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的最显在成果。在“以儿童为本位”这一崭新儿童观的烛照之下，属于儿童文学的各种文体逐渐得以发展和成熟，并散发出特有的文体魅力，有意无意地渗透到了各种成人文体之中。尤其是专属于儿童文学的儿歌、寓言和童话对成人小说诗歌散文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同时，儿童的精神与儿童文学的精神也影响着成人文学的创作，形成游戏性、荒诞性等美学品格。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呈现出互动的发展态势。儿童发现思潮的出现对成人的思维模式也形成了影响。爱的哲学、少年人的初恋情怀、儿童崇拜是我们从中遴选出来的典型个案，冰心、湖畔诗社和丰子恺分别为其典范。而这三种思维模式的建构也体现出成人在肯定童年，张扬儿童本位的儿童观的基础上，对儿童把握的多元化态势，对儿童文化思考的多样性特征。这应该可以看作是对儿童发现的承继和儿童观的丰富。 从而，由于儿童发现在现代时期的出现，儿童视角、儿童形象、儿童文学文体与精神对于现代文学的表现力、形象、形式与内蕴的影响，以及儿童观念对现代哲思的开拓，现代文学的机体内部孕育着一种名曰“儿童”的多维思索空间。
参考文献：
[1]. 生命的悲苦歌吟[D]. 季雅群.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2]. 民国时期的甘肃流徙文学研究[D]. 贾东方. 兰州大学. 2018
[3]. 民族危难、左翼立场与战火中的生死感悟——左翼文学演变的一种精神轨迹[J]. 陈红旗.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6
[4]. 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D]. 黄玲.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5]. 快乐的真谛[J]. 安谅. 思维与智慧. 2014
[6]. 千古伤心淮海词[D]. 赵静. 安徽大学. 2011
[7]. 中越《金云翘传》的比较研究[D]. 宋亚玲.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8]. 刘辰翁研究[D]. 焦印亭. 四川大学. 2007
[9]. 明清时期全椒吴氏科举家族及其文学研究[D]. 吕贤平.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10]. 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D]. 王黎君. 复旦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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