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实际愈益结合的一百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一百年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在这千年交替、世纪更迭之际，马克思被西方一些媒体评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或风云人物。他和恩格斯创立的学说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在已逝的一个多世纪里，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同样，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并将继续发生巨大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探求其规律，是一个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肇始于19世纪40年代，成熟于60年代到70年代，其主要标志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和后三卷手稿的写成。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在经济学领域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马克思逝世以后，他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2、3卷。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列宁发展了的经济学说统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泛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于19世纪下半期在欧美各国得到广泛传播，《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被译成俄、法、意、英等多种文字出版。但是，在东方由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政策，直到20世纪初，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著作才逐渐传播到中国来，到现在已整整一个世纪了。纵观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它是同中国社会经济愈益结合，理论上不断发展创新，并在实践中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一百年。它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具体过程大体是这样的：20世纪开头的20多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是它在中国传播的初始阶段。后来，它在中国的传播不断深入，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和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相对应，在20世纪中间50多年是它在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毛泽东经济理论创立和实践阶段；接着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是它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即邓小平经济理论创立和实践阶段。在这一百年里，我国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作出了重大贡献，应另文专论。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初始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它最早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播到中国来的。从1840年开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半殖民地化，在同治、光绪期间，先是洋务派标榜以自强求富为中心的“新政”；后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除旧布新”的变法维新。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中有一条就是办学堂，奖励新著作、新发明，设译局编辑外国书籍，开设报馆、学会，等等。19世纪下半期，西方国家从官方到民间的各种人士（包括帮助清政府办实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做生意的商人和传播西方宗教、文化的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与此同时，到国外的出国考察者、游历者、留学者也日益增多。正是在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流日趋活跃发展，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经济学说作为西方的一种新学说也被介绍到中国来。首先要谈到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初始阶段的情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前的时期。据已知材料，1899年英国传教士理查德·提摩西（Richard Timothy， 旧译李提摩太）第一次在中国报刊上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思想。此人是上海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创办的广学会会员，1895年被派驻北京，曾向光绪皇帝呈送过一篇题为《新政策》的长文，鼓吹变法维新。1899年4月，他为介绍英颉德的进化学说与其秘书蔡尔康合作， 在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题为《相争相进之理》（署名为英李提摩太、中国蔡尔康撰文）的文章中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以及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学说。
随后，中国学者也写文章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著作。首先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提到了马克思，说他是“社会主义之泰斗”；1903年、1904年又在同一刊物上提到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简要地转述了《资本论》的某些观点。其实，梁启超并不懂马克思学说及其基本思想，他是从贬义上来评介的。与此同时，外国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论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著作也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福田准造著、赵振汉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它从肯定的方面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及其重要著作的写作过程和主要内容，说《资本论》是当代伟大的著作和社会主义的根据。再有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蛰伸）于1906年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和主要著作，用三千字介绍了《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思想，还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项纲领。此外，其他一些学者和同盟会成员中少数倾向无政府主义的人也介绍和翻译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的片断。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只作为西方学说中的一种学说或客观地或贬义地作介绍；第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只零星地加以转述，对原著只摘译了极少片断；第三，作者情况较为复杂，有外国各界人士，有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及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第四，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一种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只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极小范围内流传，社会影响极微。
（二）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20世纪10年代中期，我国逐渐兴起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般以1915年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出版为标志。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 第1471页。）接着，就是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全面系统广泛传播，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生长成参天大树，并结出丰硕果实。
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系统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主要作用。1907年，李大钊入天津北洋法政学校，读政治经济学本科，曾“深入调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注：《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1913年，他留学日本， 入早稻田大学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学习，系统学习了经济学原理和原著（包括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916年回国后，开头两年主编《晨钟报》和《甲寅日刊》。1917年11月到北京大学任职，先任图书馆主任，后兼经济学教授。从日本回国后，李大钊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以各种形式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参与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和研究，由于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和启发，由于参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实践，李大钊完成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也就成为他的全部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是全面的，下面着重讲讲他对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的贡献。首先是通过各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经济学。（1）与陈独秀共同创办的《新青年》、 《每周评论》，主编的《晨钟副刊》等，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2）利用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作为经济学教授， 先后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史学系以及其他高校任教，讲授“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现代政治”、“社会主义史”、“史学思想史”、“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和专题。（3）1918年在北大与其他教授发起组织了一个秘密的、 与马尔萨斯字音相似的“马尔格士（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3 月成立了一个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下面还设了一个名叫“亢慕义斋”（德语共产主义小室Das Kammunistsches Zimmer 的音译）的图书室（同时还是翻译室和研究会办公室），收藏有中外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原著以及其他进步学术著作、报章杂志。（4 ）撰写并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文章。
李大钊撰写的有关经济学的文章很多，最重要的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庶民的胜利》（1918年）、《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1920年）、《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1921年）、《马克思经济学说》（1922年）、《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1923年）、《社会主义释译》（1923年）等。这些文章涉及了以下内容：（1）宣传《资本论》的基本思想， 介绍贯穿于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唯物史观，重点解说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等。（2 ）评论了近代西方各经济学派的观点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重要地位。（3）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 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4）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认为它的必然出现是“历史的命令”（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页。）， 描绘了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重要特征，如：实行生产资料国有，有计划地合理地发展生产，人人各尽所能地劳动和实行公平分配，运用科学、协作、自然力组织生产，等等。
尤其珍贵的是，李大钊首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精神，并遵循这一精神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路。他说，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1—712页。）他根据时代发展潮流的分析，认为在今日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要振兴经济，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国情的分析，提出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即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步思想。
在这一阶段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应该提到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和初期思想领袖陈独秀。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封建传统思想，提倡科学和民主，在中国现代史上功不可没。由陈独秀首先创办的、后来李大钊参与的《新青年》杂志在发动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陈独秀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逐步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写过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传播《资本论》方面，他发表了《马克思学说》（1922年）、《社会主义批评》（1922年）这两篇文章，集中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并赞颂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由于陈独秀在当时是一代名流、学者、思想家，他的这些文章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此外，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中，几位在留学日本期间曾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如杨匏安、李达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初始阶段也起过重要作用。再有，五四爱国运动中一批年轻左翼骨干、学生运动领袖，如：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的政治思想也开始转变，信仰共产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
二、毛泽东经济理论创立和实践阶段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但在开头十多年里出现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机会主义，或者从右的方面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从“左”的方面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不顾中国国情，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纠正了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道路并取得了伟大胜利，同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重大发展。
到1920年夏，毛泽东已经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出席了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7年革命失败后， 毛泽东在党内受到机会主义路线领导的打击和排挤。 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 才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党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长达40年之久，他的思想影响则更深远。
毛泽东一贯倡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把这一原则和方法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9页。）。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一统一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周恩来、刘少奇等对它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相适应，毛泽东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并积极探索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列宁所面对的帝国主义阶段不同，毛泽东面对的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应该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分析，对党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阶段长期争论进行科学总结而得出的理论成果。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
毛泽东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先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概念，分析了它的基本内容。1948年，他在一个报告里不赞成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叫“新资本主义”，认为“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9页。）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的阐述即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有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的经济理论。 重要著作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4年）、《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组织起来》（1943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1948年）、《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等。重要思想是：第一，对旧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毛泽东总结党内长期讨论和争论，把1840年以来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历史地定性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是说半独立的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57页。）。第二， 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第三， 关于革命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构成和党的政策。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在根据地“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第四，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总方针。他指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为革命战争服务；必须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要关心群众生活；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克服经济困难。总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1页。）毛泽东的这些经济思想和据此制定的方针政策，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保证了革命和战争的胜利实现。
二是关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经济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结果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历史赋予的任务就是建设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以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经济基础。对这个问题除毛泽东有大量论述外，刘少奇也有很多分析。1948年9月，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结论中，称赞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过渡问题的提纲（注：指刘少奇1948年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8页。）讲得很好，嘱咐他进一步考虑并草拟文件（注：《毛泽东文集》第5 卷，第145—146页。）。毛泽东论述这个问题的主要著作除前已提到的外，还有《论联合政府》和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与结论（1945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49年）、《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1953年）、《革命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等；刘少奇的著作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1948年）、《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1948年）、“天津讲话”（1949年）、《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1949年）、《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1949年）、《“三年准备，十年建设”》（1951年）、《春耦斋讲话》（1951年）等；还有张闻天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1948年）等。综合以上论著的重要思想有：第一，毛泽东最早就确认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社会形态。刘少奇深入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认为它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既有社会主义成分，又有资本主义成分；同时他又确信民主革命胜利后应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稳定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因而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62页。）。毛泽东批评了这一观点。第二，毛泽东首先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一概念，认为它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构成。他强调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要没收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为人民共和国所有，使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并使之不断发展壮大；同时，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个体经济向现代化集体化方向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则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1432页。）后来，张闻天以毛泽东的论述为依据， 首先把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概括为以国营经济为主体、五种经济成分都应加以发展的方针（注：《张闻天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7、45页。）。随后刘少奇也使用了这一提法，认为上述五种经济成分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第三，毛泽东在建国前后直至1953年以前，认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大体需要十几年、二三十年，甚至说“在很远的将来”（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 页。）。刘少奇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不能长久存在，但它“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47页。），至于何时对资本主义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则需要十几年，甚至说“几十年以后”（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40页。）、 “相当长久的将来”（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5页。）。第四， 毛泽东早在30年代末就认为，在革命胜利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和不足为怪的（注：《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650页。）。在党的七大上，他发挥了这一观点， 认为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或者说“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发展资本主义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我们不要怕资本主义。他在党的七大结论报告中提出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概念，认为它在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中还有生命力，还有革命性，还有用，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还尖锐地指出，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就建立社会主义，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是民粹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1061页；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5、322—323、384—385页。）。这些看法并不是毛泽东个人观点，而是全党的共识。三年以后，毛泽东说：“六次大会和七次大会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0页。）。另一方面，毛泽东赞成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思想，多次讲到我们容许其存在和发展的，是一切不是于国有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刘少奇在建国前后的许多讲话（包括1949年4、5月的“天津讲话”）阐发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
应该说从40年代初至建国前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创立了相当完备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其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及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思想，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对我们现在理解邓小平理论有直接帮助。
（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毛泽东在建国后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重要著作有：《论十大关系》（1956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在两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8—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1960年）等。在苏共20大以后，毛泽东形成一个重要认识，这就是要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在这一方面提出的重要观点有：第一，要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经济建设要以重工业为中心，但要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后来进一步提出，要把过去重、轻、农的次序倒过来改为农、轻、重，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第二，要改进国家经济管理体制。50年代中期提出，要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我国曾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框架内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尝试。第三，认为中国商品生产很不发达，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须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积极作用，利用它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应该利用它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利用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4—440页，《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页。）。第四，社会主义阶段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以上这些认识，有的是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成功经验的概括，有的是对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失败教训的总结，有的是立足于现实对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这些见解都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有科学价值并有现实意义的几个重要方面。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毛泽东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失误。首先是他在1953年提出的关于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这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基本点，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来说是正确的，但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具体指明改造的目标和实施的步骤。正因为理论上不明确，以至在实践中，一是当时对“三大改造”的目标定得太高，即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把小生产和资本主义消灭光；二是把完成上述任务的时间定得太短，先说从1953年算起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后来实际上只用四年，到1956年就完成了。对“三大改造”的成败得失的评价要认真研究。如果基本肯定它，说它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那么怎能同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比当年高得多的条件还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并存不悖？如果承认“三大改造”不是一次成功的实践，那么又怎能以它的完成作为我国过渡时期结束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其次是他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追求高指标，提出钢铁一年翻番；在改变生产关系方面，追求“一大二公”，大刮“共产风”，急于实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过渡。这两个运动是我党在建国以后犯的严重“左”倾错误，给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毛泽东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以上两件事表明，毛泽东从1955年下半年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所谓右倾错误开始，出于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部分地放弃了建国前后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某些正确认识，逐渐滋长了急于求成思想，从而导致实践中的“左”倾错误。急于求成的要害在“急”，急了就会过头。过急，规定的目标和任务就会脱离实际而过高，迈的步子和完成时间就会过快。用经济学的语言说，这就是不尊重经济规律，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这一最根本的实际，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的“超越阶段”。这个教训表明毛泽东在上述问题上违背了他自己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毕竟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他首先发现并领导全党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三、邓小平经济理论创立和实践阶段
在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使这一结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基本点，制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新道路，并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这一理论，这里只简要地讲讲它的产生条件、主要内容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产生条件，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条件从经济学的角度要着重把握以下几点：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始终是邓小平创建经济理论的基础和主要来源。第二，从中国国情出发，这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人口多底子薄，在改革开放之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三百美元，是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之一。第三，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30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教训；同时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第四，当代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高科技迅速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经济全球化趋势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第五，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对平稳发展和某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快速发展的经验对我国的借鉴作用；与此相适应，西方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作出的符合实际的概括，包括国家宏观调控理论和市场调节机制理论中有价值的东西。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包含在《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中。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它奠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是开创新道路、新理论的宣言书，也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方法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南方谈话），它是又一个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也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即根据我国国情将我国现阶段以及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历史地定位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其基本点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具体内容包括以下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允许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关于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计划和市场都是现代社会调节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要坚持按劳分配，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关于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大胆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要分三步走，到二十世纪末实现前两步目标并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关于尊重经济规律，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统筹兼顾地处理好各种经济关系，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等等。邓小平的这些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
邓小平经济理论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举世公认，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是我国历史上发展和进步最快最好的时期，原因很多，归根结底是一条，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更成熟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得更好了，实现了二者的高度科学统一。党的十四大、十五大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鲜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的最重要的一点历史经验是：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显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才能取得本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
收稿日期：200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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