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事业走向世界的困难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世界论文,中国论文,对策论文,困难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改革开放的十几年来，几乎各个领域都在全面对外发展，同时也在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思想观念、科学技术、管理方法，从而为长期保守封闭的国家带来了许多的变化。其中起步最艰难、变化最大的领域中就有同社会生活各方面有广泛联系的大众传播事业。
大众传播事业是反映社会变化最敏感的神经，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理应走在改革的最前沿。事实上，我国大众传播事业在反映国家各条战线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在进行艰难的自身改革与调整，力争破除陈旧的传播观念和方法，以崭新的姿态承担全新的传播任务，适应社会发展和公众的要求。
传播事业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在保存人类文明成果、促进社会进步、消除民族矛盾、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诸方面都有重要作用。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化传播媒介的普及，使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意识到了传播事业，尤其是大众传播事业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并先后投入力所能及范围内的大额资金加快发展本国、本民族的传播事业。经济发展较快的发达国家在关注自己的传播事业的同时，很早就把目光投向了全世界的范围。个别超级大国在充当“国际警察”角色的同时，力图用本国、本民族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进行影响、渗透、融合、直至同化。大众传播媒介就是他们进行这种文化扩张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表面上并不起眼的传播活动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对世界文化所形成的影响是经济的扩张和军事的征服远不能相比的。90年代以来，连法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对美国的文化扩张和文化侵略表示出极大的担忧，甚至有人冲进电影院抢出好莱坞影片在大街上当众烧毁，以表示不满与抗议。尽管如此，世界范围内传播媒介的竞争和对抗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当今时代，要想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传播事业体系，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形成的世界性的共识。反过来讲，强大的传播事业又具有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力。
中国的传播事业和传播媒介在近现代以前曾有过长期的辉煌，造纸术、印刷术等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颇能令中国人自豪。而近现代以来，包括传播事业在内的许多方面中国都落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我们的传播事业又没有及早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当50年代中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普及电视并积极向电子计算机方向发展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却被紧紧地包裹起来。连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这样历史性的事件，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当时居然无法得知。当闭关锁国的政策将国民经济逼向崩溃的边缘的时候，中国人开始又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在从各个方面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同时，人们深深感到世界范围内社会环境对我们极为不利。世界众多的国家和民族并不了解被封闭了近百年的华夏古国，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因此而大打折扣。这一严峻的局面向全国几十万传播工作者和上万家专业传播机构提出了挑战。长期以大造舆论、大造声势为特长的中国传播界，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
就主观愿望而言，中国传播界打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力图冲在时代的最前沿，成为新时代的标兵和旗帜。事实上他们确实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无论是在传播的指导思想，传播模式，还是在传播方法、传播技巧等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总体而言，大众传播媒介在改革开放的主要历史时期都较好地履行了面向国内的传播职责，从上到下对此是比较满意的。然而，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在立足国内的同时却忽视了同样重要的走向世界的努力。由于众多主、客观原因的限制，中国传播媒介在世界上的影响远不能适应大国的应有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播工作者的大多数人心目中，“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在中国版图的范围内尽心尽力工作。至于走向世界、走向全球，那只是少数对外传播机构的工作，用不着大家都操心。结果使我国传播媒介走向世界的过程由于缺乏内在的活力和主动性而困难重重，在同外国传播机构的竞争中处于极为被动的位置上。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先后进入国际市场，高喊同国际“接轨”的时候，最应该走向世界的大众传播媒介却面临着如下的困难：
1.关于大众传播事业性质、任务的片面性理解束缚了它迈向世界传播市场的步伐。几十年中由于我们为大众传播媒介规定了“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基本性质，把大众传播媒介只做为对敌斗争的“匕首”、“投枪”，对国外的传播只是为了输出思想、动员世界劳动人民起来革命。结果，我们的传播活动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反而给传播事业向国际市场的发展造成了思想障碍。当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以后，我们的传播观念明显地落后于时代。
2.缺乏高水平、有足够知名度的传播工作者。世界各国传播事业发展的经验表明，传播媒介的成熟与著名，与是否有一支著名传播工作者队伍是密切相关的。有些著名新闻工作者甚至具有左右政府决策，影响和引导世界舆论的重要社会作用。而在我国传播工作者培养的过程中，长期要求大家安心做一颗默默无闻的“螺丝钉”，非常忌讳个人的成名成家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结果当传播事业需要走向世界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处于一个很被动的位置。缺乏著名传播工作者使我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工作机会，在同国外同行的竞争过程中我国的传播工作者无法取得对等的权利，常因此丧失了把握有利时机的主动权。
3.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情况了解不够，对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完全陌生的，导致了传播机构和传播工作者缺乏对传播对象的把握能力。长期在国内环境中从事传播活动的我国传播工作者，既无必要、也无能力了解和掌握国外受传者的基本情况，本人也缺乏这方面的主动意识。在有一段时间中，我们完全采用了面对国内受传者的方法对国外受传者进行传播，引起了国外受传者的反感。而政治形势在一夜之间的变化，又使缺乏对外传播经验的我国传播工作者更加措手不及。在某些关键时刻，甚至连熟悉某一国语言的人都派不出去，更谈不到熟练把握对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了。
4.缺乏现代化的设备和足够的资金，传播活动中常因手段的落后而无法抢在发达国家传播机构的前面。现代传播的竞争既是人的竞争，也是设备、工具的竞争。俗语所说的“人快不如家什快”的道理，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虽然这十几年来我们采取内外并举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播事业设备落后的局面，但由于历史欠帐太多，无法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这就使传播工作者常常陷于巧妇难为无“锅”之炊的尴尬之中。在经济建设领域轰轰烈烈大搞合资合作的时候，大众传播、特别是新闻传播媒介是否也可以走合资合作的路子，中央和地方都没有开口子。如果实行了合资合作，大众传播事业的性质能否保持不变，连传播机构和传播工作者自己也没有必要的把握。
5.对外传播的有关政策和法律规定还不够健全，有待完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播体系和传播模式，面对全新的市场经济形势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应。中央和地方以及行业性的传播机构之间所进行的竞争在开始阶段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无序化状态，在对外交流和传播中，同样存在这一问题。显然，单靠少数中央级的传播机构是无法承包中国传播事业走向世界的任务的，而大家一轰而上又是否可行？在对外或者在境外的传播活动中有无必要统一口径，如何统一，都是我国传播事业目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不搞清楚，传播事业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就迈不开。
6.没有设立境外传播基地，大量的对外传播工作是在境内进行的，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无法尽量缩短同国外受众之间的距离。一些发达国家目前有自己的海外传播基地和传播中心，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开展近距离的传播活动，在世界传播市场的竞争中占了先手。我国在这方面基本上没有起步。在我们的观念中，似乎在海外设立传播基地就是侵犯了别人的主权，结果在我们“谦谦君子”的风度面前，大片的传播市场被别国轻而易举地夺去了。其实，国与国之间和传播机构之间互相利用对方的资源与条件开拓海外传播市场，在现代社会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对外交往行为，只要这种利用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就应该持一种积极鼓励、扶持的态度。近年来，我国的中央电视台等传播机构同海外一些新闻机构签订了互换节目的协议，有的还寻求到了由海外机构转播中国电视广播节目的渠道，这对扩大中国传播事业在海外的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大规模海外传播基地建立之前，先利用海外机构进行适量传播，不失为一种开拓海外传播市场的有效方法。
面对我们所存在的这些问题，有必要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积极措施，才能打通中国传播事业走向世界之路，才有可能使中国传播事业真正成为世界性的事业，实现我们“把地球管起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愿望。事情很明显，眼下我们已经没有必要争论传播事业是否要走向世界的问题，而应考虑如何尽快地走向世界。同军事斗争一样，一支不善于出击而只会死守的军队注定是要被消灭的。中国人再不迅速地走向世界就等于给外人占领中国留下了方便之路，传播市场上的落后挨打也就难免了。有限的传播资源和传播市场，我们不去积极开拓和利用，就等于给别人侵犯我们的传播主权和传播自由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国际传播市场上，尽管美国的“文化侵略”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满，但除了在本国范围内采取一些被动性措施加以抵制之外，很难有更加有效的防范措施。而在没有国际法规和惯例可以约束的情况下，美国文化仍然每日每时以各种方式在向世界各地扩散和张扬，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因此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难怪有人说，今后世界的主要矛盾将是美国文化和反美国文化之间的争斗。所以，中国人在世界性传播竞争中没有必要再保持所谓“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真正的风度要有可靠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作后盾。
1.迅速扩展我国传播事业的服务对象范围，将更多的受传者吸引到我国传播媒介的周围，使我国传播机构成为世界性的信息传播中心。传播事业走向世界意味着它的服务对象不能再局限于本国版图之内，意味着它不能再以思想观念的输出作为对外传播的唯一任务。世界性的传播机构应该是能为全世界范围内所有受传者提供信息服务的带有全球性质的机构，进而成为就全球问题发言的权威性机构，成为世界各国受传者可靠的信息来源。这种全球性传播机构要表现出充分的公正和中立，至少在形式上是没有明显倾向性的，才能尽可能地消除各国受传者接受信息时的心理障碍，为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态度提供基本的条件。
就创建和发展传播事业的初衷而言，人们当然主要都是把立足点放在为本国、本民族、本阶级服务的基础上的，在传播内容的选择和传播形式的确定上，也都是以此为原则的。但当社会的发展到了需要同外国外族进行广泛交换、交流之时，当依靠本国力量进行社会建设事业已经有碍生产力发展之时，人们的注意力必然要投向海外。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既包括物质环境，又包括文化的、舆论的环境。而这一切又都要建立在使海外受众尽快地了解、认识本国本民族的基础上。对一个陌生的、缺少接触的国家和民族，人们是不会轻易为它提供各方面帮助的。所以，通过提供国外受众所喜爱、需要的信息，帮助他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就成了传播事业当前的重要服务方向。在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中，只有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才有可能求得对方的支持，善于为别人提供服务的民族才能得到别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对外开放的中国传播事业必须有一种为全球服务的高姿态，才能得到等值的回报。
2.设法尽快建立海外传播基地和信息收集、发布中心，巧妙地利用海外传播资源和传播力量为我服务，扩大海外传播的队伍和力量。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传播事业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单靠自身的力量发展在海外的传播事业往往会碰到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其中寻找适合在海外所有国家、地区和民族中开展传播活动的人员就是最大困难之一。单靠从本土派出的人员，常常很难同当地受传者进行有效沟通，更无法达成配合与默契，有时连语言关也很难打开。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是在立足国内培养的基础上同时面向海外、面向信息播向国家和地区广泛地延揽人才，利用当地人的优势，充实我们的海外传播力量，提高海外传播工作的质量。这样做并不是把海外传播权交给外国人，也不是让外国人包办我们的海外传播机构，只是利用和发挥他们在技术、文化传统、同受众之间的认同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改善我国传播机构和人员构成，加快国际性传播机构的建设步伐，尽快地缩短我国传播机构同海外受众之间的距离。在广招人才的同时，可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我们自己的传播基地，配备现代化的传播设备，加大我国传播网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面。目前我国一些传播机构同海外同行之间有互相传送节目或代印出版物的合作关系，但从长远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如能在海外建立一些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传播基地，对外传播的可靠性和时效性都会得到保证。
3.培养一支高水平的传播工作者队伍，提高我国专业传播人员在国际同行中的地位和竞争能力。高水平传播者队伍、尤其是著名传播工作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传播机构整体素质水平、特色的标志。拥有著名传播工作者的传播机构必定是知名的，在传播活动中也就容易占据有利位置，抢到传播的“先手”。要大胆地起用一批年青的、受到良好现代教育的传播工作者，把他们派到世界上的敏感地区、复杂地区去锻炼，为他们创造快速成才的良好社会环境。在对外信息传播活动中，我国专业传播人员要敢于接触国际上的知名人士，敢于涉及世界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争夺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使我国新闻传播机构成为人们了解、分析世界形势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要善于向世界著名新闻传播机构和传播人员学习，更要善于同他们竞争与合作，以我们高水平高质量的工作赢得国际同行的尊重与支持。对传播工作者的教育要从高起点出发，以高水平来要求，引导他们全面掌握在现代国际传播市场中竞争的各项手段和本领，消除进入国际传播市场的各种障碍。在跨世纪之际，有意识地组织各传播机构和传播工作者拿出一批令人注目的高水平传播作品，进行一些高质量的传播活动，尽快扭转国际传播市场对中国传播工作者的偏见，拿到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4.大胆而又谨慎地引进社（台）外资金，为传播事业走向世界提供雄厚的经济支持力量，解除传播工作者的后顾之忧。在继续保持我国传播事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光荣传统的同时，也要瞄准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尽快地更新我们自己的工作手段和工具。在现阶段国家无法向传播机构投入足够资金的情况下，应广开资金来源，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基本原则是保证传播事业性质不变，领导权不变，服务宗旨不变，并适当照顾投资者的利益，调动社会各方面对传播事业投资的积极性。对此较敏感的海外资本进入我国传播市场问题，可进行专门的研究和探索，门先不要封死。近几年影、视界的实践已经证明，海外资金的进入对发展我国传播事业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但海外资金进入新闻传播领域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还没有成功的实践可以证明。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向我国传播事业投资，但我们又确实需要足够的资金来振兴我国传播事业，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如何控制投资者对传播事业的影响力。如果因为接受了社（台）外的资金而妨碍了国家对传播事业主权的行使，显然是我们不能答应的。如何将双方的利益和影响力都控制在对方可以接受的范围之中，不妨可先在少数传播机构中进行试验。如能成功，可大面积推广；如不成功，也能及时收口，不至于造成不良影响。
5.为传播机构和传播工作者参与国内外的传播竞争制定公平、合理的规划，为大家提供相同的竞争条件和机会，激发全国所有传播机构和传播人员参与竞争的积极性。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划地为牢，各自为阵的封闭状态，改革少数人拥有内外传播特权、多数人只能袖手旁观的规则，突破传播机构的“行政级别”限制，将各种传播机构和全体专业传播工作者都推向同一起跑线。在国内传播市场的公平竞争中，已经为促进传播事业的发展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的传播机构和传播人员，也促进了传播事业的繁荣。而在对外的传播竞争中，这种公正竞争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尤其是一些地方性的或“级别”较低的传播机构无法得到同“高级别”传播机构相同的竞争条件和机会，这并不利于中国传播事业迅速向海外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可在传播方针上予以指导，在具体的传播活动上则可放手让传播机构进入国际传播市场，在友好协作和竞争中形成我国传播事业在海外的强大力量。
没有中国传播事业在世界传播市场的繁荣和强大，中国现代化形象总是要打折扣的。在即将进入21世纪时，从上到下对这个问题要有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