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过程中的重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中论文,贡献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并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提出在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十分重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战略，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作出的冷静选择。
注重内地的基建投资，初步改变了工业过分偏重于沿海的状况，有利于地区间的合理发展和国防安全。
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优先发展全民所有制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赎买的思路，对解放劳动生产力，保证中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起了积极作用。
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是陈云同志根据当时我国的国情向中央提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不仅有利于这一时期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和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实现，而且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持了社会稳定。
知识分子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陈云同志把人才问题和工业化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的思路，对于我们研究解决当前有关教育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思想，是陈云同志对中国工业化建设规模和建设速度的长期探索和深入思考得出的。为此，他提出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建设速度必须遵守按比例平衡发展的法则，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实现工业化是自1840年以后，中国所有仁人志士的共同梦想和追求。但在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当权的时代，这些美好的梦“一概幻灭了”（毛泽东语）。只是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国家工业化的理想才变成了切实可行的计划。
经过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中国工业化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解决了在工业化起步时遇到的方向、战略、布局、资金、人才、规模、速度等一系列工业化的基本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并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主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五”计划的编制、实施与中国工业化的战略、布局和方向问题
“一五”计划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就是我国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从1951年开始酝酿，到1955年公布，先后编制过五次。这五次之中，除了第四次以外，都是由陈云主持的。由于他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所以，组织这一计划实施的重任，也主要落在了他的肩上。“一五”计划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就工业化来说，首先是发展战略、布局和方向问题。在这几个重大问题上，陈云通过主持编制和组织实施“一五”计划，使党中央的意图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落实。
第一，关于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问题
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的奋斗目标。但采取哪种战略来实现，那时并不明确。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可供选择的战略有两种：一种是较早工业化国家的，即先发展轻工业，待积累了大量资本后，再发展重工业；一种是前苏联的，即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国家迅速工业化，迎头赶上工业强国。由于两种战略各有利弊，党内外对此曾有过不同意见。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党中央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
为什么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单纯向前苏联学习的结果，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作出的冷静选择？对这个问题，陈云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时，曾经作过回答。他说：我国的农业是落后的，铁路和其他交通设备也不足，都需要发展和扩建。但是，能够用于五年计划建设的财力有限，如果平均使用，百废俱兴，必然一事无成。而且，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大量供应化肥、农业机械、柴油、水利工程设备，就不可能大量修建铁路，供应汽车、飞机、轮船、燃料和各种运输设备。另外，要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必须扩大轻工业。但现实的情况是，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因就是既缺少来自农业的，也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再者，我们还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不能不优先发展重工业。
对于这一发展战略，“一五”计划从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和发展速度上都给予了充分保证。那些限额以上的工业项目（重点是前苏联援建的“156项”），或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或大大提高了原有工业的水平，形成了我国现代工业的骨干。五年下来，新增工业固定资产214亿元，比旧中国100年积累的总和翻了近一番。工业发展平均每年增长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为25.4%；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上升为43%，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5.5%上升为45%，大大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落后的局面。
在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陈云对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一直十分重视。事实上，轻工业在“一五”期间的发展并不慢，产值的年增长率达到14.3%，税利增长2.8倍，不仅基本满足了人民需要，而且为国家建设提供了100多亿元的积累。在农业方面，根据已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平均可以提高产量15-30%（以后核定为10-20%）的经验，“一五”计划除了拿出占基本建设总支出7.6%（加上地方水利投资、军垦费、农村救济费、黄河治理费、长期农贷等，则为15%）的资金用于对农业投资外，在财力上尽可能支持了合作化。到了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1850亿公斤，比1952年增产300亿公斤，增幅为19.8%。在“一五”计划的执行即将结束的时候，陈云又根据前一段工作暴露出的矛盾和工业化已有初步基础的实际情况，按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方针，进一步提出了调整重、轻、农投资的比例，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以及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的投资的意见，从而更加完善了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第二，关于工业化的布局问题
旧中国的工业不仅底子薄，而且布局极不合理，沿海地区（主要是几个大城市）只占国土10%，却集中了全国80%左右的工业设施。究竟如何布局好？对这个问题，陈云早在1950年研究苏联援建项目时就开始思考。他指出：“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选择地点要注意资源条件，摆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慎重。”以后，“一五”计划将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中的大部分，分布在了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到了1957年，内地的基建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52年的39.3%上升为49.7%，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29.2%上升为32.1%，初步改变了工业过分偏重于沿海的状况。这对于地区间的合理发展和国防安全都是十分有利的。
对于在进行工业布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如对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作用注意不够和片面理解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含义，急于在一些行政区和省的范围内安排门类齐全的工业项目，陈云都及时提出了纠正的意见。他在1955年就批评了那种只顾内地发展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他还指出：“建立工业体系只能首先从全国范围开始，然后才是各个协作区，再后才是许多省、自治区。”“在一个省、自治区以内，企图建立完整无缺、样样都有、万事不求人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不切实际的”。以后的实践证明，陈云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
第三，关于工业化的方向问题
“一五”计划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的。因此，陈云提出，“一五”计划的目标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农业合作化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就是说，中国工业化的方向是社会主义。
1949年建国时，国营工业的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4.7%。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我国的工业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首先必须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优先发展全民所有制工业，提高它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1950年，陈云说过：“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五种经济同时存在，但是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要使私人经济跟着走，有一个条件，就是国营经济有相当的力量。你有力量它就跟着你走，你没有力量它就不听你指挥。”为此，“一五”计划将建设资金主要投向了国营工业。1957年，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达到272亿元，比建国时增加了3倍，产值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3.8%。
保证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另一方面，便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工作，在党中央领导人的分工中，也是由陈云主管的。建国初期，对私营工业先采取了由国家收购其产品的办法，之后，逐步发展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直至公私合营。1955年下半年，不少地方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情况。陈云认为，这“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因为，既然要对私营工业进行全行业的生产安排，就会碰到所有权为私人占有的障碍，这个问题不解决，就难以进行企业的合并、改组、淘汰。另外，即使生产安排好了的私营企业，如果长期停留在加工订货的办法上，资本家也会由于利润按照成本计算而不愿意降低成本，节约原料。但在公私合营的方式上，陈云不仅赞成对资本家采取赎买政策，而且主张推广定息的办法。据估计，那时全国私营资本，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定息5%，一年不过1.6亿元。他说：“用这点钱，便把中国的资本家统统包下来了。”“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的工商业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例的。”
在私营工业实行公私合营的高潮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许多地方要求过急，工厂不该合并的合并了，可以合并的也合并得太大了。再如，有些企业出现比合营前质量降低、品种减少和管理马虎的情况。又如，合营后，对部分资方人员的安排不适当。对这些问题，陈云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加以纠正的意见，并指导有关部门采取了补救措施。当然，尽管做了纠偏工作，在这场改变所有制的伟大变革中，也还是存在过急、过快等缺点的。但任何缺点都掩盖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调动了广大私营企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起到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作用。
中国工业化的计划体制、资金和人才问题
全国解放后，陈云作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参与领导了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创立。建立这一体制固然同当时向苏联学习有很大关系，但在建国初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为了适应我国一方面要迅速实现工业化，一方面国家底子又很薄，特别是资金少、人才缺的实际情况。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事实表明，这一论断完全正确。
第一，关于工业化的资金问题
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更多。但摆在新中国面前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缺的恰恰就是资金。能否向外国借钱呢？当时，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实行封锁、禁运政策，不可能借钱给我们。前苏联是肯借钱的，也确实以优惠条件给了我们总共17亿卢布的贷款。但这点贷款仅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3%多一点。而且，他们也正面临战后的恢复，不可能借更多的钱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只有靠我们自己内部积累。
新中国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由于对民族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因此，确实存在内部积累的资金来源。但是，有这些资金来源，并不等于工业化的资金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一五”计划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为427.4亿元，相当17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当年苏联和印度“一五”计划的投资额，如果稍有不慎，财政收不上来这么多，或者被浪费掉，投资计划就会失去保证。而且，中国遭受了长期战争的破坏，当时还在进行抗美援朝，人民政府既要恢复经济，又要进行新的建设，既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能减少国防开支，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由中央集中掌握和使用财政收入，由国家有计划地合理配置资金，才能免于资金的分散与浪费，工业化建设资金来源的可能性才能成为现实性。
对于财政收入由中央统一掌握与节约资金、保证重点的关系，陈云曾作过大量论述。他在建国初期就说过：“目前国家的财政收支不但不富裕，而且有赤字，可以机动使用的现金和物资本来就很少。这微小的机动力量，如果不放在中央人民政府手里，而分散给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其后果必然是把这微小的机动力量丧失无余，必然是全局不机动，大家不机动。”当时，中财委对基建项目的审批权限作了严格的规定，其中包括各地凡属举办价值50万元以上的新工厂，均须呈报党中央。陈云说：这些规定之所以必要，不仅为了使国家在现金运行的迟早上力求合理，更主要的是为了减少建设中的浪费。
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的资金，陈云还特别重视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1952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由于城市人口和农村吃商品粮人口以及农民自身粮食消费的增加，供销矛盾反而加剧了。那时，国家需要的粮食，除了公粮（农业税）有保证以外，其余要从粮食市场上购买。因为粮食供不应求，因此，粮贩子大肆收购，囤积居奇；农民待价而沽，不肯出售。能否任凭粮价上涨呢？陈云说：“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工业投资就失去了保证。能否进口粮食呢？陈云说：如果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经过反复研究，他向党中央提出了对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建议，并由党中央作出了决定。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对稳定市场，避免由于粮价上涨或进口粮食而增加财政预算和外汇开支，起了关键性作用，而且大大增强了农副产品出口和工业设备进口的能力。
统购统销政策完全不同于前苏联在工业化建设初期所实行的那种近乎无偿占有农民粮食的余粮征集制。正如陈云所说：“国家规定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牌价，是充分照顾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的，是完全公道的。”而且，“在国家卖出粮食的总数中，有1／3以上是卖给缺粮农民的”。当然，粮食等农副产品的统购价格与工业品价格之间存在剪刀差。对此，陈云指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就可以做到。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但当有人主张通过提高工农产品比价，以农民那里多拿点钱，用于扩大基本建设时，他又说服持这种主张的同志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由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一五”时期尽管国民经济以平均每年11.3%的高速度增长，但物价指数的年均上涨幅度却只有1.1%。这不仅大大有利于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和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实现，而且大大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这一期间，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年均提高不到7%，但由于物价稳定，这种提高是实实在在的，对绝大多数人是公平的，是人民所满意的。
对统销政策，陈云早在开始实行时就说过，这只是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对统购政策，陈云虽然从我国国情出发，主张长期实行，但也认为应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加以调整，不能一成不变。
第二，关于工业化的人才问题
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28-1947年，旧中国20年累计培养的大学生只有18.5万人；1927年至1947年，在高等工科学校毕业的只有3万人，学地质的总共不过200多人。然而，在“一五”时期，仅工业和交通部门就需要增加技术人员40万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一五”计划把建立和扩大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作为重要任务，计划在五年里从高等学校中毕业28.3万人。能否等到这些人才培养出来之后再进行工业化建设呢？陈云指出，这是不行的。因为，“全国解放了，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了，如果还不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则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没有保障的。”能否让人才自由流动，或者由各部门据为己有呢？陈云认为这也是不行的。他指出：必须“集中使用全国有限的技术人才”，“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按国家的需要合理分配。”“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统一行动，发挥力量。”事实说明，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个办法，再加上抽调干部、工人和军人，举办各种训练班和培训班，聘请外国专家，才使我国工业化建设初期人才不足的难题得到了解决。
陈云主张对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要积极教育，充分信任，大胆使用。他指出：“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还是从这一点出发，“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针对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问题，建议中央拿出一些钱来“抢救”他们，并指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应该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今天，建设人才多了，完全由国家统一培养和使用的必要性已逐渐减弱，但是，陈云这种把人才问题和工业化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的思路，对我们研究解决教育经费不足、人才外流等新出现的问题，仍然是有启迪意义的。
陈云反复告诫做经济工作的同志，要搞经济，就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说：“我们是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外行办事总是要吃亏的。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必须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帐，力求省一点。要计算成本，出一个成品要多少工，市场上是什么价格，等等，都要计算好。”
对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病，如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缺少竞争，活力不足等，陈云发现得比较早，并且在“一五”计划尚未结束时就提出了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以改革的设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进一步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的思想，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以后，他又赞成计划经济不等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的提法，认为这种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他说：“如果现在再照搬50年代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这些论述，为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问题
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这是陈云在“一五”时期提出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来源于他对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的长期探索和深入思考。陈云认为，规模搞多大，速度搞多快，并不取决于良好愿望，而取决于国民经济各个方面是否做到了综合平衡，各个部门之间是否合乎比例。就是说，国民经济在总量上和结构上是否是平衡的。“一五”时期，工业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之所以解决得比较好，与这个指导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一，关于工业化的建设规模问题
这个问题，从“一五”计划开始编制时就碰到了。尽管计划安排的项目有近万个，基建投资占了经济和文教事业总支出的55.8%，但各方面要求上项目、加投资的呼声仍然很高。针对这种要求，陈云指出：“建设规模能否扩大，不单要根据需要，还必须根据是否可能。这就是说，必须根据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力量，能否供应设备。”
“一五”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也发生过曲折。这主要是1955年农业丰收之后，出现了要求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冒进倾向。受此影响，1956年的基建投资比1955年增长62%，大大超过当年国家预算收入和钢材、水泥、木材等资源的增长速度。结果，财政收支发生赤字，生产资料供应出现缺口，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不相适应。由于陈云同周恩来进行了及时的调整工作，才使这一倾向得到了遏制。
经过总结经验教训，陈云在1957年1月18日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以及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方法。从他的这篇讲话和此后的一些讲话、文章中看，这些制约方法主要是：一看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应、外汇收支是否平衡；二看农业能否承受；三看人民生活的提高是否有保证。他说“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他还指出：农业和市场问题，是关系人民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
陈云主张要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进行基本建设，绝不是说只顾生活提高，不顾基本建设。早在1955年他就说过：“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原来的生产水平很低，只有经过6万万人民自己克勤克俭的劳动，进行几个五年计划，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才有可能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后来，他把正确处理人民生活与基本建设关系的方针形象地概括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八个字。在1979年，他讲到四化目标能否实现时还说过：不能把人民生活现代化和四化搞到一起。“在人民生活上，必有提高，程度也不会小，但不能与美、英、法、德、日等国相比。我国有九亿人口，那样比是办不到的。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毫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
第二，关于工业化的发展速度问题
对速度问题，陈云在编制“一五”计划时就反复强调，必须遵守按比例平衡发展的法则。就是说，制定工业发展速度，不能只考虑工业本身的情况，还要考虑工业与农业，工业与交通运输，工业与科技教育，以及工业内部的重工业与轻工业，重工业内部的冶金、煤炭、电力、化工等等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他指出：“究竟几比几才是好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
然而，由于1956年的冒进，导致了平衡的破裂。经过1957年的调整，被打破的平衡虽然得到了恢复，但1958年又发生了反“反冒进”，出现了要求更高速度和更高指标的“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更严重的比例失调，使“二五”时期的社会总产值变成了负增长。正是鉴于这些教训，陈云深刻指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怎样才能做到按比例呢？陈云在参与编制“二五”计划时曾提出：要做到按比例，就要认真研究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而这种研究，“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依照这一思想，他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等国民经济中几个重要关系的意见。这些意见虽然由于接踵而来的反“反冒进”、“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而长期未被采纳，但在我们党纠正了“左”的错误后，终于被人们所重视。1979年夏天，他在同当时上海市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比例是客观存在，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自觉地去研究、认识。要承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缺少本领，要不断地钻。
陈云反对单凭主观愿望去制定高指标，追求高速度，还出于两个考虑，即防止被动和折腾，防止忽视质量和效益。他早在公私合营时就一再提醒工业部门，不要只追求数量，忽视质量，要鼓励和保护名牌货。1962年，他针对钢铁工业过于突出的问题又指出：“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他说：计划指标必须可靠，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针对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里出现的高指标，他又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不按比例稳步前进，将“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在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思想指导下，“一五”时期的建设规模大，但比较适度；发展速度快，但比较稳妥；整个计划不仅提前一年完成，而且效益好。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和国际环境与“一五”时期都有很大不同，但这一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内在要求的思想，并没有过时。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的，我们在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同时，仍然“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不要一讲加快发展，就一哄而起，走到过去那种忽视效益，片面追求产值，争相攀比，盲目上新项目，一味扩大基建规模的老路上去。”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对建国初期进行评价时指出：这一时期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须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邓小平在对这个决议的起草发表意见时也指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这些评价客观公正，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陈云曾经在1956年说过：“我们要有志气，要同心协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以至第五个五年计划、第十个五年计划，到本世纪末把我国建成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尽管我国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然而，钢、煤炭、水泥、化肥、发电量、机床等主要工业品的年产量均已跃居世界第一或名列前茅，原子能、航天、电子等一批现代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个基本上独立完整、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我们应当继续借鉴国外的一切好经验，但更应当借鉴自己历史上包括工业化起步阶段的成功经验，不应妄自菲薄。只要我们善于把自己的、别人的经验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吸收消化，我们就一定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