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绩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效论文,农村论文,模式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12.42；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3-0079-06
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养老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农村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并且老龄化正在加速度发展[1]。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乡村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所占的比重为7.5％，镇级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所占的比重为6％，城市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所占的比重为6.7％。根据2002-2005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2004年我国乡村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所占的比重每年以4％的速度在增长着。农村老龄化的加剧造成的一个最为直接的问题就是，农户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根据2002-2005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乡村的抚养要比全国平均的抚养比水平高出近11个百分点，其中老年抚养比高出的幅度约有2个百分点。另外，乡村在总扶养比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却呈现出了不断上升的趋势。
但目前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机制十分单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养老保险的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水平低下，并且呈下降趋势。根据1999-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9年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为8 000万人，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仅为9.75％，而到了2004年则进一步分别下降到了5 378万人和7.1％。
因此建立农村养老保险体制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正是这一原因农村养老保障的问题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但是究竟建立怎样的农村养老保险体制则是一个令人十分头疼的问题，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农村养老保障体制建设的表述为“探索农村养老保障”。而要探索农村养老保险首先需要对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的认识，其次是对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选择模式最重要的依据是各模式的绩效。有鉴于此，本文所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农村养老的模式有哪些？这些模式建国以来是怎样演变的？其绩效如何？
1 农村老龄化风险及其管理方式
詹姆斯等[2]将风险定义为，在给定条件下一段特殊事件内所发生的可变动的结果。本文对农村老龄化风险的定义为，农村人口可能经历的由于年老而丧失劳动力的一种状态。它是农户家庭风险的一种重要形式。
风险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却是可管理的和可以处置的[2]。要进行对农村老龄化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第一步就是要深刻地认识农村老龄化的特点。
邓大松等[3]将农户家庭风险分为，农业风险、养老保障风险(老龄化风险)、医疗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老龄化风险不同于其他风险的特点在于，它具有生命周期性。老龄是个体生命周期的一个必然过程。因此，老龄化风险对于个体而言，具有可预见性，其发生的概率对于个体而言，具有无差异性。另外，农户家庭风险虽然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但是其更多的特点还是体现为永恒性。因此，风险管理的本质就是风险平衡，平衡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时间平衡，一种是空间平衡。对于某一种具体的风险管理和处置的方式往往是二者的一种组合。再结合到其他实际情况，其方式一般有多种。
鉴于老龄化风险这些特点，老龄化风险管理的核心在于时间平衡，即通过将风险损失转移到生命体的各个阶段，以抵消在某一阶段(老龄化阶段)损失过大，以致无法承担的后果。在此思路之上，又可以加入空间的因素，在不同群体上平衡这种风险。其具体方法包括个体时间平衡、家庭时间平衡和社会平衡。
个体时间平衡是指通过将老龄化风险损失分散在风险面对者生命的各个阶段，在自身劳动力充裕的时候通过缩减消费、增加储蓄等方式来平衡老龄化风险。家庭时间平衡是指将老龄化风险损失转嫁到风险面对者下一代的一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法，下一代的损失主要是指通过负担长辈的老龄化风险而不得不缩小自身消费。在家庭时间平衡中，老龄化风险能否顺利转嫁到下一代主要取决于下一代的生活水平和其孝敬父母的程度。社会时间平衡是指将老龄化风险转嫁到社会的下一代(非风险面对者下一代)的一种老龄化风险管理办法，它一般通过设定一种特定的制度来完成这一转嫁，并且所转嫁的损失量一般也都是事前设定好的。
这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时间平衡中所揉进的空间平衡成分的差异。个体时间平衡可以说是绝对的时间平衡，而家庭时间平衡则是较少的空间平衡与时间平衡的结合，社会时间平衡是更大程度的空间平衡与时间平衡的结合。但这三者最为核心的本质是时间平衡(见图1)。
图1 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比较
Tab.1 The cooperation of different ageing risk management ways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生活中，在农村这三种管理老龄化风险的方式都是存在的。各模式现实生活中所常对应的群体一般是：对于那些没有子女同时也没有社会保障的人，则只能通过个体时间平衡方式来养老①。显然目前这种方式的选择，大部分由于一些无可奈何的原因，不得已而为之。当然对于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那部分人，则通常通过家庭时间平衡来管理老龄化风险。而对于那些参加农村社会保障的那些人，则是通过社会时间平衡的方式管理老龄化风险。在这三种风险管理方式中，目前农村中存在最多的是家庭时间平衡管理方式。根据2000年由国务院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及中国老龄协会主办、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在全国抽样调查不享受养老保险的占96.9％，享受养老保险的只占1.5％。但从世界以及我国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演变中，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空间平衡的成分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2 我国管理老龄化风险方式的历史回顾
目前关于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建国以来，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在更长的时间段上研究上述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演进规律。即使仅有建国以来的相关资料，这三种方式之间的演进规律还是可见一斑的。
目前有关建国以来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阶段划分并不一致。如李迎生[4]将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划分为两个阶段，其分界岭在20世纪80年代。而石秀和等[5]则将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10月到人民公社成立前)，第二阶段(1957年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本研究认为将三阶段论中的第一阶段看成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养老保障向第二阶段养老保障的一个过渡更为合适。因此，本文同意二阶段划分法。以下将以此来回顾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的管理方式演进。
2.1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前
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基础最为主要的特点是集体经济。这一时期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主要是家庭时间平衡和社会时间平衡(更确切地说是集体时间平衡)相结合的做法，其中以家庭时间平衡为主。基本还是通过将老龄化风险转嫁给家庭其他非老龄化成员来实现养老的。
不过这一时期也有社会时间平衡方式存在。其主要表现为对于老年人的就业予以保障，同时在产品分配予以适当的照顾。在集体生产中，老年人可以参与集体分派的轻活，同样记工分，同样领取工分粮，直至完全丧失劳动能力[4，5]。同时，粮食一般按“口粮加工分粮”或“工分粮加照顾”的原则分配，口粮按人口平均分配[5]，所以老年人即使对产出没有贡献，也同样可以获得产出的分配，这样将老龄化的一部分损失转移到了集体那里。另外，20世纪60年代初颁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使得上述的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走向制度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下发讨论实行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除上述集体保障制度外还规定“有条件的基本核算单位可以实行养老金制度”。据此，一部分发达地区开始试行退休养老金制度。据不完全统计，到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完全解体时，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 330个乡，9 460个村实行了退休养老金制度，享受人数超过了60万人[5]。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农村老龄化风险的管理方式主要是以家庭时间平衡方式为主，同时混合了社会(集体)时间平衡的因素。李迎生[4]认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家庭保障为基础，国家与集体救济为辅的养老保障模式。
2.2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基础由以前集体经济转变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集体经济已经不复存在。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集体时间平衡的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也就跟着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时间平衡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兴起。尽管这一兴起的过程有些缓慢，但是其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其发展过程中主要事件包括：
(1)1986年10月，民政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在江苏省沙洲县召开“全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会上提出在农村经济发达和比较发达地区，发展以社区(乡、镇、村)为单位的农村养老保险。这一时期，进行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主要是江苏部分发展较快的乡、镇、村。
(2)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制定由民政部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此时民政部根据国务院指示要求，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确立了以县为单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则。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大大增加，主要开展试点的省份有山东、湖北、江苏等省。试点工作截至到1992年12月结束，其标志是张家港“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会议”的召开。
(3)以《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为依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4)于上世纪末，该方案在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停止执行。
虽然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即以社会时间平衡的方式来管理农村老龄化风险的做法，在这一时期出师不利，但是国家对于这一思路还是始终不渝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都明确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通过回顾我国建国以来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我们大体可以发现以下特点：①建国以来到现在，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中始终以家庭时间平衡为主体。②在这一主体之中还附加着社会时间平衡的成分，并且总体上这一成本呈现出了不断增加的趋势。
3 个体时间平衡、家庭时间平衡、社会时间平衡绩效的分析
本文在评价这些风险管理方式的绩效中所采用的指标主要用：①风险化解的有效性。无论何种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化解老龄化风险，因此其能否化解老龄化风险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化解农村老龄化风险，是其绩效的一个基本指标；②个体福利。风险化解的最终目的是为改善风险面临者的个体福利状况，因此个体福利也应该是考核风险管理方式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③社会福利，即不同的风险管理方式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何种影响。这三个指标之间的关系是风险化解是风险管理方式的目的，而在化解这一风险的目的是改善个体，从而改善群体的福利状况。以下我们将分别从这几个指标来对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绩效逐一进行评价。
3.1 风险化解的有效性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中，无论哪一种方式风险损失的最终承担者都是风险面临者。对于个体时间平衡方式，这一点最容易看出。对于家庭时间平衡方式，虽然风险面临者的风险损失是由自己的后代来承担，但是这只是契约的一个方面，契约的另一方面是自己父辈的风险损失则由自己来承担。只有自己承担了父辈的老龄化风险损失，这种契约才能被完全地履行，自己的后代才能为自己承担老龄化风险损失。因此，在这种方式中，风险面对者始终是老龄化风险损失的承担者。对于社会时间平衡方式，虽然风险面对者不再是一对一地承担自己父辈的老龄化风险，自己的老龄化风险也不是被自己的后代一对一地承担。
但是在社会时间平衡中，风险面对者必须承担契约中所有上一代人的老龄化风险，而自己的老龄化风险则被契约中所有下一代所承担。
现在假设每个人都经历两个时期成熟期和老龄期②。每个时期个体的基本消费都是1个单位的物品，成熟期个体能够生产4个单位的物品，老龄期则没有任何生产能力。
这样对于选择个体时间平衡的方式来应对老龄化风险的个体来说，为了应对老龄化风险损失，他就要在成熟期减少消费，至少留下1个单位的物品进行储蓄，以备自己老龄期进行消费。对于选择家庭时间平衡方式的个体来说，他会在其成熟期消费一部分物品，同时将剩余的物品给其父辈。同时他的子辈也会在其老龄期的时候将一部分物品给他，不过此时每一代人在成熟期都有选择消费多少物品(即对于其所生产的4单位物品如何在自己与父辈之间进行分配)的权利，不过此时家庭养老的契约③会要求成熟期的个体至少要给老龄期个体1个单位的物品。对于社会时间平衡方式，家庭时间平衡方式中成熟期个体是没有选择权利的，每个人都是按照固定的比例来承担老龄化的风险损失的。
为了比较各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风险化解的有效性，我们假定各种方式中成熟期中运用承担老龄化风险的比例相同，在本例中我们假定选择储蓄2单位物品来承担养老风险。那么在个体时间平衡中，其所储蓄的2单位物品随着时间而贬值，贬值的具体原因可能是储藏成本也可能表现为物价的波动。在家庭时间平衡中，个体老龄化风险的化解程度主要取决于子辈的孝敬程度，因此其老龄期内所得出物品也有可能少于2单位物品。但是如果家庭时间平衡是在长期内持续存在的一个制度的话，那么孝敬的理论道德就必须具有束缚力，因此老龄期所得到的物品少于2单位物品的概率或者程度并不会太大。从这一角度而言，家庭时间平衡中老龄期所能得到物品供应要比个体时间平衡中多。在社会时间平衡中，由于承担老龄化风险损失的比率是一定的，因此个体在老龄期内一定能得到足值的两单位物品。
因此，综上所述，个体时间平衡中所进行的储蓄面临是物价不稳定等风险而有可能贬值，家庭时间平衡中，个体所进行的储蓄可能面临着子女的不孝而贬值，但是在长期家庭时间平衡制度存在的情况，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以及其贬值的幅度都没有个体时间平衡大，因此家庭时间平衡应对老龄化风险比个体时间平衡更有效。而社会时间平衡所进行的储蓄几乎不会有贬值的情况。因此，在这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中，风险化解最为有效的是社会时间平衡，其次是家庭时间平衡，最后个体时间平横。
3.2 个体福利
个体福利是个体一生中消费物品数量的函数，也是一个边际递减的函数。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体福利由一生中所消费的物品数量唯一决定。假设一生包括两个时期，即成熟期和老龄期。这两个时期的福利函数相同，个体总体福利函数首先取决于个体的消费数量，其次取决于两个时期的福利函数能否达到最大化。
老龄期所能得到的消费数量，主要是由这三种风险管理方式的风险化解有效性所决定的，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考察过了，为了观察出不同风险管理方式的个体福利净影响，我们假设这三种风险管理方式的风险化解有效性相同，即只要个体在成熟期承担了多少老龄化风险损失，那么他在老龄期就能得到相应的收入。以下我们考察这三种风险管理方式对个体福利的影响。
3.2.1 个体时间平衡
首先由于养老风险是由个体来承担的，因此子辈的收入状况就与其老龄期的消费状况无关。因此，其一生消费的数量仅仅取决于个体的生产能力。其次，由于成熟期与老龄期的福利函数相同，那么为了个体为了使其一生中的福利最大化，他就该在每个时期消费的数量相同，在上例中其各期的最优消费数量是2单位的物品。不然的话，他就可以通过转移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进行消费而使其福利增加。
但是由于在个体养老中，个体对老龄化风险的认识总是不充分的，因此其总会放大其老龄化风险损失，因此就会存在着过度储蓄的状况(有关过度储蓄的问题，我们会在下一节作更为细致的讨论，这里暂不详述)。这样他就会增加其老龄期的消费，而减少其成熟期的消费，假如在老龄期的消费数量为3单位物品，而在成熟期的消费为1单位物品。但是由于个体福利函数是边际递减的，同时这两个时期的个体福利函数又是相同的。因此他可以通过在老龄期减少一单位的物品来改进其总体福利状况。
因此，在个体时间平衡中，个体福利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造成福利(效率)损失的最根本原因是个体对老龄化损失的不确定性。
3.2.2 家庭时间平衡
在家庭时间平衡中，个体一生中所能消费的数量主要由三部分决定，即①成熟期的消费数量；②子辈对自己的收入转移；③自己对长辈的收入转移。个体福利函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主要由个体一生中所能消费的数量决定，因此个体福利函数也就由这三部分决定。
其中子辈对自己的收入转移又主要取决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子辈的收入，二是子辈的孝敬程度。而子辈的收入又主要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决定。子辈的孝敬程度主要由家庭时间平衡方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决定，也就是风险面对者对长辈养老责任的担当(也即风险面对者对长辈的收入转移)所决定。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人的一生只分为两期，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假定在三种方式都支付了幼儿成长所必须的费用，并且其支付额都是相同的。但是在这一节我们发现，在家庭时间平衡中，个体的福利特别是在老龄期的个体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对孩子所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其他方式则没有这种必然的联系。因此家庭时间平衡中，个体就有动机来加大对子辈人力资本投资，以此来改善自己老龄期的福利状况。总体来看，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具有增值的作用，因此通过这一部分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增加其一生中消费的总量，从而改善其总体福利状况。
但是这一部分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即子辈对自己的收入转移)又受到自己对长辈的收入转移的制约。因为如果自己将全部或者过多的收入用在了子辈人力资本的投资上，那么必将威胁家庭时将平衡制度的继续，从而也就削减了子辈的孝敬程度，也就会减少其对自己的收入转移。因此，对子辈人力资本的投资中有一个均衡点，这个均衡点就在于对子辈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入转移增值等于由于不担当养老责任而面临的子辈不孝而减少的边际收入转移。
总的来看，在个体时间平衡中，个体总的消费数量没有增加，而在家庭时间平衡中个体一生中的总消费量是增加的，因此可以认为家庭时间平衡的个体福利状况要好于个体时间平衡的福利状况。
3.2.3 社会时间平衡
在社会时间平衡中，由于自己的老龄化时期的消费数量与子辈在理论上也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在这种方式中个体一生中总的消费数量是不变的，也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收入。同时，在社会时间平衡中，一切都是比较固定和确定的，如自己对老龄化风险损失的担当是固定的，自己老龄化所得到的收入也是比较固定和确定的。因此，个体能够更为合理地分配成熟期和老龄期的消费使得每个时期的消费数量都达到最优，从而使一生中总体福利达到最优。
这样由于个体一生中总体的消费数量没有变化，所以社会时间平衡中个体福利状况不及家庭时间平衡。但是由于社会时间平衡具有更好的消费方案，因此其个体福利状况又要好于个体时间平衡。
3.3 社会福利
无论是个体时间平衡还是家庭时间平衡还是社会时间平衡，其实都是对消费、储蓄方式的不同选择，而不同的消费和储蓄方式又直接会影响到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一节我们将试图分析不同的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究竟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多大程度上的影响。
3.3.1 个体时间平衡
在这一方式中，个体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而在不确定性基础之上，个体往往会夸大其在老龄期所面临的风险，结果就会过渡储蓄。
而这样则会导致个体进行储蓄。而储蓄则会产生物质资本的积累。物质资本的积累在长期内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3.3.2 家庭时间平衡
在这一方式中，由于个体老龄期的养老由子辈供给，因此自己老龄期的福利状况取决于子辈的收入。而子辈的收入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子辈的人力资本水平。因此，个体就有激励对子辈进行人力资本投入。而这样的一种机制最终又会增加社会人力资本的水平，从而会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家庭时间平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图参见图3。
图3 家庭时间平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图
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timing smoothing and economic growth
郭庆旺等[6]的分析也表明，传统文化信念将后代人力资本积累与父代养老保障有机地联系起来，他们以我国现实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结论也认为，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的良好运转则有助于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3.3.3 社会时间平衡
在这一方式中，由于个体的养老福利是一定的，因此个体既没有储蓄的动机也没有对子辈进行人力资本的动机。因此，社会时间平衡是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也是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的。Zhang[7]、Ehrlich等[8]和Docquier等[9]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强调家庭教育投入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指出现收现付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郭庆旺等[6]对我国现实数据的研究也表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中，个体时间平衡和家庭时间平衡是能够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的，而社会时间平衡方式则不利于资本积累，从而有可能妨碍经济的长期增长。
4 主要结论
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几种主要的养老模式之间的绩效并不是一样的。从风险化解的有效性来看，个体时间平衡中所进行的储蓄面临是物价不稳定等风险而有可能贬值，家庭时间平衡中，个体所进行的储蓄可能面临着子女的不孝而贬值，但是在长期家庭时间平衡制度存在的情况，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以及其贬值的幅度都没有个体时间平衡中大，因此家庭时间平衡中，在应对老龄化风险中会比个体时间平衡更有效。而社会时间平衡所进行的储蓄几乎不会有贬值的情况。因此，在这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中，风险化解最为有效的是社会时间平衡，其次是家庭时间平衡，最后个体时间平横；从个体福利的角度来看，个体福利最大的家庭时间平衡、其次是社会时间平衡，再者是个体时间平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个体时间平衡和家庭时间平衡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而社会时间平衡方式则不利于资本积累，相反有可能妨碍经济的长期增长。
也正是这些不同维度的比较中几种养老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造成了对于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的困难。考虑各种模式的利弊，我们认为混合型的养老模式选择，将会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政策选择。
注释：
①当然，这一部分人在老年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包含到社会救助体系当中。但是在其年轻的时候，如果其意识到了自己的没有子女同时也没有社会养老保障的话，其行为方式仍会按照个体时间平衡方式来进行。
②这里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没有考虑幼儿期。不过在分析家庭时间平衡中，我们将会对这一时期进行考察。
③这一契约具体可能表现为孝敬父母的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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