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非儒学思想_儒家论文

宋明理学的非儒学思想_儒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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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理学是儒学,以为其“义理”学说之“义”出于孟子,“理”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作者认为欠妥。《孟子》没有与理学内涵相同或相近的“义”;“理”也不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二者均源于术家韩非的“义理”学说。理学由“义理”学说具体化出的治国方针和基本哲学理论也源于术家韩非。且理学的经典《四书集注》不代表儒家思想。因为《四书》的重点在《大学》、《中庸》,二者均贯穿韩非术家的“义理”思想,而对《论语》、《孟子》的阐释和理解,既要参照《大学》、《中庸》,又要以理学家们所注的“义理”思想为根据。于是,《四书集注》就成了盗版的《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若将理学当做儒学,就不会走出新路子。

理学是宋明以后,中国古代学术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学的全称叫“义理之学”,义是其政治思想,理是其哲学思想,叫“理学”只是从其哲学特点着眼的。传统至今,理论界都将理学当做儒学,其实,这是很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理学根本不是儒学,从其学术性质来看,应为术家学派,即韩非术家的“义理”学说。[1] 为什么这么说呢?本文就拟谈谈这个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理学的“义”不出自《孟子》

“义”是理学思想的核心。理学之为儒学,原因是理学认为:其“义”出自孟子。如二程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2] 朱熹也说:“诋毁孟子的‘仁义’之道,是不识圣贤所传本心之体。”[3]其实, 这种说法欠妥。

应当指出:理学的“义”直接出自《春秋公羊传》与董仲舒。理学从北宋三先生开始,就将《公羊》当作其思想的一个来源,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同时也特别重视董仲舒,将其当作汉代儒学的正宗传人。《公羊》认为:孔子《春秋》的中心思想是“义”,因而,就将发掘孔子《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当做其宗旨。后来董仲舒亦如是说,他的《春秋繁露》又进一步发掘《公羊》中的“微言大义”。就是说,《公羊》与董仲舒都认为,这个“义”出自孔子的《春秋》。可是,理学却突然说出自孟子,二者就出现了分歧。

这个“义”到底出自哪里呢?让我们先看孔子的《春秋》:在先秦,解《春秋》的著作不只《公羊》,还有《左传》与《谷梁》,二书均未发现《春秋》中有所谓的“微言大义”。两汉至今,除董仲舒外,其他读《春秋》的人,亦绝少有此看法。相反,他们都认为《公羊》是在借题发挥,是曲解《春秋》。他们指出:“春秋(公羊)近法家(实为术家)”;还托名孔子说:“董仲舒乱我书。”就是说,《公羊》与董仲舒的这一看法不科学。理学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提出其义出自孟子。

这个“义”出不出自孟子呢?我们知道,在儒家思想的创立上,孔子是开山祖,孟子是亚圣。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孟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仁政”是对“仁”的深化和发展,二者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可是,理学却将“义”当做孟子思想的根本点,无疑也不科学。

不能否认,孟子是讲过作为政治思想的“义”,如《滕文公上》说:“君臣之义”;《尽心下》说:“义之与君臣也”等。但这个“义”与理学的“义”有质的不同。孟子的“君臣之义”内涵有三:一是君臣要相互尊重,否则关系就会紧张。如《离娄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二是君行不端,臣可“易君”或“离去”。如《万章下》说:同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异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三是义只适用于君臣,不扩大到社会其他领域,如《滕文公上》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理学的义,如朱熹所说:“义者,宜也。”“宜”,即“合当如此”。“合当如此”的“君臣大义”是:一君为臣纲,即臣要绝对服从于君,君权至上;二臣绝对不能易君,两者没有对应关系,否则就是乱臣贼子;三社会其他领域,如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关系,也要由“君臣大义”的原则来限定和调整。怎么能说理学之“义”与孟子的“义”是一个“义”呢?

那么,“义”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在先秦,象理学这样规定“义”的,只有韩非。《韩非子·解老》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可见,确切地说,《公羊》董仲舒、理学的“义”,均源于术家韩非。

二、理学的“理”不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

“理”是理学哲学思想的核心。程颢说过:“吾学虽有所授受,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4] 理学认为:他们的理哲学“体贴”自《周易》,《周易》中只是有某些理哲学的萌芽思想,是他们将其正式概括成了以“理”为核心的哲学理论。笔者认为欠妥。

诚然,理学从北宋三先生开始,亦特别重视《周易》,并将其当做他们思想理论的另一个来源。但是,《周易》中的理哲学,已不能用“体贴”二字了,因为它不是只有某些萌芽思想,而是一种成型的哲学理论。如:《周易·系辞上》的总论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周易·说卦》的总论也说:“昔圣人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地而奇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致于命。”从“天下之理得”,可以看出:“理”已不是一个一般哲学范畴,而是一种根本的哲学思想,即《易》已用它来概括宇宙间的万事万物。而且,《易》还提出,要“穷理尽性,以致于命”。这是将“理”又进一步深化到了认识论和社会实践观。所以,理学再说从《周易》中来“体贴”理哲学思想是不当的。

现在的问题是:《周易》是不是理哲学的思想源头?回答无疑是否定的。在先秦,探讨“理”的文献很多,如《孟子》、《荀子》、《经法》、《庄子》、《韩非子》等都不同程度地有某些理哲学思想,不只是《周易》才有。理学只承认其理哲学“体贴”自《周易》,完全回避其他文献,这也不对。在先秦所有这些文献中,哪一文献才是理哲学的诞生地呢?笔者认为是《韩非子》。[5]

我们知道:在先秦,哲学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道”,理哲学即胚胎和脱胎于“道”。最初,一些文献只是用“理”来说明“道”,如《经法·论》说:“物各合其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道。”韩非开始也沿习了这一思想,如《韩非子·解老》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万物之文也。”然后,他便对“理”进行了升华,《解老》又说:物之“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认识了事物的这些特性,就认识了理;“凡理者,方圆、短长、精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得道也。”认识了理,才能认识道,表明理已摆脱了道的束缚,并能反制约道;“啬之谓术也,生于道理”;“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将“道理”并列,是韩非破天荒的发明,说明理与道一样,也是一种根本的哲学思想,这标志理哲学的正式诞生。韩非在《解老》中还反复论证:“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理定而物易割也”;“得事理,则必成功”;“今建于理者,其持禄也久”;“举动理,则少祸害”;“动弃理,则无成功”等。用理来独立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因此,理学的理,严格说来,亦源于术家韩非。而且,《周易》中的“义理”亦源于此。

三、理学的治国方针也不是儒家思想

理学之“义”的治国方针,较重要的有四点:一是“三纲”说,二是“重义轻利”,三是“思想专制”,四是“诛心说”。

关于“三纲”说。理学在治国上特别强调“三纲”,传统上理论界都认为“三纲”源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笔者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等文中多次阐明:儒家孔、孟从未将君臣、父子、夫妻三者并举,也未有臣要绝对服从于君、子要绝对服从于父、妻要绝对服从于夫的看法,亦未有“天尊地卑”、“阳尊阴卑”等哲学思想。相反,还有“臣可易君”、“子可诤父”等言论。在先秦,只有韩非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7]韩非在哲学上还强调“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可见, 韩非的“三顺”才是“三纲”的始俑。

关于“重义轻利”。理学在经济上主张“重义轻利”,传统上理论界都用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或孟子的“义,人之正路”和“舍生取义”等来说明。其实,孔、孟在讲“义利”时,完全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应当肯定,如果只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讲“重义轻利”,那么,“义”作为人类的一种美德,一直值得提倡,无可厚非。可是,理学讲的“义利”完全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不是从伦理的角度。如朱熹所说:“自到浙中,觉得朋友间却别是一种议论,……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别,此大可骇。……熹窃认为今日之病,唯此为大。”[8]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 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旦)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9]怎么办呢? 朱熹根据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认为“《春秋》大法,正是如此”。[10]在先秦,从政治经济角度来谈“义利”关系的只有韩非。如《韩非子·说疑》说:“若夫周滑之、郑王孙申、陈公孙宁、仪行父、荆芋尹申亥、随少师、越种干、吴王孙頟、晋阳成泄、齐竖习、易牙,此十二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义。”因此,理学的“重义轻利”亦源于韩非。

关于“思想专制”。理学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思想专制,其根据就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理学的草创者孙复说:“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者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11]传统上理论界多用孔子“诛少正卯”、孟子“辟杨墨”来说明理学的思想专制。其实,孔子“诛少正卯”只是荀子礼家之后学的杜撰[12];孟子“辟杨墨”本质仍是学术批评。在先秦,只有术家首次提出并坚决实行思想专制,如秦统一后的“焚书坑儒”,就是以申、韩术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结果。事实上,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议,就与李斯的《焚书议奏》同出一辙。可见,理学的思想专制亦源于韩非。

关于“诛心说”。理学在思想专制上,还十分注重“诛心说”,如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心中贼”就是不让人去想,这也是思想专制的最高妙处。“诛心说”的另一面,就是对人们的言论、文字或行为“上纲上线”,然后予以治罪。明、清的“文字狱”即如此。理学的这一思想,虽直接来自董仲舒,源头亦在韩非。如《韩非子·说疑》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这里的“太上禁其心”不正是“诛心说”的始俑吗?

由此可见,理学之“义”的治国方针,也非儒家思想,仍出自术家韩非。

四、理学的哲学思想亦基本源于韩非

理学的“理”具体化为哲学思想,较重要的有四点:一是“理气关系”,二是“万理归一”,三是“理一分殊”,四是“存理去欲”。

关于“理气关系”。“理气关系”是理学之理哲学的最基本范畴。传统认为,这一思想是张载的一大发明。如其《易说》在释《易·系辞上》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时认为:“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首次提出了理气问题。然而,韩非早已有了萌芽思想。如《韩非子·解老》说:“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血气治而举动理,举动理,则少祸害”;“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之气禀焉,……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等。《易·系辞上》那段话无一“气”字,张载显然是将韩非之具体事物的气上升成了一般概念,从而提出了“理气关系”的。

关于“万理归一”。“万理归一”是理学之理哲学的另一个基本范畴。传统认为,这一思想是二程从佛教华严宗那里“体贴”出来的。如其《遗书》卷十八说:“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曰: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其实,韩非也早有了萌芽思想。如《解老》说:“物有理”、物之“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万物各异理”,“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等。这就是说,“万理归于一道”。我们知道:在韩非那里,“道”与“理”是等同的。因此,“万理归于一道”,也可说成是“万理归一”。二程显然是吸收了韩非的思想。

关于“理一分殊”。“理一分殊”是理学之理哲学又一基本范畴。传统认为,这一思想是朱熹从周敦颐的《易通》中推阐出来的。如其《语类》卷九十四说:“周子谓:‘五殊二实,二本则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此理处处皆浑沦。……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其实,韩非也早有了萌芽思想。如《解老》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这就是说,道化万理,万理统万物。前面讲过,韩非的“道”与“理”是等同的。这样,“道化万理”,亦逻辑地等同“理一分殊”。朱熹也显然吸取了韩非的思想。

关于“存理去欲”。“存理去欲”是理学之理哲学的归宿,如二程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明天理明矣。”[13]传统认为,二程的这一思想源于佛教华严宗的“净染”。其实, 韩非亦早有萌芽思想。如《韩非子·南面》说:“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无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理学的“存理去欲”不正发端于韩非的“任理去欲”吗?

由此可见,理学之理哲学的基本思想亦都萌芽于术家韩非。

五、理学的根本经典《四书集注》不代表儒家思想

理学的根本经典是《四书集注》。《四书》的首创者是二程,《宋史·道学传·序论》说: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集注者为朱熹。《四书集注》是宋明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科举的必读书。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四书集注》集中代表了儒家思想,然而这也欠妥。

首先,《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均非儒家经典。传统认为,《大学》、《中庸》都是儒家经典,主要根据是:前者出自孔子的嫡传弟子曾子,后者出自嫡孙子思。其实欠妥。我们知道:前一说法出自二程,后一说法出自郑玄。《大学》、《中庸》的作者在西汉时期就已不能明,东汉以后的郑、程又何以知之?笔者认为:从内容来看,《大学》开首讲“作新民”,只有秦的统一,才要求六国之人“作新民”。《中庸》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亦是秦统一后的事。所以,二者应作于秦统一。从思想上来看,《大学》、《中庸》都与儒家的“仁”、“孝”学说不类,如《大学》坚持韩非的“重义轻利”:“长国家所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知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中庸》则把“义”释为韩非的“宜也”,并提出近似韩非“三顺”的“达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等。而且在哲学上,《大学》主要谈“格物致知”,《中庸》谈“尽性知命”,二者都是从不同角度在发挥《周易》中源于韩非理哲学的“穷理尽性,以至于知命”。因此,很难说《大学》、《中庸》都是儒家文献。就是说,《四书》有二书不属儒家经典。

其次,《语》、《孟》在《四书》中不占主导地位。二程认为,《四书》的重点不在《语》、《孟》,而在《大学》、《中庸》。前者是《四书》的“入门”学问,后者是“心法”,即终结性学说。《语》、《孟》如何解,要以此二篇为基础。所以,在二程手编的《四书》中,《大学》居前,《语》、《孟》次之,《中庸》压轴。理学为什么如此推崇《大学》和《中庸》呢?朱熹说得明白:《大学》所教,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14]《中庸》:“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15]尤其是,理学从二程开始,许多人都曾篡改过《大学》原文,朱熹擅增134字,并认为:只有这样,才“序次有伦,义理贯通,似得其真”。[16]可见,他们无非是想用《大学》、《中庸》中出自术家韩非的“义理”学说来改造《语》、《孟》!

再次,朱熹的《语》、《孟》集注重在阐发“义理”,不重训诂原经。如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曾指出:“理学家注释儒家经典,把它纳入理学轨辙。他们的办法是用理学观点进行注释,用理学家的言论思想进行注释。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这样做的。”“例如《论语集注》”:“甲、引二程最多,引程门大弟子尹焞、谢良佐、游酢、杨时也较多。也有不少朱熹自己的注解。乙、主要引理学家对《论语》的解释和发挥,极少引宋以前的注家。丙、主要是发挥义理,不多在名物训诂上下功夫。”“这样做的结果,就把《论语》纳入了程、朱理学的轨辙,完全代替了汉、魏以来对《论语》的解释。”[17]。尤其是,自宋明以后,学子读《四书》都不重原文,而重在读注,皓首穷经,原因是“义理”难明。

由此可见,《四书集注》本质上不代表儒家思想,而是不折不扣的盗版的《韩非子》!

六、理学对儒家的全面反动

理学不仅不属儒家,而且是儒家最阴险的对立面,是对儒家的全面反动。

第一,篡改儒家的核心经典。我们知道:儒家的核心经典主要有二,即《论语》与《孝经》,《孟子》是《论语》的姊妹篇。汉、唐经学时期,汉虽以《七经》治国,但主要是《孝经》;唐虽以《十二经》治国,但主要是《论语》。可是,理学却排斥《孝经》,而将《论语》、《孟子》编入《四书》。在《四书》中,《论语》、《孟子》又只是陪衬,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大学》、《中庸》。《大学》、《中庸》本质非儒家文献,理学以此二篇为主要经典,是从根本上取缔儒经。

第二,伪造儒家道统。道统说最先起于唐代韩愈,理学承袭了这一做法。但理学的道统与韩愈的道统有质的不同,就是韩愈根本不提董仲舒,而理学则突出董仲舒,将其当做孔、孟之后,汉初以来儒学的唯一正宗传人。事实上,董仲舒根本就不是儒,这一道统也不是儒家的道统,而只是理学之“义理”学说的发展史。

第三,歪曲和阉割儒家思想灵魂。如:儒家只讲过属“仁政”范畴的“义”,理学就硬说这是其“义理”学说之“义”;儒家只讲过“君臣父子”,理学就硬说这是“君为臣纲”;儒家只讲过要“孝敬父母”,理学就硬说这是“父为子纲”;儒家只讲过“小人女子”、“男女授受不亲”。这里的女子还不是指妻子,理学就硬说这是“夫为妻纲”,是要妻子守节和缠足,“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儒家只讲过学术论争,理学就硬说这是思想专制;儒家只讲过“学而优则仕”,并且由此产生的科举制对唐代的社会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理学则硬说这是要求作“八股文”等等。其实,这些都属韩非术家的“义理”范畴,理学却将其硬栽到儒家头上,以混淆视听。

第四,制造儒家的学术冤案。由于理学的所有言论几乎都打儒家旗号,所以后来人们一批判理学,矛头都直指儒家。如宋李觏就在《常语》中,将孟子的“义”当作理学的“义”来批,说:“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郑厚叔在《艺圃折中》中也说: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口诵“仁义”,实乃“卖仁义”。中国近现代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打倒孔家店亦然。殊不知,孔、孟也是理学的受害者。笔者曾指出:中国近现代最大的学术冤案就是孔子冤案,而理学则正是这一冤案的元凶。

第五,思想专制株连儒家先师孟子。理学的正统二程及朱熹虽看到了孟子的“义”可利用,但其他代表人物则看到了二者根本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于是便对孟子进行大张挞伐。如:司马光作《疑孟》、冯休作《删孟》、晁说之作《诋孟》;明太祖朱元璋则因孟子有“民贵君轻”、“臣可易君”等思想,下令将其牌位从孔庙中移出,并骂道:“孟子这老儿,若活到今日,朕非严办不可!”后又删《孟子》语录85条,余文编《孟子节文》,科举以《节文》为主。理学的思想专制达到了极点!

由此可见,过去理论界都将理学当作儒家,实是不应该。

七、理学非儒家的意义

正确认识理学非儒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使我们加深了对理学本身的认识。理学从产生之日起,就被当做儒家:“新文化运动”已八十年了,仍将其当儒家来反思。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特大误区。不搞清理学的性质,就谈不上对理学的正确认识。只有搞清了理学的性质,才能对其作出客观评价。

其次,它使我们加深了对儒家的认识。中国古代儒家的核心经典只有《论语》、《孝经》,《孟子》是对《论语》的完善和补充。其社会实践主要是汉“孝武之治”、唐“贞观之治”。汉初的“黄老之治”、“魏晋玄风”、宋明理学,均非以儒家为主的思想统治。

再次,使我们加深了对术家的认识。术家是百家争鸣后期最重要的一个学派,其根本思想是“阴谋治国”或“权术政治”。术家的创始人是申子,还有商鞅、吴起、韩非、苏秦、张仪、李斯、秦始皇、赵高等。过去,理论界将其归入了法家,不妥。术家是秦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术家还有一个分支思想,即韩非创立的“义理”学说。由于《公羊》以此释《春秋》,董仲舒以此释《公羊》,理学又以此释《论语》、《孟子》,传统上一直被误认为儒家思想,这也是不对的。术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低估!

最后,它使我们加深了对整个传统文化的认识。理学是传统文化反思的前沿,传统文化的反思一定要超越理学的思想障碍,不超越这一障碍,就会被其窒息。要超越这一障碍,就必须抛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8]、“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正宗传人”等不正确的思想前提,而应以“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 ‘推恩令’”为反思的科学基点[19],坚持从百家合流看问题。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才会走出新路子。

注释:

[1][5]参见拙作《韩非非法家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2。

[2][3][4][16]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6页;第6页;第1页;第8页。

[6]参见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载《江海学刊》1995.4; 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1995.9;转摘于《新华文摘》1995.9、《报刊文摘》1995.7.27。

[7]《韩非子·忠孝》。

[8]《朱熹文集》卷53,《答石天民》。

[9][10]《朱子语类》卷123,37。

[11]《睢阳子集补》。

[12]匡亚明:《孔子评传》。

[13]转引自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版,页176。

[14][15]朱熹《四书集注》;《大学序》;《中庸章句》。

[17]转引自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5—8页。

[18]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6;《新华文摘》1994.3、《报刊文摘》1994.1.13 转摘。

[19]参见拙作《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载《南京社会科学》1995.4,《新华文摘》1995.7转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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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的非儒学思想_儒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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