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相持阶段孔祥熙与日本的秘密和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阶段论文,秘密论文,孔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由战略攻势为主，转变为政略攻势为主。诱降国民党政府，便是其政略攻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利用主政之便，命其派驻香港、上海的情报人员，频繁地与日本朝野人士进行秘密接触。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香港设立据点代其老子在前线架设电台，直接指挥，中转沪渝之间的和谈情报。当时为了保密和安全，采用给谈判人员编成代号只与密谈指挥机关负责人联系的办法，提供和谈情报，这些和谈（日文叫作“工作”）是为交战双方战争的最终目的服务的。本文根据目前所见材料，就相持阶段到来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孔祥熙与日本的几次和谈作一概述。
一、胡鄂公工作
胡鄂公，生于1883年，湖北江陵人。宣统元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南京政府行政院参议等职，时任与日方秘密谈判主要人员，代号为201、750、8090，很受孔祥熙重用。抗战期间，他提供的日本消息比较多也比较重要。1940年秋以后，经孔祥熙同意，胡在上海其住宅与日方代表进行谈判。1942年夏末，电台被日军破袭，捕去胡鄂公，胡鄂公工作才最后结束。期间，胡鄂公先后与日方代表津田静枝、今井武夫、船津辰一郎、松本重治等人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向孔祥熙提供了大量的和谈情报。
1938年11月，胡鄂公本着争取情报、促使日本内部分化的原则，以“中国在野名流”的身份与日方谈判“专员”津田静枝、今井武夫会谈。会谈焦点为蒋介石下野问题。日方坚持要蒋下野，并称如遽尔取消这一方针，“将置日本政府威信颜面于何地？”（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九册。）胡鄂公认为，中国的武力与全国民众均在蒋介石领导之下，日本要想中日和平，除以蒋为谈判对象外，“实无其他途径可循”（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九册。）。日本之所以要蒋介石下台，是因为蒋介石政府不但在形式上代表中国，而战时仍能在事实上控制中国，并且掌握着国民党政府几百万军队，这是解决中国问题不可忽视的现实。
汪精卫投敌后，孔祥熙即命胡鄂公开展阻挠汪伪组府以及干扰日方其他“和平运动”的谈判工作。胡分别与船津辰一郎、津田静枝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胡鄂公对船津说：（一）汪叛逃后，领导权丧失，号召力消灭；吴佩孚决不任傀儡。（二）中日战争，日本在中国的对象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日本欲得真正和平，应以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对象。（三）从事汪、吴傀儡运动决无成功。傀儡即使暂时成功，也终必失败。（注：《情字48号电文》（1939年3月30日），《胡鄂公与船津辰一郎秘密接触》，陆大钺等编选：《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当局秘密接触史料选》，载重庆档案局主办：《档案史料与研究》，1991年第2期，第8页。）船津坚持“维新”、“临时”伪政权存在，并把汪、吴比作西班牙的佛郎哥。胡鄂公与津田接触时，重述了中方对汪精卫组府的立场。津田称日本在华扶植傀儡政权的真意不是要征服中国，而是日本避免军事行动直接的政治支配，而以中国人自己来担任维持占领区秩序的责任，借此保护居民，不致蒙受无政府无秩序而发生一切灾害。（注：《情字396号电文》（1939年5月16日），同③引书1991年第1期，第8页。）显然，日本的目的在于通过扶植傀儡，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日本“以华制华”方针的中心目标在于，继军事占领完成以后巩固其政治统治。因此，在占领区建立适合于日军进行殖民统治的政权或行政组织，这是“以华制华”战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日本要求这些殖民政权都“必须真正适合于汉民族的特性”（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达到征服战争的实际目的，日本“以华制华”方针推行的原则是实行“分治合作”。按日本的愿望是能够以“蛇吞象”的方式，逐渐吞并中国，同时使国民政府地位下降，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
接触中双方还就防共问题交换了意见。津田称日方确信防共是新和平建设的基础，在防共上不获一致，和平就是空话。胡鄂公要日本放心，共产党不会有大发展，因为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知识与经验亦独多”（注：同④引书，第7页。）。并表示在防共问题上，精神与日本一致。防共、反共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宗旨，也是蒋介石的一贯政策，因此，它便成了连接日蒋谈判的中心环节。七七事变后，蒋虽然被迫联共抗日，但又害怕共产党“坐大”，“酿成后患”。所以时时不忘反共，甚至想在抗战中，假日本之手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如果说日蒋谈判有结果的话，那就是在反共问题上达成了谅解。
1939年夏，日本内部对是否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意见有分歧。负责策动汪精卫投敌的一派力主建立汪政权，但陆军中大部分将领持反对意见。作为两种对立主张妥协的结果，6月，日本五相会议申明它所扶植的“新政府”，应是包括“悔悟后的重庆政府”在内的各种附日势力的集合体。（注：《中国新中央政权树立方针》（1939年6月6日，五相会议决定），《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412～413页。）此后日本力促“汪渝合流”。9月津田与胡鄂公会晤时即提出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汪精卫合作，在汪与日谈判基础上，实现中日和平的建议。胡认为，日本和已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被国民政府通缉的汪精卫进行和谈，而且欲以汪为中心，树立伪政府，日本的做法“无异自己筑一道阻碍中日真正和平的墙”（注：《情字第1239号电文》（1939年9月30日），同③引书，1991年第1期，第14页。）。日本要实现中日真正和平，最好放弃汪与国民政府合作的主张，而与战争对手国民政府进行谈判。蒋汪之间不仅个人私谊素有怨隙，而且政治主张有异，日本要汪渝合作，无异于日蒋合作，这是蒋介石断难接受的。
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决定“南进”，为配合这一方案，日本开始收缩在华战线，给在华日军提供的物资也日益减少。日本深感“这是中国事变期间‘最暗淡的时期’”（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6页。）。为此日军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搜刮，以达到“以战养战”目的。日本的政治谋略活动也以此为中心展开。1940年10月，日本派松本重治来沪与胡鄂公密谈。提出了明显偏重于经济方面的要求，如开采华北煤铁矿权，在驻兵各地使用铁路与交通线，中日共同使用海南岛等（注：《胡鄂公与松本重治的秘密接触》（1940年10月20、22日），同③引书1992年第1期，第5～7页。）。胡鄂公奉孔命拒绝了日方的要求。
二、樊光工作
樊光，生于1886年，浙江缙云县人。曾任浙江省政府司法秘书、国民政府外交官考试典试委员、外交部秘书长、司长、常务次长，时任与日方秘密谈判主要人员之一。代号751、202。中日战争爆发后，受孔祥熙委托，为探听日方对和谈的情报，从汉口迁到上海。樊光先后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百武末义、土肥原贤二、喜多诚一等人，就蒋介石下野、汪伪组府、共产党问题进行了多次秘密和谈，樊光随时向孔电告谈判信息，并获得指令。
关于蒋介石下野，1938年11月，樊光与今井首次谋面就说：“日本政府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方针是错误的，而且根据中国的现状，叫他下野从实际来考虑是不可能的。”（注：（日）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16页。）1939年5月，樊光向今井强调，日本必须“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进行谈判”（注：同(11)引书，第117页。）。同年9月，喜多再次提出要蒋介石下野，对此，樊光说，蒋介石“若下野何人能收拾大局？何人能担当讲和大事？”（注：《情字第1255号电文》（1939年10月8日），《樊光与喜多诚一的秘密接触》，同③引书1991年第2期，第5页。）潜心研究中国几十年的日本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对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及蒋之思想与个性认识的无知，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国民党政府带有浓厚的蒋介石的个人印记，它不可能像日本的内阁更替那样，撇开蒋介石实现政权更迭，向国民党政府要求蒋介石下台，就是向蒋介石要求其下台，蒋介石绝无接受之可能，被狂热战争氛围所笼罩的日本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不变，就非个别人的愿望所能左右，即使再“明智”也罢。
关于共产党问题，1939年4月，今井、百武与樊光会谈时，百武称日方和谈的唯一条件是共产党问题，只须蒋或孔表明与共产党无关态度，平沼内阁即与蒋政权有“言和之论”（注：《情字第208号电文》（1939年4月18日），《樊光与百武末义的秘密接触》，同③引书1991年第1期，第16页。）。日本的目的在于分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企图达到从内部攻破、分而制之的阴谋。同时也从反面印证，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关于汪伪组府问题，樊光也与日方进行了周旋。为破日汪奸谋，樊建议孔令侃与日方接触，日方深知孔令侃对孔祥熙影响颇大，亦企望与孔令侃会谈，以便向提高谈判规格的方向迈进。1939年5月，日本派今井来沪准备与小孔谈判，但小孔以种种借口托词不与今井会见。今井多次恳求樊光联系与小孔会谈。其原因在于长期的持久战争使资源缺乏的日本更感困难，尽管今井口称“固非日本真已力竭财穷，迫不得已”（注：《情字第332号电文》（1939年5月8日），《樊光与今井武夫的秘密接触》，同③引书1991年第1期，第19页。），实质日本是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到1939年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已投入直接军事费用。同年9月，双方再次会谈，樊光力劝日本不再组织傀儡政权，终因双方以各自利益出发，差距太远，未果而终。
三、王子惠工作
1939年夏，曾为孔祥熙与萱野长知传信的贾存德，通过时任南京“维新”政府实业部长王子惠开辟了孔祥熙与日本派遣军畑俊六总司令和板垣征四郎总参谋长的对话渠道。尽管该渠道是通过汉奸王子惠进行的，但双方都对谈判作了部署，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日双方的谋和意向。
1940年5月，王子惠传来了日方的“和谈”草案：（一）共同防共；（二）中日经济合作；（三）取消汪精卫政权；（四）休战；（五）撤兵。（注：贾存德：《孔祥熙与日“和谈”的片断》，载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并转板垣意见如孔同意，板垣即亲自签名作正式公文送孔。还称板垣急于与孔会面，但此时日本正大举进攻宜昌、对重庆实施轰炸之时，孔大为恼怒，对贾存德称，日本的行动严重妨碍他“向蒋进言之机”（注：同(16)书，第129页。）。加之国内对孔祥熙从事“和平”运动舆论纷纷，孔只好暂避。
7月底，王子惠派蔡森向孔报告日本“主和派压迫军部，要求全面结束对华战争”的消息（注：同(16)书，第129页。）。孔获悉后，即令贾存德将王子惠奔走“和运”情况，写成书面文件报告蒋介石。8月上旬，蒋与孔进行了密谈，之后，孔要王子惠必须拿到板垣的亲笔公文作为会谈保证，又令贾存德赴上海监视王子惠，以防上日方的当。
从此，王子惠以孔祥熙谈判代表身份与日方代表岩奇清三进行“和谈”。争论的焦点为防共问题，日本的图谋是很清楚的：一是真防共；二是借防共之由在华驻兵，以达到长期占领中国，把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之目的。但谈判中岩奇诡称，中国是独立大国，日本派兵防共，在国际上有伤中国颜面，提出要中国邀请日本派兵防共的荒谬主张。这不仅再次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狡黠、狂妄和贪婪，而且也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当权者在相持阶段急谋对日妥协的动摇态度和历史真相。贾存德判定是王子惠与日方串通，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会谈遂告中止。
四、和知工作
和知，即和知鹰二，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长、华南机关长。1940年3至7月，和知以板垣征四郎谈判代表身份与孔祥熙系统的谈判人员盛升颐、胡鄂公、易敦白、沈养吾等人进行了频繁的秘密谈判。双方就汪伪登台等问题进行了唇枪舌剑的谈判。关于汪伪登台，易敦白指出，两国交战，利用叛逆，乃一时权宜，汪伪政府的成立，对和平运动绝无价值，对中国抗战阵容反而有益。汪寄食日人，中国抗战阵线等于已消“和平”毒素。并申明中国的和平立场：（一）中国对日抗战不能不对日言和；（二）中国虽抗战，并未忘和；（三）日政府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存在，蒋介石即与日进行谈判（注：《情字第1760号电文》（1940年3月4日），《盛升颐、胡鄂公、易敦白与和知、三村的秘密接触》，同③引书1991年第3期，第5页。）。孔系统人员这时中心是为了配合蒋介石政府阻挠汪伪组府，延缓日本承认这一叛逆政权，以及干扰日方扶植其他傀儡政权，以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正统”地位，和知要求对汪不究既往，不重办。
关于伪满洲国问题，日本变换新花招，和知提出以“中、日、满经济提携”方式变相承认。万变不离其宗，即要求中国承认东北沦为日本独占殖民地，承认日本肢解东北的合法化。易敦白提出通过两个途径解决满洲问题：（一）先解决“七七事变”，不将满洲牵入；（二）如定要合并解决，在不失中国宗旨主权原则下，求一合理的暂定处理。（注：同(19)引书，第6页。）并提出日本交还中国东北。和知认为，满洲系日本对苏的基本条件，是防止国际赤化的第一道防线，从而拒绝中方的要求。
关于第三国参加撤兵保证，和知认为最好免除，“以免横生枝节”。因为日本害怕第三国保证，使它不有单独对华讹诈更多的好处，故极力反对。中方认为，日本撤兵由第三国参加保证是最合理的妥善办法。中国深知日本会玩弄假撤兵、真驻兵的无赖手段，企图由国际社会监督，迫使日本真正撤兵。
五、结语
综上所述，孔祥熙利用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派出大批谈判人员，利用不同的关系，不同的渠道，同时开辟多线交叉与日方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参与直接谈判的人员，有政界、军界、财界、民间等人士。双方的最高层人物均不直接出面，而是“幕后”遥控谈判。这些谈判名为孔祥熙直接指挥，但从电文中诸多“抄送委座”、“抄送委员长”、“择要抄送委座参考”等批语中可知，蒋介石是真正的幕后指挥者。这些谈判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一）蒋介石下野；（二）承认“满洲国”；（三）承认汪精卫傀儡政府或“汪渝合流”；（四）承认日本在华驻兵权；（五）承认日本在华特殊经济特权；（六）与日本合作加强防共反共。显而易见，这是把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亡国条件。若按这些条件去议和，就等于向日本“洽降”。蒋介石的基本条件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任何要求”，“华北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假如日本要继续作战，“中国也不会放下它的武器”（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下卷，第2分册，第36、39页。）。在长时间的谈判中，双方都是围绕上述基本条件而讨价还价。但双方各有其侧重点。就中方而言，主要是为了阻挠、打击汪伪组府，延缓日本承认这一叛逆政权，以及干扰日方扶植其他傀儡政权，以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正统”地位。日本则以1939年底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重点在“以汪代蒋”，组建傀儡政权，逼蒋投降；后期，重点则是急于促使“汪蒋合流”。
欧战爆发后，因战争与国际局势逐步向有利于中国方面转化，日本在谈判中的优势越来越少，逐渐降低其条件。相反中国却在逐渐抬高其交涉条件，修正此前将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作为抗战之“底”的提法，确定抗战之“底”应是“坚持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注：（台湾）《蒋总统思想言论总集》16卷，第447页。）。1941年3月，蒋进一步提高抗战之“底”，强调指出，抗战的最后胜利，应是打破敌人的“大东亚秩序”，“恢复我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注：同(22)引书18卷，第64～65页。）。此期，尽管日本的个别条款比以前有所缓和和降低，但国民党政府慑于全国高昂的民族抗日意识和以中共为首的反妥协力量的存在，加以地域辽阔和国际援助的支持，始终没有签署任何投降协定。尽管国民党政府在多次交涉中都显得被动，谋和的心情也显得比较迫切，但它毕竟没有无原则地乞求和平。由此，日本没能通过自己发起或响应中方的一系列秘密谈判达到它在军事上不能达到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因此，谈判的结果，日本仍然是身陷“泥潭”之中，这样日本的军事与谋略攻势都未能凑效，不得不背着中国战场的包袱，踏上南进的征程，发动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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