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债务——如何改革全球金融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债务论文,金融体制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人或许认为全球金融体制将会把资金从那些资金充裕的富国转移至资金困乏的穷国，同时，将穷国风险转移至最有能力承担风险的富国。一个有效的全球金融体制应向急需资金的国家及时提供资金，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稳定。一个有效的全球金融体制应通过有序的破产程序，将赋予那些不能清偿债务的国家一个全新的开始。
目前的全球金融体制完全不是这回事，因此，国际金融危机或濒临危机已成了定期发生的事件。问题并不是会不会出现新危机而是危机何时发生。墨西哥、韩国、印尼、泰国、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都经受了重大危机或濒临危机，致使过去8年中全球平均每年都会发生一场危机。据一些人的估计，在过去35年里，一共发生了100次危机，这似乎非常清楚地表明：确保全球金融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国际资金流动的使命已遭受重挫，可以说，它们反而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了。
与此同时，与把资金从富国引入穷国的做法相反，全球金融体制允许美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借款国，每月吸收约400亿美元资金，为不断下降的投资和储蓄与数十年贸易赤字背景下的消费潮（贸易赤字已接近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提供资金。
90年代初的观察家对发达国家私人资金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大加赞赏，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规模一度超过3000亿美元，他们认为这预示着私人部门取代公共援助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这是在夸海口。即使在那时也很清楚，这些资金中的大多数流向了少数国家，主要是中国，实际上，资金根本没流向那些最需要资金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资金也根本没有被用于像医疗保健、教育与环境这类急需资金的部门。通过提供尽可能廉价的资源这种方式，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企业来榨取其自然资源，然而，在吸引将会创造新工作的投资项目方面却极不成功。依旧糟糕的是，许多资金都属于投机性的，是热钱。顺利时，它们流入，一旦发现不乐观苗头，它们就立即逃得无影无踪。虽然在资金开始流入时，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确实较快，但当资金流出时，随即造成的损失要多于流入时所带来的收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向发展中国家承诺说，向那些短期投机资本开放市场会带来更大稳定。有压倒性的证据显示，这种资本市场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超越其经济能力的高风险，同时却并未提高其经济增长速度。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多次向美国财政部提及这一点，但并未受到重视。
但是，即使外国银行并未从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抽取资金，它们也在迫使这些国家承受利率与汇率波动的大多数压力。利率与汇率的波动一再加剧危机，使得债务水平超出了有关国家的偿还能力。想清偿债务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削减了其本已很少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费用开支，但是其结果却常常毫无成效，最后，它们被迫拖欠借款，80年代初，拉美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美国联邦储备局史无前例的高利率水平一下子使得这些国家债务难以承受。拉美问题不是由它们自身政策的变化，而是由美国政策的变化导致的，然而，拉美各国政府却被要求去承受这些代价。由于没有一个足够健全的国际破产程序，这些国家苦苦挣扎，丧失了增长的10年，得到的却是贫困和失业。
全球市场失败
在这些系统市场失败背后的是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各种国际经济机构责任之所在。不幸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此忙于宣扬市场的各种奇迹，倡导其市场原教旨主义，即市场能被用于解决几乎所有问题，以致它根本无暇解决市场失败。凯恩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论教父，当时，他对大萧条时期出现大规模失业忧心忡忡。凯恩斯深知，当一些国家面临衰退时，货币政策往往不足以将经济恢复到实现充分就业的程度。最近两年，美国也目睹了此种现象。虽然凯恩斯认为各国政府应增加开支（或减税），但他同时意识到，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备，一些国家难有机会获得急需资金为诸如扩张性财政这类政策融资。因为一国发生之事会对邻国产生影响，一国衰退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衰退，所以，良好的宏观管理成为全球性的一大问题，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对面临衰退的国家提供资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正如我在《全球化及其不满者》一书中所解释的，要是凯恩斯看到其所倡导的机构所做的一切，他肯定会在坟墓中翻过身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使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解决经济危机，反而迫使这些国家推行紧缩政策，结果只会加剧经济衰退的程度，经济机构早就预测到这一点，而东亚与阿根廷的例子则证实了这些预测。而在2001年衰退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赞同经济刺激的必要性，当然，美国能够轻易借到资金为这些必要刺激融资，但恰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可以提供这些必要资金。
存在着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处理的市场失败，诸如与导致穷国承担汇率和利率波动这种压力风险相联系的市场失败。虽然有各种解决办法，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甚至尚未意识到这一问题，更不要说解决问题了。与此同时，它却在推进资本市场自由化这类政策，这事实上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所要承担的风险。
全球储备体制
全球金融体制失败的核心是全球储备体制。每年，世界各国不得不留出大量资金用作储备，以防诸如外国投资者信心减少、国际对该国出口需求下降这类意外事件。这样，全球收入中很大部分并未转化成全球总需求。世界各国储备金数量约为24000亿美元。各国喜欢增加储备金数量。今天，各国政府以包括黄金和美国国库券在内的多种形式持有这些储备。美国或许从各国对美国国库券需求的增加中受益，而发展中国家的成本却极高。如果投资本国项目，发展中国家会获得高回报，但现在它们所获得的回报只有1.25%，实际回报率则是负值。这是发展中国家为防备难以预测的市场变化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下面的例子能说明上述问题。一家穷国企业从一家美国银行借款1亿美元，利息为18%。考虑周全的储备政策要求这个穷国留出1亿美元作为储备金，储备金通常采取美国国库券形式。事实上，该国既要从美国借1亿美元，同时又要向美国出借同样数目的资金，这是完全抵销。除此之外，其借款时每年支付1800万美元利息，出借时每年得到125万美元利息，这样穷国向美国净输出了1675万美元。对于美国和美国财政部来说，这是一件美事，但很难看到这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全球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仅仅是因为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支撑，这意味着当今世界最富裕国家是惟一能过入不敷出日子的国家。全球金融体制应将全球储蓄分配给最贫穷国家，这样它们能够利用它来投资，并获得增长。相反，现有的体制却将全球储备分配给了最富裕的国家，这些国家生活水平已远远超出了发展中国家公民想象的程度。但是，即使基于外国希望以美元作为储备这种愿望，世界向美国提供贷款、为美国赤字提供资金的意愿也许是有限度的。如果每个国家设法同时减少各自贸易赤字，但同时对盈余国家施加压力，对于全球经济中通货紧缩倾向的早期担心将会被证实。
可是，存在着一种替代办法。在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期间，凯恩斯设想发行“全球性美元”，也就是人们较为熟知的特别提款权(SDR)。整个国际社会已意识到，该组织可以以特别提款权这种形式给某个国家提供流动性，这种提款权可有效地向一国提供购买力，在某种含义上，它们是一种国际货币形式，它们可转换成可用来购买货物与服务的硬通货。
全球美元可用于为全球公共物品，诸如改善环境、防止像艾滋病这类疾病扩散、提高发展中世界的识字率以及为人道主义和开发援助提供资金。对于那些获得的资金数量少于其留出储备的国家来说，这种新的“全球性货币”将取代储备，解放那些本要被留出的资金。获得资金数目超过了其所留出资金数目的国家可与这种新货币相互兑换，以获得通行货币。当然，所有这些新货币最终将转变为储备。事实上，这些储备是世界各国在面临困难时相互提供帮助的一种义务（承诺）。以这种新的全球货币作为储备的国家可利用它来换取硬通货，并利用它来维持必需食品的进口。这种政策将允许出现部分赤字而同时不引发难以避免的危机。即使某个发展中国家出现贸易赤字，国际社会可通过这种新的全球货币援助方式稳定其金融状况。
这一计划将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相反，它将会抵消当今货币体制中内在性的下跌倾向。与全球约400000亿美元收入相比，这种货币的发行数量将是微不足道的，但与目前在全球性公共品或官方开发援助上的开支相比，这些数量则是巨大的。这个计划将允许以一种不受制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方式给关键性全球公共物品以支持。
破产体系
在巴西、俄罗斯、韩国、泰国和印尼所推行的大规模拯救计划被公认为失败后，随着阿根廷经济的崩溃，即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对于这些危机需要有替代性的政策反应。讨论最广泛的内容之一是涉及一种形式的破产或停滞程序。在东亚危机期间，正是采用了停滞程序，韩国汇率才得以稳定下来。确实，在危机时刻控制资金以阻止经济大出血一般是理想的，正如在繁荣时刻控制资金以阻止资金大量流入该国是理想的一样。资本大量出入该国对其他国家造成了高成本，被称为外部性。像其他形式的外部性一样（诸如污染），政府干预可能是一种理想办法。智利和马来西亚的例子已表明，资本出入上的这种干预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在两个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基于市场过分反应这种倾向，在一国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得到有力贯彻的停滞手段可能成为稳定市场的重要工具。
在所提议的任何破产程序里，最重要的是分清私人和公共债务。私人债务不应转化为公共债务，由于西方银行和政府的压力，这是在许多例子里都会犯的一个错误。有必要加速对私人债务的资金重组过程，以防出现宏观经济混乱。
总之，如果美国利用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和统治地位，致力于全球金融体制各项改革，这将能够增加全球经济公平，并使全球化更好为发展中国家民众服务，同时它们将会提高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性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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