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阿莱维问题的历史嬗变及其和解进程*
杨玉龙
摘 要 ：阿莱维派是历史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形成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分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曾受到数百年的宗教歧视和政治压迫。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在解除对阿莱维派的宗教歧视的同时，也对阿莱维派的宗教体制和信仰体系造成了冲击，宗教传统的迅速衰落导致该派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为摆脱边缘化的社会地位，阿莱维派寻求恢复传统宗教文化和信仰体系，进而催生了阿莱维复兴运动。随着宗教认同的回归和市民社会组织的建立，阿莱维派开始提出政治认同诉求，导致阿莱维问题逐渐凸显。土耳其阿莱维问题是指阿莱维派追求宗教平等地位的历史过程和现实困境。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启动了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从法律层面推动阿莱维派组织的合法化，建立了阿莱维问题的和解对话机制，从国家层面承认了阿莱维问题的存在，并在关键性议题上展现出努力推动和解进程的积极姿态。
关 键 词 ：阿莱维派；阿莱维问题；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土耳其阿莱维派是历史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形成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分支[注] 对于阿莱维派的宗教属性问题，阿莱维派内部存在不同观点，传统派认为阿莱维教义仍属于伊斯兰教范畴；现代派则认为该派宗教和文化内涵已超越伊斯兰教，属于混合型宗教文化。参见Tord Olsson, Elisabeth Özclalga and Catharina Raudvere, eds., Alevi Identity ,Cultural ,Religious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 Istanbul: Swedish Research Institute in Istanbul, 1998, pp. 59-73。，该派的信仰体系实际上混合了萨满教、琐罗亚斯德教、苏菲主义、什叶派、基督教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原始宗教等多种文化和宗教思想。[注] 李艳枝：《土耳其的宗教少数派——阿拉维派》，载《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3期，第149页。 虽然阿莱维派起源更早，但“阿莱维”(Alevi)[注] “Alawites”和“Alevis”其意都是泛指“阿里的追随者”，“Alawites”一般指涉叙利亚阿拉维派，或英译为“Alawis”；“Alevis”一般指土耳其阿莱维派。这两个术语的拼写差异主要是由于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转写音译为英语后的习惯用法区别，有的学者将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这些教派都称为阿拉维派。但鉴于其起源和教义等方面的差异，为示区别，本文采用土耳其阿莱维派的名称。参见李福泉：《海湾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3-4页。 一词缘起于19世纪末，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才逐渐得到普遍使用。在土耳其，阿莱维派人口数量仅次于逊尼派，占土耳其总人口的10%～15%，[注] “Mapping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A Report on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Muslim Population,” Pew Research Center , October 2009, p.10, http://www.pewforum.org/2009/10/07/mapping-the-global-muslim-population/，登录时间：2018年6月22日；Tahire Erman and Emrah Goker, “Alevi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 Vol. 36, No. 4, 2000, p. 99。主要聚居在伊斯坎德伦(Iskenderun)、安纳托利亚高原等地区，约70%居住在城市。[注] Kivanc Ulusoy, “The European Impact on State-Religion Relations in Turkey: Political Islam, Alevis and Non-Muslim Minoriti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Vol. 46, No. 3, 2011, p. 414.
利用氧源-分子束外延(Oxygen source Molecular Beam Epitaxy, O-MBE)设备制备高质量的VO2外延单晶薄膜，其装置如图1所示.
根据互文理论[5]，文学翻译也是一种互文活动。我们可把翻译研究看作三项任务，同时译者与之对应具备三重身份[6-7]：作为读者，对文本的完成；作为阐释者，对文本的阐释；作为作者，对文本的改写。整个翻译过程也是译者三重身份的角色实现与相互转换的交织过程。事实上，不论是中文作品还是外文作品，本身越是优秀，其蕴含的互文性质就越为强烈，其翻译难度也随之越大，就越需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作用。
土耳其阿莱维问题是指阿莱维派追求宗教平等地位的历史过程和现实困境。阿莱维派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挑战也随之变化。阿莱维派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曾遭受过数百年的宗教歧视，被奥斯曼帝国认定为“异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在基本解除对阿莱维派的宗教歧视及其不平等待遇的同时，也对阿莱维派的宗教体制和信仰体系造成冲击，其宗教传统迅速衰落，导致该派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为摆脱边缘化社会地位，阿莱维派努力寻求恢复传统宗教文化和信仰体系。在阿莱维复兴运动兴起过程中，阿莱维问题逐渐演变为土耳其社会政治领域的重要议题，影响着当代土耳其国内政治走向。21世纪以来，土耳其政府为解决阿莱维问题提出了和解倡议，尽管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面临着一系列现实障碍，但和解仍朝着积极方向推进。对土耳其阿莱维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少数群体问题。本文试从阿莱维问题的历史起源入手，考察现代土耳其政治发展与阿莱维问题演变的关系，分析阿莱维派面临的主要挑战，解析阿莱维复兴运动的成因、方式和意义，进而透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以下简称“正发党”)执政时期阿莱维问题的和解进程及其面临的主要障碍。
一、 土耳其阿莱维派与阿莱维问题的起源
从历史缘起来看，土耳其的阿莱维派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而土耳其阿莱维问题主要是随着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变化而逐步产生的。
(一) 土耳其阿莱维派的历史缘起
由于土耳其阿莱维派在教义上的融合性和文化上的世俗性，及其与波斯萨法维王朝之间的模糊联系，导致该派被奥斯曼帝国视为“异端”[注] 关于安纳托利亚地区阿莱维派的“异端”问题，参见A.C.S. Peacock, Bruno De Nicola and Sara Nur Yildiz, eds., Islam and Christianity in Medieval Anatolia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223-230。，并在数百年内长期遭受宗教歧视。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阿莱维派数百年的自我封闭状态得以终结，阿莱维派转而积极参与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
首先，作为历史范畴的土耳其阿莱维派，与历史上什叶派信仰相关的“基齐尔巴什”(Qizilbash)和“贝克塔什”(Bektash)等概念存在密切联系。在土耳其国内，用于指称什叶派穆斯林的“阿莱维”一词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官方普及了该词的使用，阿莱维派也逐渐接受了这一称谓。而在此之前，一般使用“基齐尔巴什”来指称阿莱维派，[注] Stefan Martens, “Being Alevi in Turkey: Discursive Unity and the Contestation of Communal Boundaries 1980-2009,” M.A. Thesi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2009, p. 12. 历史上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使用该词指称效忠于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土库曼游牧部落联盟。在奥斯曼帝国的官方话语中，“基齐尔巴什”具有“宗教异端”的负面含义，后被帝国政府用来指称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地区的阿莱维派穆斯林。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政府以中性的“阿莱维”一词取代了具有歧视性色彩的“基齐尔巴什”。
贝克塔什是土耳其阿莱维派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制度化的教团组织。贝克塔什教团是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什叶派苏菲教团，由13世纪著名的苏菲派导师贝克塔什创建，贝克塔什及其教团的基本教义此后成为土耳其阿莱维信仰的主要源泉之一。[注] 孙振玉：《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第57页。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贝克塔什教团被凯末尔政府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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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齐尔巴什和贝克塔什都是现代土耳其阿莱维派信仰的重要源泉，但实际上两者存在诸多差异。基齐尔巴什是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乡村地区什叶派的民间信仰，其内容包括安纳托利亚地区传统的宗教习俗；贝克塔什教团则是阿莱维信仰的制度化表现形式，与奥斯曼帝国政府及其近卫军团“耶尼舍里”(Janissary Corps)联系密切，呈现明显的制度化和政治色彩。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随着贝克塔什教团的消亡，阿莱维派失去了制度化教团的组织形式，教派社群需要依靠阿莱维派宗教导师(Dede)[注] 宗教导师是阿莱维派信仰非常重要的制度之一，意为阿莱维派穆斯林社会的宗教领导人，其功能包括领导阿莱维派的社会和宗教事务；主持宗教仪式；提供法律裁决和冲突仲裁；主持阿莱维派婚姻、葬礼以及教育、法律等事务的指导。阿莱维派宗教导师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序列和任职资格条件限制，宗教导师必须具备对阿莱维派宗教信仰体系内容娴熟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和宗教礼拜场所“杰姆”(Cem)[注] “杰姆”是土耳其阿莱维派穆斯林从事宗教文化活动的聚集场所，通常阿莱维派在杰姆举办宗教节庆、文化仪式、舞蹈、音乐等文化活动。目前土耳其政府尚未承认杰姆的合法地位，杰姆地位问题因而成为阿莱维派问题和解的主要障碍之一。 来维系信仰、传播教义和履行宗教仪式。
其次，从土耳其阿莱维派和叙利亚阿拉维派的关系来看，实际上两派在历史起源、发展演变、基本教义和宗教传统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叙利亚阿拉维派是20世纪被伊朗、黎巴嫩什叶派教法学家通过颁布法特瓦(宗教法令)而承认的什叶派支派，其在历史上曾长期被逊尼派和作为什叶派主流派别的十二伊玛目派视作“异端”。公元9世纪，穆罕默德·伊本·努赛尔·巴克里·纳米里(Muhammad ibn Nusayr al-Bakri Namiri)在叙利亚创建阿拉维派，史称“努赛里教派”(Nusayris)；伊本·努赛尔去世后，阿布·赛义德·麦蒙·塔巴拉尼(Abu Sa’id al-Maymun at-Tabarani)[注] 穆罕默德·伊本·努赛尔去世后，他的学生和再传弟子继续传播其宗教思想，努赛尔的第三代学生赛义德·侯赛因·伊本·哈马丹·卡西比(Sayyid al-Husayn ibn Hamdan al-Khasibi)在阿勒颇的传教活动吸引了一名巴勒斯坦宗教学者阿布·赛义德·麦蒙·塔巴拉尼(Abu Sa’id al-Maymun at-Tabarani)，塔巴拉尼接受了卡西比的宗教思想后，1032年前往当时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拉塔基亚地区传教。塔拉巴尼通过传教和著书立说对当时拉塔基亚地区沿海农村地区居民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宗教思想成为了叙利亚阿拉维派信仰的基础。 在当时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拉塔基亚(Latakia)地区定居和传教，奠定了拉塔基亚作为叙利亚阿拉维派核心区域的历史地位。叙利亚阿拉维派的教义受到基督教“神圣三位一体”(Divine Triad)思想的影响。[注] “神圣三位一体”的表述只是说明了叙利亚阿拉维派核心教义的本质特征，实际上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思想并不相同。阿拉维派“神圣三位一体”思想强调阿里这一位格的特殊性，因此后来从努赛里教派更名为阿拉维派。在文化上，叙利亚阿拉维派深受叙利亚东方基督教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拜物教等其他宗教文化的影响。 其中，“一体”即独一无二的真主，真主本质表现为阿里、先知穆罕默德、波斯人萨尔曼(Salman)三种位格形式。[注] Yaron Friedman, The Nusayri -Alaw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ligion ,History and Identity of the Leading Minority in Syria ,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0, p. 67.1317年，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发布法特瓦将叙利亚阿拉维派信仰列为“不信道者”(Kafir )，此后600年叙利亚阿拉维派穆斯林被迫对自身信仰进行隐藏，避免遭受宗教迫害。“努赛里”作为叙利亚阿拉维派的教派名称使用一直延续至20世纪20年代。为便于和其他伊斯兰教教派开展交往，特别是为得到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的承认，[注] Al-Tamimi Aymenn Jawad, “Anti-Islamism in an Islamic Civil War,” The American Spectator , January 24, 2013, http://spectator.org/archives/2013/01/24/anti-islamism-in-an-islamic-ci，登录时间：2018年6月29日。叙利亚阿拉维派在20世纪20年代从“努赛里”更名为“阿拉维”。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土耳其共和国境内居住着近200万叙利亚阿拉维派穆斯林[注] Ayfer Karakaya-Stump, “The AKP, Sectarianism, and the Alevis’ Struggle for Equal Rights in Turkey,” National Identities , Vol. 20, No. 1, 2018, p. 63.，该群体的形成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土耳其与叙利亚两国边界划定和亚历山大勒塔[注] 即今土耳其哈塔伊地区。 归属争端有关，其在教派认同、语言(阿拉伯语)、教义和宗教传统上与叙利亚境内的阿拉维派保持一致。
相比较而言，土耳其阿莱维派信仰表现出显著的苏菲主义和神秘主义特征，它起源于13世纪安纳托利亚地区兴起的苏菲神秘主义宗教运动，形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信仰群体主要是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扎扎人(Zazas People)等族群。在教义和宗教实践方面，土耳其阿莱维派和其他什叶派支派一样，都将阿里视为第一代伊玛目，同时融合了安纳托利亚地区苏菲神秘主义及非伊斯兰教的宗教观念和实践。不同于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的其他教派，阿莱维派更强调神秘主义的诗歌、音乐、舞蹈和杰姆仪式，体现出世俗主义的特征。而叙利亚阿拉维派信仰融合了诺斯替教(Gnosticism)、拜物教(Fetishism)、基督教等中东古代宗教文化传统。其特点有三：首先，坚持循环论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有七次循环和灵魂转生现象(Transmigration of Soul)。其次，拥有独特的生死观与星辰崇拜观念，认为生死与天空星辰有命运联系，今生有德之人死后将成为天上星辰。[注] Aslam Farouk-Alli, “The Genesis of Syria’s Alawi Community,” in Michael Kerr and Craig Larkin Editors, The Alawis of Syria :War ,Faith and Politics in the Levant ,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5, p. 29.最后，每年庆祝圣诞节、圣灵降临节等具有基督教特点的节庆。[注] Valentina-Tania Duna, “Religious Minorities, Political Majorities: the Alawis in Syria and the Maronites in Lebanon,” Romani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 Vol. VI, No. 2, 2012, p. 104.
“阿莱维”和“阿拉维”(Alawites或Alawis)的名称来源于四大哈里发之一的阿里(Ali ibn Abi Talib)，原意均为“阿里的追随者”[注] 孙振玉：《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中东地区伊斯兰教的什叶派支派较为繁多，除十二伊玛目派之外，还有阿拉维派、伊斯玛仪派、栽德派以及阿莱维派等广泛地分布于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土耳其等国家。虽然土耳其阿莱维派和叙利亚阿拉维派拥有相似的教派名称，实际上却是两个差异很大的什叶派宗教派别，两派拥有各自独特的信仰体系，在宗教传统、教义、制度和实践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
1.依据科学现象让学生自主提出探究问题。首先引领学生观察在身边发生的现象，认真思考，从是什么到为什么会如此等视角对身边事物提出问题。科学课堂教师再现现象，营造出氛围，引导积极性的提问，激发起学习兴趣后，让学生自行思考并大胆提问。可能有的学生会提出离奇或夸张的问题，但是也有很多有价值的提问。为学生提供创设问题的空间，使之从不同思考方向提出不同问题，对这些课题加以训练和讲解，问题多了，解析多了，思路自然也开阔了。
(二) 土耳其阿莱维问题的产生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实行大刀阔斧的现代化改革，使土耳其转变为世俗化的新型民族国家。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摧毁了奥斯曼时代的教团势力，实现了国家对宗教的控制和监管，这对阿莱维派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土耳其共和国结束了奥斯曼帝国时期长期针对阿莱维派的宗教歧视政策，阿莱维派逐渐摆脱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和宗教依附地位。[注] 李艳枝：《试论土耳其阿拉维派穆斯林的特征及处境》，载《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第75页。 凯末尔改革摧毁了奥斯曼帝国的逊尼派宗教体制，将伊斯兰教从国家政治中剥离，土耳其社会呈现出世俗化特征。在此背景下，凯末尔政府许诺给予阿莱维派平等的公民权利。[注] Nil Mutluer, “The Looming Shadow of Violence and Loss: Alevi Responses to Persecution and Discrimination,”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 Vol. 18, No. 2, 2016, p. 148.虽然凯末尔政府的世俗化进程和现代化改革并未在宗教和文化上实现对阿莱维派的完全承认，但相对于奥斯曼时期的宗教歧视和充满张力的教派冲突，阿莱维派群体至少获得了公民权和群体安全的制度保障，这也成为该派支持凯末尔现代化改革的主要动力。[注] Bayram Ali Soner and 
ule Tokta
, “Alevis and Alevism in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Turkish Politics: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s Alevi Opening,” Turkish Studies , Vol. 12, No. 3, 2011, p. 421.
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政治冲突日益加剧，极端右翼势力多次针对阿莱维派平民发起暴力攻击，这成为刺激阿莱维认同觉醒和发起社会运动的直接原因之一。在1973年和1977年的大选中，极右翼政党民族运动党(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异军突起，阿莱维派的左翼倾向引发了土耳其国内极端右翼政党和组织的仇恨，安全威胁上升成为该时期阿莱维派面临的主要挑战。在国家陷入政治动荡和极端化泥潭、经济形势日渐恶化的背景下，极端右翼政党将库尔德人、阿莱维派和共产主义者视为土耳其民族国家的三大威胁，导致20世纪70年代后期阿莱维派不断遭受土耳其国内极端组织的攻击。[注] Stefan Martens, “Being Alevi in Turkey: Discursive Unity and the Contestation of Communal Boundaries, 1980-2009,” p. 19. 1978年至1980年，极端右翼分子先后在马拉提亚(Malatya)、锡瓦斯(Sivas)等地制造了四起针对阿莱维派群体的暴力事件。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土耳其阿莱维派先后经历了传统宗教实践衰落、意识形态左翼化和极端民族主义冲击等考验，这与二战后土耳其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进程密切相关。首先，二战后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了传统阿莱维派社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导致阿莱维派青年被城市社会边缘化。城市化移民浪潮改变了阿莱维派青年的生活环境和社会认知，进而导致阿莱维派传统的宗教实践趋于衰败。其次，左翼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动员契合阿莱维派摆脱社会边缘状态的诉求，这使得阿莱维派出现了左翼化的政治转向。由于这一时期土耳其社会中的左翼思潮和右翼思潮对立日益加剧，极端右翼势力将阿莱维派视为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威胁之一，这导致阿莱维派再次陷入社会安全困境之中。
转子磁链矢量Ψr随转子以电角速度ω=pΩ转动，定子磁链矢量Ψs在极短的瞬间△t内所发生的变化，致使其瞬间旋转速度略大于或小于转子磁链矢量Ψr的转速，从而引起定、转子磁链矢量之间的交角δsr产生甚微的增量△δsr，(在极短的瞬间△t内，可认为转子转速因惯性而维持原值不会改变)。鉴于△δsr可有正、负及零等不同增量，所以在不同△t内可对△δsr不断地进行调整，式(2)表明电磁转矩T于是得以调控。
二战结束后，在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下，土耳其加快了社会转型的步伐。1950年，土耳其民主党(Democrat Party)的阿德南·门德列斯(Adnan Menderes)赢得大选，开启了土耳其的民主化时代。门德列斯上台后对土耳其经济实施激进改革，城市化致使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口涌向西部城市。[注] Stefan Martens, “Being Alevi in Turkey: Discursive Unity and the Contestation of Communal Boundaries, 1980-2009,” p. 17. 这一时期，土耳其发生了重大社会变革，人口快速增长、教育普及化、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转型与现代化浪潮极大地冲击了阿莱维派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封闭聚居的特征，传统的阿莱维宗教观念、实践和价值观逐渐坍塌。
通过图4可以看出：直线形助力特性曲线在助力性能和能耗方面不足，助力响应速度过大,助力不够平缓;当方向盘扭矩接近零时,无论车速如何,助力力矩始终存在.图7和图9分别与图4对比,可以看出：曲线形、折线形特性曲线在助力性能和能耗上都有很大提高,但是两者均存在明显的助力变化转折线(例如:图7由无助力到有助力为垂直变化)；折线形总体的助力情况要优于曲线形,但是曲线形在助力上升区要优于折线段.
现代化浪潮对阿莱维派的宗教传统造成了多方面的冲击。传统阿莱维派主要聚居于安纳托利亚乡村地区，其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和封闭，宗教实践及社会关系主要由宗教导师决定和监督。现代化引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使阿莱维派青年逐渐向城市或城镇地区移民，这使得传统的宗教实践与社会关系难以维持，宗教导师失去了规范阿莱维派穆斯林宗教实践和向其传授宗教观念的环境和渠道，作为宗教活动中心的杰姆无法有效发挥其功能，这对阿莱维派信众和导师同时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一，阿莱维派的传统宗教活动发生断裂。城市化后的阿莱维派群体世俗化程度大幅提高，青年一代逐渐放弃传统宗教实践，这一现象在海外阿莱维派社群中尤其突出。其二，阿莱维派宗教导师的权威被严重削弱。大规模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导致宗教导师的社会功能和宗教功能被现代社会日益分解和取代，职业教师和世俗法庭的法官取代了传统宗教导师的职能，导致后者在阿莱维派社会中的权威迅速下降。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的社会转型导致阿莱维派的政治意识形态出现左翼化转向。1960年5月，土耳其军方认定民主党严重越权和违反宪法，遂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主党政府，新上台的军政府制定了新宪法，推行政治自由化，防止一党独大现象再次出现。自由化的政治环境使阿莱维派积极投身土耳其的左翼政治运动。现代化浪潮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改变了土耳其的人口结构和传统社会秩序，阿莱维派群体的政治偏好逐渐由右翼向左翼转变。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阿莱维派群体在坚持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原则下，倾向于拥护土耳其民主党及之后的正义党(Justice Party)；城市化浪潮改变了阿莱维派青年的宗教传统及价值观念，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和劳工职业角色促使阿莱维派向左翼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向。左翼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劳工组织弥补了阿莱维派青年缺失的社会经济安全，成为对阿莱维派青年极具吸引力的组织方式。其中，左翼政党土耳其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Turkey)吸引了大量阿莱维派青年的加入，成为后者利益诉求的主要代表。
另一方面，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否定了阿莱维派所依托的宗教多元基础，同质化的改革逐渐侵蚀了阿莱维派的信仰体系，使其陷入宗教身份认同的困境。其一，1925年凯末尔政府宣布取缔贝克塔什教团，这对阿莱维派的宗教情感造成了伤害，使阿莱维派丧失了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宗教认同形式。其二，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否定了阿莱维派不同于逊尼派信仰体系的宗教特征，使阿莱维派信仰成为“沉默的宗教少数派”，在土耳其公共领域中被刻意地忽视。其三，凯末尔推行的国家建构计划试图构建同质化的土耳其民族(Turkish Nation)，强调土耳其民族信仰与践行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思想，保持世俗化、西方化的生活方式，[注] Talha Kose, “Between Nationalism, Modernism and Secularism: The Ambivalent Place of ‘Alevi Identit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 Vol. 49, No. 4, 2013, p. 591.阿莱维派信仰体系的“逊尼化”(Sunnification)压力成为其维系身份认同的主要挑战。
1980年，土耳其军方再次发动军事政变以平息国内剧烈的政治动荡，重建政治秩序以矫正极端政治生态。军方政变的另一个目的是根除左翼意识形态及其政治组织对土耳其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政变后左翼政治组织纷纷被取缔，左翼意识形态迅速走向衰落。由此，失去左翼意识形态和政党组织形式的阿莱维派陷入了意识形态真空，复归传统宗教文化和价值观成为当时阿莱维派维系其身份认同唯一可行的道路，而政变后的自由化改革和宗教复兴趋势为阿莱维复兴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 阿莱维复兴运动与认同政治的兴起
1980年军事政变后，土耳其进入社会全面改革时期。土耳其政府在文化、教育领域推进“土耳其—伊斯兰教融合”(Turkish-Islam Synthesis)战略，将之作为全国学生教育的指导原则。土耳其军政府认为，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国内政治暴力源于外来共产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这是社会稳定和青年教育中的潜在危险因素。[注] Hakan Yavuz, “Political Islam and the Welfare (Refah ) Party in Turkey,” Comparative Politics , Vol. 30, No. 1, 1997, p. 67.融合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传统的结合，后者宣扬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的思想，阿莱维派信仰体系的特殊地位未得到应有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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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外部挑战。在国内外伊斯兰复兴运动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土耳其政府逐步改变了凯末尔时代严格的世俗化原则，转而实施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逊尼派传统的融合战略，推动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伊斯兰政党的兴起；逊尼派主导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从体制化和民众化两个维度对阿莱维派造成冲击，认同危机、安全焦虑和教派冲突现象共同推动了阿莱维派以回归宗教文化认同来回应外部挑战。
2010年，土耳其政府发布《阿莱维倡议对话会议最终报告》(Alevi Workshops Final Report )，报告承认阿莱维问题亟待解决，并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相关建议。第一，报告认为阿莱维问题包括杰姆的宗教场所地位问题、宗教义务课程问题等涉及土耳其宪法的相关规定，政府需要重新考虑相关立法障碍。第二，报告承认阿莱维派穆斯林有权获得宗教事务部的相关服务，后者需要进行组织重建。第三，报告着重指出宗教义务课程改革要求对宪法进行修改，提出建立多元化的宗教课程体系，当前的宗教义务课程需要适应能够满足所有信仰的需求。第四，报告进一步提出开放1993年锡瓦斯事件发生地的马蒂马克宾馆(Madimak Hotel)，允许阿莱维派穆斯林举行悼念活动,杰姆应当获得合法地位和应有的相关保障，国家应提供水电等相关基础设施服务。第五，报告认为阿莱维派的阿舒拉节应当立法为官方节日，重新建设贝克塔什镇以满足传教需求等。[注] Mehmet Bardakci, “The Alevi Opening of the AKP Government in Turkey: Walking a Tightrope Between Democracy and Identity,” Turkish Studies , Vol. 16, No. 3, 2015, p. 360.
第三，随着土耳其政府开放新闻媒体和在该领域实行私营化，阿莱维派积极通过新闻媒体在公共领域表达诉求和推动身份认同的回归。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土耳其的“媒体革命时代”，新闻自由的开放引发传媒领域的爆炸式增长。一方面，伴随各类私营电视频道、广播电台的建立，阿莱维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另一方面，阿莱维派市民社会组织通过创办杂志、电视、广播等方式传播自身的宗教文化与政治诉求。阿莱维派积极通过新闻媒体表达自身主张，打破政府话语霸权，使得被隐藏了数十年的阿莱维问题再次成为公共领域的热议话题，阿莱维派也借此复归了对自身宗教文化的认同。
自20世纪90年代起，通过不同的渠道宣传阿莱维问题和重构文化认同，阿莱维复兴运动实现了迅速发展。首先，新闻媒体为阿莱维派诉说集体记忆的历史苦难和回归文化认同提供了平台，从国家电视台到地方电视台，都出现了阿莱维问题的栏目与主题。阿莱维派也利用新兴的互联网传播自身的宗教文化。[注] Omer Caha,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the Revival of Alevi Identity in Turkey,” Social Identities , Vol. 10, No. 2, 2004, p. 332.其次，市民社会组织成为文化认同、宗教复兴和推动阿莱维问题发展的主要组织性力量。主流的阿莱维派市民社会组织包括杰姆基金会(Cem Foundation)、皮尔·苏尔坦·阿布达尔协会(Pir Sultan Abdal Association)等。这些组织多以历史上著名的阿莱维派宗教学者命名，旨在强化阿莱维派的集体记忆和认同意识。阿莱维派市民社会组织的目标主要是复兴宗教文化与传统，介入与阿莱维问题相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等。[注] Nil Mutluer, “The Looming Shadow of Violence and Loss: Alevi Responses to Persecution and Discrimination,” pp. 148-149. 最后，阿莱维派传统的宗教礼拜场所杰姆重新开始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阿莱维派青年回归传统宗教文化成为主流。在当代土耳其尤其是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大城市，杰姆不仅用于举行宗教仪式，也成为举办各种阿莱维派宗教和文化活动、开展社会福利工作的公共空间。
1990年5月《阿莱维宣言》(Alevi Manifesto )的发布是土耳其阿莱维复兴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对阿莱维派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阿莱维宣言》是由阿莱维派知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在报纸发表实名文章的形式发布的，公开谴责逊尼派对阿莱维派的歧视与偏见，要求国家承认阿莱维问题存在的现实。阿莱维派知识分子通过这一宣言向国家提出了阿莱维问题的三大关键议题与核心诉求：第一，对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土耳其宗教事务部进行改革；第二，在土耳其全国宗教义务课程中加入阿莱维派的相关内容；第三，从法律层面承认阿莱维派宗教活动中心杰姆的合法地位。这是阿莱维派第一次公开向政府提出解决阿莱维问题，表达阿莱维派自身的宗教与政治诉求，反映了阿莱维派身份认同的复归以及阿莱维文化复兴向政治认同领域延伸的趋势，同时也体现了阿莱维派内部领导权从传统宗教精英向现代知识精英的转移。
男中音说：“给你带来的不便我代表厂家向你表示歉意。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所做的承诺会在最短时间内予以兑现，需要说明的是，此事无关赔偿！”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土耳其逊尼派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崛起对阿莱维派群体安全构成了新的挑战，教派冲突引发了多起恶性暴力事件。例如，1993年7月针对阿莱维派穆斯林的锡瓦斯事件共造成37名阿莱维派穆斯林死亡。[注] Stefan Martens: “Being Alevi in Turkey: Discursive Unity and the Contestation of Communal Boundaries, 1980-2009,” p. 35. 这些针对阿莱维派的暴力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包括：逊尼派极端势力将阿莱维派视为宗教“异端”和推进土耳其社会伊斯兰化的障碍；历史遗留的固有观念使逊尼派对阿莱维派始终持有“他者”认知和误解；许多普通逊尼派民众对阿莱维派的宗教信仰、仪式和习俗也充满疑虑或认知偏差等。[注] 关于土耳其逊尼派和阿莱维派之间的认知差异，土耳其学者曾以社会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调研，参见Haydar Gölba
and Ahmet Mazlum, “Çatma Oda
nda Alevi-Sünni Ilikileri ve Öteki Algs,”Uluslararas 
Insan Bilimleri Dergisi , Vol. 7, No. 2, 2010, pp. 320-345。
20世纪90年代初，针对阿莱维派的暴力冲突事件强化了阿莱维派的内部团结和对外开展集体行动的意识。这一方面推动阿莱维派结成统一性的市民社会组织“阿莱维派团结联盟”(Federation of Alevi Unions)，并成为阿莱维派各组织间的最高协调机构；另一方面使阿莱维派逐步认识到政党组织的重要性，并于1996年成立了和平党(Peace Party)。
三、 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及其现实障碍
21世纪初，土耳其国内逐渐形成了有利于将阿莱维问题引入公共政治领域和建立对话与和解机制的内外环境。其一，库尔德问题暂时得到缓解，民族分离主义对土耳其国家安全的威胁得到有效遏制，促使土耳其社会开始反思国家建构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问题。1999年库尔德工人党(PKK)领导人奥贾兰(Abdullah Ocalan)被捕后，土耳其社会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态度逐渐转向宽容。同时，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社会引起的剧烈震荡，打破了自凯末尔时代建构起的理想型“一族一国”模式[注] 凯末尔时代构想的理想化“一族一国”模式源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观念，其意为将土耳其建设为同质性的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国家，实际上土耳其是包括了族群多元特征的多民族国家，库尔德问题的长期困扰是促使土耳其社会反思其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 ，土耳其国内开始对此进行反思。其二，2002年正发党赢得大选并上台执政后，积极推行国内改革，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问题成为该党推行改革的重要议题，国内政治氛围趋于宽松。其三，1999年土耳其被列入欧盟候选国名单，少数群体权利问题成为衡量土耳其能否入欧的重要标准，入欧谈判进程推动正发党政府积极建立解决国内少数族群问题的和解机制。在欧盟层面及其成员国内部，欧洲的阿莱维移民社团也通过各种游说活动对欧盟及所在国施加影响，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和保障阿莱维派群体的地位。
正发党政府启动的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的核心机制是“阿莱维倡议”对话会议(The Workshops of the Alevi Initiative)，该机制旨在畅通土耳其政府与主要阿莱维派组织之间的沟通，促进双方围绕阿莱维派的宗教、文化和政治诉求开展协商对话，并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达成共识，推进阿莱维问题的和解。2009年6月至2010年1月，正发党政府先后举办了7场“阿莱维倡议”对话会议，阿莱维派市民社会组织和土耳其宗教事务部等机构均派代表参加了对话和研讨活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自由化改革促使阿莱维派提出了宗教与政治认同的诉求。在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时代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的推动下，土耳其社会兴起了复兴传统宗教信仰文化的浪潮，阿莱维派也随之发起宗教与文化复兴运动。宗教文化复兴促进了阿莱维认同的回归，进而推动了阿莱维派市民社会组织的建立，宗教文化复兴运动从文化认同追求逐步转化为政治认同诉求，阿莱维问题在土耳其社会公共领域日益凸显。阿莱维复兴运动兴起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002年至2007年的正发党执政初期，土耳其政府通过一系列举措在法律层面为阿莱维派身份认同的复兴和市民社会组织的建立扫清了障碍，这为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的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2003年，正发党政府推动议会修改市民社会组织组建原则的相关法律，为阿莱维派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市民社会组织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政治基础。[注] Bayram Ali Soner and ule Tokta, “Alevis and Alevism in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Turkish Politics: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s Alevi Opening,” p. 422. 而2003年之前的土耳其法律规定，以族群、宗教、教派、地区等原则组建市民社会组织属于非法行为。随着市民社会组织法律限制的解除，阿莱维派获得了组织合法活动的权利，不再面临被强制取缔或禁止活动的风险。土耳其政府还允许以电视、广播等媒介公开宣传和普及阿莱维派文化传统。[注] Murat Borovali and Cemil Boyraz, “The Alevi Workshops: An Opening Without an Outcome,” p. 145.
2007年正发党再次赢得大选之后，土耳其政府对阿莱维问题提出了三阶段和解进程方案，第一阶段计划通过国家财政向杰姆提供经济支持；第二阶段计划将杰姆宗教场所的地位合法化；第三阶段考虑建立一个代表阿莱维派信仰的机构。为加强政府与阿莱维派的联系，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任命阿莱维基金会联盟(Federation of Alevi Foundations)成员雷哈·卡穆罗格卢(Reha Camuroglu)为总理处理阿莱维问题的顾问。
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是正发党政府旨在解决土耳其国内族群与教派问题、推进国家民主化、加强国家整合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土耳其政府称之为“民主开放进程”(Democratic Opening Process, DOP)。[注] Murat Borovali and Cemil Boyraz, “The Alevi Workshops: An Opening Without an Outcome,” Turkey Studies , Vol. 16, No. 2, 2015, p. 146.
重度AS患者均存在左室纵轴收缩功能减低，高跨瓣压差低射血分数和低跨瓣压差低射血分数者减低更为明显，对于射血分数正常的重度AS，低跨瓣压差者左室纵轴收缩功能受损程度并不轻于高跨瓣压差者。因此，该发现对重度AS的诊断和干预提供了依据。此外，左室纵轴收缩功能减低可能为射血分数正常伴低跨瓣压差的重度AS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第二，厄扎尔时期土耳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引起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变动，阿莱维派在公共领域表达自身诉求的需求日益强烈。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引发土耳其社会结构变动，阿莱维派社会地位被边缘化，这刺激了阿莱维派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兴起。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改革加速了土耳其的城市化进程，经济改革和教育发展使阿莱维派中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两者成为阿莱维宗教文化复兴和认同诉求的主要推动力量。[注] Mehmet Bardakci et al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Turkey :Alevi ,Armenians ,and Syriacs and the Struggle to Desecuritize Religious Freedom ,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01.
“阿莱维倡议”的提出无疑是土耳其政府在阿莱维问题上的一大进步，但该倡议的实际影响仍然很有限。首先，“阿莱维倡议”的内容存在局限性，它既没有实现将杰姆作为宗教场所合法化的目标，也没有将改革宗教义务课程从书面承诺转向实际行动。其次，“阿莱维倡议”提出后，土耳其社会中反对声音很大，阿莱维-贝克塔什联盟(Alevi-Bektasi Federation)、阿莱维文化协会(Alevi Cultural Association)、皮尔·苏尔坦·阿布达尔协会等阿莱维派组织也认为，该倡议未真实代表该教派实际诉求，公开宣布抵制该倡议。许多阿莱维派民众对此倡议也表示质疑。战略思想研究所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4.9%的阿莱维派穆斯林对此倡议表示满意，59.8%认为这是正发党政府对阿莱维派推行的“逊尼化”策略。[注] Melih Ugras Erol, “Questioning Non-Discrimination,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Turke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levi Religious Community,” De Gruyter , Vol. 12, No. 1, 2015, p. 86.
总体来看，正发党政府开启的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搭建起了政府与阿莱维派之间的沟通机制，从国家层面承认了阿莱维问题的存在，认可了阿莱维派合法的宗教与文化诉求，促进了阿莱维问题在公共领域的讨论。然而，阿莱维派认同诉求的核心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仍面临诸多挑战。
杨头村：主要出露花岗岩及火山岩，植被类型多为针叶、阔叶混杂林，植被季节性常年变化不大，具有稳定的庇荫效果，可为茶园生长提供漫射光，利于茶叶化合物转化。另外在松树林区有野生兰草分布，茶叶采摘期与兰草开放时间相当，茶叶在山间兰花的熏陶下，饱含兰花香，且兰花香越浓的茶汤所冲泡茶叶的滋味和香气越持久。
首先，土耳其政府与阿莱维派尚未就核心议题达成共识，导致和解进程陷入停滞。其一，杰姆作为阿莱维派的宗教礼拜场所的地位问题是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推进的主要障碍。土耳其政府认为，承认杰姆作为宗教礼拜场所将打破清真寺作为穆斯林唯一合法的宗教礼拜空间的规定，可能会造成阿莱维派脱离伊斯兰教信仰体系的消极影响，进而会扩大土耳其逊尼派与阿莱维派之间的宗教差异。对阿莱维派而言，杰姆是他们举行宗教仪式和文化活动的中心，获得国家承认的合法地位意味着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免费基础设施服务等。其二，阿莱维派提出改变逊尼派对宗教事务部的垄断局面，但未得到土耳其政府的积极回应。[注] Murat Borovali and Cemil Boyraz, “The Alevi Workshops: An Opening without an Outcome,” p. 146. 土耳其政府认为，宗教事务部对国家与社会是不可或缺的机构，阿莱维派提出的改革诉求并不合理。阿莱维派则认为，宗教事务部没有给予阿莱维派合理的话语权，且其成员以逊尼派为主，不能有效维护阿莱维派的权益。其三，阿莱维派提出在土耳其全国宗教义务教育课程中增加有关阿莱维派信仰的内容。土耳其政府认为土耳其穆斯林青少年有必要接受“适当的宗教与道德教育”，避免被“消极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侵蚀。阿莱维派则认为，土耳其宗教教育课程内容以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思想为主，忽视了阿莱维派特有的教义和信仰内容。
其次，阿莱维派的内部分化增加了和解进程的复杂性。阿莱维复兴运动通过不同渠道和手段重建阿莱维派群体的宗教认同与文化认同，但这导致阿莱维派内部分化为两种不同趋向的思想与政治派别。传统宗教派(Traditionalist-Religious Section)认为，阿莱维派是伊斯兰教思想与实践形式的信仰体系，而逊尼派伊斯兰教受到了政治与宗教权威的“异化”，是糅合了先知时代并不存在的实践、原则等内容的信仰体系。[注] Tord Olsson, Elisabeth Özclalga and Catharina Raudvere, eds., Alevi identity ,Cultural ,Religious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 pp. 59-73.现代世俗派(Modernist-Secularist Section)认为，阿莱维派是涵盖宗教、哲学、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非伊斯兰信仰体系，融合了萨满教、摩尼教、印度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安纳托利亚与中东地区的宗教文化要素。在对待阿莱维和解进程方面，传统宗教派主张接受土耳其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促进阿莱维派的宗教与文化认同，推动杰姆的宗教礼拜场所地位的合法化，改革宗教事务部并接纳阿莱维派代表，实现宗教义务课程内容与阿莱维信仰的调适。相较于传统宗教派的温和诉求，现代世俗派则认为土耳其国家宪法规定的世俗主义原则与土耳其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矛盾，将土耳其国家与宗教关系形容为“消极的世俗主义”(Passive Secularism)。现代世俗派的自由世俗主义(Liberal Secularism)思想认为，国家应对所有宗教持中立立场，国家机构和资金援助等服务应无差别、平等地对待所有宗教和教派。虽然传统宗教派和现代世俗派阿莱维派的立场存在差异，但两派都追求阿莱维派信仰体系的自由、平等地位，反对被逊尼派信仰体系边缘化，试图重建阿莱维派群体的宗教与文化认同。正发党政府在阿莱维和解进程中更倾向于同传统宗教派开展合作，而现代世俗派对正发党的和解倡议态度表现消极。阿莱维派的内部分化弱化了阿莱维和解进程协商机制的功能，增加了解决阿莱维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
再次，正发党政府与阿莱维派之间存在现实矛盾。其一，正发党政府与阿莱维派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不同。2012年3月，13名曾参与锡瓦斯事件的嫌疑犯被土耳其法庭以超过法律追诉期为由无罪释放。[注] Mehmet Bardakci et al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Turkey :Alevi ,Armenians ,and Syriacs and the Struggle to Desecuritize Religious Freedom , p. 122.阿莱维派组织和民众发起示威活动，抗议法庭的裁决结果。作为阿莱维派集体记忆的锡瓦斯事件再次进入土耳其社会的公共视域，锡瓦斯事件审判结果加剧了正发党与阿莱维派之间的矛盾。其二，正发党政府对叙利亚危机的应对政策引起阿莱维派的不满，双方之间存在较大分歧。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政府积极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和“自由军”等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土耳其阿莱维派和叙利亚阿拉维派之间存在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宗教情感，正发党政府的对叙政策和相关舆论环境引起土耳其国内阿莱维派的异议。正发党政府在舆论上强调叙利亚政权被叙利亚阿拉维派统治的宣传，强化了土耳其国内保守逊尼派把土耳其阿莱维派作为“内部威胁”，以及把叙利亚阿拉维派作为“外部威胁”的认知[注] Derya Özkul, “Alevi Opening and Politicization of the Alevi Issue During the AKP Rule,” Turkish Studies , Vol. 16, No. 1, 2015, p. 91. ，导致土耳其阿莱维派群体被污名化。同时，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导致国内阿莱维派担忧教派矛盾再次集中爆发[注]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土耳其国内曾多次发生逊尼派极端分子针对阿莱维派的暴力袭击事件。近年来，土耳其国内逊尼派极端势力和逊尼派保守势力再次质疑土耳其阿莱维派和叙利亚阿拉维派之间的关系，甚至称土耳其阿莱维派是国家的“内部威胁”，教派冲突的历史记忆和现实隐忧引发了土耳其阿莱维派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进而对土耳其阿莱维派的群体安全造成挑战[注] Ayfer Karakaya-Stump, “The AKP, Sectarianism, and the Alevis’ Struggle for Equal Rights in Turkey,” pp. 63-64. ，安全隐忧引发阿莱维派对正发党政府教派立场产生质疑，并对逊尼派极端势力高度警惕。
企业各物流部门信息系统缺乏统一的标准，导致系统之间沟通难度大，不能使信息共享的目的顺利实现，对技术服务平台和公共物流信息平台的建立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最后，正发党与阿莱维派在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偏好方面的差异，使阿莱维问题与土耳其政党政治格局产生了复杂的关联性。正发党是土耳其温和伊斯兰政党的代表，具有保守主义倾向；阿莱维派是凯末尔共和世俗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政治上支持共和人民党。正发党和阿莱维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两者间难以建立起政治互信和真正的合作关系，加大了阿莱维和解进程推进的难度。近年来土耳其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已引起世俗的阿莱维派的强烈担忧。[注] ebnem Cansun, “Türkiye de Aleviler ve Siyasi Partiler Iliskisi: Cumhuriyet Gazetesi Üzerinden Bir Inceleme,” Sosyal ve Beseri Bilimler Dergisi , Vol. 5, No. 2, 2013, p. 460.
四、 结 语
凯末尔的世俗化与现代化改革解除了奥斯曼帝国时期针对阿莱维派的宗教歧视政策和政治压迫，使其脱离了宗教“异端”身份，土耳其阿莱维派群体成为共和制度和世俗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然而，共和政府的世俗化改革及其对宗教的控制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阿莱维派宗教体制，阿莱维派群体还面临被“逊尼化”的身份认同危机。因此，土耳其世俗主义原则与维护自身宗教认同之间的冲突，导致阿莱维派内部出现分裂。究其根源，土耳其学者塔尔哈·科塞(Talha Kose)认为，土耳其阿莱维派以及国内其他民族或宗教少数派的传统型族群或宗教认同，与现代土耳其国家建构进程中的理想型民族认同存在原则性冲突。[注] Talha Kose, “Between Nationalism, Modernism and Secularism: The Ambivalent Place of ‘Alevi Identity’,” p. 598.
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现代化、民主化浪潮带来的土耳其社会转型和政治动荡，土耳其阿莱维派经历了传统社会解体与宗教传统衰落等挑战，甚至陷入群体性社会安全困境。在80年代自由化改革的社会环境下，以回归传统信仰体系、重建宗教文化和身份认同为主要目标的阿莱维复兴运动逐渐兴起，此后逐步演变为认同政治，使阿莱维派开始以身份认同为基础提出宗教地位平等的诉求，《阿莱维宣言》的发布成为其重要标志。
21世纪以来，土耳其正发党政府积极推动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从法律层面实现了阿莱维派市民社会组织的地位合法化，建立了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的对话机制，首次从国家层面承认了阿莱维问题的存在。但是，土耳其政府与阿莱维派之间尚未就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中的核心议题达成共识，和解进程实际上陷入了停滞。与此同时，阿莱维派内部政治派系的分化增加了和解进程的难度。正发党政府与阿莱维派在阿莱维历史问题、对叙利亚政策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分歧。未来阿莱维问题的解决仍取决于正发党政府和阿莱维派在核心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以及如何推进和解进程与对话机制。
2018年，土耳其政府释放出推动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的积极信号，总统埃尔多安明确表示要给予杰姆合法化地位，政府将寻求与阿莱维派代表进一步协商对话。[注] “Erdoan Promises ‘More Democracy, Strong Economy’ after June 24 Elections,” H ürriyet Daily News , May 24, 2018,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erdogan-promises-more-democracy-strong-economy-after-june-24-elections -132340，登录时间：2018年12月5日。当年6月，时任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Binali Yildirim)在与阿莱维派代表会谈后表示，支持给予杰姆合法化的宗教礼拜场所地位。[注] “Turkish PM Backs Legal Status for Alevi Worship Places,” Anadolu Agency , June 16, 2018, https://www.aa.tr/en/todays-headlines/turkish-pm-backs-legal-status-for-alevi-worship-places/1176755，登录时间：2018年7月1日。10月20日，土耳其宗教事务部部长阿里·艾尔巴什(Ali Erba)造访土耳其东部城市通杰利(Tunceli)的杰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访问杰姆的土耳其宗教事务部长。[注] “Director of Turkey’s Religious Affairs Visited a Cemevi for the First Time,” Ahval News , October 20, 2018, https://ahvalnews.com/alevis/director-turkeys-religious-affairs-visited-cemevi-first-time，登录时间：2018年11月5日。这似乎表明，土耳其阿莱维问题的关键议题正向着可能取得突破的积极方向发展。
本文系西北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创新项目计划”(YZZ17053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 杨玉龙，西北大学历史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西安 710069)。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9)01-0087-16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责任编辑： 邹志强 责任校对：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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