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论视域下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批判及当代变化
冉凌宇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 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标志着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后世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援引《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全球化问题时，因缺乏超越论视野，总是将研究集中在生产领域而忽视了流通领域，这将直接导致研究停留在表象层面。基于超越论视野，我们能看到马克思早已从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的实现中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即在共同体的差异中追求剩余价值的实现。通过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构成元素——资本、民族、国家进行分析，还能发现导致当代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无法实现对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结构的超越而引发的历史的反复。基于上述研究能提供一种全新的视野用以解释民主社会主义、区域经济体、民粹主义和分配正义等现象，进而对基于流通领域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有所启示。
关键词： 超越论；全球化；差异；交换方式；资本论
近几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和英国“脱欧”公投通过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标志着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逆全球化”阶段。《资本论》作为两百年前以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面对已进入信息产业阶段的资本主义，其理论是否还有足够的潜力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对此，日本著名左翼批判家柄谷行人指出：“《资本论》比起那些试图根据后来事态的变化而使其发展的理论来，反而更适用于今天的事态。因为，《资本论》的预见性不是因为马克思要预见未来，而是由于他试图追溯到产业资本主义确立以前的‘形式’来思考。”[1]后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因缺乏超越论视野，总是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集中在生产领域而忽视了流通领域，这直接导致很多研究片面且浮于表象。本文将基于超越论视野从流通领域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和造成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根本性原因进行分析；同时，对如何看待民主社会主义，如何看待当代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区域经济体和民粹主义兴起，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再分配手段调节阶级矛盾等进行分析和阐释，并尝试对社会主义如何在流通领域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进行探讨。
其间，郝哲先后完成了“沙地红枣高效水肥一体化研究与示范”“沙地红枣丰产园建设关键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沙地鲜食枣设施栽培技术研究与集成应用”等科研项目4项，申请国家专利3项，制订榆林市地方标准技术规范4项；创建了日光温室栽培、塑料大棚栽培和防雨棚栽培3种沙地鲜食枣设施高效栽培模式，突破了栽培设施设计建造、高效栽培模式、优良品种选用、根际土壤复配改良、直播建园、矮化密植、轻简化整形修剪、控产保果、水肥一体化和病虫害绿色防控及扣棚降温与安全升温等现代枣园建设多项关键技术，集成了鲜食枣设施高效栽培技术体系，并在全市多个县区及宁夏等地示范推广，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超越论式批判的内涵：在移动和批判中超越
超越论就本质来说是一种独特的反思方法。人们一般认为假象是来自于感觉受到了欺骗，而理性则被用于纠正这种假象。但理性同样也会产生假象，这种由理性的本能所产生的、单靠反思无法排除的假象，即超越论假象。康德在其著作《以形而上学之梦来阐明一位视灵者的梦》中首先提出，没有他者介入只靠自身的反思是不能消除这种来自本能的“无意识”假象的。康德认为消除这种假象需要引入“他者”的视角以产生“视差”，从而避免视觉上的欺骗，以将各种概念放在有关人性认识能力的正确位置上。要厘清这一点，我们需要用照镜子这一活动来说明，因为哲学始于内省，照镜子也是一种内省。
人们总是习惯用照镜子所产生的幻象来谈反思的问题。人是无法看到自己的脸的，而只能通过镜子所产生的幻象来观察。的确，照镜子是在用一种“他人的视角”来观察自己的脸，但如果只靠镜子里的幻象进行反思，不管怎么站在“他人的视角”上，结果都无法避免共谋性。因为，人的本能主观性太强，我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读自己的脸。这时我们就需要引入“他者”即照片来进行比较。据说人们在初次看到照片中自己的脸时，都会感到失望。但人们会渐渐习惯，并最终接受照片中的幻象为自己的面孔。然而，重要的是，人们在第一次看到自己相片时感到了“视差”。
要得到“视差”，则需要不断地移动。这里的移动不是指旅行，因为旅行本质上是在消解差异，却不能真正与差异或者绝对无法内化的他者相遇。这里的移动是指要不断地在话语与话语之间进行移动和批判。康德就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论之间进行超越论式批判的人。他以经验论理论对抗理性主义的武断观点，同时又用理性主义理论对抗经验论的错误观点。超越论式批判并非某种固定的第三种立场，而是一个不断跨越和移动的过程。正如哥白尼在从经验上观察地球和太阳的方法之外，采取了一种将此视为某种关系结构的视角。而超越论的态度，便是将经验性意识的不言自明性打上引号予以悬置，而质疑使之形成的各种条件。
劳动力商品在和其他商品构成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价值体系中表现为劳动力价值。关于劳动力价值，马克思曾指出其因“一定国家，一定时代”而不同，这意味着必须在劳动力价值的共时性关系体系中来思考。若继续在单一体系中思考，商人资本所出现的问题同样会出现在产业资本身上，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来源也只能是“欺骗”了。复合体系视野下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是通过在时间上创造出新的价值体系差异而获得剩余价值的。因此，产业资本所固有的剩余价值的获得需要通过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生产效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降低成本。“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够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这就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的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8]264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劳动力价值不同使得不同体系之间的等价交换实际上有差额的存在，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这个差额存在着消失的趋势。所以，资本必须不断重新制造出这个差额来。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前所未有地不断推进科学进步和技术更新的根本性动机和条件。
马克思这种“移动”绝非仅此一次，他一生都在不断地转移其话语立场。其中，现实空间的移动也导致了话语之移动。正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表述的“为了正确的评价这一套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他们引以为快的民族感情的哲学骗局，为了清楚的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渺小卑微和地方局限性，特别是为了揭示这些英雄们的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象之间的啼笑皆非的对比，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闹。”[3]20这里的“德国以外的立场”指的就是德国式的话语与英国、法国式的话语之间的“差异”。离开德国后，马克思体会到了这种“视差”。他在巴黎时写道：“‘校长’正确的描述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人的情形。一个人，如果对于他感性世界变成了赤裸裸的观念，那么他就会反过来把赤裸裸的观念变为感性的实物。他想象中的幻影成了有形的实体。在他的心灵中形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到、可以感觉到的幻影的世界。这就是一切虔诚的梦幻的秘密，也就是疯癫的共同的表现形式。”[4]在这里马克思对德国观念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认为不管怎样的唯物主义，如果是处在某种封闭的话语体系当中，都是没有意义的；使德国观念论与外界隔绝的不是国界，而是他们自认为“神圣”的话语体系本身。马克思身在“外界”之时并非站在什么新的“立场”上来批判德国观念论，他的新思想新理论都来自于观念论和经验论的“视差”之中。
㉒Elizabeth McGrath,“Personifying Ideals”,Art History,vol.6,no.3,1983,pp.363-68.
马克思超越论式的批判还在观察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的“视差”时展现出来。从法国这个“外界”来观察并批判德国的马克思，移动到了英国，因而有机会从英国这个“外界”来观察和批判法国。法国的情况与德国不同，革命不是发生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以“法国大革命”的实践形式发生在现实中。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当时法国的问题就在于虽然革命性的理论与实践交错飞舞，但各路革命家却没有对法国政治思想与法国现实实践之间以及自身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抽象思考，以至于实际所做的事情总是在思想层面遭到了幻想和美化，而导致同现实之间出现了“视差”。
本组认为，HEART评分与MEWS评分预测能力存在差异或许与以下情况有关：①HEART评分是2008年创立的一种胸痛危险分级评分系统，用来鉴别非创伤性胸痛类型，特别适用于心源性胸痛。②HEART评分中包含年龄、吸烟、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肥胖、冠心病家族史，这些指标已经被证实是与 ACS关系密切的独立危险因素［11-13］。③HEART评分特别强调了肌钙蛋白Ⅰ的意义，肌钙蛋白Ⅰ是评估心肌损伤的重要生物标志物，与ACS有着密切相关性。Willeit等［14］发现肌钙蛋白浓度与冠心病风险增加有关，是心血管不良事件的致命因素。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批判视角则来自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被视为偶然发生和运行失误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在现实反复爆发时给马克思所带来的“视差”。正如《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示那样，马克思在充分吸收并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基础上，移动到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德国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等人的话语中，然后再对各方都进行超越论式的批判，并最终成就了《资本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运用了“事后、事前”时间视角的移动。亚当·斯密认为，商品由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组成，但那是在商品顺利地与货币实现了交换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亚当·斯密是在“事后”进行思考。如果商品没有成功地与货币实现交换，那么别说交换价值，连使用价值都无法实现。但亚当·斯密的理论却认为商品生产出来就已经包含了交换价值，因此可以将商品中所包含的交换价值在实现之前就根据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抽象层面进行还原和衡量。这样，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商品流通是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而货币只是中介物，是次要的存在。于是，古典经济学在将货币内在于各种商品之后，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将货币抹掉了。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危机视为一种偶然发生的、由运行失误所导致的结果的理论根源。马克思自己虽然也讲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但他却将视野移动到了“事前”，是作为一种“综合”来把握的，综合是否达成并没有保证。“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可见，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作为价值来实现。”“另一方面，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因为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只有耗费在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数。但是，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5]103在“事前”观察，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即是感性的和超感性的、有限的和无限的之综合，要实现这种综合则需要“惊险的跳跃”[5]79。
牺牲人民利益的资本输出必然会导致人民的反抗。在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凯恩斯主义本质上都是想依靠国家和民族来实现对资本的制约，世界上的任何一方都已经无法忽视民族原理。而“二战”后所谓的冷战时期则应当被认为是一个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因“二战”而疲惫不堪的欧洲国家接受了美国的援助，并依靠美国市场的开放而实现了经济的发展。但自由主义却导致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开始超越美国，这一时期美国霸权开始衰落的标志是1971年美元金本位的停止。虽然美国制造业衰落了，但它依然掌握着金融和商业部门的霸权。伴随着制造业衰落和里根主义崛起，美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消减社会福利和放松资本管制，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开端。
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在差异中追求剩余价值的实现
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马克思曾在世界市场的确立中找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即“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业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5]167马克思进而通过资本积累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6]528。但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中存在着不完善部分，并对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发展，提出“剩余价值的非资本主义的购买者之存在，乃是资本及其积累的直接生存条件”[7]289。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本质上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而对“非资本主义”地区进行的剥削、掠夺和同化。这是马克思主义者首次提出具体的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理论。但笔者认为，卢森堡因缺乏超越论视野，未能充分理解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其理论过于简单和浮于表象，实际上也未能在本质上超出马克思《资本论》理论的范畴。
卢森堡认为《资本论》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其实都是由于其试图从单一的“总资本”视野观察和解释所有问题所导致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提出了扩大再生产的“两部类”公式，以解释资本积累的过程。卢森堡认同马克思再生产公式的科学性，但也认为扩大再生产后多生产出来的商品出现了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为了保证积累事实上前进和生产事实上能够扩大，需要另外一个条件，即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须也在增长。”[7]87卢森堡认为“不断增长的需求”是无法从资本主义内部得到解决的。资本家在将剩余价值完全消费掉时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要扩大再生产资本家必须抑制自己的消费冲动，让节约出来的资本进入资本积累流程。因此，资本家的消费需求是与扩大再生产直接矛盾的。而工人在消费时，只是作为消费者将其作为劳动者时所领的工资归还到了资本积累过程中而已。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者”，卢森堡认为同样不能作为需求增长的来源。因为“在马克思图式的界限内，事实上社会只有两种的所得来源：劳动者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因此，所有上述除了资本家和工人以外的阶层只能作为这两种所得的联合消费者。”[7]90卢森堡接着又分析了可能的两种需求来源，即“人口的自然增加创造了增长着的需求”和“对外贸易”。但很快就在逻辑上被否定掉了：第一，工人阶级的人口自然增加不可能引起超越可变资本以外的不断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第二，在总资本视野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切国家都是“本国”，对外贸易只是将困难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去，而并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卢森堡认为，“为了实现这两部类的剩余价值，必须有在第一和第二部类以外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不但“从地球上每个角落里觅取生产资料”[7]280和“从非资本主义阶层及非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断汲取这些追加的劳动力”[7]285，而且其剩余价值的实现也依赖于非资本主义的消费者。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传染性”的经济形态，它具有主动传播扩散，同化、破坏、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力求变成世界普遍形态的冲动。但它同时也是以其他经济形态的存在为自身生存基础的经济形态，因为它的生存需要通过对其他经济形态的榨取来满足它无止境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和消费市场需要。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存在的基本矛盾，也是资本主义最终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的内在原因。卢森堡的这些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同时其分析过于简单和浮于表面，未能直达本质，并错误地试图将《资本论》中的公式直接应用到现实世界中。《资本论》与现实经济是有差距的，因为马克思采用的正是一种“纯粹资本主义”的超越论视野。
如果能引入超越论视野，卢森堡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只从单一的视角来理解《资本论》，难免会陷入严重的二律背反中。马克思曾说过，从流通过程产生不了剩余价值，“可见，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如果是等价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5]186即在总资本视野下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获得剩余价值。但同时，马克思也说过，剩余价值不能只在生产过程中实现。“总商品量，即总产品，无论是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都必须卖掉。如果不卖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卖掉时价格低于生产价格，那么，工人固然被剥削了，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剥削没有原样实现。这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完全不能实现，或者只是部分地实现，甚至资本也会部分或全部地损失掉。”[8]272要解开二律背反，我们需要通过马克思的这段话：“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必须取出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5]189如果不能看到马克思视野的移动，这段话将无法被理解。马克思在这里从单一价值体系移动到了复合的价值体系当中。即在单一价值体系中在流通领域获得的剩余价值来自不等价交换，但如果是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进行交换之时，等价交换却可以获得剩余价值。这里的价值体系就是现实世界中的“共同体”。马克思在“交换过程论”中曾指出“产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并把它们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5]390在这里马克思是在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早已存在的交换活动来说明剩余价值在流通中实现的一种原因——空间(自然条件)差异。正是在追求这种由空间的差异所造成的价值差额的过程中，推动了各经济体不具有的社会性、世界性的结合——资本的全球化本能。这并非是历史学的追溯，而是在超越论层面通过阐明交换和商品经济固有的本能而发现的“起源”。
根据F1、F2和F，把处理后的数据代入上式，得到各类得分，进行排序后如表1。根据F1的分数和排名，污染强度排名与GDP相当，最为严重的是淮南、马鞍山、合肥和芜湖，其次是铜陵、淮北、滁州和宿州，安庆、宣城、阜阳、六安、蚌埠、池州、亳州和黄山相对污染强度较小。根据F2的分数和排名，污染控制情况相对较好的是阜阳、亳州、蚌埠、安庆和滁州，其次是合肥、池州、宣城、淮北和铜陵，还有马鞍山、芜湖、淮南、六安、黄山和宿州。根据F的分数和排名，池州以及亳阜蚌地区、环境保护状况相对较好，然后是黄山、安庆、宣城、六安和滁州，其次为淮北、铜陵、宿州、合肥、芜湖、马鞍山和淮南。
从另外一个视野来看，列宁曾以“资本输出”为例，说明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特征。其具体表现为因国内市场已经饱和无法实现自我增值，资本要面向海外以寻求市场。这个“资本的输出”其实也是资本、国家抛弃民族的一个过程。因为，资本输出必然要牺牲本国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的工作和福利。汉娜·阿伦特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如下描述：“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内部的中心事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它直到那时还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并不渴望政治上统治而达到经济上杰出成就的阶级。资产阶级在民族国家之内随同它的发展而一起发展，根据定义，民族国家完全统治一个阶级划分的社会。即使当资产阶级已使自身确立为统治阶级，它也将一切政治决策交给国家。只有当民族国家证明已不适应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潜在对抗才公开变为权力斗争。”[10]为了实现增值，为了国际上的竞争，资本即使牺牲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所不惜。因此，全球化总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迎来高潮，这一时期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总是在意识形态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总之，在新课改的大环境下，小学作文教学的趋势会慢慢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接轨，同时这也是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小学作文教学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把学生对写作的兴趣培养出来，把学生对生活的热情激发出来。因此在对学生进行作文技巧训练的时候，应该深入贯彻小学作文生活化教学策略。
关于古代社会就已存在的商人资本和近代才诞生的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古典经济学家习惯于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亚当·斯密认为商人资本从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差额中获得利润，而产业资本则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而获得利润。但马克思指出这种认为产业资本从生产过程获得利润，而商人资本从流通过程得到利润的思考是肤浅而又虚伪的。他认为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都是从差异中获得剩余价值，没有本质性的不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6]68
滴滴是最有野心的那个巨头。在滴滴和其背后的腾讯的推动下，ofo和摩拜开始被资本“催婚”。但是，大家都没想到，年轻的戴威竟然如此倔强，还有他手中的一票否决权，最终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马克思在不同话语之间的移动和批判在其思想上具有重要性。早期的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他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唯物论式的颠倒时完全沿袭了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思想，并将其异化理论从宗教扩展到了货币、国家。“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453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一话语体系中止步不前，他很快就发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局限性，并移动到了施蒂纳那里。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黑格尔将人放在“类”的层面来对待思考的方法。对此施蒂纳将这种“类”称为幽灵，他同时批判了唯名论和实在论，并将个体作为唯一的实在抽取出来，从而摒弃了在“类”的框架中思考的做法。马克思运用施蒂纳的思想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不彻底的唯物论，并在观念论中肯定了“能动”的契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的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3而马克思接下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以嘲笑的语气批判了施蒂纳。这一过程就是马克思在各种话语之间移动并进行超越论式批判的过程。
在当代，资本本质上依然在追求价值体系之间的差异。产业资本为了追求更便宜的原料和更廉价的劳动力，不断地在各个体系之间进行转移。当其国内工资上升到一定程度之时，就必须将工厂转移到国外去获得价格更低的劳动力商品。商人资本的活动也遍布股票和外汇等金融市场里所有可以发生差额的地方。当代经济学家总是在谈全球化金融资本的投机将和“实体经济”脱钩，但如果他们能基于超越论视野看到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的本质的话，就会发现所谓“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本一样也是靠“虚拟”来推动的。总之，资本需要在差异中获得剩余价值以实现自我增值，至于差异是怎么产生的，就资本的角度而言是无所谓的。但是，近代以来构成共同体的主要元素，除了资本之外还有国家和民族。
三、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根本性原因：资本无法实现对三位一体结构的超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来考察了资本制经济，因为，要对经济基础进行充分说明，只靠生产方式是不够的，还需要从交换方式的角度着手。通过交换方式来考察资本主义国家所存在的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结构，能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阶段，进而基于超越论视域对其进行分析。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体系结构具体表现为：第一，资本主义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但若完全放任资本自由发展，必然会造成资本的集中和阶级矛盾的激化。第二，民族从平等性的观念出发，要求缓和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差距和阶级矛盾。第三，国家将通过立法、税收等再分配手段来具体促进经济发展或缓和阶级矛盾。在这个体系中资本、民族和国家分别源于不同的原理，但却以相互补充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互相斗争却缺一不可的三位一体结构。黑格尔最先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其进行把握，而马克思则对黑格尔的相关观点进行了批判。针对黑格尔将民族、国家置于核心位置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才是最根本的东西，至于国家和民族只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萌芽了！但之后部分学者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伯恩斯坦等，轻视国家和民族，产生了“经济决定论”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对其进行了坚决揭露和批判，并指出要正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然而，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却过于强调其“独立性”，以至于出现了“国家和民族是历史地形成的表象之产物，通过启蒙可以消除之”的观点，这就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割裂开来了。民族、国家和资本所具有的能动的主动性其实都来自其根植的经济基础，是经济基础的观念形态。
马克思对商品交换做过这样的考察：“商品交换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5]106这初看好像是历史性的考察，实际上是超越论式的考察。因为即使是现代经济活动，依然无法超脱出这个范围。“共同体”包括了实际的共同体和想象的共同体，也就是我们的视野需要在从家庭、社会到国家的各种层面上移动。商品交换始于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表明共同体内部的交换方式与商品交换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即使是在当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家庭内部也只存在分工而不存在商品交换，这是一种基于“爱”的互酬关系。而在封建社会，无论东西方，在王权统治之下的相互孤立的农业共同体，其内部都是以基于宗法、血缘的、自律性的、互相扶助的互酬性交换为原理的。至于原始社会，更无需多言，自马塞尔·莫斯以来人类学家一直认为部落是建立在互酬性原理之上。而“民族”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近代之所以显现出来，就是为了代替遭到瓦解的共同体，其所根植的也是互酬性交换原理。
推翻绝对主义王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则推动了民族与国家、资本的结合。民族这个概念本质上是人们对逐渐瓦解的共同体和互酬式交换方式在想象层面上予以的恢复。虽然民族是由资本、国家所催生的，但它是对资本、国家的一种抗议和对抗，是一种补救措施。民族的感情基础是血缘、地缘和语言上的共同体，但并不是有这些因素就能形成民族。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个近代民族国家是光荣革命后确立了人民是国家主权者的英国。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却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首先，通过资本主义对共同体的消解，不同出身和阶层的人都处于绝对主义王权的子民的同一地位。然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在针对绝对主义王权的革命运动中，人民内部的对立和差异得到了进一步超越。最后，在打倒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民族解放运动)，民族国家得以确立了起来。而资本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也需要民族的配合。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消解了共同体使人民都获得了自由与独立之时，也导致了职业性的流动和迅速变动着的不安定的分工，以及陌生人之间频繁而细密的交往对话的社会现实。因此，现代社会犹如一支现代军队，它需要为新兵提供长期的、比较全面的训练，以使他们掌握识字、数学、基本的科学常识、社会交往技能与熟练的基本技术。产业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商品”不但需要一定的文化技能还要能够互相协作，因此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缺少的。这种劳动力商品的培养，是由资本提出需要，而由国家机器通过义务教育等措施来实现的。这意味着，培养民族主义和培养“劳动力商品”，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资本、国家、民族正是这样结合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它们之间是互相补充且相互强化的。
三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切实“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区域执法协作，按照京津冀社区矫正执法协作启动仪式上所提出的《关于社区矫正区域执法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深入推进京津冀三地区域协作，实现更全面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维护京津冀三地社会和谐稳定，更好地服务于京津冀一体化建设。同时，继续坚持专群相结合的工作模式，明确不同类型工作人员在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中的定位和职责。
资本自然是根植于商品交换原理的。商品交换所根据的是共同体双方相互的协议，它并不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的交换方式，早期它以商人资本的形式存在于人类整个文明过程。在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当共同体通过赠与或者依靠暴力抢夺而不可得的时候，才出现了商品交换。从中不难发现商品交换的前提是交换双方必须都是一种互相承认的平等、自由的存在。因此，在根植于商品交换的观念世界中，将使个人摆脱共同体的束缚而获得相对的独立。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揭示出，在原始社会中互酬式交换方式占统治地位，封建帝国时代赋税和保护为主要交换方式，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商品交换则压倒了一切。近代产业资本诞生之后，它从深层次瓦解了旧有的共同体，这个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商品交换在近代得到了发展并逐渐压倒了其他的交换形式。但商品交换无法彻底化，它不可能完全消灭另外两种交换形式。首先，商品交换需要“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5]102，这需要依靠国家用暴力来保证契约的履行。其次，人类本身和自然的再生产，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只能依靠家庭和共同体。但这些非资本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当中都被吸收到了商品交换的流通过程中来，因此被赋予了一种“虚拟结构”，使得商品交换虽然是局部的，但却仿佛覆盖了全部领域。
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其所受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正确而全面地认识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基础之一。
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吸收是通过资本分别与国家和民族的结合来完成的。其中首先结合的是资本与国家。其具体表现即近代出现的绝对主义王权，作为经济政策即“重商主义”。绝对主义王权通过支持资产阶级的活动来获得税源以支撑其殖民扩张和战争，资产阶级则利用绝对主义王权废除了封建性的“经济以外的强制”，制服了众多并立的封建诸侯，将其封建领有权变成了私有权。另外，还通过货币进贡制强迫农村共同体实行商品经济，从而促进了封建主义经济的资产化重组。
3.1.3 医学图书馆的信息基础设施要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是决定一个学校图书馆的基础能力和存储能力。目前，学校的存储能力还停留在结构化数据中，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网络信息产生的数据，大数据时代可以智能分析计算能力，能高效的获取、存储和分析TB、PB级别的数据。这对医学图书馆的软硬件设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关于国家所基于的交换原理，霍布斯在“其中一方得到的利益是生命，另一方则将为此而获得金钱或劳务”的交换中，观察到了国家成立的根据。而马克思则将国家看作“幻想的共同体”，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国家机器所根植的交换原理有着深刻的考察，即“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的巩固了自己的地位。”[9]216“波拿巴想要扮演一些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不是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外一个阶级一些什么。”[9]225在这里，马克思揭示出了国家所根植于的交换原理，即赋税与保护原理。
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全球化的过程中，现实社会构成体中的资本、国家、民族会不断发生斗争与变化，对外则作为“经济政策”表现出来。不同的经济政策形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各个历史阶段。其具体可以被划分为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阶段。从经济政策方面来观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阶段，也就是把国家和民族也作为能动的主体引入资本的运动中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式化了两种资本积累范式：商人资本G—W—G’和生息资本G—G’。当通过贸易和生产投资可以获得足够的剩余价值的时候，资本将采取第一种模式；当第一种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普遍利润率的下降而无法获得足够剩余价值时，资本将转向第二种模式。历史上所有霸权国家都经历过这个过程。那就是在崛起时期倾向于扩大生产，而奠定了霸权之后转向金融扩张，这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过程。现在我们将国家和民族的因素还原进去更具体地分析这一过程能发现，每当国家处于上升局面之时都更倾向于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当其取得了霸权处于巅峰状态之后则会采取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各国家处在一个共时系统中，各个国家在同一时期因为发展阶段的不同会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例如，18世纪后期荷兰的制造业开始衰落，这一时期是英国和法国施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并为取代荷兰而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帝国主义时期，但荷兰依然掌握流通和金融方面的霸权直到19世纪末。当英国取得了彻底的优势之后便很快推出了自己的自由贸易政策。而1870年之后英国制造业开始衰落，这时崛起的美国、德国和日本开始争夺这一霸权，这又是一个帝国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政策是自由主义，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政策则为重商主义的保护政策。根据这一方法可以清晰地揭示出，从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结构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并不是一种线性的，而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式的发展。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讲到：“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任务，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9]121马克思在这里表面是指1848年革命中波拿巴登上帝位的过程重演了60年前1789年第一次法国革命最后拿破仑成为皇帝的过程。在拿破仑时期，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但英国产业资本已经奠定了足够的优势，在自由竞争的状态下法国资本无法与其抗衡。为此资本需要国家和民族力量的支撑，需要“皇帝”的保护。在国家层面，拿破仑用武力对欧洲大陆进行了统合，并在《柏林敕令》中宣布施行“大陆封锁”经济政策，以保护法国产业资本。在民族层面，拿破仑将法国国内原属于贵族的土地平分给法国农民耕种，成功激发了法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热情。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能重新登上帝位的原因也是一样的，为了抵抗已经成为霸主的英国，波拿巴在国家层面用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推动法国的重工业化发展，在民族层面他声称作为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要永远消除阶级对立以获得人民的支持。当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自己没有这样意识到，但他们在实践中却这样做了。而德国从“第二帝国”的覆灭到“第三帝国”崛起的过程从资本、国家和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拿破仑和他侄子这段历史在德国的反复呢？
逻辑学上的概念，包括三个方面：内涵，外延，内涵与外延的关系。内涵指的是给对象的定义，指包括哪些现象、因素或问题。外延指的是边界，即这些现象、因素或问题的数量和规模，到达什么样的一个度？内涵与外延的关系，讲的是条件与限制。内涵、外延、关系，三者互为包含，互不分割。
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后，新生的产业资本还创造出了另外一种差异用以实现剩余价值，即时间。贝利在《李嘉图价值论批判》中指出，商品的价值并非单独的存在，而是在一个关系体系中被规定的。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商品会构成一个共时性的关系体系。而李嘉图却因为只在单一体系内思考而认为货币是次要的东西，于是从劳动价值开始着手研究，直接导致了古典经济学重视生产过程而轻视流通过程。马克思的独特性就在于很早就看到货币的极端重要性，进而通过资本的一般公式G—W—G’，不仅在生产过程，而且也在流通过程中来观察剩余价值。而要解决剩余价值在流通中实现的问题，必须引入复合的体系。因为资本要实现剩余价值本质上必须通过某种差异。商人资本是依靠共同体之间的空间差异来获得剩余价值，产业资本则是通过在时间上创造出新的差异来获得剩余价值的。
总之，马克思正是通过不断的移动，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中发现“视差”，从而避免“共谋”和“视觉上的欺骗”，以实现直达本质的批判。
我们必须指出，“新自由主义”阶段并不是“自由主义”时代，而应当被视为又一个“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时期与表面的现象相反，苏联解体了，美国制造业也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而新的无可争议的霸权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全球化、帝国主义时代，麦克尔·哈特认为其本质是资本想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资本帝国，“资本主义市场是一个反对建立内外之分的机器。当它遇到壁垒和排斥时，它的发展就受到阻挠；相反，当它纳入越来越广大的空间时，它就兴旺发达，利润也只能产生自接触、契约、交换和商业贸易。世界市场的实现使这种趋势最终到达预定点，最理想的形式是：在世界市场之外再无其他，整个地球都成了它的领域……在帝国平滑连续的空间中，权力没有一个确定的场所，它既无迹可寻，又无处不在。”[11]麦克尔·哈特认为，在这样的资本帝国之下，民族国家将丧失其实质的意义，而民众将发动反抗帝国的行动。欧洲各国人民在世界资本主义压力下团结起来构筑了“欧洲共同体”来进行对抗，将其经济、军事上的主权让渡给上位组织。这种的设想与实践在历史上多次出现，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压力下构建的“想象共同体”。但是，其基础构成依然是资本、民族、国家架构，未能实现对这一架构的超越。
全球化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发展，给资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剩余价值。依靠海量的剩余价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体系也获得了空前发展。但随着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对非资本经济成分的覆盖和同化，全球经济体之间的“差异”在缩小。差异的缩小，意味着带来新的劳动者、消费者的源泉的消失，使得全球资本的自我增值能力不断在缩小。这将直接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有福利体系无法维持，只能消减民众的福利或提高资本家的税收，这必然导致资本和民族发生对抗。这也是近年来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和势力力量得到增长并在政治上开始有所作为的根源所在。同时，由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贸易所导致的互相依存关系的网络已经非常发达，在一国内部实行的经济政策往往不如以前那么有效地发挥作用了。于是不断受到国外资本冲击和压迫的各国资本开始谋求国家的保护，或试图基于民族理念建立具有文化同一性的地区性经济圈，这也就是英国“脱欧”公投通过和特朗普得以当选等一系列“逆全球化”事件发生的根源。
总之，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一定的自律性的力量，但是，不管它怎样试图覆盖全部生产，最后依然只能是部分的、寄生的。因为有其自身创造不出来的、也无法随意处理的“外部”存在，即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商品。正是在这里资本永远必须保持和民族、国家的联系，在自然和人的“再生产”上，民族和国家的介入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自然资源和人类的劳动力商品资源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劳动力商品，资本难道能需要就增加、不需要就废弃么？当原料和劳动力商品价格上升导致无法维持利润率时，资本基于其本质会到海外去寻找更廉价的新来源，而这必然会导致民族主义的反弹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虽然这不会使资本主义停息，但会带来历史的反复。除非能实现对资本、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结构的超越，这样的反复会一直出现。
四、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对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的超越
面对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时代背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把握这一新发展趋势，进而作出科学的应对将十分重要。卢森堡曾指出：“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凡是以怀疑它的发展能力为开始的，根据无情的逻辑，必然像1819年在法国和1893年在俄国一样，归结为反动的空想主义。”[7]225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当正如马克思思想的存在是在于对先驱者思想的“批判”一样，其目的是实现超越，而绝不是简单的否定。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将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斗争集中在生产领域。但将《资本论》与古典经济学区分开来的，却是其对流通领域的重视。否则马克思与李嘉图学派左派有何区别？后来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倒退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思考方式上，以这种理念为基础发展的就是“工团主义”。历史实践早已证明单纯停留在生产领域的斗争无法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里，所谓生产过程本质上是被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的具体劳动现场。劳动者与资本发生关系时存在着以下三种局面：第一，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的时候；第二，从事雇佣劳动的时候；第三，劳动者作为消费者来购买商品让剩余价值实现之时。工团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只看到了劳动者在第二种局面下所拥有的主体性。的确在第二种局面下，能实现劳动者对资本的抵抗，进而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缩短劳动时间。但这之后呢？劳动者与资本的关系又回到了第一种局面，也就是说这种抵抗只是实现了雇佣契约的更新而已，没有对资本主义实现任何形式的超越。因此，资本很快接受了工会并将其制度化，当代资本甚至已经发展到了需要工会发挥其必不可少的作用的地步。
然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仅在生产过程，也包括流通过程。也就是第三种局面，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本质上是隶属性的，但当其作为消费者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流通过程中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资本被置于消费者的隶属关系之下。消费者不会与资本拥有共同的意识，可以从特殊的利害关系中挣脱出来。例如，在针对环境问题，当劳动者作为企业内部的共同利益获得者时，很多时候都不会反对资本牺牲环境以获得超额利润。但当其作为消费者时更容易站到超越性的“世界公民”立场上来,即由于脱离了直接利害关系，在第三种局面下劳动者更容易产生超越性的“阶级意识”。
蒲鲁东首先提出应基于流通领域对资本进行超越，他认为基于无偿信用和交换银行的合作社与劳动货币可以实现对劳动力商品的扬弃。马克思也认为要实现对劳动力商品的扬弃，劳动人民的联合——公社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公社需要一种不能转化为资本的替代货币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支付决算体系和筹措资金体系在流通领域做支撑。“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的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2]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价值形态论中对货币的独特位相进行阐释时有过相关讨论，他指出，货币并非单纯的交换现象的表示，货币交换是一种对所有生产物的价值关系进行调整的本能性的现象。即使将货币暂时否定掉，它也一定会很快以其他的形式重新出现。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二律背反，即要“扬弃”货币必须创造出一种同时满足“必须有货币”和“不可有货币”两个条件的货币。1982年迈克尔·林顿提出了LETS(地区贸易通商制度)概念，这一概念总体设计了一个记录在账户上的多角的决算系统，参加者有自己的账户，可以将自己能提供的财产和服务登载于目录中与他人进行自发性的交换。这一制度中的货币与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不同，接受别人提供的财产和服务的人每次要重新发行货币，而所有参加者的黑字与赤字合计起来必须为零。这个系统首次在理论上使解决替代货币的二律背反成为可能。而近几年火热的“区块链”数据结构更是在技术上使得替代货币的存在成为可能。这将从根本上推动资本主义企业向生产合作社转变。这种针对资本的内在原理的超越性的运动，只有在流通领域即劳动者作为消费者出现的场域中才有可能。
当然，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只将视野局限在资本方面是不对的。因为资本、民族、国家是三位一体的，对资本进行扬弃必须同时对国家和民族进行扬弃，否则最终都会被收回到这个连环中。在我们分析资本的时候，必须同时分析根植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民族和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思考，当前欧洲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绝非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而是资本、民族、国家结构为谋求继续生存而进化出的新形态而已。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主要局限性就在于只从生产过程中寻找榨取，并试图依靠国家权力来加以消除。其“议会”内的“民主”斗争本质上都只是为了对从世界市场上的流通过程里榨取来的剩余价值进行再分配，最终必然会唤起追求本国利益的民族主义。换言之，如果不对民族和国家进行扬弃的话，任何针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最后都只能沦为保卫本国资本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也是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新阶段所表现出的态势。
马克思指出,因为资本主义离开了世界市场是无法生存的，近代以来国家经济必须存在于世界经济之中。所以“只有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革命才有可能创造出超越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结构的契机，其根据是1848年在欧洲各地同时爆发的革命。实践也证明一个国家一旦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马上就会遭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和制裁。这将导致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外部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加强国家机器的建设以保护自己，最终就会容易走上通过国家来否定资本的道路。因此，仅从一国内部很难实现对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结构的超越。对此，巴枯宁也认为，“孤立的一国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因此，必须有以自由为志向的万国人民的革命同盟与联合”。基于这一理念，马克思和巴枯宁在1863年联合组建了“第一国际”，打算以此作为“世界同时革命”的基础。但是，马克思派和巴枯宁派很快便产生了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立,这些对立导致了“第一国际”在1876年的解散。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也未能摆脱民族主义的纠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纷纷选择了支持各自政府参战，直接导致了第二国际的解散。这表明，跨国家和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不管怎样紧密地进行合作，都会因为国家和民族之间利益的对立而导致分裂，这使得世界范围内联合起各国对资本进行扬弃的运动总是遭遇挫折。
康德早已认同“革命必然是世界的”这一原理。资产阶级革命因在追求政治上的自由同时还追求经济上的平等，也必然招致周围其他王权国家的干涉。康德对此曾指出，“建立一部完美的公民宪法这个问题，有赖于国家合法的对外关系这个问题，并且缺少了后者前一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13]11而且，“部分地是由于内部有公民宪法的可能最好的安排，部分地是由于外部有共同的约定和立法，人们才会犹如一架自动机那样地建立起能够维持其自身的、就像是公民共同体的这样一种状态来。”[13]13在实践中，法国大革命也立刻遭到了周围王权国家的武装干涉。为了保卫革命果实，革命政权不得不强化其国家机器，这直接导致了民主主义革命的扭曲，使得法国大革命因为外来的恐惧威胁而对内也采取了恐怖政治统治。从1792年法国立法议会宣布实施革命保卫战开始，法国就已经被迫从共和国逐渐转变为一个帝国。革命保卫战很快转变为输出革命的战争并开始与帝国征服战争的区别模糊起来。面对席卷整个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康德发表了《永久和平论》提出了他对“联合”的思考。
康德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各民族联盟”的构想。康德认为“把普遍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目标所需要的。”[13]18在康德眼中人类本性中存在着“反社会的社会性”，这是无法通过启蒙消除掉的。国家也存在着暴力这一无法被消除的“本性”。康德悲观地认为，“各民族联盟”是无法通过人类的理性和道德实现，其实现反倒要依赖人类“反社会的社会性”，即战争。事实也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反社会的社会性”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爆发了出来，并催生了国际联盟。虽然国际联盟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更加有力的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得以形成。可是，联合国依然未能有效将世界各民族联合起来。根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World Bank Open Data)，2017年人均GDP卢森堡高达104 103美元，而布隆迪仅有320美元，前者是后者的325倍，差距之大令人震惊。要从根本上消除对立，只能通过消除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和对不断生产这种差距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超越。
四方金矿、千家坪钒矿的实践表明，崩落法采矿的分层高度、进路间距是一对紧密联系的参数，它们决定了放矿椭球体的形态，直接影响着放矿效果。千家坪钒矿应用50 m中段高度及8 m进路间距时矿体放出率不超过25%，将中段高度改为25 m后矿体放出率仍不超过46%，建议开展分层高度12.5 m及进路间距8 m的现场放矿试验，力争大幅度提高矿体放出率。
当代发达国家确实作了一些努力以消除各国间的经济差距。但是，这些努力都是一种“分配正义”式的尝试，这种基于再分配原理的援助不但未能消解差距反而制造出新的差距来。根据世界银行公开的数据，1975年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是低收入国家的41倍；而到了2017年，增长为57倍。因为类似于发达国家的国内福利政策，只不过是资本积累过程的一环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反倒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而康德眼中的“正义”却不是这种分配的正义，而是交换的正义，其本质不是通过再分配消解经济上的差距来实现正义，而是通过对制造出这种差距的体系的超越来实现正义。这样的交换正义不仅要存在于一个国家之内，还要存在于国家之间，只有在全新的世界体系才能被实现。而这样的不再产生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和交换体系，被后来的马克思在更高的维度上解释为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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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Criticism and Contemporary Explanation of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cendence Theory
RAN Ling-yu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Guizhou ,China )
Abstract : A series of black swan events declares that the globalization enters a new stage. When many later Marxist scholars cite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eory of Das Kapital to analyze the globalization problem, they always focused their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on field but neglected the circulation field because they lacked the vision of transcendentalism, which would directly makes the study stay at the surface. After correctly grasping the transcendence theory, we can see that Marx has already revealed the essence of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from the realization of surplus value in the field of circulation, that is, pursuing the realization of surplus value in the difference of the commun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cendentalism in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since modern times, the foundation analysis of the basic components such as capital, nation and country also can find that the root cause which lea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is that the capital can not realize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new stage of trinity system of capital, nation, and country, which result in the repeating of history.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we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phenomen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regional economic entities, populism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then to enlighten us on how socialism should surpass capitalism in the field of circulation.
Key words : transcendence; globalization; difference; exchange method; Das Kapital
DOI： 10. 3969/ j.issn. 1674- 8131. 2019. 03. 002
* 收稿日期： 2018- 10- 08；修回日期： 2019- 01- 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ZD042)
作者简介： 冉凌宇(1983)，男，重庆梁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 F0-0； F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 8131( 2019) 03- 0014- 12
CLC number ：F 0- 0；F 03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19)03- 0014- 12
(编辑：段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