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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1999第1期探索与争鸣栏发表了王玉铁同志的文章， 读后有很大启发。我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进行了理性思考，在这里与王玉铁同志商榷，以期把国企的改制问题研究引向深入。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框架的形成，改革单一国有企业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成了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关键问题。王玉铁提出的全民股份所有制，试图通过身份股权形式，既国家所有又职工分红，其实际上是在全民资产政府代理的框架内，给职工以名义股权。这种股权分红，类似工作效益提成。但身份股权的界定，束缚了职工的流动，扼杀了职工个人资产积累创业的热情，妨碍股份资产的流通。因此，全民股份所有制依然只是适合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形式的改革，比较起来，它不会比股份合作制更适应市场经济。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确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然而在一段时间里，国有企业改革虽然花费了较大力量，包括进行了股份合作制的操作和全民股份所有制的探索，效果仍不理想。究其原因，就是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全民资产政府代理，没有形成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由于资产最终所有者缺位，改革的国有企业产权难以清晰、权责难以明确、政企难以分开、管理难以科学。不仅如此，由于目标确立后，没有选择适合历史情况的走向目标和正确途径，新的目标不但没有解决旧有的问题，而且通过政府与经营者的协议改制，造成全民资产流失和国企职工流失的双流失现实。全民资产的流失造成政府和经营者的腐败，职工的流失造成产业工人贫穷化和对社会的压力，影响稳定大局。
国企改革要走出困境，必须突破全民资产政府代理，探索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
一、全民资产政府代理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冲突
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全民资产由国家集中进行投资，是我国为迅速实现工业化所做的历史选择。这一选择使我国形成了全部工业部门和单位都由国家经营的经济体制。不论是国营企业，还是二国营的集体企业，都指向国家代理全民资产、政府经营全民企业的计划经济目标。可以说全民资产100%地由国家代理成为计划经济的自然目标和具体形式， 因为当时国家发展、全民利益的实现，都依赖国家计划的完成。由此，形成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事实存在的全民资产政府代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金融税收政策等间接手段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只是政府影响经济发展的一种辅助手段，国家发展和全民利益是靠各种经济主体的发展来实现的，国有企业经营状态并不能说明整个国家经济的状况。国有企业经营效益良好，并不一定能使全民利益得到实现；国有企业即使破产，也并不一定能使全民利益受到损失。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各种所有制企业都将有成功的群体和失败的部分。国家以政权力量靠法律维护社会经济秩序，靠政策体现其价值取向。国家没有必要为某些所有制部分企业的成败而倾注过多热情。
计划经济是产权越集中越有利计划的准确，而市场经济产权越分散越有利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全民资产政府代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是公有经济的实现形式，而且向惟一形式的方向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各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的条件下，全民资产政府代理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第一，全民资产是计划经济的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造成产权不清。市场经济要求以不同所有者为经济参与主体，其产权界定必须清晰，只有这样才能进行财物交换。改革之初，我们是通过计划体制外的非公有经济体的培育来建立市场经济不同参与者的。同时国有资产也通过承包经营来模拟市场参与。时至今日，国有企业虽通过承包、租赁、合并、拍卖等形式进行改制，但除流失资产外，国有资产总量并没减少多少。这块资产相对市场参与者来讲仍显庞大，造成我国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延迟。
第二，政府代理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使得政企分开只能是句空话。政府是整个经济的管理者，在我国它不只是政策的制定者，而且是法律的制定者。以此身份代理资产，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只有两个结果，一是尽职尽责地充当代理人角色，保证代理资产在市场竞争中升值。如果这样，它将是市场的垄断者，这种垄断不仅是资源的垄断，而且是市场规则的垄断，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将无从体现。另一结果是，政府将其代理的资产作为调节经济的政策载体，这就使资产成为政府所有而失去了全民资产的性质。政府资产发挥调节经济这个功能，就不可能也没必要谈什么政企分开。但当前把全部国有资产变为政府调节性资产的话，比重也实属偏大。
第三，全民资产委托政府，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要把资产委托给经营者，这种多层委托在产权模糊的情况下，不仅会加大代理费用，而且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权责很难明确。首先是全民所有者失位，其次是政府代理难以直接尽职，这将使最终代理人——企业经营者失控，企业管理难以向科学化方向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全民资产政府代理与我们所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突破全民资产政府代理。
二、委托经理经营实践产生的问题
计划经济中形成的、以全民资产政府代理制为核心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缺乏活力，大面积亏损，大额度负债，人们将病根挖到了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无疑成了根治这些痼疾的一剂良药。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来实现国企改制的目标，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过去，我国实行了厂长负责制、经理承包制等，试图通过这种委托经理制，实现改制目标。这种委托经理制是在全民资产政府委托制的框架下，由政府委托企业经营者，通过政府与经营者契约关系来处理全民资产。在没有资产最终所有者参与的情况下，政府将资产交给经营者经营。通过政府明确经营者的途径，实行政企分开，使政府陷入两难境地。经营者不仅要求经营权，侵夺所有权，而且要求甩掉历史包袱，轻装走向市场。企业职工不仅要求工作，而且还要明确在企业中的主人地位。作为多层委托中间人的政府，很难同时满足两者的要求。
委托经理经营造成了社会两大流失，即全民资产流失和国企职工的流失。
委托经理经营首先模糊了全民资产和国有资产的区别，并造成全民资产被企业经理阶层支配的结果。这条道路虽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捷径，但却割裂了计划经济下财产的委托关系，使广大资产最终所有者没有参与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实践上造成对广大职工财产的剥夺。企业经营者在我国经理市场没有形成的情况下由政府直接任命，这使真正的企业经营无从产生。在投资者不明的情况下，受命经营者在法人治理的理论下代行了所有者的角色，开始了“内部人控制”，对国有资产进行自然的侵夺。国有企业改制是全民资产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再分配，是全民资产政府委托的终止。在抛开资产最终所有者的情况下，进行再次委托，造成全民资产流失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企业职工来讲是财产和人身的双重解放。但由于职工的财产没有明确化，因此，在职工人身由公有转为私有、由国家职工成为企业契约化劳动者后，仍然滞留于企业，成为企业冗员。沉重的冗员使国有企业难有活力，加上非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人才的挖掘，更使国有企业质量下降。当企业实行法人治理的时候，职工下岗、转岗是自然的，但职工财产权同时被剥离就不公平了。没有资产积累的职工下岗后，没有条件参与市场的竞争，尤其是在国企改革滞后于农村改革和非国有企业发展的时候，在我国劳动力过剩的条件下，后参与市场配置的下岗职工承担了巨大的失业风险，他们的大多数只能成为社会救助的对象。我国这样走向工业化的农业大国，大量产业工人的流失将是经济发展不可弥补的浪费，而且由此形成的巨大社会压力和不稳定因素，显示出国企改制过程中财富分配不公，威胁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基础。
当前，我国对国有企业正进行着“抓大放小”的改革探索。在“放小”过程中，一些地区产生了以卖为主，加快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将国有小企业拍卖给私人企业或外国资本，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私人企业；将企业卖给企业职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股份合作企业。这种“放小”得到各级政府和企业经营者的大力支持，并以惊人的迅速得到推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做为政府和经营者分割全民固定资产创造了条件。小企业通过折价拍卖让利于企业经营者，而固定资产置换为流动资产后，并没有形成巨大的再投资，而是弥补了政府财政不足，甚至填充了官员私囊的亏空。这种放小渐归甩卖的做法，迫使中央不得不以行政政策加以制止。“抓大”，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计划开始，五年下来，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抓大”是在全民资产政府代理制的计划经济老路上运行的，政资不分，政企就无法分开，无论是政府直接计划经营企业，还是实行稽察特派员监管制，都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见“抓大放小”仍是政府与企业经营者的协议关系，是经理委托经营的变型，仍然形成了全民资产的巨大有形流失和国有职工的无产流动。
我国农村改革成功于农民与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计划体制外企业的发展是因为它们最先进入市场。而后入市场的国企职工，在资产流失后，自身又流入社会，不仅成为国企改革的负担，而且成为社会的负担。全民资产和国有职工的两大流失，使社会出现财产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局面，有悖我们改革的初衷。
在改革初期，为冲破计划经济的框架，依靠企业经营者推动改革，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和一些官员的腐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初步确立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改变我国过去国企改制的途径选择，打破全民资产政府委托制，还资产于全民，依靠广大企业职工推进国企改革，使改革既解决历史问题，又可健康向前发展。
三、归还代理权：国企改制的新途径
全民资产政府代理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冲突，委托代理经营实践产生的问题都告诉我们：我国国企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就是因为没有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全民资产政府代理，并在改制过程中忽视了职工的利益和作用。要使国企改革健康地进行下去，必须正本清源，清理国有企业的财产关系，重新进行企业的资产核算，切分出一定比例的全民资产分配给国企职工，通过股份合作制途径发展到现代企业制度。只有这样，才不会使广大产业工人成为社会无产者和救济对象，转而成为企业改制的推动者。
股份合作制是我们突破计划经济的全民资产代理，解决历史问题，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良好形式。这里提到的股份合作制，既是一种企业制度形式，又是一种国企改制的操作形式，因此它有别于我国过去股份合作制实践。
过去的股份合作制是要求国企职工出资向政府购买企业资产，而且是固定购买本企业资产，从而完成国企改制。这种股份合作制的建立，以职工出资买断为前提。这样实质上无异于职工新建一个新制度企业。如果职工购买金再建新国企的话，从总体上来说，国企并没有得到改造。这种操作形式，使股份合作制成了融资手段，成了企业解决资金短缺困难的圈钱方法。这种单从找钱的角度而不是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去实施的股份合作制，不仅很难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更难得到职工的参与和支持。
新股份合作制以终结全民资产政府代理，还资产于全民为前提，以改造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为任务，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变国有企业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有制实现新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必须明确产权的个人归属，实现产权明晰和资产流动。而股份合作制恰恰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国有企业职工创造的一种产权明晰的集体企业形式。因此，它是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实行新股份合作制重要的是理清历史资产关系，终结全民资产政府代理，除政府保有适当规模的国有资产，作为调节经济的政策载体外，切分全民资产归还国企职工，使工人有其股，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主体。这样切分国有资产，是归还全民资产代理权，它实现了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直接结合，改变了委托经理的资产双重委托关系，防止了全民资产流失，并不是搞私有化。因为私有化的结果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行剥削，从而造成社会分配不公，而股份合作制是劳动者的联合，并且解决了原有国有资产流失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
无论从公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形式的理论探索，还是从解决历史与现实问题出发，切分全民资产归还国企职工都显得十分重要。
第一，切分资产归还国企职工，可以分散我国企业的投资人，真正做到产权清晰，形成市场经济投资主体。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难，难就难在资产最终所有者一直没有参与改革，占八成左右的国有股人格化所有者一直没有明确，难以形成投资多元化主体。其实，政府归还全民资产代理权，尤其是归还全民资产的直接所有者——国企职工资产代理权，应是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
第二，切分资产归还国企职工，职工直接监管自己的资产，可以使政府退出大部分资产监管和经营，既做到真正的政企分开，又节约委托代理费用，避免全民资产流失。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持股会，应该可以直接选择企业的经营者，使企业经营者的行为符合市场经济规范。
第三，切分资产归还国企职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革我国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的状况，使广大工人真正参与到国企改革当中来，并成为改革的推动力量。国企改革之初我们是以企业经营者为主体的，由此造成全民资产流失和社会分配不公、工人主人地位无法具体落实的局面。改革发展到今天，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推动改革健康发展。只有不再去掏职工口袋所剩无几的钱，而归还其过去积累的财产，才能防止因社会出现两极分化而导致改革失败。
第四，切分资产归还国企职工，可以使下岗工人有一定进入市场的资本。我国通过农村土地承包制使农民走上了富裕之途，农民企业家和个体私营企业活跃了市场经济，而国企职工成为市场经济的晚入者，市场经济的准则是早入一步是机会，晚入一步是风险。国有企业下岗者若没有资本，进入市场是十分困难的。由他们身上体现的社会不公将产生不稳定因素。下岗职工获得积累资本，既增强了他们进入市场的能力，又会实现历史公正，使下岗再就业成为纯粹的劳动力流动，从而加大市场的活跃度，甚至创生出大批的工人企业家。
第五，切分资产归还国企职工，可以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大原则落到实处。股份合作制是当前我国公有制实现的较好形式，它更真切地使工人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同时，通过以劳动力入股参与企业决策管理的形式，具体体现了我国节制资本权力、按劳分配企业管理权的深层东方文化思想，淡化了资本至上的西方资本主义观念。这既适应了我国历史条件，又反映了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更多依赖于利益相关者合作的要求。
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就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框架，破除全民资产政府代理的一统天下，还资产于民，探索适合我国实际的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使国企改制健康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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