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文化挑战与文化战略设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527（2001）01—0044—06
我们在关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时，还特别应该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战略目标上分析我国面临的文化挑战，并由此而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文化战略设计。我国面临的文化挑战主要来自“西化论”、“新儒学”、“宗教热”以及如何建设“文化工业”——大众消费文化的引导与发展等问题。
一
西化论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和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学术思潮，它勃发于19世纪末叶的“西学东渐”，并在整个20世纪时起时伏的东西文化之争中诱发或催生着文化激进主义， 为其提供某种理论支持。50年代——70年代，西化论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潮的代表，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重心由政治向经济转移，意识形态的控制力逐渐削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文化和各种学术流派得到广泛的传播。此期间，西方文化一浪高过一浪，且热点不断变化。80年代初是早期人文主义和存在主义热，80年代中期是西方技术文化与未来主义热，80年代后期是弗洛伊德和尼采热，90年代初是以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热，90年代中后期更出现了解构一切，消除中心的后现代主义热。这股持续不断的西方文化热的出现，是改革开放政策所必然带来的文化效应，也是经济发展大潮对文化的相应呼唤，它对我国文化界、学术理论界、读书界乃至社会文化生活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对我们全面深入了解西方文化，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与交流，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和注入某些现代性的因素以及拓展我国文化的世界视野等方面都具有不容置疑的积极作用。面对形态不一、纷至沓来的西方各种学术流派进入我国文化界和理论界的现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如果我国的文化界与理论界能够以中国国情为“土壤”，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为“本根”，以西方各派学说为“枝叶”，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和中国文化建设。但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还是中国文化建设，事实上都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化及其学术流派的挑战，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的作用被不适当夸大了，西方文化以喧宾夺主之势一时成为文化热的主潮，特别是，在这种西方文化的持续炽热中，盲目崇拜西方文明。羡慕西方文化甚至模仿西方生活方式，以洋为荣，以洋为贵的风气也在整个社会中弥漫开来。当前我国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有两大问题值得注意：一，反映在社会大众生活层面上，吸收西方科学与人文文化明显不足，而西方商业文化以及与商业文化有关的饮食文化、娱乐文化、服饰文化等却传播十分迅速，而且，西方文化中的某些腐朽有害的东西如色情、暴力、毒品、赌博等各种洋垃圾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相结合，使西方的腐朽文化迅速“中国化”。二，反映在知识分子的政治与文化层面上，某些人还未能完全消除“全盘西化”论的影响，甚至有人重新打出“一盘西化”的旗号，强调现代西方的技术经济和文化发达是建立在一个完整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制之上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主张对西方文化进行全株移植，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西化论者必然支持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他们认为文化的现代化，并不是文化从古典型态历史地向现代转型，而是在彻底消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西方文化移植过来。持这种主张的人，实际上是把转型期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统统归咎于文化，似乎我们在政治、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都应该首先从文化方面找原因，他们不了解经济在推动社会前进中的“中轴”作用，不承认经济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无视社会经济结构对整个文化的决定性影响，这样，他们的激进主义的“文化决定论”就必然逻辑地迈向“西化论”，并且在理论上影响或支撑着存在于某些社会群体中的“民族虚无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有害思潮。80年代以来，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思潮一度甚嚣尘上，与政治文化层面上的“西化论”互为表里，掀起了一股很大的波澜，《河殇》和某些并不了解中国文化却自称“文化挑战者”们的出现，把这股波澜推向了一个令人瞠目的极点。90年代以来，民族虚无主义和“西化论”逐渐退潮，但仍有新的挑战形式不断变幻出现。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文化的涌入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积极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必须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并回应各种“西化论”的挑战，以确保不偏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正确方向。
二
“新儒学”是与“西化论”对峙的另一重要学术思潮。由于种种因素，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强调民族化、本土化而要求重新肯定传统价值系统和复归传统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在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弹中，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思潮。由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不断增大，特别在香港澳门回归之后，随着民族耻辱的洗雪和民族自豪的重建，在民族激情的腾涌中，新文化保守主义有开始走俏的征兆。“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是东方或儒学的世纪”之类呼声便不时通过传媒发出而赢得不少民众的赞赏与陶醉。应该看到，文化保守主义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广泛存在于后发展国家和民族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中国既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又属于后发展国家，文化保守主义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与文化激进主义形成了对峙性的循环发展。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是自上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冲撞之后逐步形成的一股旨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地位和价值的文化学术思潮，20世纪上半叶相继出现的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学等，分别是这股文化学术思潮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态。当代中国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则是20世纪末叶在中国本土兴起并与海外新儒家有文化血缘关系的，以接续、弘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的，与以往的文化保守主义虽有某种联系，但又有重大差别的学术文化思潮。以大陆新儒学代表的新文化保守主义有多种派别，其中，国家复兴派即中国大陆的新儒学是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旗帜最为鲜明、最具代表性的一派。新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重心在于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重新对传统文化做总体的价值衡定，并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思考判断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文化格局中地位和价值，回答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如何创新等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很有意义，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特别是，新文化保守主义针对西方文化的弊端和中国正在发育期的市场经济中的趋利化倾向，肯定传统人文精神，提倡价值理性的培育，反对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等方面，都有很强的针砭时弊、矫正风气的效力。正因如此，90年代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不仅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它还在当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表现出某种一致性，从而获得了正统性和合法性。这样，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文化建设上的指导地位以及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就面临一种具有僭越企图的新儒家的挑战。
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新文化保守主义虽然矫正了西化论或文化激进主义的某些偏颇，但是，它把现代化的基点明确移向传统文化，这种逆向的文化建构无法促进各种现代性因素的生成与发育，推动传统文化形态向现代文化形态的转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决不是以“中华性”来取代“现代性”，决不意味着放弃现代性的价值目标。恰恰相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以中国现代化——经济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和确立独立自强的个体价值为其协调一致，相互适应的总体目标。
新文化保守主义以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提出了以“中华性”“东方主义”来代替“西化”“现代性”。他们在坚持回归传统的同时，又采取“后现代”的立场，主张超越现代而走向后现代。实际上，这不是把农业文明当作优于工业文明而自夸，就是把农业文明误作后工业文明而自昧。这些理论的倡导者们在世纪之交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在“新世纪”的格局频做“河东河西论”、“东方文化世纪”、“中国文化世纪”论之类预言的时候，流露出非常明显的非理性化的民族情怀。“东方文化救世论”或“中国文化救世论”这种非理性化的民族情怀，伴随我国在新世纪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的增大，有可能在万众企望中华复兴的欢呼中滋延于某些传媒，对内造成误导，对外引起误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封建时代历史漫长，封建主义思想根深帝固，封建传统沉积很深，清除其影响，是一项相当艰巨且需长期努力的文化任务。在当代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走俏中，封建残余借机泛起，各种变形的封建意识悄然抬头，从街头书摊到影视银屏，我们都能看到文化保守主义与封建传统连袂的文化现象。在文化保守主义凭借民族情绪在一定的形势下风行起来成为一种强劲思潮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不仅警惕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联手，还要警惕文化保守主义与封建主义结盟，这两种情况的出现，会对我国现代化事业和文化建设事业以及国际交流带来各种不利影响。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时显露出来的封闭自满、虚骄自大，是一个必须医治的历史顽症。可以说，若以西方现代文化为参照而讲东方文化救世论，明显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清醒认识；若以批评工业文明弊害的西方后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相似、相近之处而把以道德理性等为价值主导的传统文化精神与后现代文化精神相嫁接，以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而径直走向后现代，对我国来说那不是坠入“现代化的陷井”，也是踏上了一条试图跨越工业文明阶段而直接进入后现代社会的探险之路，其结果必然无功而返。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文化上亦由传统文化形态向现代文化形态转型。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的核心是促进现代性因素的生成与发育，要达到最近提出的在21世纪30年代基本完成现代化的这一战略目标，我们的价值尺度既不是前现代文明结晶的传统文化，也不可能是张扬后现代文明的解构精神，而只能别无选择地以工业化为主导价值尺度，以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中的非现代性因素。或者说，我们在依托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本土文化的同时，必须以工业文明和人文精神促成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现代性的价值尺度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仅体现了显著的“中国特色”，而且内涵着明确的“现代性”价值目标。
三
宗教热在当今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近20年来我国也出现了一股宗教文化热，从东方宗教到西方宗教，从原始宗教到后世宗教，都成为文化研究中的热点。宗教文化热之所以在中国80年代兴起，除了“文化热”（宗教自身也属于文化）的影响带动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首先，从80年代渐兴的宗教文化热是对60—70年代我国在宗教文化领域形成的禁锢状态的突破。过“热”是对过“冷”的矫正和反弹。60—70年代，在极“左”思想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宗教文化研究基本上属于学术上的一个“禁区”和“盲点”。80年代初，一次宏大的思想解放浪潮涌入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各个层面，在思想解禁和文化复苏中，宗教问题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其次，“宗教热”也是随着“文化热”而逐渐热起来的。80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已把宗教视为文化，认为宗教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许多社会人文学科的深入研究，如文学、历史、哲学等等，都涉及到宗教文化的一些问题。把宗教作为文化研究，可以拓展并深化某些人文学科的研究，这也是“宗教文化热”的一个原因。此外，因为宗教自身具有某种陶冶教化社会和净化心灵的作用，这一点应和了不少人希冀净化社会风习的心理要求，尤其是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各种震动与冲突，很容易在某些社会群体中滋生出宗教心理，加之，长期隐伏于农村和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封建迷信思想又在转型期的条件下泛起并与世纪末流行的宗教神秘主义思潮汇合，终至形成了一股宗教热。起于80年代知识界的“宗教文化热”，演变为90年代某些群体的“宗教热”，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深思。
宗教是一种历时久远、分布普遍、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在人类构筑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系统（广义的）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然而，就我国历史情况来看，虽有佛（中国化了的佛学）道二教的存在，但由于儒家学说及其实践理性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起到支配性的影响，这就有力地消解抑制了宗教因素在中国固有文化中的滋长。即使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文化上形成了所谓儒道释三家并存的格局，实际情况也仍然是儒学支配和统摄道释，使道释具有很强的世俗性、伦理性、此岸性。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儒道释鼎立的格局丝毫没有改变中国文化以实践理性、践履意志和重视现实生命价值为其基本特征的性质。以理性精神消解宗教性因素，并将宗教导入国家主流意识，使其与社会相适应，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进入近现代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的变迁和西方文化的介入，不仅宗教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儒学的主导地位也在社会与文化转型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近代儒学的衰落中，与儒学处于同一文化构型和系统之中的道释亦随之衰落。但是，宗教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在历史上既没有因儒学的存在而阻断其生成，也不可能因为儒学的衰落而消亡。传统的宗教不仅随着传统文化在我国延续下来，而且，西方宗教也伴随“西学东渐”进入了中国。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宪法也明确规定人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60—70年代，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宗教在我国处于一种不正常的“隐退”的状态。80年代后，宗教又在较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中复苏，并随同“文化热”而不断增温，进而在社会转型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中复苏，并随同“文化热”而不断增温，进而在社会转型中形成了某种思潮性的影响，并显象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这种状况既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也应该妥善对待和引导。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与科学、宗教与哲学、宗教与艺术之间，具有一种既对立、又联结的复杂关系。可以说，宗教与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有极为紧密的关系。正因如此，无论哪个国家民族，那种类型的文明和哪个时代，都有宗教的存在和影响，并且是当时文化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宗教影响广泛，关系复杂，对于我们来说，面对社会转型的“宗教热”，不仅要探寻其原因，同时还应该对宗教与神学、宗教文化与宗教迷信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加以分析，只有认识上理清这些关系和界限，实践上才会正确执行我国的宗教政策和文化政策。我国在宗教问题上总的指导思想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哪些可以“引导”使之“适应”，哪些不能“引导”也不能“适应”呢？我们以为，宗教中存在的某种与社会进步、文明要求相一致而有别于神学的宗教精神气质（历史上许多高僧如玄奘、鉴真等都表现这种“气质”）以及与哲学、艺术有着紧密联系而有别于宗教迷信的宗教文化，是可以“引导”而使之“适应”的。而宗教中的“神学”和“迷信”，则是与“科学”、“文明”完全对立，势同水火，不可“引导”也不能“适应”的。所以，我们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在理论上、思想上划清宗教文化与宗教迷信的界限。在积极利用和深入开发宗教文化资源的同时，必须高筑科学精神和无神论的阵地，以抵制在“宗教文化”掩护下的封建迷信思想和各种神秘主义思潮在社会上的传播。近年的“宗教热”，实质上不是热在“宗教”，而是热在“神学”，或者说，不是热在“文化”，而是热在“迷信”。
我国的理论界应该十分重视社会转型期的人文建设，重视哲学在给予人的精神关怀、终极关怀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同于宗教也有别于科学的性质和功能。当代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社会改革和深刻的文化转型。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想的失落感或信仰的缺失感、精神支柱倾斜等现象。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在社会上的流行，更造成了价值的紊乱。社会转型带来了振荡与冲突，也带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对有些人来说是无限多的机遇和新价值的生成；对有些人来说是心爱观念的毁灭，是痛苦和挫折，是往事不堪回首；对更多的人来说，也许是困惑、迷惘、焦虑和不安……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整个社会在精神上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大裂变，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孕育深层次的变革。这对已经习惯于依附旧体制、旧观念的人们来说，无疑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依托的丧失和信仰的缺失感。在社会转型带来的振荡和价值冲突中，我们要更多重视文化与精神领域中深层次的人文精神建设，关注人的存在与意义，在倡导科学反对迷信的同时，还应该让代表时代精神的社会科学在塑造社会价值，解除人们心灵困惑，提供精神关怀、终极关怀等方面，担当起重要的职责。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应该象重视科技一样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在社会科学日趋“实用化”的时代，哲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一方面，哲学自身应立于时代高度，实现变革，改变哲学思考滞后于社会发展或隔离于现实的状况；另一方面，人们也应该改变对哲学某些不切实际的认识，不致因重视而苛求，因苛求而冷遇。我们需要重新给哲学一个合理的定位，在四个基本层面上认识它的作用和价值：第一，让哲学不是作为真理本身，而是作为发现和不断认识真理的智慧引领人们在自己的狭窄的专业领域和特定的生活空间中实现一种超越，使其真正能够担当起“意义的澄清者”——帮助人们判断各种观点、命题的意义，使人们在弄清问题本身后，有可能去解决问题；第二，“现实的批判者”——帮助人们能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和表层现象下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达到清醒的批判目的；第三，“创新的激发者”——激发人们创新的欲望，帮助人们把握创新的原则，并找到合适的路径；第四，“价值的守望者”——为人们揭示出前人思想遗产中的宝贵积淀，并使这些人类生命的基本价值追求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延续发展。在价值多元、众声喧哗的社会转型期，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担负着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重大使命，而且它在推动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
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消费问题。“文化工业”是与现代化、大众化（大众文化消费）紧密相关的文化问题，在现代生活中，其作用和影响值得高度重视。“文化工业”是文化商业化、市场化的产物。在大跨国资本时代的文化全球化的景观中，西方国家通过强大的“文化工业”所生产的大量文化产品来实现资本的文化霸权，铸就为西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价值观念。西方的文化工业产品伴随着资本输出，在消遣和娱乐的幌子下大肆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借以传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自80年代开放以来，西方的文化工业产品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市场，而其中绝大部分制品都以色情和暴力为基本内容，甚或交杂着“毒”与“赌”，这对我国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近年来，影视文化、录音录象技术、大规模批量生产的VCD影碟、多媒体电脑、信息高速公路等已广泛进入人们的生活中。 随着全球化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后，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使我们必须重视全球文化景观中西方文化的渗透与本民族文化的矛盾；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主导价值观念的冲突，以及大量黑、黄、毒、赌之类内容对我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教育带来的严重不良影响。大量数据事实表明：西方国家强大的文化工业及大量产品，伴随着资本输出，源源不断进入我国广大城镇文化市场，已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面对西方文化工业产品的输出日益成为其推行文化霸权战略和意识形态以期不战而胜的严峻局面，我国有关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采取了不少管理措施，以期净化文化市场。但是，在全球化资本洪流中，文化与资本的跨国化乃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生产网络化的时代，我国市场既然不能关闭，就不能阻止跨国资金觊觎中国市场。所以，依靠行政法规和“扫黄打非”固然十分必要，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难看到：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和国际互联网平民化趋势的出现和发展，西方强大的文化工业的渗透力也愈加强劲。对付西方文化凭借其文化产业对发展中国家强劲渗透的最根本的办法只能是改变观念，调整思路，尽快制定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迅速发展我国的文化工业，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来占领市场。而只有以民族性、现代性、大众性、多样性所体现的丰富性和变易性来满足我国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各类群体的精神与文化消费需要，才能获取最大限度的市场份额。面对滔滔皆是的西方“文化工业”及其产品，我们与其谴责它是“粗俗的”、“伪劣的”、甚至是“反文化”的，莫如制定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文化工业来得更为实际。有人说，“文化工业”的出现是文化“最悲衰的发展”，但是，来自书斋里的慨叹和谴责，无法改市场经济的规律，也不能解决大众文化消费这一与大众物质消费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现实问题。
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中，不仅要处理好大跨国资本时代文化全球化景观中西方文化渗透与本土文化的矛盾这一问题，同时还要认清本土文化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文化产品作为商品，既有文化属性，也呈现出商业化的特点，其直接产品就是以流行音乐、电视连续剧、广告文化等为代表的大众消费文化。近年来，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文化工业产品——大众消费文化也呈现出多样化形态。在文学领域，通俗文学似乎成了主流，经典文学虽一再抗争，但并未改变其领地越来越受挤压的状况；名称新异的各种街头小报的周末版和副刊，书摊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杂志，确乎成了某种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快餐”；而有着更多观念的电视艺术对需要更大经济和艺术投入的电影，也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因而致使中国电影身受夹攻，腹背受敌，既受到来自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也受到了本土大众文化的挑战；在欧美很难觅见甚至在日本也早已过时了的卡拉OK歌厅，一时遍布我国大小城镇，强劲地冲击了高雅的古典音乐和艺术歌曲的领地；话语权力和市场经济的联合运作制约着图书市场的发展，个体书商的崛起，更使本来就在日益萎缩的官办图书市场遭遇到强劲的竞争，从而使图书变得越来越具有商业行为特征；高科技的发展以及后工业时代复制技术的发达，使以音乐电视的形式来塑造歌星和影星成为可能，如此等等，充分表明文化产业向大众消费文化倾斜，乃是文化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和必由之路。近年不断有人惊呼、慨叹、谴责文学或文化的市俗化倾向。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化市场化的本质只能是文化的市俗化。文化世俗化这一特点无例外地出现于东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但亦有所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世俗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发端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至今已经历了四百多年的长足发展。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世俗理性与科学精神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消解神圣化的使命，得以成为西方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市俗化的极端发展也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种种文化问题，大众文化就在获得无可争议的合法地位时，自己却逐渐丧失了消解神圣化的革命性，并与传媒霸权结合为新的统治意识形态，成为高度商业化的，且与统治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作为西方国家庞大的文化生产机器，借助于现代技术力量，通过机械手段制作大量平面化、一体化的形象文化，使得大众成为单维的、无个性的与一体化的“单子”。我们必须看到以当今西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在商业化世俗化过程中对人的种种腐蚀，从而对其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但也要看到，西方大众文化的世俗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具有不同的作用——其历史进步性与文化局限性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的。所以，我们也不同意在后现代语境中对文化工业和大众消费文化进行缺乏辩证态度的否定。
我国当下还处于与后现代不同的语境中，历史地看，中国文化世俗化的历史使命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社会正处于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由礼俗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之中，离西方式的后现代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还甚遥远。如果我们确信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否认不容置疑的历史合理性与时代进步性，那么，就应该承认并肯定：当今社会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伴生物——世俗文化，其正面的历史意义是更为主要的，因为它是中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必要前提和必然结果。尽管世俗化本身也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但它既然是现代化进程中不能从道德理想主义加以拒斥的存在，我们只能在正视和肯定其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对其不断加以引导和优化，使其不偏离我国主文化的方向，进而为丰富我国的主文化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面对“文化工业”这一新的文化现象，与其把它当作一种“反文化”加以否定，不如把它当作一种“新文化”加以研究，并制定出相应的文化策略，积极而慎重的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工业”。鉴于“文化工业”是面向大众文化消费的一种文化产业，其市场和受众远较其它文化产品广阔、众多，作为现代人“下里巴”式的文化，并凭借现代传媒其影响不可低估。因此，作为一种文化策略，应该把文化工业问题纳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框架，把它作为实施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一个必要的和重要的手段来加以思考和运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工业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商品化和大众化。具有商品化特点的大众文化初行于世，各种弊端难免一时泥沙俱下，引起人们的惊讶和非难，然而，这不仅是由于缺乏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实则也是文化从象牙塔走向民间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在制定我国“文化工业”发展战略时，我们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问题并不在于文化的商品化是否合理，而在于这种商业化的大众消费文化与我国主流文化主导价值是相互拒斥还是可以兼容；在于文化管理者面对现实生活中多样化的文化格局，能否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和改善社会秩序的原则，有效地对五光十色的大众消费文化加以管理和调控；在于我们是放任文化商品化，还是有所控制，有所保留，有所保护；在于是否既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工业以满足大众日益增涨的文化消费，同时又要以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对大众的文化消费进行正确的引导，在寓教于乐中获得有关伦理、道德、信仰、世界观、审美、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教养；在于我们能否在文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处理好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现实关系，不是把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而是使二者相济、相容，并在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内生、培养和塑造一种人文精神；还在于更高的艺术技巧：我们能否使高级艺术和商业形式之间的界线日益分划不清，最终难以界定……总之，我们既然必须同西方国家去急夺大众文化消费的广阔市场，就只能义无返顾地来发展我国的“文化工业”。只要我们确立上述理念，在发展我国的“文化工业”中以具有民族性和现代性、多样性和变异性的文化产品引导、提升与满足大众精神文化消费，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就能够在竞争中使我国的文化工业得到快速而健康的发展。“文化工业”的出现，不是文化“最悲哀的发展”，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下移”，是文化走向大众，满足他们不可匮缺的精神文化与审美享受的需求，特别是在西方文化工业产品输出日益成为其推行文化霸权战略，图谋“不战而胜”的形势下，发展我国“文化工业”的战略意义和紧迫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正在把建立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确立个人本位（发展独立人格，充分发挥个体的创造动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因而文化上的多样性、个体价值观念上的不同取向以及理论上的纷急和话语权力上的众声喧哗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这不仅因为它在丰富与繁荣我国的文化，激发与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上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更因为它还是“公民社会”的需要和表征。在整个社会转型期，都将会出现鹊起鹄落的文化挑战和目不暇接的各种学说，然而这也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激荡社会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上主旋律的弘扬，思想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不是在静态中实现，而是永远在“守正”与“出奇”、“求实”与“创新”、“整合”与“纠纷”的辩证发展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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