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的光辉一页——概述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校图书馆事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艰苦卓绝论文,光辉论文,图书馆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曾在《建国三十年的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93年第2、3期）一文中对旧中国国民党统治地区的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概况作了评述，作为同一历史时期同一命题即高校图书馆史的研究，还应当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校图书馆事业，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尚未取得执政地位，又处于长期的战争环境，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十分艰难，留下的历史档案不多，因此要全面地概括这一时期的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情况客观上有很大困难，更非作者能力之所及。本文根据调查访问和文献所得，先作一简要描述，以求得了解这方面情况或有志于研究这一课题的同志匡正和补充。
1图书馆与干部教育同步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推翻三座大山为己任，既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也领导人民争取教育权和改革教育制度而斗争，致力于宣传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新型学校，培养大批革命的骨干力量。早在1921年8月，毛泽东同志就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所学校教学方式“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的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式，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1]为适应学生自学和研究的需要，学校设有图书馆，“收藏有进步书刊和报纸，《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2]这是党领导下最早属于高等学校性质的图书馆，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服从于党的需要，服务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
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上海共同创办了一所革命学校，称上海大学，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杨贤江等都在该校任职任教，这所学校虽然只存在了六年，但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为新民民主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上海大学也重视图书馆建设，在该校章程中就明确了图书馆的建制，在该校1923年8月13日学校行政委员会会议上，将图书馆与社会科学院、学生宿舍一起列为首期校舍中“限期半年建成”的建筑工作。次年五月，又“推定陈望道为筹备员”，主持“扩充图书馆”的工作。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武装建立了人民政权，虽然这个政权在建立之初就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极端仇视和残酷围剿，但反动力量的倒行逆施反而使革命的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革命根据地苏区日益扩大，经过长征洗礼的红军队伍撒下一路革命种子后在陕甘宁边区牢牢扎下了根，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在陕北，党中央、毛主席抓紧利用抗日战争的相峙阶段，大力举办各类干部学校，为争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教育培养大批有觉悟有文化的干部队伍。这一时期，图书馆同样是干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延安地区的学校图书馆事业不仅是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图书馆事业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十分光辉的一章。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和延安地区举办的干部学校主要有工农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等。当时办学条件很艰苦，但各校都很重视图书馆建设。例如，1933年设在中央苏区瑞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前身）就有图书馆，因为书不多，由教员成仿吾兼管，馆舍就设在他的办公室兼住房内。[3]中国医大的前身红军卫校也有藏书，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为轻装前进，最初从瑞金带出的图书仪器大部分秘密掩埋于行军途中。”[4]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随着干部教育规模的扩大，图书馆建设也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各校一般都有了图书馆的正式建制。如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隶属于学校秘书处，陕北公学教务部下设图书馆、教育科等机构。1941年至1943年，由陕公、鲁艺、中国女大等合并而成的延安大学建成后，图书馆与教务处、研究室为并列机构，同属于教育处领导。有的学校图书馆组织机构已很健全，并有了一定规模，如“抗大”图书馆设主任一人，干事六人，通信员一人，根据工作需要，前方后方，各有分工，更有合作。[5]
抗战胜利后，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政府蓄意破坏国共两党和谈，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迎接全国的解放，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对大批干部的需要，“各大解放区培养高级干部的高等教育较之抗日战争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门类上、规模上都有发展，有短期训练班式的高等教育，也有正规的工、农、商、医、师范科大学和专科学校。”[6]据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原五大解放区统计，各类高等学校有24所。在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地区的各高等学校根据党中央部署转战各大解放区进行了新的扩建和重组，在这一阶段，各校图书馆也随校转战各地，在烽火岁月里配合干部教育提供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随着人民政府对旧中国高等学校的接收与改造，解放区的高校图书馆也共同汇入了新中国的高教事业。
2 图书馆与高等学校同铸辉煌
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教育，其目的是为培养一大批具有高度革命觉悟、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军事指挥、组织管理能力的干部人才。教育内容的特定要求，使教材和参考书的需求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高等学校有着根本的不同，书源异常缺乏；又由于根据地与解放区始终遭受到国内外反动力量的经济封锁和武装进攻，教学条件十分艰苦，流动性也很大。这两方面的原因，使教材和参考书常常得不到有效供给，成为各校教学活动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矛盾。“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在1939年“五一”节总结“抗大”工作时谈到，“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很长一个时间我们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学生不仅得不到参考的材料，甚至连必需的讲义也没有，自修与温习，只能凭着不大可靠的听讲笔记。这样的情形，曾经使我们感到极大的痛苦，大大的影响了教育的收效与深入。”[7]这种情形在根据地的高等学校里是普遍存在的，党中央和各校对此十分重视，曾任陕北公学副校长和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的罗迈（李维汉）同志在《解放》杂志撰文指出：“对于干部学习中的困难和需要，应当帮助他们解决，……如多方的搜集必要的图书，保护图书及合理地使用图书，并在经济预算中列入干部教育费一项等等，都要依靠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给予经常的关心和注意。”[8]他同时要求学员“能够自由阅读的同志，除课本外，要尽可能多多阅读基本的参考材料，从博中求精。”[9]为解决图书匮乏的问题，党中央领导同志曾亲自为学校捐书和购书。在延安时，“毛泽东同志曾请叶剑英等同志为学校和部队购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复本量达50部，这些图书收集之后，便有计划地分发各个学校图书馆。”[10]周恩来同志对延安高校的图书馆建设也十分关心，有一次，他在周扬同志陪同下参观鲁迅艺术学院，当看到设在两孔窑洞里的鲁艺图书馆时，他特别关切地问到有多少图书？当知道只有万把册书时，他就说，书太少了啊！要想办法去外面（指国统区）充实些来。后来他真的从重庆收集到一批文艺图书，运回延安，交给鲁艺，充实了馆藏，[11]有力地支持了该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为了尽可能地为学员提供必要的参考书，各校也千方百计地开辟书源，常用的一种办法是募集，如陕北公学从1938年3月起，“经费愈感拮据，故自第二期起有‘募款委员会’之设”，“不断得到海内外人士的帮助，”但“由于学生激增，包括图书在内的各种设备上，依然是非常不够的。”[12]成立于1939年6月的中国女子大学“因经费困难，图书资料缺乏，”而在《新华日报》上吁请“社会人士同情女大的人们，多多给予帮助，或赠送书报，或捐助金钱，均表欢迎。”[13]由于干部教育内容的特定要求，根据地各校的教材及其参考书，主要依靠根据地党领导下的各类编译、出版机构采用很简陋的设备出版发行，很难满足各校的需要，所以能得到社会捐助的图书报刊是最受欢迎的事情之一。陕北公学曾得到过解放社、生活书店等新闻出版机构捐赠的数千卷参考书，为此，教务主任邵式平在边区国防教育代表大会上公开向这些单位“致热烈的民族解放敬礼”。[14]
各校收集图书的第二条途径是采购，主要是自然科学或文学艺术类的各种专业参考书，往往是千方百计到国统区去购置。从根据地到敌后要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有许多困难和危险。1939年初，八路军卫生学校（中国医大前身）委派薛公绰教员到蒋统区大后方的成都、重庆，历经千辛万苦为学校购买了各种图书和教学仪器，使学习的特困条件有了改善。[15]“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亲自过问和设法为自然科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前身）搜集到一大批当时大学里作为典范的英文原版教科书”。[16]
在延安的干部学校里，有条件的院校图书馆还能得到自己学校编译的出版物。如“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除中央出版发行局计划内的补充外，还有学校自己编写、翻译出版的图书不断地充实学校图书馆。”[17]
经年努力，通过募捐、购置等多种途径的收集与积累，各校图书馆文献匮乏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在延安时期，高校图书馆已成为延安地区图书馆界一支颇具实力的主力军。”[18]1940年春，为适应敌后作战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抗大”从延安迁到敌后就近培养八路军军政干部。为轻装上前线，“从原有图书馆中经过精选再精选，只带了2万多本必要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科学图书”，[19]随校东征，由此可以看出，抗大在延安的馆藏已相当可观。
3战时高校图书馆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长达三十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和造就能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解放斗争的各级干部而进行的教育活动，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和困难，在近现代教育史上谱写了极其光辉的篇章，同样，伴随着这段教育史共同发展的高校图书馆事业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不仅为高校图书馆的馆藏增添和保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珍贵文献，而且留下了图书馆事业史上艰苦奋斗的宝贵经验。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需要培养的是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干部队伍，在教材和参考书的供应和选择上，主要渠道是党领导的编辑出版发行机构，但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的围困和封锁下，无论是纸张还是印刷设备都相当困难，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出版社、报社曾用油印、石印甚至用土造纸、自制油墨出版各种报刊和图书，正是这些出版物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学校图书馆的馆藏特色。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与陕北公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白求恩医科学校等原根据地干部学校有着沿革关系的新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时期珍贵的历史风貌。
更为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在配合干部教育中留下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在战争年代，图书馆和其他办学条件一样，随时都可能遇到各种困难和危险，然而图书馆的同志们和全体读者一起不畏艰难险阻，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革命战争中，部队和学校都将图书视作另一种形态的斗争武器，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这些宝贵的财产，“抗大”在向抗日后方转移时，曾派部队掩护图书。据“抗大”老战士叶尚志先生回忆，为了减轻重量，借用老百姓的铡刀把图书的天头地脚都截去，然后由战士们带着行军。[20]
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图书馆的同志们仍然斗志昂扬地为读者服务。抗大图书馆从延安转移到冀西邢台县浆水镇后，除精选一部分单印本参考书供学员借阅外，其余2万多册运到后方分散保存。为了便于外借，他们创造性地进行了分类，将图书分成“军事”、“政治”、“文化科学”三大类，各大类下再分成若干小类，然后分类装箱，在图书目录上标注存箱号码。读者借阅时，就可以有目的地在书箱里提取或存放。＜#21#＞在战争环境里，这种科学而又简便实用的图书馆工作方法是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更值得称道的是，图书馆工作者不畏艰难困苦为读者服务的精神。抗大图书馆存放于后方的图书离战地有50多里路，但读者仍然可以根据目录预约借阅这些图书，图书馆的同志每周步行两次去后方取书，由于藏书的山洞只有半个人来高，需要点着油灯，猫着身体才能开箱取书。[22]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图书馆的同志凭着一个崇高的革命目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正因为在战争环境中每一本图书都来之不易，所以不仅图书馆对它倍加爱护，而且读者也极为珍重，“军事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在抗大成为最宝贵的东西”，为了使有限的图书充分利用起来，“抗大”学员创造性地组织了“流通图书馆”，将可供参考的图书在学员手中及时地交换流转阅读，“一本书传来传去，总是看得又脏又烂。”[23]四十年代初，曾在延安鲁艺学习和《解放日报》社工作的资深记者穆青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到延安后书也很少，看书要登记排队，而且要排上几个月的队才能看到。那时我如饥似渴地读书，真可以说是“饥饿”到了极点了。没有书，我就抄，没有灯，我就在灶火边看书，我一生读书是在延安打下的基础。”[24]穆青同志的这段话既反映了延安时期图书的珍贵，也可以观照共产党干部教育的成功与伟大。一大批有理想、有文化、懂理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科学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培养和成长起来的。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校图书馆史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的组成部分，无论是馆藏内容，还是管理和服务方式都有其特色，尤其是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对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应该加以认真的回顾和总结。然而，由于战争年代办学环境不稳定、人事变动大、文档不全等原因，给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带来了很大困难。1959年，林述先生曾在《图书馆学通讯》上撰文“呼吁”希望过去在延安地区搞过图书馆工作的同志能回忆一下，抽暇写出一些宝贵的史料，或者知道苏区老解放区图书事业情况的同志能够发表一些文章”，“以弥补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在这方面的不足。”[25]令人遗憾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一愿望还没有完全实现。本文作者虽有意对这一时期高校图书馆史的空白作些填补，但因史料所限，依然难于对那个时期的高校图书馆作出准确、全面的描述和概括。为此，我再次吁请有关领导部门重视这项工作，组织当时从事图书馆工作或了解这方面情况而今健在的老同志提供史实材料，以尽早弥补高校图书馆史上存在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