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述评
张家冀，唐棣宣，赵金英（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 近20年来国内学界围绕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媒介、地域、特点、三次论争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不足。新时代推进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深入化，要着重把握以下三点：在研究思路上，以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思路深入推进专题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采纳概念史、阅读史、身体史、心灵史等相关研究范式；在研究内容上，重点对“小人物”以及以往学术界未展开详细考察的相关人物、边缘地域、海外史料进行剖析解读。
关键词：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五四研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热门课题，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五四”“五四时期”“五四运动”等多种不同的学术概念，其中“五四时期”一般是指1915年《新青年》创刊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时期。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是中共党史研究长期关注的重点课题，国内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已发表大量学术论文与专著。近20年，国内学界掀起了关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热潮，取得了丰硕成果，笔者以近20年学术界较具代表性的期刊论文为样本，展开立体式考察和多维度梳理，以期全面考察国内学界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深度广度与发展方向，为深化该专题研究提供借鉴。
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考察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五四时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学者们主要围绕着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核心人物开展研究，亦有学者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小人物”魏野畴进行了系统研究。
一是对于李大钊的研究。围绕着李大钊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第一人”的问题，学界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张世飞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原则的角度论证了李大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发起者之一。[1]陈胜、武建奎、李国昌从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全国性组织的建立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进行逆向推理，从李大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猛烈抨击资产阶级思想，号召群众革命等方面论证了李大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第一人的合理性。[2]朱成甲在对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论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的观点进行辩证批判的同时，肯定了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先驱作用。[3]全燕黎则持截然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对李大钊的准确定位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阶段的奠基人，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阶段的完成者，更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开创者的高度。[4]亦有学者在比较研究视域下对李大钊进行了研究，阎颖就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时间、所处地位、作用、对马克思主义接受和理解程度及对自身世界观的塑造程度的不同。[5]
二是对于瞿秋白的研究。针对学界较为流行的瞿秋白是“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田子渝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种“第一人”说法有悖于史实，其原因主要是研究者并非在历史语境下审视瞿秋白早期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而是将斯大林的相关概念硬套其中，这种“先入为主”的研究范式是不可取的，应予以匡正。[6]路宽基于传播学视角对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与《现代社会学》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两部著作并非瞿秋白的原创，而是经过选择性转译、创造性加工、技术性规避、专业性注释等跨语际的再造实践，最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融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大众化。[7]
三是对于恽代英的研究。薛志清以恽代英为考察对象与陈独秀、李大钊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一过程入手，论述了恽代英在承接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扬弃并结合中国实际，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历史性地贡献。[8]周行、田子渝考察了恽代英在武汉地区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指出恽代英作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传播的中坚人物之一，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9]
四是对于“小人物”魏野畴的研究。刘芹以魏野畴这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中层人物的著述为考察中心，论述了魏野畴由一名青年知识分子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成长历程，同时反映出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翔实的谱系图。[10]诸如此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广度。
（二）国民党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获得必要的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伍亦苒搀扶着王树林上了汽车。王树林回味着臂膀间残留的温润贴靠，颈项间酥痒的热辣鼻息。王树林久抑的春心不由得荡漾了起来。返回酒店的途中，他一直盯着伍亦苒看着，后者被他看得一脸绯红百媚横生。
二是对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士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价。学者们认为要辩证地在大历史环境下去思考这一问题。沈传亮提出，一方面必须肯定国民党人士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上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应当指出国民党人士仅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众多思想学说中的一种来进行宣传，这与信仰共产主义学说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国民党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用意大多仅仅是为了介绍一种新的学说，在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误读，有借用马克思主义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用意。[11]李田贵、赵学琳从马克思阶级理论出发指出，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由于其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特殊阶级属性，致使其传播马克思主义必然有一定的不足。[14]
本研究使用了4个研究工具，包括人口学信息问卷、社会隔离量表、SF-36健康调查量表与自评经济状况问卷。人口学信息问卷为自拟问卷，包括地区、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与婚姻状况等。
基于语码混杂原因、混杂偏好和混杂态度这3个基本维度潜变量，由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了8项观测变量，构成了结构方程模型的指标体系，其中语码混杂原因被细分为会话内容原因和非会话内容原因(会话内容之外的原因)两项；语码混杂偏好被细分为偏好混杂名词和语气词以及偏好混杂名词及语气词之外的其他类型两项；语码混杂态度被细分为语言能力和文化理解力提高、英汉文化融合促进、汉语文化受到冲击以及对汉语语言表达困惑四项。
（三）其他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是对留日学生的研究。张纯和张妍分别从宏观上进行了考察，张纯以留日知识分子群体为考察对象，分析了留日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实践活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与工人运动的成功实践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的促进作用。[15]张妍以留日学生与旅日资产阶级志士为考察对象，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对中国产生了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16]邹进文、邱小明从微观上考察了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指出作为传播主线（东线）的日本留学生更多是从理性上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并非诉诸于情感。[17]
例2：Eight years ago they(a black woman and a white man)were married.They have survived their families’shock and disapproval and the stares and unwelcome comments of strangers.
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媒介考察
学界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媒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报刊及著作上，既有对早期中共党组织刊物的研究，也有对国民党报刊、私营大报副刊等其他报刊的再读与审视。王世华从宏观上对五四时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刊物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这些刊物的发行主体进行了分类，一是早期中共党组织与马克思主义者发行的刊物；二是一些进步社团创办的报刊；三是校园刊物及高等院校校刊；四是私营大报副刊及国民党刊物。通过整理分类，王世华作出了较为科学的、系统的结论，他认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刊物，出版形式鱼目混杂，出版地域京沪居多，出版周期延续性不长，发行形式呈多样化，他同时指出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刊物并不都是无产阶级刊物。[20]
（一）早期中共党组织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是对早期中共党组织刊物的宏观把握。刘志靖认为早期中共党组织刊物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准备，在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21]徐信华对早期中共党组织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推进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早期中共党组织报刊把握住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同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通俗化、大众化，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22]
一是对国民党刊物的研究。陶季邑从宏观上对五四时期国民党理论家创办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建设》等刊物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这一时期国民党理论家在上述刊物中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等相关理论及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大量介绍与宣传，甚至为同一时期《新青年》所不及，进而肯定了五四时期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早期国民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所做出的贡献。[25杨宏雨、肖妮从微观上对五四时期《星期评论》的实践意义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其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与劳工运动的关注上，同时还指出了应用“进步”而非“革命”作为衡量和评判五四时期刊物的尺度。[26]
近20年来学界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特征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成果颇丰并达成了基本共识：一是传播者身份复杂，除马克思主义者外，国民党人士、无政府主义者等社会各界知识分子兼而有之；二是大部分传播者没有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三是部分传播者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或其他社会思潮加以区分，将其混为一谈；四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大多是留日知识分子，深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带有很深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印记。[42]除上述共识性特征之外，部分学者通过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二）国民党刊物及私营大报副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二是对早期中共党组织刊物的微观审视。李杨、柳作林以五四时期中共北方早期组织宣传核心刊物《曙光》为考察对象，指出《曙光》作为五四时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看待中国命运，架起了热血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桥梁。[23]闫艳红、段治文对《新青年》进行了相关考察，在论述《新青年》由宣传资本主义思想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的同时，肯定了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24]
“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以来一直被定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思想论战”，近年来部分学者通过考证指出这一结论并不准确。沈成飞对该问题从学理与政治的双重维度进行了考察，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既有政治色彩，亦有学理之辩，但以学理探讨为主，政治论战次之。这种学理争论客观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49]候且岸还指出，“问题与主义”之争只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与社会思想的理性争辩，并未严重波及政治层面。[50]
（三）进步组织及校园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是对进步组织刊物的研究。徐方平对学界关于《今日》杂志的研究分析进行了介绍，提出要辩证地评价《今日》杂志，在承认其存在一定缺点的同时，应肯定其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贡献。[29]岳远尊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对《东方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及影响进行了重新考察，指出《东方杂志》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话语平台。[30]
二是对校园刊物的研究。王文轩、赵云泽在微观上对五四时期毛泽东主编的《新湖南》周刊进行了考察，指出《新湖南》虽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筹办的校刊，但在毛泽东主编《新湖南》后，将《湘江评论》的风格移植到此，使《新湖南》成为了一个反帝反封建、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革命斗争理论的刊物，成为整个湖南地区革命的精神向导。[31]
三、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地域差异考察
以往学界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地域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南北两中心——北京、上海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广度逐步扩大，对东北、西南、江浙等地展开相关研究，理论成果丰硕。
二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研究。张琳通过对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考察，阐述了无政府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土壤，对推动中国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道路有着重要意义。[18]欧阳跃峰亦对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了相关论述，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传播与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为了证明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优越，进而推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发展。[19]
（一）东北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东北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研究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学者们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对东北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行了系统审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是对东北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宏观考察。张大庸在考察了二十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传播史实后，指出东北地区是中国最先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地域。[32]王静、郑淑梅则运用传播学与历史学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东北地区的传播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清末民初东北人民通过俄国布尔什维克了解到马克思主义，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东北地区先进知识分子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事实。[33]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东北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的研究，大都广泛参考黄进华的专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传播（1900-1931）》，这部著作对二十世纪前三十余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传播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有着极强的地域特色与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是对东北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微观审视。武振凯和郭渊分别从微观角度对东北地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进行了考察，其中武振凯以辽宁省为主要研究范本，对辽宁省当时的两个主要城市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沈阳与大连是辽宁地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34]郭渊则以哈尔滨为研究对象，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的传播对当地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35]
（二）南方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是对南方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宏观解读。徐杨与李晓东分别从宏观上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西南与华中地区的传播进行了考察，徐洋对五四运动前后青年知识分子在西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西南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及群众运动的兴起进行了详细论述。[36]李晓东则以董必武与华中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考察范本，对董必武在华中地区取得的革命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华中地区的早期传播进行了多维度剖析，充分展示了董必武的历史功绩。[37]田子渝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结论：长江流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主要载体；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步体现中国化特征。[38]
二是对南方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微观研究。刘永生在微观上对五四时期湖南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行了考察，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湖南的社会生态相结合，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经历了由点到线，再到面，最终被民众所接受的过程。[39]程丙、王东莉运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浙江进步青年中的早期传播进行了考察，论述了浙江进步青年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从注重语言符号的语法信息层次到关注逻辑深意的语义信息层次的转变过程，并强调了实践性语用信息的重要意义。[40]邓寿民对四川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进行了甄别，认为王右木是四川地区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一人。[41]
四、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征考察
绿色小水电的创建是坚持人水和谐，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快转变小水电发展方式、实现提质增效升级的内在要求。2017年是绿色小水电站创建的第一年，本文根据相关文件、规范整理、总结了绿色小水电站创建的评价的具体内容和评价流程，各电站业主、企事业单位可根据本文内容开展绿色小水电站创建工作。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特征说
齐卫平从宏观上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具有阶段性特征。他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点，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阶段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至五四运动后达到高潮，期间经历了早期译介与广泛传播两个阶段，早期译介阶段仅具有资料考证上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广泛传播以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为起点，他同时指出广泛传播是对早期译介传播的全面超越。[43]
柱塞总成是柱塞泵液力端的重要工作部件之一，它是由密封函（俗称填料盒）、柱塞、导向环、弹簧、弹簧座、压套、盘根压盖组成，通过密封压盘压装在泵头上密封泵头工作阀腔，另一端通过方卡子与动力端的拉杆相连接。柱塞总成在组装过程中，首先将导向环放在密封函的底端，起导向的作用，保证柱塞与其相连拉杆的同心度；弹簧、弹簧座、柱塞、铜压套放入后，将盘根加在柱塞与密封函的环形空间内，将铜压套压入不小于5mm，再将盘根压盖拧到松紧合适即可。
王刚认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具有选择性特征。他以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精英为切入点，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微观审视，指出选择性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大特征，且具有普遍性。[12]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三特征说
张德旺、张琳基于系统研究方法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征进行解读。张德旺从历史的大时代背景出发，剖析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三个突出特征：在政治上符合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在思想上具有科学性和开放性；在主体上具有大众性。[44]而张琳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过程中，有诸多不利于马克思主义迅速中国化的倾向，“以俄为师”的心理定式导致的教条主义倾向；由“文化决定论”与“文化对立论”引发的否定一切，简单对立的价值判断倾向；由于“现实的需要”而把“需要的现实”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45]
刘晶芳、孙大为基于比较研究方法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征进行了剖析。刘晶芳对五四运动前后两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较之于五四运动前具有如下特征：传播的途径大大拓宽；传播的阵地数量与规模大增；传播的内容丰富且深化。[46]孙大为以中俄两国为比较研究范本，在对两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特征如下：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意义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相结合；将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速度快、辐射范围广，但理论创新仍显不足。[47]
但幸运的是，中国医疗管理界已有恩泽集团这样的“丰田精益样本”可循。截至2018年，全国150余家医院已在恩泽集团的精益医疗感召下，导入了精益医疗管理，虽然进度不一，却都在为“更LEAN”的医院管理努力着。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五特征说
李军林基于传播学视角，以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征进行了论述：一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的阶级成分与政治地位差异明显，传播目的也不尽一致；二是传播内容暂未形成体系，重点不一，所传播信息成分对错交杂；三是传播媒介单一，广度有限；四是传播对象各有定位，针对性较强；五是从总体上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48]
一是对国民党人士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分析。沈传亮认为，五四时期的国民党是一个较为具有先进性、革命性的政党，首先，五四时期的政治局势、文化氛围有助于推动国民党人士传播马克思主义；其次，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人士自身的身份，及其所处环境也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最后，作为这一时期国民党领袖的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民党人士传播马克思主义。[11]王刚则认为，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因为观察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以马克思主义来补正“三民主义”，以预防中国未来社会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弊病。[12]陶季邑亦对这一问题做了相关研究，他认为国民党人士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从思想体系上讲，孙中山尚未形成完整的社会历史观即民生史观；其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国民党影响颇大；最后，与苏俄对国民党的援助密切相关。[13]
五、三次论争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考察
三次论争是指五四时期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的三次论战，主要包括“问题与主义”论战、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三个部分，近二十年来学界围绕三次论战进行深刻探讨，并提出了新见解。
乌拉特前旗生态环境天然脆弱。辖区范围内的草原生态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天然草原呈现严重恶化现象，目前，该旗已经退化的草原超过了460.28亩，占草原总面积的72.58%。草地生态环境恶化，草地生产能力退化，不仅严重影响产量，而且还会进一步影响草原生态系统的植物群落和土壤理化性质，有毒有害杂草逐渐增加，土壤生产能力逐渐下降，有机质含量不足，水土严重流失。另外，农牧民群众长期超载过量放牧，使很多天然草场、牧草资源严重被掠夺、被践踏，草地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威胁草原畜牧业健康发展。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
二是对私营大报副刊的研究。王宪明、杨琥则以《晨报副刊》为史料依据，揭露了五四时期李大钊以《晨报副刊》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的历史事实，同时阐述了学术研究中不应把史料当做孤立的证据材料，而应结合其历史语境进行考察的科学研究方法。[27]周爱武立足于传播学的视角，对五四时期的期刊专号进行了相关考察，在肯定五四时期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或“马克思主义纪念号”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上的重要贡献的同时，分析了“五一纪念号”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理论，唤醒工人革命意识，推动工人运动开展上的重要价值所在。[28]
（二）“无政府主义”之争
关于对“无政府主义”之争，以往学界大都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反动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学说，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道路上的障碍，但近年来学界对该问题提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观点。田子渝与于丽指出，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需要结合当时中国特殊的时代环境来考察，无政府主义作为二十世纪初期传入我国的社会思潮中的一种，其本质是为了改造中国社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架起了部分知识分子从空想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桥梁。[51]张琳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选择性传播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起到了中介作用，为不同思潮间的对比提供了借鉴，同时极大地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的转变。辩证地看待无政府主义，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过程，更好地挖掘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原因。[18]
其次，可能是缺乏关怀他人的素质。作家余秋雨讲过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到美国办事，租一位老人的房子住。他不慎打破了一个玻璃杯，老人说：“没有关系，你又不是故意的。”但当他简单地把玻璃碎片清扫干净装进垃圾袋时，老人对他说：“你走吧，我的房子不租给你了，因为你的心里没有别人。你这样直接把玻璃碎片装进垃圾袋，清扫垃圾的清洁工可能会被玻璃碎片扎破手。”老人仔细地将所有玻璃碎片清理出来，用胶带反复包扎好，直到一点危险都没有才算处理完，然后装进垃圾袋。
（三）“社会主义”之争
关于“社会主义”之争，近年来学界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改变了以往对梁启超、张东荪完全否定，而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梁启超、张东荪的批判全面肯定的态度。其中胡绳的观点较具有代表性，他指出张东荪、梁启超当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所述论断有符合中国实际的一面，他们的错误根源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虽然认识到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源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仍具有片面性，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近科学。[52]
六、深化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思考
综上所述，学界围绕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开了多方位、立体式的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进一步深化该专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在史料运用上，近20年来学界对该专题研究的一手史料、报刊杂志的使用率明显提升；在地域考察上，打破了传统视域下的地域界限，对东北、西南等非重点地区也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了传播学与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范式，拓展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但目前国内学界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仍存在着诸多问题，进一步深化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首先，在研究思路上，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相关研究中，应在坚持传统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转换研究思路，以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思路深入推进专题研究。同时拓宽研究视角，如从全球视角出发，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同马克思主义在日、俄传播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的多重面向。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应从宏观上尝试转换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范式，除基本的文献研究、历史研究、传播学研究等研究方法之外，还应借鉴历史学下的概念史、阅读史、身体史、心灵史等研究范式，这更有助于我们厘清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在契合政治文化理路，展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真实的内心世界，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背后的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博弈及思想交锋与政治运作之间的复杂关系。
再次，在研究内容上，一是在梳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基础上，更加注重微观史学研究，对“五四传播史”中“小人物”与以往学术界未展开详细考察的相关人物（如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沈玄卢等）进行重点研究，以还原历史真实；二是史料运用应进一步多元化，提升档案史料的利用度，同时增加海外史料如日文、法文、德文等史料的运用，以求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真实；三是在地域考察上，在对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缘地域进行宏观考察的基础上，加强对重点城市（如成都、重庆、西安等）的微观考察，以期揭示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广泛性与复杂性。
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而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轨的现实困境，使得信息与计算科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势在必行．因此，地方院校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如何根据行业和学科发展的特点，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真正能够满足现代社会需要的“基础实、能力强、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张世飞.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初步探索——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标准[J].党史教学与研究,2007,（04）.
[2] 陈 胜,武建奎,李昌国.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以李大钊为例[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03）.
[3] 朱成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兼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J].中共党史研究,2009,（08）.
[4] 全燕黎.再论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J].中共党史研究,2009,（11）.
[5] 阎 颖.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之比较[J].攀登,2001,（04）.
[6] 田子渝.在历史语境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史——以瞿秋白是“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第一人”的说法为例[J].中共党史研究,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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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over the Past 20 Years
Zhang Jiaji，Tang Dixuan，Zhao Jiny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Over the past 20 years,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media,reg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ree debates of Marxism’s promo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order to deepen the study of Marxism’s promo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In terms of research ideas, we should use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to promote thematic research.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relevant research paradigms such as conceptual history, reading history,physical history and psychic history should be adopted.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content, it mainly analyzes and interprets the “ordinary little people” and relevant figures, marginal regions and overseas historical materials that have not been investigated in detail in the academic circle.
Keywords: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Marxis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21（2019）04-073-008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研究”（17BDJ052）、西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平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抗战时期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组织形态研究”（17SWUJDPYB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家冀（1995-），男，辽宁盘锦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
唐棣宣（1978-），男，四川泸州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
赵金英（1995-），女，四川宜宾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研究。
责任编辑：春 柳
标签：五四时期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传播研究论文;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