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京味文学的源流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味论文,源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种文学的地域风格传统，“京味”在200 余年前问世的《红楼梦》中就已初露端倪；作为一种文学的美学模式，由老舍开创的“北京味”小说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而作为一个有着明确文化内涵与艺术特色，同时又具有了相当规模与影响的文学流派，京味文学则已走过了新时期以来十几年的鼎盛时期。
以“京”作为这种文学品类与文学流派称谓的限定语，足以概括出它的地域性特征。北京文学发展的历史已清晰地表明，京味文学是地域文学——北京地域文学中重要的一支，它的许多特征都是由这座有着悠久文明历史，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有着特殊地位的城市所赋予的。故此，京味文学的发展历史几乎是与北京城市的历史同步的。追溯北京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记录下京味文学这样的孕生繁衍轨迹：酝酿期——萌动期——雏型期——成熟期——蛰伏期——复苏发展期。
京味文学的酝酿期很长。从古幽燕大地催生出它最早的雏型状态的文学作品时起，地域色彩大约就已孕育其中了。而北京的地域特色正是京味孕生的天然土壤。从描绘状写幽燕古地苍莽萧瑟自然景观和男儿慷慨任侠之气的小说《燕丹子》，及表燕地“声音”、赋燕地“风土”的乐府相和歌辞《燕歌行》的问世时间看，可将汉魏时期视作北京地域文学发轫的时间上限。从那时起直至辽、金两代，北京地区的山川景物、风土民情、社会变迁、边塞征戍、民族聚散、人物涵性等，便带着鲜明的地域色彩，流入各种形式体裁的文学作品。
在长达千余年的历史时期中，幽燕文学与后世的京味文学之间还难于使人产生什么联想，构成什么关系或寻觅到其间的审美共振，然而，我们却能从这些作品所显示出的地域色彩中捕捉到相隔千年的这种文学之间的呼应和某些血缘关系上的蛛丝马迹。
从历史上看，这一漫长时期内的幽州燕地尚处于早期农业文明阶段。蓟城虽然一直是古燕国的都城，历代州郡治所所在地，以及辽代的陪都、金代的中都，但作为封建社会早期的城市，从总体上说，它的文化类型仍属农业文化范畴，基本上尚未形成城市文化的特征。这样，幽燕蓟城在此一历史时期内的地域文化，就表现出一种原生的乡土文化氛围。它的中心是土地，是疆土，而不是城市。乡土地域文化特色首先影响着作品听题材范围。北国风光、边塞征戍，豪侠义士、风土人情、异族情调等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内北京地区地域文学的主要题材。
与这些题材最为契合的文学形式，就是最便于将描写与抒情结合起来的诗歌。所以，从横向进行文体比较，京味文学在漫长酝酿期内为其积累最丰厚文化底蕴的便是诗歌。这固然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中国文学以诗为正宗的传统有关，但毕竟还是受到其自然与人文地域环境的影响。直接显示着这种影响的是其对各地大诗人壮游幽燕古地、凭吊幽燕古迹产生的强大吸引力。只就汉、魏至宋、辽、金而言，就有曹氏父子、左思、鲍照、陶潜、陈子昂、卢照邻、张说、王之涣、孟浩然、祖泳、李白、杜甫、李益、张籍、王安石、欧阳修、苏辙、韩琦、范成大、元好问等，他们都有吟咏幽燕的诗篇传世。这些诗歌风格古朴沉郁，境界雄浑博大，气势磅礴遒劲，格调古雅幽深。其中，许多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白马篇》、左思的《咏史》、陶渊明的《咏荆轲》、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李白的《北风行》、高适的《燕歌行》、欧阳修的《重赠刘原父》、元好问的《并州少年行》等都是杰出的代表。这些诗作中文化的、审美的、艺术的基因，在历史悠久的北京地域文学机体内，伴随着古幽燕蓟城蜿蜒前行的历史脚步不断累聚，积淀，凝铸成了农业文明古典期京地文学独有的特色。追本溯源，正是它为后世的京味文学奠定了基蕴与底色。
燕蓟地区进入了元代以后，便开创了它作为统一的中国国都的历史。从元至清中叶的六百余年中，曾作为金代中都的蓟城，历经了元代大都到明、清帝都的变迁，成为了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一时期京都地区的文学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地域色彩也增加了新的内涵。而地域色彩的流变开始促发了“京味”的萌动。首先，北京的城市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由单纯的北部边陲重镇变成了全国政治、文化、商贸的中心。为了巩固和强化政权，元、明、清三代在建朝之初都调拨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在京都大兴土木，建筑皇城、寺庙，规划衙署、街坊。北京作为封建帝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的形象越来越鲜明、丰满。其次，随着北京国都地位的确立，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仅以元代中期论，大都及京畿人口即已达八十万——一百万。与此同时，都市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日益繁荣，加上水陆交运的不断开通，北京已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内外城的集市、庙会繁多，市场上全国各地货物云集，许多外国商人也前来经商。元大都商贸业之繁盛甚至超过欧洲最著名的商业城市巴黎、罗马等，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都市。
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造就了广大的市民阶层。城市非农业人口已大大超过了京畿的农业人口数。市民阶层的兴起与壮大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勃兴与繁荣。就总体生活方式而言，市民阶层的文化选择已经超越了自然经济农业文化范畴，进入了城市文化圈。这样，北京地区的地域文学就超越了幽燕时期的乡土文化氛围，而形成了显示出商品经济萌芽的城市文化特点。当然，它距离现代资本主义大城市的文化还十分遥远，主要还是表现为成熟的封建社会城市文化的特征。除了皇城帝都的显赫、经济商贸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与市民文化的勃兴等特征外，在这一时期内，适应着国都功能的需要和国都地位的吸引，全国各地有大批文人涌入北京，有的是为官为宦跻身京都上流；有的游学观光、小住暂栖；有的则留连忘返，长期留驻；有的干脆就永久定居，世代成为地道的北京人。这就使北京人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市民的儒雅之风日增，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古幽燕时代骄悍、古朴、粗豪的特性。
随着北京城在以上诸方面的变革，它的地域特色风景线也变得更加色彩斑斓。主要的已经不再表现为苍莽寥廓的朔方自然景物，也不再表现为肃杀勇武的边塞刀光剑影，而是表现为京都城垣殿堂的巍峨崇杰，达官显贵的富丽豪华，宫廷的政治斗争，宫闱的生活秘闻等政治地域特色，以及高度发达的文人文化与蓬勃繁盛的市民文化相辅相成所形成的首善之区的文化地域特色。
这些地域特色对北京地区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仍是表现在题材上。反映宫廷贵族、豪门显宦等上流社会生活的作品应运而生，并逐渐形成气候；状写山川景物的作品在“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金台”等慷慨悲壮的古风遗韵中，也已融进了“禁城晓色清如水，高下楼台锦绣中”、“华区锦市，聚四海之珍异；歌棚舞榭，造九州之秾芬”等荣华绮丽的都城风情。题材上地域特色内涵的这些繁衍变化，必然会导致作品风格的变化。纵观元至清中叶，各类体裁的北京地域文学的风格都有自单纯简率向赡富丰满、自豪劲苍健向儒雅贞丽发展嬗变的趋向。后世京味文学中某些格调韵味实际上已经在这一时期作品的风格中萌发了。
从横向看，北京地域文学在文体上也随着城市性质与城市生活的变化有所发展。诗歌仍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其间最值得注意的是元曲这种新的诗体的形成及其在京都文坛上的主体地位。由于元曲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它起源于入主中原的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马上弹奏乐曲与北方边地汉民族悲壮慷慨曲调的结合，得益于金元的建都使北京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后北京地区新语言体系的形成所提供的新语言材料，同时又受惠于汉族传统文化南移后北方民间俗谣俚曲的升格及其对文人文化的渗透。由此，地方色彩、民间风格与雅俗相融便成为元曲的主要特色。当时享誉京都、闻名遐迩的著名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和卿、白朴等人的散曲作品，都具有“采燕赵天然丽语”、“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艺术魅力。北京文学的地域特色由此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拓展——平民文化的蕴涵与格调，北京地区方言口语构成的文学语言材料，俗雅相融的审美风格韵味，这些作为后世成熟的京味文学特征，在元曲中已经开始萌芽了。
与元曲的勃兴具有同样意义的是，这一时期内在北京文坛上戏曲和小说创作的勃然兴起，蔚然成风。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城市繁荣和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的产物。北京地区的民间说唱艺术一直比较发达，瓦子勾栏林立，各类曲艺杂陈，适应着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文化娱乐的需要。进入元代以后，在金代院本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北曲为音乐形式的元杂剧。杂剧创作和演出人才高度集中的优势使北京成为了元杂剧的中心。杂剧有故事情节，有人物角色，有曲文演唱，有宾白科范，所以既具有诗词文采，又具有说唱的通俗性，在语言运用上又颇具其发祥地北京的地方色调和民间口语风味。再加之题材上的向市民趣味靠拢，这种艺术形式便获得了雅俗兼容的美学品味。明、清两代杂剧渐趋南曲化，但在京城北曲杂剧仍有很大势力。加上以南戏为基础的传奇的渐趋盛行，汤显祖等传奇剧作大家在北京的影响，京城戏曲愈添雅韵。它与民间的歌谣、杂技、诙谐谈讲、三弦、八角鼓等说唱艺术相映成趣，更加重与强化了北京文学地域特色中的雅俗相融品格。
除了戏剧的勃兴发达给北京地区文学地域特色注入了新的因素外，这一时期最值得重视的现象则要算小说的兴起了。这其中除了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因素外，从根本上说，还是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市民阶层的壮大与市民文化繁荣的必然产物。早在金中都时期，北京这块土地上就诞生过反映宫廷生活与宫闱斗争的小说《焚椒录》。成为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国都后，北京文坛上以宫闱宦族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作品陡增。有影响的如王达的《椒宫旧事》，李贤的《古穰杂录》，宋懋澄《九龠集》、《九龠续集》中的稗类小说，朱国祯的《涌幢小品》，陆深的《玉堂漫笔》，杨士聪的《玉堂荟记》，王崇简的《谈助》，李清的《梼杌闲评》，梁维枢的《玉剑尊闻》，昭梿的《啸亭杂录》，查慎行的《人海记》，天花藏主人的《平山冷燕》、《玉娇梨》，随缘下士的《林兰香》等。这些小说作品有的记述京城历史故实，有的反映宫廷权贵生活，有的描述才子佳人故事，有的叙录士大夫轶闻逸事和翰林院见闻……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大大丰富与充实了北京文学地域特色的内涵——作品题材内蕴上所显示出的皇家气派与博大深厚，作家主体方面所显示出的大家风度和文人情趣，作品格调气韵方面所显示出的雍容大气和俗雅兼容，与诗歌、散文、戏曲等体裁的作品一起，构成了北京文学极为独特而又相当稳定的地域特色。通过以上梳理我们清晰地看到，京味的许多特点已萌发躁动其中，待时问世了。
清代中叶以后，古老的封建王朝开始逐渐衰落，盛世景象一去不返。清代开国元勋努尔哈赤开创的骁勇骑射精神在紫禁城内外的旗人中彻底瓦解了，京城上层社会的生活笼罩在奢华享乐、舒逸慵懒的惰性之中。思想上的保守落后，文化精神上的萎顿、敷衍，使得作为统治阶级的满族旗人的民族性格发生了整体性的大倒退。与骠悍英武、蓬勃进取精神荡然无存相对应的是，吃喝享乐等的“生活艺术”的高度发达。与面临着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外强凌辱的危机相比，满汉全席的宫廷大宴和名角荟萃的盛大堂会倒是显得更加重要。这种政治上的“残灯末庙”败势和文化上的烂熟萎靡景象造成了末代王朝都城独有的人文环境。它把一种古老、封闭、中庸、保守、闲逸、苟且偷安、自欺欺人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心理深深地嵌入了历史长河的冲刷给铸造出的地域特色之中。旗人文化在京城的地位，使市民文化受其影响弥深。这就使京城的文化氛围与日趋严重地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氛围相比，奇迹般地呈现出一种平民化、世俗化与贵族化、雅训化高度融合的状态。
北京的政治、社会变迁和这种畸型的地域文化氛围大大刺激了文学的发展——反映宫廷贵族生活的题材进一步向纵深开掘，特别向由血缘作纽带而维系着的家族与家族关系史范畴展开；引人注目的旗人生活成为作家们热衷摄取的京城独特的风景线；文人士子作为京都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境遇与心态成为作家们自画像的绝好样板素材；对城市面貌与文化精神越来越显出重要性的市民各层面人物以及他们的文化心理、风俗习尚，开始引起作家们的兴趣与重视。在他们的笔下，平民化的北京艺术世界已经融入了皇城帝都北京的艺术世界之中。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已经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京味文学基础核心的“北京文化”、“北京人”、“北京性格”等北京地域文化特定范畴的历史形成过程和作为其载体的艺术形象的典型化过程。这些特定范畴建构起的北京文化体系，主宰与支配着作家在创作中对地域生活的反映，对地域文化的传导与地域性文学语言的使用。由此，京味文学在北京地域文学的母体中便已孕成雏型。
从横向看，清代中晚期已现雏型的京味文学作品其体裁最主要的是小说。当然，诗歌中占重要地位的清代北京竹枝词，戏剧中文学剧本的诞生与演出都在北京引起极大反响的《牡丹亭》与《长生殿》，散文中龚自珍等大家的游记和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笔记小品都有相当的规模，对京味文学的最终瓜熟蒂落都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然而，有清中晚期北京小说的飞速发展，确乎是推动京味文学从雏型状态而发育成熟的最主要的动因。
《红楼梦》的问世是京味文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从众多方面为京味文学的最终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石。首先，《红楼梦》全部人物、故事所赖以存在的具体背景是作为皇城帝都的北京城这一特定环境。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建筑风格、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等等，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某些北京的地域特色。元春册封贤德妃及贾母等入宫探视时内监们穿梭往来于重重宫门内外传递旨令的森严气氛，元妃寝宫中“奎璧辉煌、琉璃照耀”的皇家气派，殿宇巍峨的北静王府生日庆典的盛大场面，簪缨之族荣宁二府大兴土木迎接皇妃娘娘归省的豪华巨富景象，贾赦获罪后皇帝旨令亲王督责锦衣府官兵查抄宁国府的威严阵势，凡此种种，还有那庞大无比而又高度集中，相互勾连而又彼此牵制的宗室内臣政治姻亲关系网，都描绘勾勒出帝京独有的政治人文氛围，显示了与外省上层社会不同的京都统治集团的特点。后世京味小说中时常流露出的官派气度和北京人的崇官心理、对政治的特殊敏感性，由此而寻得了其源流的正宗。
其次，《红楼梦》在展示高居皇亲国戚地位的贾府从繁华鼎盛到衰颓败落全过程时，描写的主要对象却是贾府上下数百人的饮食起居日常生活。写家宴、写赏花、写拉家常、写传闲话、写嫡庶斗心眼、写小儿女吵嘴呕气，写饮酒作诗，写深夜聚赌，写生辰贺寿，写延医疗疾……不避庸凡，不忌琐细，在家族伦常关系和俗常生活的圈子里游走笔墨，巧妙地通过其平庸琐细的表层透视其深邃的文化内涵。这种写法为京味小说开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和把握生活的艺术方式。
《红楼梦》作为京味小说的前驱更主要的贡献在于它开创了文人自觉地运用北京方言口语写北京人、北京事，反映北京生活，酿就北京文化深蕴，营造北京文化氛围的小说创作新局面。康熙、雍正年间，作为一种地域方言的北京话在政治大一统的推动促进下不但臻于成熟稳定，而且成为朝廷大力推广的官话。北京话由此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地位和进一步提高发展的条件，从而成为汉语方言体系中最科学、完美，又最具普遍使用价值的一支。北京话最具光彩神韵之处，潜在于它的口语、熟语和声调系统之中。自幼生活在京都，对北京话有着纯熟自如把握的曹雪芹，以高度的艺术自觉对北京话进行了精心的发掘、淘沥、提炼与加工，特别是在方言口语、成语、谚语、歇后语的巧妙运用中，有意识地向市民语言情趣靠拢，追求着语言的入俗之美和幽默风趣品味。正是《红楼梦》对文学语言地域风格的这种自觉追求，才最终完成了京味小说不同于其他小说的艺术风貌。
《红楼梦》之后的《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小额》、《京华艳史》等作品，在展示民俗风情、贴近市民趣味和进一步使用北京方言口语上都对京味文学的成熟起了促进作用。
经过历史的积淀和繁衍，京味文学终于在20世纪初叶以一种全然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北京文坛上。它的步入成熟期，另一方面凭靠古老北京文化的超稳定性造成其古典期与现代期的某些沟通，故此，北京文化的正、负面因素都有遗传延续；一方面凭靠北京地域文学母体内美学蕴含与艺术经验的营养滋润，其中包括老舍这位文学大师的开拓之功。老舍是当之无愧的京味文学的开山始祖。他的功绩不但在于为中国与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离婚》、《骆驼祥子》等堪称京味文学经典之作的大量小说、剧本和通俗文学作品，并为京味文学美学范型的建构砌就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老舍可以说是集中了前代作家们在北京地域文学建设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京都色彩鲜明的题材特征，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京腔京韵浓郁的文学语言，以及文人情致、市民趣味有机结合的审美品味等，而这一切的总根又是深植于北京这块热土之中的。离开了这块文学沃土，京味文学是不可能获得数百年的涵养滋润而发育成长为老舍这株枝繁叶茂的大树的。老舍在追述自己的创作时曾说过：“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的‘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老舍：《我怎样写〈离婚〉》）。作为作家的老舍心中不仅像常人一样始终怀着深深的乡情，而且还深印着一个永恒的“北京情结”。这“北京情结”正是“京味”的生命之源。老舍的“北京情结”不但诱导着他去“放胆地写”他所熟悉的北京，而且不断地在题材的拓展中实现了京味文学作为市民文学的定位。老舍笔下的北京已从流金溢彩的皇家宫苑变成了狭窄杂乱的小胡同；从回廊广厦的仕宦府第变成了破旧拥挤的大杂院。从他笔下流淌出来的是一部北京平民社会的风俗史，一卷清明上河图式的京城市井生活百相图。老舍极大地拓展了曹雪芹、文康们笔下的那个贵族化的京城艺术世界，开掘出一个较之广阔得多的平民北京的艺术世界，这不但使他的作品获得了市民文学的定位，并进而把京味文学推向了更贴近北京的社会现实生活文化内涵更为丰厚，融雅俗文化于一体的成熟的美学品味。
老舍的“北京情结”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纵览北京地域文学的历史，是老舍第一个从文化的视角对北京社会作全面的审视，明确地提出“北京文化”、“北京人”这些概念，并对其做出了绝妙的艺术概括与把握。这就使京味小说成为地道的文化小说。自小就扎根于北京文化土壤中的老舍，与独特的北京文化，包括和他有着血缘关系的旗人文化，对他思想性格有决定性影响的市民文化、民俗文化、文人文化以及“五四”新文化之间，都有着一种特殊的关联，表现出特别的敏感与关注。在文学创作中就表现为对文化视角的自觉追求与把握。老舍透过文化视角对“北京文化”、“北京人”的艺术把握与深刻剖析使京味小说获得了超越一般市井民俗小说的强大文化魅力，从而使“京味”具有了一种深沉凝重的历史感。
老舍对京味文学的贡献更表现在他对京味文学语言和艺术风格的最终建构完成上。一般地说，京味文学最鲜明的标志和最显著的外在特征在于其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正是老舍创造性地继承了曹雪芹、文康等前代作家的文学语言传统，并在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的语体风格上完成了最后的统一，建构起以现代北京方言为基础、高度审美化的京味文学语言体系。老舍充分调动了北京话口语对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域化的艺术对象的强大表现力，使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摆脱了两张皮的状态而完全融为一体，同时大大加强了通俗平易的市民风味，传达出京味文学特有的亲热、鲜活、明快、爽利、圆熟、风趣与幽默的风韵。
老舍为京味文学艺术风格奠定的基调是一种“入俗美”。它既来自于作品中北京平民化生活的世俗风味，又来自于作者对融和了地域风情与世俗风味的艺术对象的亲昵认同和幽默态度，也来自于其传统的叙述方式和通俗谐谑的文学语言。然而，俗美又只是老舍作品风格的表层特征，其深层特征则是寓于俗美之中的大雅。它并不直接显现于作品外在的体貌声色之中，也不直接作用于读者的眼、耳等感官，而须靠心灵的感悟和体味。俗中之雅表现为深蕴于物象的一种情趣，一种识度，一种格调，一种生气，总起来说，就是一种物我精神的交流冥合经过审美升华，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入俗之美而进入到化俗为雅的复合美境界。以俚俗为基调，以儒雅为韵味，老舍为京味小说开创了一种俗雅交融的艺术风格美学范型。老舍对京味文学的贡献，恰恰是这一文学品类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
建国后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使得文学创作的视角和视野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地域文学也因而失去了立足之地。特别是“文革”时期对文艺实行扼杀政策，京味文学从此便进入了蛰伏期。虽然也偶或迸发出几个闪光点，如老舍的剧作《茶馆》和因“文革”而停笔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但总的说来，京都火药味十足的阶级斗争氛围荡尽了这座文化古城浓郁的地域文化风韵，浓香飘溢的京味文学销声匿迹了。
新时期的春风吹醒了萧瑟寂寥、百花凋零的文学艺术园地。在伤痕文学、问题小说、反思文学盛行于全国的70年代末期，京味文学作为地域文学的第一枝报春花，在北京文坛上灿然开放了。从此，京味文学便进入了它的复苏发展期。
由于京味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更由于它在老舍等大家手中已被锤炼为成熟的艺术，所以从复苏期开始，它便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表现出思想文化上的深刻、敏锐与艺术经验上的丰富、成熟。同时，又由于它在同一时期内呈现为一种诸家共竟、百花齐放之势，以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为发轫之作，汪曾祺、苏叔阳、陈建功、赵大年、李陀、刘心武等人的京味作品也纷纷问世，京味文学的复苏由此成为一种作家群体行动的必然结果。由此而产生的轰动效应也便使其在峰巅之间迅速形成为一种流派现象。
这一时期的京味文学表现出了鲜明强烈的全方位观照——有的颂扬古老北京文化中的平民精神和传统美德，怀着深情的依恋对古老北京文化中优秀传统的现代流失吟唱挽歌，如汪曾祺的《安乐居》、邓友梅的《寻找画儿韩》、韩少功的《红点颏》等。有的以当代文化眼光审视历史的北京与旧时北京人的文化心理，着力于发掘传统北京文化的负面因素，着眼于民族文化精神重建中的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邓友梅的《那五》和苏叔阳的《傻二舅》是其代表作品。有的着力发掘当代城市新生活中隐匿的无形旧文化潜流以及当代北京人心理中浮动着的旧文化阴影，昭示着古老北京文化强大的延续力与渗透力，警示着建构新的北京文化精神的艰辛。这类作品很多，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作要算陈建功的《鬈毛》。还有一类作品的文化观照指向传统北京文化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生发出的新文化的生长点。刘心武的《钟鼓楼》、苏叔阳的《生死之间》、陈建功的《前科》等作品中，作家们都慧眼独具地洞察到那古老的北京文化因子在时代精神的统摄下，终于使传统文化人格中的合理因素获得了新的活力。概而言之，这些文化观照的聚焦点都定位在古老北京文化的现代价值——包括正、负两面价值的发掘与探索之上。这既表现出当代京味小说与老舍京味小说一脉相承的关系，又显示出其中鲜明的发展轨迹。
自新时期伊始至90年代，京味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的体裁也愈益扩展，在京味小说热的基础上，散发着京味醇香的纪实文学、散文、随笔也相继面世。京味还突破了语言艺术的范围向舞台艺术、综合艺术领域扩展——京味话剧、京味电影、京味电视剧、电视片、京味歌曲，各种艺术形式不一而足。它们与一些传统的北京民俗文化活动，诸如节日文化、庙会文化、茶馆文化等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京味文化体系，如此，在其中起着龙头作用的京味文学，也便在其发展的全部历程中，进入了全面繁荣的最佳境界，并最终全面建构起了京味文学的审美艺术范型。它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艺术对象的地域化；作家主体视角的文化化；艺术形式的以传统叙述模式为基础的开放性结构；文学语言的方言口语化；艺术风格的化俗为雅。
京味文学审美艺术范型的建构完成，标志着这一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学奇葩经过了长期的繁衍发展历程已登上了它的艺术顶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北京城的发展，京味文学也还会不断地发展变化。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将永远是北京这块文学沃土上最美的花，永远是北京人心中最美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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