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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主义溢出理论对欧洲一体化的阐释
新功能主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欧洲一体化的主导性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厄恩斯特·哈斯、利昂·林德伯格、约瑟夫·奈等。“溢出”(spillovor)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其主要观点是，溢出产生的压力使一体化从技术部门逐渐扩展到政治性部门，逐步发展和深化，并最终建立制度化的区域性超国家机构。哈斯最早引入了溢出概念，认为溢出主要是指一个地区组织的任务将随着该组织从已经和正在执行的各种任务中获得的经验而不断扩展的过程，即任务本身能动地扩展（注：Ernst B.Haas.Beyond the Nation-State.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11）。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欧一体化的推进，新功能主义者总结一体化的经验，就溢出概念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注：史米特提出除溢出之外，还有四种情况：环溢、强化、紧缩、溢回；林德伯格和沙因戈德提出一体化发展的四种可能：返溢、发展联动、平衡、输出失败；约瑟夫·奈以“过程机制”和“一体化潜力”为基础，解释“溢出”概念等。）。
新功能主义的“溢出”主要有三种类型：功能性溢出(functional spill-over)、政治性溢出(political spill-over)和地理性溢出(geographic spill-over)。功能性溢出是指，在一致同意的一个领域的行为会造成这样的形势，即只有在另一个相关领域进一步采取行动才能实现最初目标。也就是说，如果成员国将其一个经济部门实行一体化，会导致其他部门的一体化。政治性溢出是指，经济一体化实现后，一体化的重要性日渐形成压力，要求在超国家层次上实行政治控制并承担责任，最终导致超国家机构的诞生。地理性溢出是指，当被排除在共同体外的国家感到共同体对它们的直接影响时，它们将越来越倾向于加入这个共同体。
新功能主义不仅解释了欧洲一体化，而且深刻影响着欧洲一体化。就功能性溢出而言，自1957年以来，欧洲一体化走过了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的溢出发展阶段。2004年10月，欧盟宪法条约得以通过，这是欧盟步入政治性溢出的战略举措。2004年5月1日，欧盟吸收10个国家入盟，实现了第五次地理性溢出。正因为溢出理论与欧洲一体化实践的紧密结合，著名的一体化理论家查尔斯·彭特兰将新功能主义描述为“一体化的欧洲共同体方法”（注：Charles Pentland.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Faber,1973:132）。
新功能主义的溢出理论，也遇到不少挑战。1965年，戴高乐政府从维护法国民族国家利益出发，坚决反对欧共体超国家倾向的发展，爆发了欧洲一体化历史上唯一一次“空椅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共同体停滞不前。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该理论的说服力。对溢出理论最普遍的批评不仅仅是其太具直线性、前向性，还在于它难以“溢”过一体化最重要一关——效忠转移，即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效忠转移到对超国家机构的效忠。但所有这些都无法否认溢出理论仍是研究欧洲一体化的一个有价值的分析工具，毕竟其包含着欧洲国家更进一步、更深刻的一体化希望。
欧盟溢出效应的作用基础
1.良好的一体化示范效应
欧洲一体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扩大和深化发展，它根本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景观，使西欧成为了民主、繁荣与稳定的区域，欧盟日益显示出巨大的吸引力和良好的示范效应。“已经实现一体化的功能性领域或部门所取得的成绩会对其他领域产生示范的效应，使它们也想通过这样的道路来实现利益上更大程度的满足。”（注：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17）正是这种示范效应，导致欧洲一体化实现了五次地理性溢出。第五次也是迄今最大规模的扩大更是出自欧盟的“魅力”。剧变后，中东欧国家纷纷申请入盟，“与成功者同在”成了它们的主要入盟动机。扩大后的欧盟能否很好地发挥正向的溢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欧盟的示范作用。毕竟“溢出的运动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任何一步一体化的支持都是目标和期望聚合的结果。这些通常是互相竞争的目标会引发互相竞争的活动和需求，而这构成了导致进一步一体化的进一步聚合的基础。”（注：Leon N.Lindberg.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10）
2.共同的欧洲文化认同
“欧洲”除了作为一种地理存在之外，在绝大多数时候是“认同”概念的缩略语。虽然这种认同的界定千差万别，但其核心始终包括共同的历史、价值观和文化，以及共同的生活空间。欧洲各国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培育了共同的欧洲文化认同。而共同的文化认同作为强大的内在动力，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可以说“欧洲文化认同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第二特征，没有欧洲文化认同，没有具有欧洲意识的欧洲公民，欧洲政治的共同发展和政治联盟将几乎不能付诸实现。”（注：王志强，戴启秀.欧盟东扩的文化基础及其战略意义.德国研究，2003(2)）
五次扩大都有一条看不见的潜在的文化底线在发挥作用，其地理性溢出的范围始终是共同文化圈内的溢出。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说：“扩大无论如何是植根于我们共同的历史”。（注：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5/8070/764171.html）欧洲一体化深化的进程更不能缺失文化认同基础，否则就很难实现正向的体系内溢出。透过复杂的现实和各国间的差异，欧洲已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欧洲意识、文化欧洲已显现。它们除了具有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传统的历史底蕴外，还具有重要的民主政治、科学思想、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等等。这为欧盟扩大与深化溢出效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国家利益的相互依赖性
国家利益是现代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最高原则和基本出发点。“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330）。全球化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使得人们对国家利益的理解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而把国家利益放到全球化背景和更广阔的空间来认识。毫无疑问，依托欧洲联合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欧洲各国积极推进一体化的最根本的原动力。扩大后欧盟溢出效应的发挥更离不开这不竭的强大动力。因为溢出发生的一个假设前提就是横向联系的密切性、不可阻隔性（注：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17），由此导致利益相关性。
4.政府的有效控制
20世纪除60年代后期和70代初期，欧洲一体化遭遇一些挫折，发展停滞不前外，一体化一直被控制在收益正向的方面，还没有出现过“返溢”(spill-back)的情况。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溢出效应的有效控制。因为溢出并不是一体化进程的全部，它只是为进一步的一体化提供了条件与压力。在这种条件与压力下，进一步的一体化成为各成员国政府（或希望加入一体化的政府）的政策选择。这样，政府就成了溢出效应能否正向发挥的关键。在这里我们不妨借鉴政府间主义的一些观点，以进一步理清政府在一体化溢出中的作用。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继承了大量现实主义传统的政府间主义作为新功能主义的主要竞争对手出现在欧洲一体化理论中。主要代表人物是斯坦利·霍夫曼、罗伯特·基欧汉。该理论认为国家利益决定一体化进程的范围和深度，各国政府保持着对一体化进程及相关机构的控制。在政府间主义看来，一体化绝不是经由学习和溢出效应而开始的自然生长过程，而是政府的理性行为和政治决策的结果。联系一体化的长期实践，可以看出政府间主义有其合理的因子。在这里汲取其合理养料，联系一体化的实际，可作如下结论：一体化的溢出既不是新功能主义所认为的是一种自主性力量，也不是政府间主义所认为的是纯粹政府间行为。一体化的溢出效应很好地糅合了两种理论，体现了溢出自身逻辑和政府有效控制的双重功效。
欧盟溢出效应的现实影响
溢出效应的总体前向、渐进与正向发挥，使欧盟成为安全、繁荣、强大的区域共同体，给欧洲乃至国际政治带来了一些新景象。
首先，保障了欧洲地区和平与安全。国家安全是最基本的国家利益。同样，安全因素是一体化中必须考虑的第一要素。法德和解、欧洲和平是欧洲一体化的最重要的原动力。战后半个多世纪一体化达到了最基本的安全目标，消弭了在欧洲爆发战争的隐患，给予欧洲安全以最好的保障。
其次，实现了区域经济利益的优化与整合。在一体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利益，“来自经济利益集团的压力一般会比安全考虑以及政治家和公共舆论的意识形态观念对政策造成更多的限制。”（注：Andrew Moravcsik.The Choice for Europe.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6～7）经济利益不仅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础，也是根本的驱动力。（注：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127～128）虽然欧盟规定成员国可以自行退出联盟，但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脱离欧盟将损害成员国在欧洲的地位，从而造成难以想象的经济损失。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统一货币，增强了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经济实力，成功实现了区域内经济利益的优化与整合。
再次，提升了欧盟的国际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企图建立单极世界，利用其对北约的控制，仍然主导欧洲事务。欧盟是经济的巨人，但由于在外交与安全等领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志，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成为欧洲人形容的“跛足的巨人”。欧盟制宪、东扩都是寻求政治联合与壮大的战略举措。欧盟在世界格局中“一极”的地位日益凸显，提高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势所必然。
最后，是欧盟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有益探索。在世界形势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欧盟的改革不是缝缝补补，而是在深刻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构建一套新的制度体系。欧盟在国与国之间为实现和平共处、共赢共荣的制度创新对国际关系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欧洲之父”让·莫内对建立欧洲共同体的意义作出这样的描述，“欧洲的统一是战后西方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这不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新的大国，而是因为它的制度方面创建的一个新的方法，正在永久地改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本性没有改变，但当国家和人类接受了同一个准则和机构而保证采用它们时，人类相互之间的行为就会改变。这就是文明的进化。”（注：Jean Monnet.A Ferment of Change.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1962(1)；李巍，王学玉主编.欧洲一体化的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4）正是这种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安排，使一体化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国家间合作或联盟的崭新关系状态。中国欧盟学会会长伍贻康认为，欧盟“最突出的成就是探索跨国家联合的制度创新，创造一种区域经济一政治共同治理的崭新社会发展模式。”（注：解读欧洲模式.http://www.jfdaily.com.cn/gb/node2/node171/node173/node11662/userobjectlai488070.html）
欧盟溢出效应的主要限制性因素
欧盟是作为世界上程度最高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一次次连动溢出，维护和加强了地区和平与发展。欧盟继续面临双重任务：一是横向规模的继续地理性溢出，二是纵向内涵的不断深化的政治性溢出。前一个任务因加入国的积极主动，显得相对容易，而政治性溢出的进程却比较艰难。伴随着一体化向政治领域的深入，民族国家对主权原则和国家利益的守卫与呵护成为阻碍欧盟“超国家性”溢出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因素。
哈斯提出著名的学习、溢出、效忠转移三阶段说，其进程的终点就是一个取代各民族国家的超国家机构的出现。在这三阶段中，最难以逾越的就是效忠转移这一关。但在一体化向政治领域的溢出进程中，效忠转移又是必需的。因为“政治一体化是指这样一种进程，政治行为体在一些显而易见的国家部门被说服把它们的效忠、期待和政治活动转移到一个新的中心，这个中心拥有或要求拥有高于既存国家的司法管辖权。”（注：Ernst B.Haas.The Uniting of Europe.Political,social,and Economic Forces,1950～1957:16）而当前“象征、忠诚和认同仍然根植于传统的民族国家制度，作为政治代议和责任的民族象征和民族团结的精神仍然如故。”（注：卢凌宁.论主权的不可分割性.欧洲研究，2003(3)）国家之所以拥有绝大多数人的忠诚，根源在于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政府仍然是现实政治生活的中心，是人们政治想象的基本依托所在，对国家及其主权中心地位的认可仍是当今国际政治的根本特征和基石。在这种背景下，主权让渡就成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选择。
欧盟是当代主权让渡的典范，欧盟发展的每一次飞跃都是成员国向其转让部分主权和国家职能的结果。但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民族国家主权原则与超国家机构的权力之间的矛盾。面对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的真正启动和政治性溢出的超国家目标，这一矛盾显得尤为突出。正如林德伯格在反思溢出理论的窘困中所指出的，当一体化触及政府权能并因此使国家间的政治问题被提出来时，一体化就成了国家间关系紧张的源泉。（注：Leon N.Lindberg.Integration as a Source of Stress o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yst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2),1966）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始终有不少国家坚决反对超国家机构的发展，强调欧洲联合应走主权国家合作的道路，决定性权力必须掌握在各成员国政府手中，支持政府间主义的合作原则。
作为研究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理论，政府间主义反对新功能主义所主张的溢出与超国家性的扩展，强调欧洲一体化的本质和步伐主要由民族国家的决策和行动决定，它们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严密地看护着自己的国家主权。“欧盟决策是在两个舞台上先后进行的：成员国政府首先确定自身的利益所在，然后通过谈判，努力将这些利益变为现实。”（注：Andrew Moravcsik.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 approach.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31:481）霍夫曼指出，低级政治如经济和福利政策等，比较容易达成协作，而高级政治是事关政府自主权或国家认同的领域，国家利益被高度涉及，如外交、安全和防务等。在这些领域里，“国家宁愿选择自我依赖的确定性或自己控制的不确定性，而不选择未被验证过的大家都搅和在一起的不确定性。”（注：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0）从实践角度看，政府间主义对欧洲一体化有着很强的现实解释力和指导意义。
归根到底，制约欧盟成员国行为的仍是民族国家的利益。通过“平行四边形合力法则”计算出的不同的国家利益之和决定了“欧洲统一”的限度。正如陈乐民先生所言，欧盟要实现某种超国家的权力（而非主权），有现实的可能，但这种超国家安排不仅在原则上，而且也在实践上绝不能损害国家个体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利益。（注：陈乐民.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和国际政治.中国社会科学，1989(3):139）总之，欧盟要实现政治性溢出的最终超国家目标仍有漫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无可否认的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必然会不断深化。“这里的逻辑是在欧洲联合中寄托着成员国的最高利益，它当前面临的挑战很可能孕育着一个新的飞跃。”（注：戴炳然.今日“欧洲日”欧盟新气象.解放日报，2004-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