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天的太阳——朝鲜留学生印象记（论文文献综述）
曲晓燕[1]（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指出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LEE W00NG[2]（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指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黄菲蒂[3]（2020）在《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文中认为报告文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以来,始终以现实和历史的在场者身份参与着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显示着独特而重要的文体价值。报告文学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重要文学参照,不但取得了丰厚的创作实绩,而且在一些重要历史时期成为时代文学主潮之一。但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却相对缓慢和单薄,未能给如此丰厚的创作提供足够的理论阐释与话语支撑,这不仅使这一特殊文学样式难以获得应有的文学史认同,还使文体在合法性上遭遇危机。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话语建构在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之上,报告文学因其纪实性特征与小说等虚构文学在文化立场、价值取向、话语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就相对处在这一理论评价体系的边缘。因而,建构起从报告文学自身特性出发的、符号自身创作规律的理论话语就显得尤为重要。报告文学的纪实性、社会性、公共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其与虚构文学把握现实的方式不尽相同。报告文学对现实的把握主要表现为对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的真实书写上,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主题。这充分说明报告文学的主题话语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把握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则是抵达文体本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报告文学与时代紧密互动,其主题话语必然随时代语境变迁而嬗变。因而,本文试图从时代语境与百年来报告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考察以主题话语嬗变为问题意识的报告文学核心价值,同时为认识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提供一个报告文学的参照系,并尝试为报告文学自身理论话语的建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基于以上观点,除绪论和结语,本文主体部分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论述近现代语境与发生期报告文学的启蒙主题书写。论文将从文体孕育的前提条件、阶级属性、时代语境、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等方面来考察报告文学的发生。重点论述发生期报告文学以实录和写实文学观为宗旨的创作特征,并以梁启超等代表性作家作品为中心着重考察启蒙主题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有力表达。第二章阐释1930-1940年代报告文学对民族救亡主题的深入书写。第一节重点考察“左联”对报告文学的倡导和推动,着力分析1930年代救亡主题在报告文学中写作中的多维表现;并以《包身工》等经典文本为重点阐释对象探讨这一主题在报告文学书写中达到的高度。第二节论述1940年代报告文学的救亡书写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结合抗战背景、文艺政策分别考察解放区与国统区、沦陷区救亡书写的不同情形。另外还要专门论述这一时期大规模群众性写作活动及“一日”体报告文学现象。第三章重点论述建国后十七年及文革时期报告文学以新中国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心的主题书写。新中国成立,报告文学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和时代英雄人物,形成了以祖国建设和时代人物为中心的第一个主题话语。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数以千计的报告文学作品中被记录和传唱,形成一个重要写作主题,《谁是最可爱的人》正是这一主题书写的经典文本,值得深入解读。此外,报告文学随时代政治风浪起伏,一方面在“双百”方针短暂的宽松氛围下出现了一些“干预生活”的写作,一方面在紧张压抑的氛围中走向文体异化,对这两种主题书写的变奏我们也将单独进行阐释。第四章论述新时期以新启蒙和史志录为主题话语的报告文学创作。第一节重在阐释新时期启蒙语境与报告文学自觉之间的重要关系。文革结束后,一场重新发现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到来。作家重新对现实发声,“文学主体性”观念确立。《哥德巴赫猜想》与伤痕小说、朦胧诗一道成为新时期到来的先声,也是报告文学复兴的标志。报告文学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开始回归。接下来重点阐释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对新时期启蒙主题的宏观呈现。在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将启蒙主题推向高潮,一时间成为文学主潮。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在对问题的写作中体现出对民众启蒙的强烈愿望,以启蒙为目的的问题意识正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问题意识的核心。赵瑜是这一写作的代表作家,不论从创作时间跨度、作品成就、思想深度还是文体探索上,他的写作都已具备某种经典的意义。第三节论述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历史主题书写。1990年代启蒙落潮,“人文精神的危机”出现,报告文学一方面陷入沉寂,一方面仍有少数作家坚守现实书写的品格。更重要的是,以历史书写为主题的史志性报告文学出现,一批有历史意识,又有当代价值的文本产生。第五章论述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国是和民生主题书写。2014年,新的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以此为节点本章分为前后两个部进行论述。第一节重在阐释新世纪初报告文学的国是主题写作。一方面,以讲好中国故事、书写中国梦的主题被集中表达;一方面,报告文学对社会问题给出谏言,“为人生”的文体自觉在创作中显现。我们还将探讨国是主题书写上的“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并重点分析何建明国是主题书写的代表性意义。第二节阐释2014年以来报告文学的民生主题书写。习近平一系列有关文艺的论述最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报告文学作家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事关民生的主题书写集中涌现,形成民生文学的报告文学写作现象。
李华诗[4]（2020）在《丁来东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研究 ——以传统价值与现代性焦虑间的双重性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丁来东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评论文章与翻译作品。丁来东从1928年开始在韩国国内发表了共84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评论文章和翻译作品,并在北京留学期间（1924—1932）还留下了不少记录其留学体验和译介活动的随笔和日记。本文在详实考察这些基础文献的基础上,以现代性理论作为方法论,力主阐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丁来东译介活动中的体现。本文探讨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考察丁来东在北京留学期间所创作的随笔与日记,阐释其对中国文学译介的动机以及他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摇摆。丁来东认识到韩国文学的现代化并不单单只是学习西方文学就可以实现的,韩国文学的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在于韩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历史,因此只有深刻把握与韩国文学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学,才能真正探明韩国文学内在的发展历史。与此同时,处于现代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也体现在了丁来东身上。从小接受汉文学成长的丁来东来到一座充满传统氛围的古都北京,却也遭遇了“现代”这个新的时空的不断渗入。因此,他表现出了强烈的焦虑感,并通过对传统的怀念来不断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第二,通过分析丁来东的评论文章,阐释其学术观念和在介绍中国现代文学时表现出的文本特征。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丁来东深感启蒙国人的责任,因此他的评论文章一般都会谈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源,以此阐明民族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他也深受现代科学类别思想的影响,因此倾向于按照小说、戏剧、诗等分类来进行对中国文学的介绍。同时,其文本特征方面来说,丁来东的评论文章大都是对中国评论文章的整合及翻译加工。但在另一方面,丁来东八年的北京留学体验使他的评论文章具有独特的生动感,并且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第三,通过考察丁来东的翻译作品,可以看出在贴近民众生活的戏剧与小说体裁方面,他更多地选择了描写打破旧习的具有启蒙性质的作品;而在更具个人情感的诗歌方面,他选择翻译充满传统意象的诗歌。这表现出了丁来东在“现代”这个时空中,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和东方文人的身份认同上的双重性。本文的主要意义在于阐明了丁来东处在急剧变化的现代转型期,面对“现代”这个陌生的时空所表现出的在身份认同上的流动性,即他一方面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介绍中国现代文学,而另一方面又透露出对传统的向往。同时,本文揭示了丁来东选择从事中国文学译介的根本原因在于中韩文学的同根性,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同质性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本文对丁来东评论文章中所参考的中国文章的实证性考察方面也有较大的贡献。
吴文静[5]（2020）在《常任侠及其戏剧研究》文中认为常任侠1904年1月31日出生于安徽省颖上县东学村,幼年私塾学习,后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再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毕业之后留校执教,抗日宣传,赴日留学,研究学术。从小常任侠就喜读诗书,家乡许多有名望的先生都是他的老师。在大学就读期间,更是师从吴梅、胡小石等人。常任侠一生喜爱交友,各个领域的好友甚多,如王季思、黄芝冈、田汉等人与他都是挚友,良师益友伴随了常任侠的一生。他还与众多的演员、导演有着密切交往,如梁小鸾、董莲枝、白杨、阳翰笙等人,这为常任侠今后从事话剧表演、导演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常任侠毕生勤于写日记,记录自己每日的生活。目前出版的有《战云纪事》《春城纪事》《东瀛印象记》,收录了1937年—1952年间的日记,这些日记将常任侠的演剧活动经历和观剧买书经历都记录在册,从中可知他出演过《父归》《未完成的杰作》《茶花女》《娜拉》一系列话剧,组织学生、剧团演出了《械门》《夜上海》《雾重庆》《前夜》。常任侠创作的剧本有《田横岛》（杂剧）,《祝梁怨》（杂剧,附南北曲散套）,《妈勒带子访太阳》（六折杂剧）,《后方医院》（独幕剧）,《亚细亚之黎明》（四幕创作歌剧）,《海滨吹笛人》（三幕诗剧）,《木兰从军》（三幕歌剧）,《龙宫牧笛》（四幕音乐话剧）共八部。据常任侠的日记中记录,他曾经还创作过《鼓盆歌》（杂剧）,《劫馀灰》（杂剧）,目前已佚。常任侠的三部杂剧《田横岛》、《祝梁怨》、《妈勒带子访太阳》在戏曲史上也有着一定的地位,创作动机分别来自对时局的忧愤、对爱情的向往、对进取精神的歌颂,本事来源于史书和民间故事。由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所以曲词宾白特征逐渐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不似明清时期的辞藻华丽,但也有典雅整洁的特点。这三部杂剧均为短剧,通过简短的话语将一个完整的故事呈现了出来。音乐体制运用了南北合套、联章体、集曲和缠达体。在常任侠的作品中,关目已经退居到次要位置,脚色数量也明显减少,多以抒发自己的感情为主。常任侠的日记中曾写到,小时候每当村庄有戏曲演出,他总是聚精会神的观看,深深地被吸引其中。正是因为从小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常任侠在戏剧学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总的来说,常任侠一生交游广泛,戏剧活动经历丰富,着作宏富,相关戏剧理论自成一体。他的经历和作品可以作为民国时期戏剧的一些缩影。
金基永[6]（2019）在《尹基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文学史的角度看,20世纪20年代是朝鲜文学开始和世界文学接轨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朝鲜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各种交流和接触中,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交流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全球性革命文学的高涨中,朝鲜的无产阶级文学也在“拉普”为核心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20世纪20、30年代朝鲜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和思潮。有些学者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出现的“卡普”是韩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其主要的原因就是该时期韩国现代文学真正和世界最进步的文学进行了直接的对话。大家知道,1925年,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团体“卡普”的成立,是朝鲜文学史上一件大事。它的成立标志着朝鲜无产阶级文学时代的开始。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道,传到朝鲜后,在殖民地朝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与反日反帝斗争相结合,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巨大的文学洪流,成为当时朝鲜社会最壮观的文学潮流。它从传到朝鲜之日起,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进步的先进青年也在紧紧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旗帜下,利用文学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虽然在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因为当时表现出的激进的、过度的阶级和斗争意识,导致了一些不应有的社会问题,从而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其作品也过于强烈的目的意识性以及缺乏艺术性而受到各种非议,但从文学史和朝鲜文学革命运动的角度看,它的革新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它所提出的文学阶级化、大众化、民主化概念在当时的朝鲜无疑是最进步的观念意识;文学创作上的大众性原则也具有时代意义;文学创作上健全的指导原理、文学批评中的科学化、文学活动和文学运动的组织化等等方面,对朝鲜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韩国近代文学中,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作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学,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它给彷徨中的朝鲜青年指明了一条走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热切相应无产阶级文学的号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斗争之中,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在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下自觉地开展了小说、诗歌、评论等一系列文学活动,使无产阶级文学达到了未曾有过的新的高度。尹基鼎是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从20年代初期开始,积极参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是一位自觉担负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历史重任的作家,又是力图改变丑恶社会现实的革命家。他常被人们称为“卡普”作家、实践派作家、日帝强占期审查文学的受害作家、投身于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社会运动作家等等的原因就在于此。他是20世纪20年代,这一特殊的朝鲜社会和历史造就的典型人物,是最能代表这一时期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特征的典型人物之一。所以他和他文学的研究在整个朝鲜文学研究和无产阶级文学有着重大的意义。尹基鼎一生肩负作为作家的社会使命,其鲜明的无产阶级先进思想和文学观念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意识。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出现左右派的思想对立时,尹基鼎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观点大胆地提出意见,展现出“卡普”文学作家的风采。其作品作为20世纪20、30年代朝鲜社会生活的产物,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堪称当时朝鲜文学中的独树一帜。尹基鼎进行创作作品活动时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实行严酷的殖民统治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下,整个朝鲜民族失去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尹基鼎面对惨淡的社会现实,利用文学反映现实社会中最深刻的社会矛盾,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着重描写贫困,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朝鲜社会最基本的社会问题,进而从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尹基鼎的文学活动大体可分为小说创作和批评文学两部分。尹基鼎的小说反映阶级文学运动理念要求,利用现实主义创作技巧,批判性地描绘劳动者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生活,以贫困题材小说为主,进一步将阶级意识投射到作品中。尹基鼎在文艺评论中表明无产阶级坚定立场,为促进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朝鲜近代文化批评走向成熟打下坚实的基础。从尹基鼎的评论和部分作品可以看出,他的作品社会性强于艺术性,注重把作家的主观认识—即阶级意识传递给读者。从历史角度看,这种现象可以视之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文化现象。当然,作品中也存在着阶级主义色彩过重、机械性和公式化的倾向问题。但是笔者认为,尹基鼎文学是在特定的时代和特殊的社会变革需求之下诞生的,所以虽然有浓厚的阶级意识为主的各种观念形态,但它的革命性、战斗性、人民性而言,可以说当时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比拟。他是一个时代的宠儿,是勇敢的唐吉坷德,他利用文学向旧世界宣战,向殖民社会发出了怒吼。在历史人物以及他的文学研究中,“实事求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美学的”方式最为重要。尹基鼎主要活动和进行文学创作时期是“卡普”文学运动和“卡普”解散后的一段所谓的“转向期”。在“卡普”文学运动时期,他倾倒在阶级主义文学理念,以阶级斗争和人民革命为目标,把文学视为宣传无产阶级和阶级主义文学的工具。他力主“卡普”文学的目的意识论,在作品中大量描写人民大众的贫苦生活和社会的黑暗面,在尖锐的社会问题的揭露中寻求文学的价值。因此,从现在的眼光看,在“卡普”文学理论的理解上尹基鼎虽然有些教条地生搬硬套,从而未能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卡普”运动紧密结合,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作品中人物有脸谱化、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缺点,但是,他还是做到了客观而冷静地谛视人生,细致而准确地观察生活,真实再现现实生活,为朝鲜现AI写作实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他在创作中,用人物的性格逻辑塑造人物形象;擅用摇曳多变艺术手法充实故事的发展;用枝叶繁密的描写手法描绘各种场景,为稍微枯燥的“卡普”文学注入了一线生机。在“卡普”解散后的“转向期”,在日本的掠夺政策从经济扩张到文化各个领域的情况下,尹基鼎关注的仍然是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生活。在描绘都市的小说中,尹基鼎重点描绘都市病态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揭示了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现象和人与人之间的世态炎凉。在农村小说中,他则重点描写自然和田园般的农村社会生活,可谓是再现了30年代中期的朝鲜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在艺术上,作家虽然没有像20年代那样,揭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但他还是利用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迂回、象征等手法,多角度再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30年代的不合理社会现象。尹基鼎是一名“越北作家（所谓的越北作家指的是1945年光复后,倾倒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赴朝鲜落脚的作家）”,所以由于是理念,换言之是政治上的原因,尹基鼎的文学很长时间没有得到重视。尤其是在韩国至1988年所谓的“越北作家”的研究成为一个禁忌。1988年7月19日,在南北关系出现了“解冰”的迹象,韩国出台了所谓的“结冰措施”,即所谓的“7·19解禁措施”,从此,包括尹基鼎在内的许多“越北作家”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开始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整体上来讲,这些“越北作家”的研究还是相当有限的。尹基鼎一生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但目前对尹基鼎的评价还停留在作为“卡普”组织中重要成员的层面上,在“卡普”中的作用,针对尹基鼎生平与文学的先行研究目前十分匮乏。本篇论文的研究目的是以“文学史是对文学事实的记录”为前提,将对一直被视为禁忌的尹基鼎文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对他的文学行为作出客观评价,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其在韩国无产阶级文学乃至整个20、30年代的韩国文学中的地位,给予“历史的、美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尹基鼎在20世纪20、30年代进步文学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既是文学运动家、文学批评家,也是小说家、电影制片人和电影批评家。自1924年以来,他参与组织成立“卡普”,之后,担任“卡普”秘书长,是“卡普”的核心人物。解放后,他参与进步文学组织的重建工作。从他的经历看,他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无产阶级组织运动家。也由于这种原因,他的文学在韩国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受到了冷落。因此,到目前为止,尹基鼎的文学研究还是非常片面和不成体系的。从此意义上,本文作为尹基鼎文学的首次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本论文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填补了对尹基鼎文学研究的空白。通过对尹基鼎文学的研究,丰富了中韩两国无产阶级文学比较研究的文献内容,扩大了两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推动了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持续发展。
王晴[7]（2019）在《中国现代散文中的韩国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久以来,中韩两国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着密切的交流,尤其是20世纪前半期,中韩两国共同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害与茶毒,拥有着特殊命运体悟和文化情感的中韩两国,在文学领域亦涌现了不少反映两国人民悲苦命运和奋起反抗的作品。涵盖随笔、感想文、游记等多样形式的散文,能够相对自由且容易地表达思想情感,故其言及的内容范围更为广泛,亦更易于读者的理解。以韩国形象为题材的中国现代散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领域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以韩国形象为题材的中国现代散文,是作家通过与朝鲜人共同生活的体验或直接、间接的交流,并基于作家本人对朝鲜人亡国的悲惨命运的同情与认同意识而进行的创作。散文的空间维度上涉及朝鲜半岛本土,同时扩展到中国、日本、欧美等第三国,其中涉及中国、日本的文本最多,多维度的书写更全面地展现了该特殊时代各阶层各领域中朝鲜半岛人民的生活现状与思想动态。本文以韩国题材的中国现代散文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不涉及政论式散文以及东北作家群所创作的散文作品,通过笔者的分析与研究,发现韩国题材的中国现代散文中所呈现的韩国形象主要有自然景物形象、城市形象、韩人形象,其中韩人形象又分为韩国女性形象、抗日义烈形象、青年学子形象、亡国奴形象以及流浪者形象。可以说中国现代散文中对韩国形象的描摹是非常精彩的,并不亚于小说、诗歌等其他文学体裁的书写,其不仅把关注的视角投向了革命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以及苦难的市井平民阶层等方面,同时也把关注的视野拓宽到了自然景物与城市建筑以及风土民情等层面,更有助于全方面立体化得了解该时代下的韩国,其涉及的作家群之广泛,决定了其能更丰富地呈现中国社会对于韩国的观想。韩国题材的中国现代散文所涉及的作家群相比较小说、诗歌、戏剧等文本的创作者来说,其包括的群体种类更加丰富多样,因此散文世界中的“社会集体想象”更能较为全面地概括中国社会对于异国的韩国的“社会集体想象”。以韩国为题材的中国现代散文中,有不少叙写生动的散文文本,亦有一部分散文文本的文学色彩并不浓厚,其创作技巧和手法也并不高超,但其所言及的韩国形象确实是很全面丰富的。考察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现代散文文本中所展现的韩国社会、人民的样态和心理变迁,更有利于加深当代人们对中韩两国命运共同体认识。通过中国现代散文文本,亦能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对韩国民族国家的关注和认知,中韩两国之间自20世纪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开始便拥有着特殊的文化情感和命运体悟。
王鑫[8]（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凌梦月[9]（2019）在《比较文化视野下的保田与重郎的东亚之行 ——以《蒙疆》（1938年）为中心》文中指出1938年5月2日,保田与重郎经新日本文化会的派遣,与佐藤春夫、佐藤龙儿三人从山口县下关市乘坐关釜联络船“金刚丸”,次日到达釜山,在朝鲜半岛游历釜山、庆州、扶余等地后前往中国大陆。在大陆游历“满洲”、北京、“蒙疆”等地,6月9日乘坐大阪商船“乌苏里丸”从大连返回神户港。本次东亚之行,前后历时四十余天。保田在此期间及回国之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而后这些文章一道被收录进单行本游记《蒙疆》（1938年）之中,该游记亦成为其唯一的一部东亚纪行杂文集。毋庸置疑,这一着作会是我们探索“保田与中国”这一主题的绝佳材料。如果说保田所谓的“昭和精神”是其探索东亚之旅的“手电筒”,那么本论尝试探究的“东亚之旅”,也就是保田的朝鲜、“满洲”、北京、“蒙疆”之旅将是一段独特的“景观”。我们遵循保田的“手电筒”所照射出来的“光束”,通过阐述各个不同区域的“景观”,不仅能认识到“光束”照射下的东亚,同时亦能发现“光束”所折射出来的暗影,从而勾勒出保田心中的中国形象。尤为关键的是,我们亦可以由此来认识始终蛰伏在“手电筒”之背后的日本这一最大的“暗影”。换言之,透过保田的中国形象乃至东亚的形象,我们可以反过来确认与确证保田的日本式思维,进而针对保田所谓的“昭和精神”展开反思与批判。第一章为绪论,首先就保田与重郎的生平及社会评价进行概述。因此,本章在一开始阐述了保田作为诗人、文艺评论家、思想者、文学家的阅历与活动;梳理了日本学界对保田的评价,即大多集中在对其个人的历史行动与价值判断上,间或穿插针对其文学评论的学术评价,且大致经历纯粹否定批判—否定批判与肯定赞美并存的历程;其次,围绕保田着作的出版情况以及国内外学者对保田的相关前期研究,本章进行了详实的陈述与具体的评价,尝试指出保田研究的问题与缺憾;第三,围绕本论的研究对象——《蒙疆》,本章就保田旅行的始末、目的等进行了阐述,并就该书的形成与出版进行了简要概述;最后,提出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第二章以保田的朝鲜之旅为中心,通过梳理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前往朝鲜旅行的、具有不同身份的三位代表性日本知识分子的朝鲜认识,采用横向比较、多点测量的方法论述研究了保田在1938年的朝鲜之旅。保田的朝鲜之旅带有“怀旧”与“新鲜”的双重内涵:一方面,采取“怀旧”的态度来追溯历史,渲染日本与朝鲜的渊源与情谊;一方面,通过“新鲜”的体验,强调朝鲜人之中“日本主义者”的重要性,突出朝鲜的“日本主义”运动。就这样,保田通过朝鲜之旅论证了“日本精神”的创造力与有效性。第三章以保田的“满洲”之旅为中心,首先围绕新闻记者小林爱雄、政论思想家德富苏峰、小说家林芙美子三位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满洲”纪行,尝试回到1908年、1917年、1940年这三个不同时代,构筑起在保田前后经历满洲旅行,并留下独特记载的日本人的“满洲印象”;而后,通过回溯保田的“满洲”体验,即追寻近代日本经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乃至“七·七事变”以来的战争所留下的所谓“圣迹”,来追索近代日本是如何通过一次次战争从而实现自一个东亚一隅之地的小国向东亚霸主、乃至世界“一等国”的跨越的“日本精神”,从而构筑起自身的“精神与朝圣”的“满洲”之旅。第四章以保田的北京（北平）之旅为中心,以保田与重郎在历史空间视域下的北京考察为着眼点,切入其现实空间视域下的北京文化体验,最后聚焦对话空间视域下的保田一行与中国文人的一场晚宴,由此探讨保田之所以对北京抱有一种“灰色与失望”的情绪之缘由。在如此情绪下,保田借助颓废不堪的古迹、无法共鸣的艺术、麻木的庶民、沉默谨慎的北京知识分子,搭建起一个看似了无生趣、毫无生机的北京形象。面对这样的北京,保田意识到“日本精神”难以改变它,由此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失望”。第五章以保田的“蒙疆”之旅为中心,首先探讨了“蒙疆”这一概念的多样性,而后就保田在蒙疆的城市掠影与人物掠影进行了文本分析,最后提示保田何以将“希望”落实于蒙疆的问题。具体而言,保田对蒙疆的考察始终在一个比较文化、比较文明的视野下,他通过构建“十九世纪”与“昭和精神”这一对立、对抗的空间结构,突出蒙疆的“原始”和“野蛮”之性格,从而呼吁“昭和变革”,以树立浪漫主义式的“昭和精神”。第六章作为结论,首先就保田的东亚之旅进行了概述总结。保田在朝鲜通过渲染朝鲜的“日本主义”运动从而论证“日本精神”的创造力;在“满洲”通过朝圣战争遗迹从而印证“日本精神”的成型;在北京由于遭遇冷漠麻木的北京民众和沉默谨慎的北京知识分子而把对“日本精神”的宣扬转为对北京的巨大失望;最后在蒙疆认识到具有未来性的“原始”和“野蛮”而重拾希望,进而大力宣扬他所谓的“昭和精神”。事实上,这样的精神带有近代的传承,即源自“明治精神”;亦带有时代感,即通过扩张与殖民而走向“世界史的创造”的“昭和精神”。保田的东亚之行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建构这样的“昭和精神”。
余巧英[10]（2018）在《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是台湾文学史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作为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光复初期的文学既继承台湾日据时期文学的流脉,同时随着外省籍作家的涌入,输入大量祖国文学思潮,两岸作家在这一时期首次实现汇流。对台籍作家而言,他们需要在日据时期文学的废墟上再出发,摆脱“皇民化”文学的束缚,从日文转换成中文写作,同时也要重新寻求“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对外省籍作家而言,需要努力融入台湾社会,将祖国大陆文学的流脉注入台湾文坛,创作更契合台湾本土社会的作品,同时,帮扶台籍作家更快地实现跨语写作也是他们在此一时期的使命。为“建设台湾新文学”,省内外作家抛却省籍观念,跨越语言障碍,合作创办杂志,希冀加强两岸民众的文化交流,填补因为政治隔断导致的“澎湖沟”；在报纸文学副刊发起文学论争,在论争中的诘问和抗辩,双方得以沟通文学观念,了解各自的文学发展历史后,互相尊重,进而消弭误会。来自大陆的学者、知识分子在参与长官公署提出的“去日本化”和再“中国化”的政策过程中,通过国语运动和编辑国语教材、读物等方式推进台湾的文化建设,但学者们也注意到台湾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倡从“方言学习国语”和建立“台湾学术”模范省的目标。此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呈现不同的风貌,省内作家克服“跨语”的困难,在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发出台籍作家的声音,银铃会诗人们的跨语写作,对台湾新诗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跨域到台湾工作生活的省外作家,努力融入台湾的社会环境,创作契合台湾当地的文学作品。对省内外作家而言,他们都对台湾新文学和文化建设怀着巨大的热情,投注了心力,在论争和文学创作方面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本论文拟从语言、文化、思潮和文学创作角度对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实况展开研究,具体而言,研究的面向包括“中国化”政策的具体推行;“从方言学习国语”的倡导和《台北酒家》在方言文学方面的倡导;围绕《桥》副刊产生的文学论争和“衍生”的文学活动;以及省内外作家的创作特色和异同点等角度考察光复初期的文学发展。
二、明天的太阳——朝鲜留学生印象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天的太阳——朝鲜留学生印象记（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要旨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 一、芝罘的兴衰 |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 五、士兵“土匪”论 |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 参考文献 |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 二、着作 |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主持课题 |
| 致谢 |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现状 |
| (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 (1) 女性作家批评 |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报告文学研究综述 |
| 二、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发展脉络 |
| 三、以主题话语嬗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内容和意义 |
| 第一章 醒世和觉民:发生期报告文学的启蒙主旨 |
| 第一节 近现代启蒙语境与报告文学的发生 |
| 一、在新闻和报刊业中萌芽 |
| 二、在无产阶级运动中获得阶级属性 |
| 三、近现代民族危机对特殊文体的需要 |
| 四、适应启蒙主旨的文体选择 |
| 第二节 以实录、写实为宗旨的文学观 |
| 一、实录:“不虚美,不隐恶”的史传精神 |
| 二、写实:秉笔直书,揭示真相的文体品格 |
| 第三节 发生期报告文学:以醒世与觉民为启蒙话语中心 |
| 一、时代的在场记录与重大题材的即时书写 |
| 二、残酷的真实性与震撼人心的文学表达 |
| 三、严肃的社会批判性和鲜明的政论色彩 |
| 第二章 民族救亡的集结号:1930—1940年代报告文学的时代使命 |
| 第一节 “左联”时期报告文学的救亡书写 |
| 一、时代的文体:“左联”对报告文学的选择 |
| 二、救亡主题在报告文学中的多维呈现 |
| 三、《包身工》等经典文本:痛与怒的殖民控诉 |
| 第二节 1940年代报告文学的救亡之声与文艺大众化运动 |
| 一、严峻的救亡形势与报告文学的价值选择 |
| 二、血与火的印记:解放区报告文学的救亡书写 |
| 三、悲壮的怒吼:国统区、沦陷区报告文学的民族悲歌 |
| 四、文艺大众化运动:群众性写作及“一日”体报告文学现象 |
| 第三章 新中国与抗美援朝战争的颂歌:建国后30年报告文学的史诗性追求 |
| 第一节 以新中国建设和时代人物为书写中心 |
| 一、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图景 |
| 二、新中国的时代英雄图谱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记录 |
| 一、从抗战到抗美援朝:战争主题的精神延续 |
| 二、《谁是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精神的文学呈现 |
| 第三节 时代起伏中的主题变奏 |
| 一、政治浪潮中的主题异化 |
| 二、短暂宽松氛围下“干预生活”的写作 |
| 第四章 现实诘问与历史沉思:1980—1990年代报告文学的启蒙话语 |
| 第一节 新启蒙语境与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自觉 |
| 一、启蒙思潮与“文学主体性”观念的确立 |
| 二、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复兴与主体意识的确立 |
| 三、《哥德巴赫猜想》:新时期到来的文学先声 |
| 第二节 现实诘问:新时期启蒙主题在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上的宏观呈现 |
| 一、在新启蒙语境中成为时代文学主潮 |
| 二、以启蒙为问题意识核心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 |
| 三、赵瑜:“危险的文学样式”的践行者 |
| 第三节 历史沉思: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历史书写 |
| 一、启蒙落潮与1990年代报告文学现象 |
| 二、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兴起 |
| 三、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历史意识与现实指归 |
| 第五章 担当国是与守护苍生:新世纪“中国故事”的报告文学书写 |
| 第一节 壮阔的时代回声: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国是书写 |
| 一、时代新语境与报告文学的机遇 |
| 二、以国是主题为话语中心的新世纪报告文学 |
| 三、国是书写中的“歌颂与暴露”问题 |
| 四、何建明:国是书写的典型范例 |
| 第二节 以民生主题为话语中心的时代书写 |
|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与积极的报告文学创作环境. |
| 二、守护苍生:报告文学民生主题的集中表达 |
| 三、黄传会:守望民生的“反贫困作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读博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后记 |
（4）丁来东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研究 ——以传统价值与现代性焦虑间的双重性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摘要 |
| 目录 |
| 正文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常任侠及其戏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常任侠生平 |
| 第一节 早期(1904年—1931年):私塾学习,南京深造 |
| 第二节 中期(1932年—1949年):留校南京,执教外国 |
| 第三节 后期(1950 年—1996 年): 文化活动,教书育人 |
| 第二章 常任侠交游考 |
| 第一节 与戏剧作家的交游 |
| 第二节 与学者的交游 |
| 第三节 与现代文学家的交游 |
| 第四节 与导演、演员的交往 |
| 第三章 常任侠戏剧活动经历 |
| 第一节 演剧活动经历 |
| 一、话剧演出活动 |
| 二、组织演出经历 |
| 第二节 写剧活动经历 |
| 一、对国家的赤胆忠心 |
| 二、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
| 第三节 读曲、观剧活动 |
| 一、《东瀛印象记》中的读曲、观剧活动 |
| 二、《战云纪事》中的读曲、观剧活动 |
| 三、《春城纪事》中的读曲、观剧活动 |
| 第四章 常任侠戏曲创作研究 |
| 第一节 戏曲创作动机探论 |
| 一、对时局的忧愤 |
| 二、对爱情的向往 |
| 三、对进取精神的歌颂 |
| 第二节 本事来源与剧本内容 |
| 一、取材自史书 |
| 二、取材自民间故事 |
| 第三节 戏曲艺术特征探析 |
| 一、曲词与宾白特征 |
| 二、文本与音乐体制特征 |
| 三、关目设置与脚色特征 |
| 第五章 常任侠戏剧学研究 |
| 第一节 原始戏剧研究的拓展 |
| 一、原始乐舞的探析 |
| 二、原始戏剧的探究 |
| 第二节 皮影戏研究的学术成就 |
| 一、皮影戏的本源研究 |
| 二、皮影戏的形态特征研究 |
| 三、皮影戏的改进创新研究 |
| 第三节 傀儡戏研究的学术贡献 |
| 一、傀儡戏的本源研究 |
| 二、傀儡戏的形态特征研究 |
| 三、傀儡戏的改进创新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尹基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成果分析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 |
| 第一章 20 世纪20、30 年代朝鲜文坛与尹基鼎在无产阶级文学活动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20 世纪20 年代朝鲜文学概况 |
| 一、“三一运动”与20 世纪20 年代朝鲜社会及文坛 |
| 二、西方文学思潮的传入与文学多样化 |
| 三、“审查制度”和文学的曲折发展 |
| 第二节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与无产阶级文学概况 |
| 一、“新倾向”——无产阶级文学的起源 |
| 二、“卡普”——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
| 三、“两次审查”——无产阶级文学的终结 |
| 第三节 尹基鼎的生平与文学活动 |
| 一、尹基鼎生活时期的时代特征 |
| 二、尹基鼎文学发展轨迹 |
| 三、尹基鼎的一生及其评价 |
| 第四节 尹基鼎在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中发挥的作用 |
| 一、“卡普”成立与活动中的作用 |
| 二、“卡普”文艺理论确立中的作用 |
| 三、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
| 第二章 尹基鼎的文学观与主题倾向 |
| 第一节 尹基鼎的文学观 |
| 一、文学的阶级观 |
| 二、文学的功利观 |
| 三、文学的大众观 |
| 第二节 尹基鼎对底层民众的同情 |
| 一、弱者的悲哀 |
| 二、失落者的痛苦 |
| 三、彷徨者的心境 |
| 第三节 对殖民现实的否定 |
| 一、饥饿的世界、疯狂的社会 |
| 二、每况愈下的农村 |
| 三、颠沛流离的都市人 |
| 第三章 尹基鼎小说的人物形象 |
| 第一节 积极面对现实的人物形象 |
| 一、作品《冰库》中的组织意识型人物形象 |
| 二、作品《为了将来》中的阶级斗争意识型人物形象 |
| 三、作品《寂灭》中的坚韧意志力型人物形象 |
| 第二节 在现实中彷徨犹豫的人物形象 |
| 一、作品《狂人》中优柔寡断型知识分子的人物形象 |
| 二、作品《不同路上的人》中进步的犹豫不决型人物形象 |
| 三、作品《变故》中的无计划冲动型人物形象 |
| 第三节 向现实妥协消极应对的人物形象 |
| 一、作品《工地》中贪婪懒惰型人物形象 |
| 二、作品《天灾》中自怨自艾型人物形象 |
| 三、作品《二十元》中自暴自弃型人物形象 |
| 第四章 尹基鼎文学的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阶级意识与文学创作 |
| 一、阶级意识形成的现实基础 |
| 二、阶级意识的体现及殖民地劳动现实的反映 |
| 三、阶级意识的形成及对殖民地黑暗社会矛盾的揭露 |
| 第二节 民众意识与文学创作 |
| 一、殖民地社会的贫困现实生活 |
| 二、阶级觉悟的唤醒 |
| 三、无产阶级思想的传播 |
| 第三节 目的意识与文学创作 |
| 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基本理念 |
| 二、无产阶级文学中的斗争意识 |
| 三、社会革命与小说叙事模式 |
| 第五章 尹基鼎文学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动荡现实中的形象塑造 |
| 一、剥削阶层人物的素描 |
| 二、日常的压抑及人物内心的刻画 |
| 三、现实主义写实描写 |
| 第二节 阶级对立二元结构模式 |
| 一、基于体验的直叙法 |
| 二、叙述人称与叙述的客观化 |
| 三、叙述方式的多样性 |
| 第三节 话语他者性变化 |
| 一、话语他者性的(Otherness of the discourse)本质 |
| 二、“目的意识期”反动言论性独白话语 |
| 三、黑暗时期语言表达多重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中国现代散文中的韩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韩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动因与研究对象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关于“中国现代散文与韩国”的研究现状 |
| 1.2.2 韩国方面关于“中国现代散文与韩国”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 |
| 第2章 韩国题材的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 |
| 2.1 创作主体 |
| 2.2 作品背景 |
| 2.3 作品类型 |
| 第3章 中国现代散文中的韩国形象 |
| 3.1 自然景物形象 |
| 3.2 殖民地都市形象 |
| 3.3 韩人形象 |
| 3.3.1 韩国女性形象 |
| 3.3.2 抗日义烈形象 |
| 3.3.3 青年学子形象 |
| 3.3.4 亡国奴形象 |
| 3.3.5 流浪者形象 |
| 第4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的世界译介与交流概观 |
| 一、延安文艺作品在世界的译介情况 |
| 二、本土作家与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研究概况 |
| 一、延安作家作品在世界的研究成果 |
| 二、海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延安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 |
| 第一节 延安戏剧在世界 |
| 一、30-40年代中国戏剧的发展与变革 |
| 二、域外作家笔下的延安戏剧 |
| 三、杰克·贝尔登笔下的《白毛女》 |
| 四、德克·博迪笔下的歌剧《白毛女》 |
| 五、歌剧《白毛女》在世界 |
| 第二节 延安电影在世界 |
| 一、30-40年代中国电影的沿革与变迁 |
| 二、抗战电影的域外传播 |
| 三、域外电影人在延安 |
| 四、延安电影的发展 |
| 五、《白毛女》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 第三节 延安美术在世界 |
| 一、中国共产党美术事业发展 |
| 二、中国美术作品的早期域外传播 |
| 三、抗战木刻在世界 |
| 四、中国革命木刻对日本的影响 |
| 第四节 延安音乐艺术在世界 |
| 一、中国共产党音乐事业的发展 |
| 二、《黄河大合唱》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 三、延安革命歌曲在世界 |
| 四、延安音乐思潮对日本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域外作家在延安 |
| 第一节 书写延安的域外视点与研究现状 |
| 一、书写延安的三个维度 |
| 二、域外延安书写的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美国作家的延安书写 |
| 一、第一阶段:1936-1939 |
| 二、第二阶段:1939-1949 |
| 第三节 其他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 |
| 一、其他域外记者的延安文本 |
| 二、其他国际友人的延安文本 |
| 第四节 不同时空下的域外延安书写 |
| 一、各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域外书写 |
| 二、延安时期前后的域外书写 |
| 第五节 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化意蕴 |
| 一、域外延安文本的创作背景与文化缘起 |
| 二、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 |
| 第一节 丁玲作品研究与译介述评 |
| 一、丁玲的创作与本土研究述评 |
| 二、丁玲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域外丁玲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
| 一、真实性问题:作者与人物 |
| 二、两极断裂论:文学创作“转向” |
| 三、情感研究:政治追求与爱情追求 |
| 第三节 梅仪慈的丁玲研究 |
| 一、“意识形态”再认识及其局限 |
| 二、“冲击—反应”论的移植和再造 |
| 三、“隐喻”书写:疾病与空间 |
| 第四节 域外丁玲研究的其他可能 |
| 一、女性文学研究与丁玲小说研究 |
| 二、作家传记研究与丁玲的政治生涯 |
| 三、人文心理学研究视角下的丁玲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重要延安作家的域外研究 |
| 第一节 赵树理研究在世界 |
| 一、赵树理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 二、海外赵树理研究的主要话题 |
| 三、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中的赵树理 |
| 四、“听觉”与“声音”媒介视野下的文学传播 |
| 五、作为“文化自信”守护者的赵树理 |
| 第二节 周立波研究在世界 |
| 一、周立波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 二、域外周立波研究的不同趋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 |
| 第一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一、“回心型”文化与延安文学 |
| 二、“情本体”与“抒情”传统 |
| 第二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损耗”与局限 |
| 一、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 |
| 二、“现代性”复杂而单一的面孔 |
| 三、文化差异与接受误区 |
| 第三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思考与回应 |
| 一、“政治与文学二元论”与“冲击—反应”论 |
| 二、“想象的共同体”与“崇高” |
| 三、“崇高”与崇高化自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9）比较文化视野下的保田与重郎的东亚之行 ——以《蒙疆》（1938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关于保田与重郎 |
| 1.1.1 保田与重郎的生平 |
| 1.1.2 保田与重郎的社会评价 |
| 1.2 前期研究 |
| 1.2.1 保田与重郎着作出版概况 |
| 1.2.2 研究着作 |
| 1.2.3 研究论文 |
| 1.2.4 《蒙疆》研究 |
| 1.3 保田与重郎与《蒙疆》 |
| 1.3.1 《蒙疆》的成立 |
| 1.3.2 旅行目的 |
| 1.4 研究主旨、研究方法、研究意义与基本框架 |
| 1.4.1 研究主旨 |
| 1.4.2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1.4.3 基本框架 |
| 第二章 “怀旧与新鲜”的朝鲜之旅 |
| 2.1 近代日本的朝鲜考察 |
| 2.1.1 股野琢 |
| 2.1.2 德富苏峰 |
| 2.1.3 藤山雷太 |
| 2.1.4 小结 |
| 2.2 保田的第一次朝鲜之旅 |
| 2.2.1 寺庙、城址 |
| 2.2.2 朝鲜人 |
| 2.2.3 小结 |
| 2.3 1938年的朝鲜之旅 |
| 2.3.1 怀旧与新鲜交织的朝鲜之旅 |
| 2.3.2 历史与现实呼应的镜像 |
| 2.3.3 小结 |
| 2.4 本章结论 |
| 第三章 “精神与朝圣”的“满洲”之旅 |
| 3.1 “满洲”的近代书写 |
| 3.1.1 小林爱雄的“满洲”之行 |
| 3.1.2 德富苏峰的“满洲”印象 |
| 3.1.3 林芙美子的“满洲”之行 |
| 3.1.4 小结 |
| 3.2 保田的“满洲”之旅 |
| 3.2.1 旅行目的 |
| 3.2.2 保田的“精神”之旅 |
| 3.2.3 保田的“朝圣”之旅 |
| 3.2.4 小结 |
| 3.3 本章结论 |
| 第四章 “灰色与失望”的北京(北平)之旅 |
| 4.1 保田眼中的中华古都 |
| 4.1.1 紫禁城 |
| 4.1.2 万寿山 |
| 4.1.3 卢沟桥 |
| 4.1.4 天坛 |
| 4.1.5 小结 |
| 4.2 北京的民众文化 |
| 4.2.1 市井文化 |
| 4.2.2 戏剧文化 |
| 4.2.3 小结 |
| 4.3 北京文人 |
| 4.3.1 竹内好与北京文人 |
| 4.3.2 佐藤春夫与北京文人 |
| 4.3.3 保田与重郎与中国文人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希望与重生”的“蒙疆”之旅 |
| 5.1 何谓“蒙疆” |
| 5.1.1 历史语境下的“蒙疆” |
| 5.1.2 日本想象空间下的“蒙疆” |
| 5.2 “蒙疆”之行的“浮光掠影” |
| 5.2.1 城市掠影 |
| 5.2.2 人物掠影 |
| 5.2.3 小结 |
| 5.3 “蒙疆”何以成为希望 |
| 5.3.1 诀别十九世纪 |
| 5.3.2 昭和的“变革” |
| 5.3.3 何以是“蒙疆” |
| 小结 |
| 5.4 本章结论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保田的东亚之旅 |
| 6.1.1 朝鲜之旅 |
| 6.1.2 “满洲”之旅 |
| 6.1.3 北京之旅 |
| 6.1.4 “蒙疆”之旅 |
| 6.2 从“明治精神”到“昭和精神” |
| 6.2.1 “明治精神”的火炬 |
| 6.2.2 保田的“明治精神” |
| 6.2.3 保田的“昭和精神” |
| 6.3 结论 |
| 附录1: 保田与重郎年谱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论文成果 |
（10）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机与目的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光复初期的中华文化重建 |
| 第一节 “去日本化”与“再中国化”的讨论 |
| 第二节 “从方言学国语”和方言文学的倡导 |
| 第三节 许寿裳:在台湾重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
| 小结 |
| 第二章 “台湾文学”的性质、定位和方向的论议和实践 |
| 第一节 “重建台湾新文学”:《桥》副刊的文学论辩 |
| 第二节 文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谢冰莹引发的论争 |
| 第三节 《桥》副刊“衍生”的文学活动——以林曙光为中心 |
| 小结 |
| 第三章 银铃会作家转换语言的书写 |
| 第一节 《缘草》时期:耽美和感伤的诗风 |
| 第二节 《潮流》时期:”现实的”和“艺术的”创作观 |
| 第三节 银铃会主要诗人作品专论 |
| 小结 |
| 第四章 闽浙粤赴台文学青年的写作 |
| 第一节 杨梦周:揭露官僚腐败和贫富对立 |
| 第二节 王思翔和周梦江:创建两岸作家的共同园地 |
| 第三节 黄藻如和张大翼:“白色恐怖”受害者 |
| 第四节 雷石榆与台湾的文缘和亲缘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后记 |
四、明天的太阳——朝鲜留学生印象记（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3]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D]. 黄菲蒂.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4]丁来东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研究 ——以传统价值与现代性焦虑间的双重性为中心[D]. 李华诗. 南京大学, 2020(02)
- [5]常任侠及其戏剧研究[D]. 吴文静.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8)
- [6]尹基鼎文学研究[D]. 金基永. 吉林大学, 2019(10)
- [7]中国现代散文中的韩国形象研究[D]. 王晴. 山东大学, 2019(09)
- [8]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比较文化视野下的保田与重郎的东亚之行 ——以《蒙疆》（1938年）为中心[D]. 凌梦月. 厦门大学, 2019(08)
- [10]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D]. 余巧英. 厦门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