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治关系研究前沿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企业政治关系(political connection)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政治关系在很多国家都广泛存在，并成为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机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现实中企业普遍存在的政治关系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过去的几年里，国外学者针对企业政治关系的内涵、企业建立政治关系的内在动因、企业政治关系引发的经济后果等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和梳理，以深刻揭示企业建立政治关系的动因、经济后果，进而为有效治理政治关系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同时也为国内学者开展基于我国情境的企业政治关系研究提供借鉴。
二、政治关系的内涵及其刻画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处理与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政府手中掌握着制定产业政策、实施行业规制和配置资源等方面的权力，因此，对于企业来说，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无疑是各种关系中的重中之重。通常我们所说的企业政治资源，就是指企业能够用来影响政府决策或获得政府承诺以实现企业竞争优势的各种资源要素集合(Brenner，1980；Zardkoohi，1985；Douglas，1995)，而政治关系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掌握政治资源的多寡会对其竞争能力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采取各种政治策略与政府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于企业来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政治关系就是企业主动采取政治策略与政府(官员)建立的密切联系。政治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动态的政治策略，具有“政治公关行为”的含义；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静态的政治资源，此时就有“政治关系网络”的含义。
尽管政治关系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就政治关系的内涵达成一致。一部分学者从产权属性和政府控制的角度来理解企业的政治关系。Faccio(2007)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属性及其在实现政府目标方面的独特地位，导致政府可能在产业政策、行业规制、资源配置、政府订单等方面给予国有企业以扶持和倾斜。[2]因此，相对于民营或外资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性更强，也更能够通过政治关系获得各种好处。与之相反，Shleifer和Vishny(1994)的研究却表明，政治家常常从其控制的国有企业那里榨取租金，国有企业维持政治关系的成本足以抵消由政治关系带来的利益。因此，Shleifer和Vishny认为，政治关系并不一定就能改善国有企业的绩效。
从产权角度很容易界定一个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系，但无法揭示政治关系到底是企业主动谋求建立的，还是政府通过国有股权强加于企业的(Chen、Li和Su，2005)。因此，有学者开始从企业高管的政治关系网络来探讨企业的政治关系问题。Peng和Luo(2000)把企业经理人的职业社会关系分为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和与其他经理人的关系。Faccio(2006)认为，如果企业中至少有一个大股东或一名高管是国会议员、政府部长、州长或与政府高官关系密切，那么，该企业就应被视为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3]也有其他学者采取了相似的定义。比如，Bertrand等(2007)在研究法国企业政治关系时就认为，只要公司CEO是法国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同时曾经当过公务员或在政府部门任职，那么，该公司就应被认定为具有政治关系。[4]Joseph等(2007)把企业的政治关系定义为：如果CEO担任(或曾经担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军队系统的官员，那么，相关企业就应被视为有政治关系的企业。[5]Ferguson和Voth(2008)在研究德国企业政治关系时强调，如果企业高管或监事会成员与德国执政党关系密切，那么相关企业就是有政治关系的企业。[6]
上述方法可以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系，但却无法揭示不同企业的政治关系强度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此，有学者用董事会成员中具有政府背景的董事所占的比例来定量刻画企业政治关系及其强度。Agrawal和Knoeber(2001)以1987年《福布斯》800强企业中的264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在那些以政府为主要客户的企业里，有政治经验的董事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并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Goldman等(2009)也用有政府背景的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来反映企业的政治关系强度。[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Xin和Pearce(1996)通过开发量表来主观度量企业的政治关系网络及其政治关系强度。该量表反映了新创企业管理者在过去三年里对以下事项的投入程度：(1)花很多的精力建立和保持与政府官员和其他行为主体的个人关系；(2)与国有银行和其他政府机构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3)投入相当多的资源用于维系与政府官员的关系；(4)花费大笔资金用于建立与政府官员的关系。
三、企业政治关系的理论解释
企业建立政治关系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Krueger，1974)，那么，企业建立政治关系的动因和理论逻辑是什么呢？许多学者试图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解释企业的政治关系行为。
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理论为解释企业政治关系行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视角。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企业谋求政治关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进而旨在改善企业绩效。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的高阶理论表明，企业高管团队在企业里扮演关键的角色，高管人员的职业背景与构成特征会对企业的竞争策略和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8]Li和Zhang(2007)指出，管理者能够向企业提供两种资源，即通过经验表征的人力资本和通过外部关系表征的社会资本。[9]因此，聘请在任或前政府官员参加董事会或担任企业高管，有利于利用他们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来拓展企业的社会资本。Li和Atuahene-Gima(2001)明确指出，企业管理者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也即企业高管的政治网络关系，是转型环境下企业的一种独特社会资本。政治关系资源的积累有利于企业开发其他资源，从而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Peng和Luo(2000)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企业管理者与其他企业的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建立社会关系，有利于改善企业绩效。
资源依赖理论则从资源获取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解释企业的政治关系行为。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任何组织作为一种开放系统，都必须从外部环境或其他组织那里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源。因此，需要资源的一方会对控制资源的一方产生依赖性(Pfeffer和Salancik，1978)。现实中，政府仍然控制着大部分战略性资源，并且掌握着审批项目和配置资源的决定权，所以，企业管理者都倾向于同政府(官员)建立或保持良好的关系(Child，1994)。许多研究表明，由于很多稀缺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企业有很强的动机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或缔结政治联盟，这种政治联盟会通过影响制度环境对经济活动效率产生影响(Krueger，1974；Morck、Wolfenzon和Yeung，2005；Acemoglu，2007)。Luo(2003)也指出，在要素流动严重受阻和政府干预频繁的环境中，关系提供了一种灵活的资源配置方式。政治关系能为企业获取各种资源尤其是被政府垄断的资源(如政府掌握的金融资源[10，11]、行业准入许可[12]、政府订单[13]和政府援助[14]等)提供便利。
随着法与金融理论研究的兴起，制度环境与政府行为对企业经营与治理的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许多研究表明，寻租、侵占和保护是政府干预的重要目标(Stigler，1971；McChesney，1987；de Soto，1990；Spiller，1990；Shleifer和Vishny，1998)。Shleifer和Vishny(1994和1998)以及Hellman、Jones 和Kaufmann(2000)都指出，法律制度越不健全，政治干预对商业活动的影响就越严重。Acemoglu和Johnson(2005)为这一论断提供了跨国检验证据，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产权保护不力、对政治精英的侵占约束不严厉的国家，资本投资收益就比较低，股票市场发展也比较缓慢。[15]转型经济是一种产权保护法律框架尚不健全的制度环境(Choi、Lee和Kim，1999；Hoskisson等，2000；Li和Atuahene-Gima，2002)。在转型经济环境下，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力量来分配资源)和再分配机制(通过政府行政力量来分配资源)同时存在。因此，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比较明显，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关键资源(如土地、金融)的控制、行政审批、对企业进行范围广泛的规制、产业政策等。为了减少政府干预对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具有强烈的动机加大在建立或保持政治关系方面的投入，以期获得从法律和正式制度中得不到的支持和保护。Faccio(2006)的研究表明，在腐败程度较高、外资进入较难、法律体系较不完善和司法独立性较低的国家，企业的政治关系行为比较普遍。[3]Chen、Lin和Su(2005)及Li、Meng和Zhang(2006)的研究也显示，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政府管制越多、非正式的税负越重、法律保护越不力的地区，私营企业主越有动机开展政治关系活动。[1]
四、企业政治关系的价值
企业的政治关系常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企业资源(Fisman，2001)。企业花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利益(Krueger，1974)。Morck等(2000)研究了政治关系对于加拿大家族企业的作用，结果表明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家族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企业获得有限的资源，因此，建立政治关系的家族企业能够获得诸多好处。具体来讲，这些好处包括从国有银行获得优惠贷款、得到政府的紧急援助等。Faccio(2007)把企业政治关系收益归纳为贷款优惠、税收折扣和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并强调指出建立政治关系的企业具有较高的财务杠杆率、较低的税率和较大的市场份额。[2]
融资便利是政治关系带给企业的最大好处。Sapienza(2004)分析了政府所有权对银行借贷行为的影响。[16]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能够以较低的利息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而且执政党的势力越是强大，与执政党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利率就越低。Khwaja和Mian(2005)一项运用巴基斯坦数据完成的研究显示，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金额是其他企业的两倍，坏账率也比其他企业高50％。[10]Charumilind等(2007)一项根据我国台湾数据完成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较容易以较少的担保获得银行的长期贷款。[17]Cole(2004)和Dinc(2005)也提供了能证明企业政治关系贷款优惠效应的证据：政府控制的商业银行很容易被政治关系所俘获。Classens等(2008)考察了企业通过选举捐款建立政治关系及其获取回报的方式。他们的一项基于1998-2002年巴西选举捐款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其债务杠杆系数在选举结束以后显著提升。基于这一实证结果，他们分析指出，提供银行融资便利是政治领导人当选后回报企业竞选捐赠的主要途径之一。[18]国内学者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期限更长的银行贷款；而且，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和政府侵害产权越严重的地区，政治关系的这种贷款效应也越显著。
政治关系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政府放松对企业的监管，并帮助企业获得进入规制行业的机会。Mobarak和Purbasari(2006)一项针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表明，与苏哈托总统存在政治关系的企业更有可能从政府那里获得进出口许可。而且，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的出口导向和盈利能力是无政治关系企业的10倍左右。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企业政治关系在规制行业的价值更大。[12]Wiwattanakantang(2009)针对我国台湾样本的一项研究也表明，[11]企业主越依赖当局特许经营权或者他们的个人财富越多，则越有可能参与政治竞选活动。而且，一旦竞选成功并掌握权力，他们的企业的市场价值就会急剧增加。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研究表明企业主掌握政治权力以后并没有影响其企业的融资策略，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制定有利于其企业的行业规制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妨碍了岛内竞争者，而且也对岛外投资者产生消极影响。我国学者罗党论等(2009)也从行业规制角度考察了我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民营企业采取政治策略能有效帮助其进入某些规制行业，进而显著提高企业绩效。
政治关系也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订单。Shleifer和Vishny(1994)指出，政治家往往通过政府补贴和采购的形式来回报那些曾经支持过他们的企业。Goldman等(2008)考察了美国上市公司的政治关系是否影响政府采购订单分配的问题。他们通过比较1990-2004年美国参议员和总统选举前后企业获得政府订单的变化情况发现，选举结束以后，与当选(落选)政党有关系的企业获得政府订单的数量显著增加(减少)。[13]Boubakri等(2009)的研究[19]也表明，如果政府官员参与企业交易，企业就更容易获得政府订单和优先待遇。与此同时，有政治关系的企业通过资助竞选连任来回报政府官员。Bertrand等(2007)就发现，CEO具有政治关系的法国企业在选举期间为竞争激烈的选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以此来影响选民的投票倾向。
当然，政治关系还能给企业带来其他方面的好处，如政府部门会放松对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的监管(Agrawal和Knoeber，2001)；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在面临财务困境时，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政府的紧急援助，进而更加容易渡过难关[14]；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普遍因享受税收优惠而降低了运营成本[2]；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其所得税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率都显著低于那些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吴文锋等，2009)；有政治关系的企业通过公开上市获得了更多的收益，也进一步巩固了政治关系，企业上市的发行价格相对较高，而公开上市的固定成本则相对较低(Francis等，2009)；在一个政治干预程度很高的市场上，政治关系较少的企业更有可能赴海外上市融资，因为相对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而言，它们较难在当地获得银行贷款(Leuz和Oberholzer，2005)。
五、企业政治关系与绩效相关性的经验证据
政治关系能给企业带来诸多好处，那么，它在企业绩效上的反映到底如何呢？许多学者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有趣的是，不同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尽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
部分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的政治关系有利于改善企业绩效，增加企业价值。例如，Chenetal(2005)和Bai等(2006)认为，政治关系有利于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侵害，进而有利于增加企业价值。Niessen和Ruenzi(2007)采用企业高管与所在国执政党的关系来表示企业的政治关系，并运用德国企业样本对政治关系造成的企业绩效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保守党派(CDU/CSU)和自由党派(FDP)比左翼党派(SPD和The Left)或者绿党成员更有可能被企业聘为高管。而且，与执政党保持政治关系的企业其绩效——无论是以基于市场(market-based)的绩效指标还是以基于会计(accounting-based)的绩效指标来衡量——都显著高于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Ferguson和Voth在2008年采用了与Niessen和Ruenzi相似的研究思路，专门对纳粹时期德国企业政治关系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支持纳粹政府的德国企业其股票收益率显著高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6]Cooper等(2009)用资助政治候选人的捐款金额来表示企业的政治关系强度，并采用美国上市公司1979-2004年的政治捐款数据进行了相关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治捐赠行为能够在候选人成功当选以后强化捐款企业的政治关系，而且企业对政治候选人的捐款金额与其未来的股票收益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
Goldman等(2009)重点考察了股票市场对企业政治关系行为的反应。他们选择董事会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把董事会成员过去是否当过参议员、众议员，或者在政府部门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任过职作为是否具有政治关系的评价标准。他们的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系的新成员加盟公司董事会，会导致公司股票产生正的超常收益率。[7]Wiwattanakantang(2009)针对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也表明，企业主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会显著增加企业的市场价值。[11]
以上研究主要通过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来获取有关企业政治关系的信息，Li和Zhang(2007)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有关企业政治关系的信息，并实证检验了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他们认为，企业家的政治关系网络是形成企业政治关系的主要途径，并采用以下四个测项来测量企业家的政治关系网络：(1)企业家投入大量精力来培育和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2)企业家与国有商业银行高管和政府机构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3)企业家投入大量资源来维系与政府部门官员的关系；(4)企业家花费大量金钱用于与高级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的政治关系网络强度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9]
企业的政治关系并不一定都能改善企业的绩效，也可能因为发生费用而对股东价值产生消极作用。Frye和Shleifer(1997)以及Shleifer和Vishny(1998)都指出，政治家具有很强的动机来隐性转移企业资源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因此，政府的“掠夺之手”可能会侵蚀股东财富。Cheung等(2005)的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关系为政府干预企业提供了便利，这对中小投资者是有害的。他们的研究结论为政府“掠夺之手”论提供了经验支持。Joseph等(2007)也认为，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任命CEO往往是为了实现政府的政治目标，因而会对股东财富产生消极影响。[5]他们发现，样本企业中有27％的企业CEO是现任(或卸任)政府官员；而且，CEO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IPO后的三年股票收益率要比CEO不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低18％。
Faccio(2002)针对42个国家的跨国比较研究也表明，尽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的债务融资，承担较轻的税负，并拥有更大的市场势力；而且，这在腐败现象严重、产权保护不力、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国家里尤其明显。但总体而言，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其绩效仍然显著低于同类无政治关系的企业。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政治家对企业的寻租以及政治干预导致宏观层面的资金配置、投资决策及经济长期发展发生了扭曲。类似地，Boubakri等(2008)的一项跨国比较研究也显示，有政治关系的新创企业其绩效表现也不如无政治关系的新创企业。[21]Claessens等(2008)指出，虽然政治关系有利于企业获得融资便利，但是，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的托宾Q要低于无政治关系的企业，原因就在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往往会采取较多的无效率的投资行为。[18]Bertrand等(2007)针对法国企业的研究则表明，由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需要支付给相关员工更高的薪酬，因此，利润反而较低。此外，一些针对银行业政治关系的研究表明，有政治关系的银行(特别是国有控股银行)会在选举年度增加放贷额度，放宽信贷标准(Dinc，2005)，并降低贷款利率(Sapienza，2004)，这些信贷政策都会对银行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六、结论
关于企业政治关系的现有研究为我们深刻理解企业政治关系行为及其经济后果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理论借鉴，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探索企业政治关系行为的最核心命题。但是，现有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还很模糊，甚至相互矛盾。那么，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什么？是否还存在其他因素对两者的关系产生影响？根据基于能力的战略观理论，企业的政治关系网络是企业拥有的一种静态战略资源，能否有效地把它转化为动态能力，进而增加企业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其他因素。其一，企业形成政治关系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聘请现任(或者卸任)政府官员担任企业高管或董事，进而拓展政治关系网络。于是，依附于高管个体的政治关系资源要转化为企业的动态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管是否具有强烈的意愿和动力动用其私人政治关系网络为企业谋取利益。因此，高管的持股状况和激励机制可能对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其二，政治关系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其运作空间，当然受到政府干预和法律保护力度的影响。产权与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产权保护与规范社会经济行为的其他制度安排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互作用关系(Shleifer和Vishny，1998)。因此，产权保护和法律制度越不完善，企业政治关系的运作空间就越大，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也可能就越显著。上述分析表明，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激励机制等变量，或许有利于深入揭示企业政治关系资源转化为企业动态能力，进而改善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同时也可能有利于解决现有实证研究结论不一的问题。
其次，有关政治关系经济后果的现有研究主要从微观企业层面展开的，而忽视了企业政治关系对宏观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那么，从社会层面来看，企业的政治关系行为到底是提高还是降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它对宏观经济效率会产生什么影响？未来的相关研究有必要从宏观层面来考察企业政治关系与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必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揭示企业政治关系行为可能引发的经济后果，同时也为有效治理企业政治关系提供经验证据。
第三，现有研究重点考察了企业政治关系及其经济后果问题，但很少论及如何有效治理企业政治关系的问题。尽管政治关系对于单个企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政治关系相伴的政治干预却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并且产生高昂的社会成本(Faccio，2004)。Bushman等(2004)和Guedhami等(2008)的研究都证明政府所有权降低了企业的财务透明度。因此，弱化企业政治关系，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干预，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企业谋求政治关系的根本动因是借助政治关系来弥补或强化政治制度对企业利益的保护，因此，规范经济运行的产权保护等正式制度和诸如政治关系之类的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Shleifer和Vishny，1998)。这也证明了旨在进一步完善法律和产权制度、弱化政治关系效应的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有必要采用跨国样本从制度层面深入探讨产权保护力度、政府规制力度、金融自由化等制度因素与企业政治关系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既有利于深刻揭示企业谋求政治关系的内在动因，也能够为有效治理政治关系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第四，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聘请现任(或卸任)政府官员担任企业高管或董事产生的政治关系及其绩效表现。但事实上，许多研究(Shleifer和Vishny，1994；Morck等，2000；Fisman，2001；Johnson和Mitton，2003；Faccio，2006)都已经表明，企业领导人有动机寻求政治权力的帮助，并通过建立政治关系来获取利益。Wiwattanakantang(2009)考察了我国台湾大型企业所有者主动竞选官员，进而通过获取政治权力来制定并实施有利于其企业的行业规制和公共政策。[11]现在，我国内地也有一些企业家积极争当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因而也有必要开展关于这一类政治关系形式会对相关企业绩效产生什么影响的研究。
最后，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由卸任政府官员担任企业高管所形成的政治关系及其绩效影响，而忽视了卸任企业高管升任政府官员所引发的政治关系影响。事实上，政府官员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源自于行政职务赋予他们的资源配置权，也即政府官员拥有的政治资源来源于他们担任的职务。那么，离任政府官员一旦失去权力和职位，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企业带来政治资源？而另一方面，一些企业高管因为管理能力较强、企业绩效良好而被政府提拔晋升为政府官员。在崇尚“出生亲缘关系”的文化背景下，晋升官员往往会对当初让自己发迹的企业心存感恩之情，这类官员更有动机和能力去关照“娘家”企业。因此，这类特殊政治关系的形式及其影响是今后相关研究应该关注的又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