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运动中的方向性问题和座谈会的召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座谈会论文,性问题论文,文艺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I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6)02-0071-12 一般说来，在特定历史时期和背景下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很有针对性。中共中央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养下成长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彻底克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一问题具有普遍原则性，“而非仅适用于某一特殊地区或若干特殊个人的问题。”[1](P274-275)特殊地区显然指延安，若干特殊人物包括著名作家萧军，该文件可以说对延安时期的萧军作出了定论。但是，学术界和时人对萧军与毛泽东交往的研究和叙述存在着问题，认为萧军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①，甚至认为“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毛、萧交往所引发、导致的最大历史性成果”。[2]本文重新加以探讨，力图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否只是萧军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第二，萧军所说的“文艺政策”和毛泽东所要规定的是否同一？第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何针对性？ 一、从亲自看望到挽留：毛泽东对萧军的赏识和期望 1935年8月，萧军发表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描写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同日伪军队、地主汉奸进行斗争的场面，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勇形象。这部小说是在中共提出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政策的背景下发表的，得到了中共的高度评价，胡乔木指出：“中国文坛上也有许多作品写过革命的战争，却不曾有一部从正面写，像这本书的样子。这本书使我们看到了在满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人民革命军是怎样组成的，又在怎样的活动。”[3]还不能断定毛泽东是否读过这部小说，但是，从他在1937年10月19日阐述鲁迅精神时引用发表于1936年11月上海《作家》上鲁迅致萧军信的情况来看，说明他了解萧军。 1938年3月21日，萧军抵达延安。毛泽东“从丁玲那里得知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派人“先到招待所去看望萧军，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毛主席”。[4](P333)萧军回说：“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繁忙，我就不去打扰了!”[5](P478)毛泽东却于次日上午“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6](P436)接着，邀请他出席欢迎文艺工作者的宴会、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等一系列活动。可见，毛泽东“当时比较赏识萧军”。[7](P54) 但是，萧军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主张与毛泽东的不同。他在宴会上发言“不同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说是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8](P99)他“完全不考虑时代和地点，歪曲地引用鲁迅先生一九二七年在一个讲演中说的一些话，‘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等等，说政治家和文学艺术家不可能互相了解，应该各走各的路”。[9](P425)他还强调“共产党人文化教养应该补充”。[10](P527)康生“作了长篇讲话，阐述党的文艺政策，中间针对萧军的发言，不指名地批评了一通，萧军竟听不下去，中途退席”。[8](P99)毛泽东发现萧军：虽然性格直爽，但是倔强和自负，个人主义严重；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坚持文艺的独立性。萧军自己也说：“第一次离延安，自己留给这里的印象并不太好。”[11](P456) 萧军虽然寻找机会去五台山，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于是在4月到兰州，后到成都。他积极从事抗日文艺运动，以杂文揭露国统区的黑暗和国民党消极抗日，成为国民党秘密逮捕、暗杀的重点对象之一。1940年6月15日，他携妻子女儿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帮助下到达延安。 在萧军第一次离开延安和返回期间，中共在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政策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融入到工农兵中去以建立一支坚强的抗日文化军队的政策。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文化工作者称为“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为“亭子间的人”，要求双方革除自大，发展文艺的统一战线。4月28日，他论述了“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功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7](P252-253)1939年5月，他以纪念五四运动为契机，号召文艺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2](P560)12月1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纲领性文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以“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一方面要帮助知识分子克服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12](P618,619)胡乔木指出：“把毛主席上述主张同他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7](P253) 萧军第二次到延安正是在此政策确立之下。初始，他“十分舒畅，常常到延河边引吭高歌”。[13](P99)但是，他很快就不满了。他在1940年8月15日日记中批评说：“‘当差’的风气在这里很盛行，一些人不是在革命，不是在工作，完全把自己的地位造起来，而后慢慢地爬。这种新兴的官僚主义是革命前途的一种暗影。”9月2、7两日，他多次与警卫营战士发生冲突，声称：“这不是‘八路军’，简直是一群低级的野兽!”“我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我宁可到外面去住国民党的监狱!”他打算见毛泽东把“所经过和感受的说个明白”，否则“那些人一定会污蔑我，因为他们全是‘党人’，他们不择手段”。他的好友舒群建议“待一个时期再说”，将来“一齐走”。于是，他决定看看情况，明年(即1941年)“应该忍受一切隔离的痛苦，走罢!到外面去工作和生活”。[10](P273,297-299,305)看看情况，实际上指萧军要看看1940年10月10日颁布的《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的文件如何执行。文件对于如何实施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作了规定。一方面，“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文化人“可以组织各种不同类的文化团体”。总之，“必须使我们的根据地不但能够使他们安心于自己的工作，求得自己的进步，而且也是最能施展他们的天才的场所”。另一方面，“估计到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各种特点，特别对于新来的及非党的文化人，应更多的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使他们接近大众、接近现实、接近共产党、尊重革命秩序、服从革命纪律”。[14](P496-499)该文件既对中共自身也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要求，毛泽东再次要求文艺工作者“放下臭架子”而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5](P790) 萧军属于“新来的及非党的文化人”。他对这份文件表示欢迎。文件发布后不久，他即和丁玲、舒群发起成立“文艺月会”，以“提高文艺气氛”。[16](P144)1941年1月1日，他们创刊《文艺月报》，从第7期起完全由萧军编辑。有人指出“在延安文艺工作的推进上，确实是有些不够，很少文艺创作的单行本问世”，希望萧军这位在延安物质条件极为缺乏条件下被优待的文化人，“能够写出比《八月的乡村》更伟大更成功的作品”。[11](P452)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的期望。但萧军宣布要以《文艺月报》为阵地，以杂文为武器，继续暴露“黑暗”，同他眼中的“延安文艺现象”[11](P498)进行斗争。他宣布：“在文艺上恐怕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作品已经在走着下坡路，它正在向纯艺术的路上迈进。中国文艺应该是大突进地一面要达成它革命的任务，一面还要达到纯艺术的水准。”[10](P373) 《解放日报》5月25日发表何其芳歌颂革命的诗《革命，向旧世界进军》，6月6、7两日连载周立波歌颂农民的文章《牛》，6月10日发表社论提出“我们看重‘自我批评’，尤其珍视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17]萧军对此不满，称：延安文艺运动的开展必须克服两个障碍，一个是“属于作家本身的”，一些作家“在一个似乎看不见的圈子里做文章，既不敢迈出去一步，也不敢少迈一步”，犯了“‘公式主义’的病根”。另一个是“属于非作家的”，“有的人在某一些学术部门确有一些研究和原则上的把握了，有时他就喜欢根据自己的原则来谈一谈文艺”。只有克服这两个障碍，“才能谈到提高延安文艺的水准和校正它的方向”。他一方面“至诚愿意这些喜欢谈文艺的人，能够更深和更多对于文艺的本质和特殊性加以研究和理解，帮助文艺运动开展”；一方面指责“首长”干扰文艺和指点作家创作，强调“我们要求的是艺术，不是‘方面’，更不是艺术的‘代用品’”。[11](P453-454)对于“自我批评”，萧军称无啥兴味，但是对于“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则可回答为：“有创造的勇气，也有破坏的胆量；不独敢于歌颂人所不敢歌颂的东西：更敢于憎恶人所不敢憎恶的事物。”他责问：“究竟艺术是为了革命吗？还是革命为了艺术？谁应该服从谁？”他强调：“说艺术为了革命当然没有问题；若说革命为了艺术也不能算错。至于谁应该服从谁？那大概应该看看什么时间，什么空间，主要还得看一看谁走的路对吧？”[11](P459-460)他著文称鲁迅“一生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而战斗，以至于走向无产大众阵营里来共同向人类底尊严损害者们而战斗”，为此“按着自己的路向，排击开诸种障碍和敌人，勇猛精进不后退”：又称鲁迅“为了‘抗争’‘现在和未来’……就操起了杂文”。[11](P463,473)言下之意，他也要如此。 萧军想找毛泽东“把一些事实反映上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7月8日，他致函毛泽东约定时间谈话。在焦灼地等待一周之后，他于7月14日又致函说：“我所以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原因，除开施政纲领之中引起我一点不能决定的疑惑外，附带还要把一年来在边区的观感，尽情说出，虽言一得之愚，对于党底本身，或有小用。因为我到边区一年有余，近来很想到大后方行走行走，此会晤算作‘告别礼’也可。”毛泽东先于7月16日派胡乔木解释因“最近害膀症”[10](P460,468-470)而未回信，接着于7月18日与萧军交谈。 其一，萧军提出事先预备的几个问题：(1)组织纪律与政府法令抵触时谁服从谁？(2)党外人士可否批评党内的事情？(3)到延安一年多的感想；(4)作家到延安为啥写不出东西？(5)一些作家何以精神不安，不能工作？其中，他特别强调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原因是：“党内：个性被消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分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指出：“你所说的全是对的，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了，这是一般的问题”，“一定要改变”。他针对萧军所说“黑暗”问题，指出：“列宁说过，新社会不过较旧社会稍稍好一点，它是在基本地向好的方面走。”[10](P472-473) 其二，萧军询问“党有没有文艺政策”？毛泽东说：“现在忙着打仗、种地，哪顾得上呢!”萧军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以便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们都有所依据，有所遵循，团结起来，步调一致地开展文艺工作”。毛泽东赞同，要求萧军留下来帮助“收集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18](P113-114)萧军表示同意。 《毛泽东年谱》也记载说：7月下旬，“作家萧军想离开延安回重庆去，到毛泽东住处辞行。他向毛泽东谈了他在延安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并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毛泽东挽留萧军留在延安，并托他帮助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19](P315)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回答表明中共还没有制定文艺政策。但是如前胡乔木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融入到人民大众中去的政策，毛泽东实际上强调的是尚未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基础上制定出进一步的文艺政策；如后所指出，这与萧军所要求的根本不同。毛泽东挽留萧军，说明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由于毛泽东坦然承认一些问题需要改变，萧军对毛泽东“起了好感”，评价他“诚朴，人性纯厚，客观”，只“是对一些事隔阂”。[10](P472)7月27日，萧军写信给胡风：“今年春季我本打算到各地作一番旅行”，“如今我却不想到哪里去了，就住在延安的窑洞里罢，也许还要度过几个春秋”。[16](P148) 二、“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毛泽东对萧军的失望 就在毛泽东挽留萧军之时，《解放日报》连载周扬所写《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文章针对萧军等人主张“暴露黑暗”，提出“太阳中也有黑点，新的生活不是没有缺陷，有时甚至很多；但它到底是在前进，飞快地前进”。文章批评一些作家“把自己看得比别人特殊”，走着特有的“艺术知识分子的步伐”，同延安新生活“步调就不一定合得很齐”；“常为自己设下一个圈子，不容易叫人打破”，同延安的“一个圈子”就有些“扦格不入的地方”。文章提出，要从精神方面寻找“写不出东西来”的原因，要“走出窑洞，到老百姓中间去跑一趟，是一定会有益处的”，延安“真正是一块能够结出丰盛的文化艺术果实的沃土”。[20](P77-78) 这篇文章是继《革命，向旧世界进军》《牛》之后令萧军极为不满的又一次“文艺现象”。他斥责周扬是“挑战的，蔑污的，阴毒的”。[10](P474)7月27日，他写好反驳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其一，对延安“黑点”就应暴露。“若说人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不加憎恶，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颂，这是没有道理的事”，这样的人“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光明底追求和创造者”。其二，作家写不出东西之因，并非“有关创作本身的一个问题，写什么的问题”，要从“黑点”上寻找解决途径，即是说，“应该寻找那些能够妨碍一个战士不能尽性地作战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原因吧——补充或消灭它。”其三，周扬所说作家彼此不能接近融洽之因“就是心没通”，作家为自己设圈子并非天生，而是“以圈子报圈子”，“这圈子即使再坚固顽强或多一些，只要肯打，不断地打，打的态度和方法能够好好随时随地检点纠正一番，用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虽然不会全‘迎刃而解’，大概也总可以有些成效吧。”其四，针对周扬所说作家不能“把自己看得比别人特殊”、作家在延安“特别地被理解，被尊重着”，萧军认为延安的确“比起‘国民党’统治下以至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地方，对作家们底虐杀侮辱，不关心等等……那是有天上地下分别的”，但是“我们却希望在这里‘被理解，被尊重’更切实更深刻些”。对于与工农兵“打通心”的问题，萧军未予回答，只是说周扬“‘打通心’的态度和方法是应该反省一番的”，[11](P478-482)实际上否定了周扬关于作家应从自身找原因，转变立场，主动同工农兵结合的观点。 7月28日，文章寄给《解放日报》，但被退回。萧军又“负气要离开延安”，[7](P257)于7月30日“到毛主席那里去辞行”，[11](P113)并再次提出制定“文艺政策”。毛泽东言辞中赞同周扬所说，对萧军“作了开导”。[7](P257)或许是觉得交谈未说明什么，毛泽东8月2日写信给萧军：其一，本应早就阐述文艺与政治之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其二，再次表示“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其三，称赞萧军“是极坦白豪爽的人”，并以极其诚恳的语气开导他“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这样“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21](P174)显然，毛泽东“诚恳爱护之中亦略含批评，问题是有所指的”。[22](P347) 萧军却缺乏“接受别人指摘，意见，并且考虑、改正的气量和勇气”。[10](P492)认为毛泽东并非真正了解他，当即回信称“因为钉子碰多了，就有了硬壳，因为被误解被伤害太多了，就容易神经过敏，甚至总要提防着每个人，很少敢于放下格斗的剑!”对于毛泽东“再谈一回”的表示，他说“很愿意再和您作一次谈话的，如果可能，将来可以随时寻您来谈谈，我是极愿意了解每个人，更是对中国人民运命有着决定作用如您这样的人。同时也愿意别人认真地了解我一些”。但是，他说“明天鲁迅先生诞辰，我要去参加开会。在五号左右，如有时间可来一信约我，当造访”。[16](P325)同时，他把论争双方的文章一起寄给毛泽东。他的口气很大，要毛泽东根据其日程安排“谈一回”，并以为毛泽东8月6日“会来约我作第二次谈话”。[10](P497)毛泽东回信说：“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今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叙。”[23](P542)他清楚地表示“读过”萧军答周扬的文章后“璧还”，“回信及此后见面谈话始终没有对此发表意见”。[24](P199)显然，他对萧军失望了!8月8日感慨：“怎么未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25](P21) 8月10日20点半，毛泽东派人给萧军送来便条“请惠临一叙”。萧军立即前往。毛泽东“提到‘黑点’的可注意问题”，萧军“解释了周扬那篇文章态度底不严肃和不正确的地方”。毛泽东指出：“战斗不外三(两)方面，一对敌人，我们要保护所有革命者。二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要斗争之，要爱惜自己。”[10](P501)他清楚地表明反对萧军对内部也采取斗争的方式。关于萧军对“《解放日报》拒绝发表他们与周扬争论的文章”的不满，毛泽东回答：《解放日报》不给登，你可以登在你自己所办的《文艺月报》上萧军要求毛泽东和艾青、罗烽、舒群等见一次面，毛泽东同意。 8月11日晚，毛泽东“从杨家岭住处漫步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住地”，同萧军夫妇、艾青夫妇、白朗和李又然交谈，重述了8月10日晚对萧军所说。由于8月11日晚“不巧罗烽、舒群不在”，[19](P319)毛泽东于8月12日早派人送给萧军一封信，提出要他们“于早饭后惠临一叙”，强调“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10](P504)于是，萧军、王德芬夫妇同艾青、韦荧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舒群“一同应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畅谈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并共进午餐。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也在座”。[19](P319)萧军说：“凯丰、陈云也被邀来了”，因为毛泽东“认为这次谈话是一个政治会议，非常重要的”。[10](P503-504)萧军等人再次陈述了对周扬文章的不满，萧军还再一次要求制定文艺政策。毛泽东要求萧军入党，意即以党的组织纪律来约束他。萧军立即回绝：自己“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严重，就像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26]显然，“一些问题”未谈通。 8月12日交谈后，毛泽东对萧军转到思想教育上来。8月15日晚，毛泽东介绍萧军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新哲学选集》和沈志远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8月17日，江青给萧军送来毛泽东所著《新民主主义论》《论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和《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三本书。显然，毛泽东希望萧军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革命文艺事业的重要性、必要性。 这似乎未起什么影响。几个月后，萧军于12月25日致函毛泽东，说“打算在1942年中，从历史，从理论，从事实中，更进一步来研究研究‘中国共产党’。①怎样理解？②起码该读些什么书”。[16](P326)他清楚地表明还不理解“中国共产党”，也不知道读些什么书，毛泽东当然很失望。萧军等了几天，未收到任何回复，于是在1942年1月1日去了毛泽东住处，询问了“新民主主义的具体原则是什么”“共产党的内容和形式”等问题。萧军写道：毛泽东“卧在沙发里勉强闭目听着”，“他的注意力是很勉强的”，“他大概对于我的自负和跋扈也有着不满，觉得我锋芒太露”。[10](P536-537)而在这天，萧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宣布“为人类，强健自己，竞取第一”，要以稳、准、狠“作为我创作和对敌人战斗的三字诀”。[11](P503) 三、“暴露黑暗”潮流的喷发与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在上述过程中，“暴露黑暗”的潮流日益严重。它萌发于1940年，1941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丁玲发表《我们需要杂文》，批评说逃避是非、明哲保身都是错误的。到1942年，“暴露黑暗”的杂文“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7](P54)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等。这些杂文用“含沙射影，冷嘲热讽”的笔法，“把延安描写得似乎到处都是‘黑暗’”；[27](P595)尤其是《野百合花》说国统区的爱国青年怀着抗日热情来到延安，却发现延安一派“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28](P4)的景象。 在这股潮流中，萧军非常突出。他认为，“一个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来战斗，为后来者开路”。[11](P536)他宣称，延安虽然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却存在着“错误，不良的倾向，落后意识底残留等等”，需要以“更深和更韧性的强力的东西来和它战斗”，[11](P429)要通过战斗“肃清一切‘官僚主义的倾向’，‘贪污腐化的现象’”。[11](P421)他批评延安“沉闷，疲乏”，[11](P426)声称：“走罢!走罢!我不是这里的人，我具备着和他们有着不容易调和的矛盾……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他批评《解放日报》的党性过强，对“延安的一些不良现象也没有任何批评，全是讳莫如深”；并强调中共只有走“统一战线的路”，“我们才能合作下去”。[10](P426,594)有人劝他“多写小说，少写杂文”，[11](P294)他却称自己要像鲁迅一样拿着笔不苟地战斗着，照出“藏在社会每一个龌龊的角落，每一条不被人注意的卑俗的缝际里面所潜藏的恶菌”。[11](P428) 毛泽东对上述现象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某些文章，某些文学作品——当然只是一部分，发生了一些问题。”[29](P426)他指出：“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19](P378)他点名批评《野百合花》，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30]他强调：“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31](P734) 萧军认为毛泽东的批评也是针对他而来。4月5日，他剪掉头发，准备旅行。4月7日，毛泽东写信建议“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希望“惠临我处一叙”。萧军推测“一个重要问题”应是“军人方面不高兴文艺作家写部队黑暗方面的事”。他本不想“惠临”，却又认为如果不“一叙”，则“一些文人是要吃亏的，而且有些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10](P598) 这样，毛泽东于4月7、8日同萧军“接连两天谈了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19](P374)萧军日记说，毛泽东说最近他“感到这文艺政策很重要，也开始留心这些问题，也要懂得些”，并提出“内容与形式”“作家的态度”“作家与一般人关系”三个问题，再就是“新杂文问题”。萧军则“谈了些自己两年来苦痛的心情”，批评各部门的“本位主义”。他大概是因为认为毛泽东认识到他所要求“文艺政策”的重要，所以说此次交谈使“我们的感情似乎更接近些”。[10](P598) 因此，萧军变得积极起来。4月13日，毛泽东致信他“拟请带(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之为盼!”②萧军“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情况材料送给毛泽东”。[19](P373)4月24日晨，他接到八路军留守兵团“马匹三、四日内可到”的通知，于是写信给毛泽东“催他开会”。毛泽东当即回信，一方面说座谈会很快就召开，“开完会你就可以走了”；一方面表示召开前“还想同你谈一下”，并表示“派马来接”。[10](P608,611)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年谱》说回信是4月27日写的，[19](P377)萧军则称是这日上午收到毛泽东4月24日所写的回信，接信后就去毛泽东住处“谈一下”。他批评共产党“过去一般不注意文化人”；并称将来中国要形成“政治南北朝”，南北以“文化战为主”。毛泽东听后“脸色不很好看”。[10](P610) 在上述过程中，萧军称“有责任用文学和艺术影响他们”。[10](P599)他先是著文说每位文艺工作者面前“全似乎存在着一口等待跳越的‘坑’”，这种坑“大概决不是‘写什么’的坑；而应该是‘怎样写’的坑”，因此他到延安后的作品“全是失败的”。他宣布：“恐惧和逃脱这全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者的精神；只有敢于登净土，敢于堕地狱，敢于面对这‘坑’而走下去的人”，才是“美丽的”。[11](P522)在和毛泽东接连两天交谈后，萧军又著文说：“一万个人中一定可以选出一个很好的将军；十万个人中不一定选出一个很好的作家；将军们的刀和枪虽然沉重些，只要有些腕力的人，只要五分钟底学习他就可以使用它；作家们底笔是轻的，有的学习十年或二十年的还不能够发出一颗有效的子弹。”“有谁参加将军们作战计划，那是愚妄；有谁(轻)蔑作家底独立，那也绝不是聪明。”[11](P528)即是说，一个优秀的作家难得!要发展文艺，就必须尊重作家的独立。在毛泽东要求搜集“反面的意见”后，他把《文艺月报》第1至14期订在一起寄给毛泽东，其中登载了许多“暴露黑暗”的文章。他宣称要把握一切机会去宣传“文艺之道”，给毛泽东寄月报就是宣传手段之一。 在萧军竭力用自己的“文艺”影响之时，毛泽东对他谈了要召开座谈会，因而萧军说这是他两年来“间接直接工作出来的结果，我可以如此说”；如何召开也与他有关：在4月7日的交谈中“决定这样：先个别开座谈会，而后开一总座谈会”，在4月27日的交谈中“谈了一些开会的程序和办法”。[10](P614,599,610)但是，如果按照萧军所说是他促成召开的，毋宁说是李又然促成的。李又然说，是他先问“毛主席，什么时候文艺界开个大会，毛主席亲自主持!”“过了几天，主席就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头一个是丁玲。丁玲谈了要她找艾青。艾青谈了要他找萧军。萧军谈了要他找舒群。舒群谈了要他找罗烽……这样一个一个地谈，问他们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类问题。”李又然接着指出：“有人以为我自以为文艺座谈会是我引起的，这是一种误会，我没有说过这话，也一点点都没有这个意思。就算我多少起了点引起的意思吧，也因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开这个会了。”[25] 在4月13日致函萧军时，毛泽东还分别致函罗烽、舒群、艾青、欧阳山和草明“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32](P105)艾青还特地指出毛泽东“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加了三个圈”。[33](P312)胡乔木回忆说：“文艺座谈会前，毛主席三次给他(即艾青)写信，两次约他面谈……对当时发表的某些文章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艾青恳切地要求毛主席亲自‘开个会，出来讲讲话’”。[7](P257)刘白羽说：毛泽东“曾经三次找我谈话”，“叮嘱我，找一些人，把问题提出来，议论议论，把议论的结果报告给他”。[18](P100)因此，刘白羽批评萧军所说“完全是违背事实，严重歪曲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背景和意义”。[34] 毛泽东同上述作家的谈话内容与同萧军的一样。草明回忆说，毛泽东在4月9日同她和欧阳山的谈话中，说：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一次有关文艺工作的会议”，和大家讨论三个问题：一个是立场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一个是态度问题，即“如何为工、农、兵写作的问题”；一个是学习问题，即学习马列主义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世界观的问题。[35]草明说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听到文艺知识分子要有正确的立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知识分子的工作对象是工、农、兵，所以要到他们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他们，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36](P81) 总之，延安文艺界存在“暴露黑暗”“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以及宗派主义五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构成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们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系统地制定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7](P256)既然要开会，毛泽东当然要调查一下情况，找人谈话，“萧军的作用和其他作家的作用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以萧军当时非党员作家身份和在延安文艺界的影响，他无疑成为毛泽东一度相当重视的听取意见对象。”[37] 四、“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座谈会上毛泽东与萧军的争论 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与萧军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存在着争论。 第一，文艺的性质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如何？ 毛泽东指出：举行文艺座谈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15](P848,865,866) 萧军反对文艺为政治、军事服务，强调作家的“自由”和“独立”。他重复了与毛泽东初次见面时的观点，说：“红莲、白莲、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既然各是一家，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38](P444)他进而说：“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7](P54)有人指出：“萧军之拒绝文学服从政治、要求文学‘独立’，其实质乃是否认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是要求他的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文艺’‘独立’。”[39](P206-207)因此，胡乔木反驳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毛泽东祝贺胡乔木“开展了斗争”。[7](P54) 第二，是“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是否还需要杂文？ 毛泽东从两个角度进行论述。一方面，他指出“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都需要，关键是对什么人。对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忍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对人民群众、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的政党，“当然应该赞扬”。另一方面，他批评“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说法“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他指出：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来说，要揭露的“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对于人民大众的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他强调：“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他尖锐地批评：“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15](P848-849,871-873)总之，“没有纯之又纯的文艺，也没有纯之又纯的文人，文艺家要么为无产阶级服务，要么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中间道路可走”。[40](P73-74) 由于杂文是“暴露黑暗”的工具，有人声称“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毛泽东批评指出：“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对付敌人，杂文“是永远需要的”，但是对于同盟者、对于自己队伍，就不能乱用杂文，否则“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15](P872) 萧军一方面反对歌颂光明，强调：“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38](P444)有人指出：“萧军已认为劳动人民是天生的‘愚昧’‘无知’，所以解放区文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暴露人民的‘愚蠢’‘下流’，而不是歌颂人民的革命斗争与民主建设。一句话说就是要暴露所谓人民的‘黑暗’，而不是歌颂人民的光明，这就是萧军在延安所提倡的文艺任务。”[39](P89)另一方面，萧军提出“杂文还废不得说”，称：杂文是鲁迅手中“担负起对整个社会的污暗面几乎全面战斗的任务”的武器!“鲁迅先生底杂文，能够横绝一时，把一些……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山羊’以及叭儿狗、癞皮狗以及善于变化的魑、魅、魍、魉之类，追杀得上天无路”。“我们不独需要杂文，而且很迫切。(因为)那可羞的‘时代’不独没过去，而且还在猖狂。”要从鲁迅那里学习“及时磨练武器的精神，精通武艺的精神，临敌无前的精神”，“保护美的，消灭丑的；保护自己以及自己底朋友，消灭敌人”。[11](P550-553) 第三，文艺为谁服务？文艺工作者持什么立场？是否要到工农兵中去？写什么样的作品？ 毛泽东提问“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他回答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他特别强调指出：“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只有“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他举例说：“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15](P860-861,876-877)字里行间，他一方面批评萧军总想去“旅行”，一方面希望萧军到工农兵中去写出像《毁灭》这样的小说。 萧军则认为，一部作品有无读者，取决于“作品本身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读者文化水准”。“我们当前大部的读者层还是革命青年进步的军人，进步的工人，农民差一些，一部分行政工作者。”作家要写“事物和人底‘典型性’。多写进步的，典型性较大的，必然的，尖锐的……一面。从动的、发展的观点上来写一写，一切也就是动的，发展的……‘从卑污中寻出美的来——发扬它；从美的中寻出卑污来，消灭它。’”他虽然也赞同文艺作品“也要有‘一定的’立场”，并认为“不管作者在主观上承认不承认，在阶级的社会里，这立场就是作者所属的阶级”，但是强调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是：“第一个是为求得民族底解放；第二个是求得人类底解放”，文艺工作者“一切是为这‘解放’而服务。”[11](P544,543)他还认为：王实味“主观是站在革命立场上”，对其“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10](P632)虽然萧军的立场无可厚非，但是他并未明确回答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 是否要到工农兵中去，萧军实际上也否认。他说：文艺工作者的态度是“科学者的”，即：“要严肃，要客观，要把握住事物、人最真理的部分，最本质的东西。由抽象到具象，到形象，到典型……再赋以艺术的生命和灵魂，……让它——艺术品——自己去生活去行动。”手法是“现实主义的”，即：“它既不脱离现实，也不拘于现实，更可贵的，还是爱它有指导现实和作用现实的力量。在创作或批评的手法上，不管它有千万个派别，它们全是从‘现实’派生出来的。……无论古今中外，凡算为一位伟大艺术家，一件伟大艺术品，从客观来看，他们本质上毫无疑问，全是用最伟大‘现实主义’手法来工作，来产生的。”他还从“如何搜集材料”的角度来否定没有必要到工农兵中去：“作家们的第一个工作是理解人，表现人底生活，其次是历史、事物和世界。”“前方可以搜集材料；乡村可以，都市可以，眼前，身边……全可以。这里有个选择的，就是：先到最复杂、变动最快、斗争最尖锐、明暗度最显著的地方去。”他强调：作家“不独深入，更重要的是‘要融合又要独立；要独立又要融合’”。[11](P543-545) 第四，文艺工作者是否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妨碍文艺创作？ 毛泽东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文艺工作者必须虚心学习马克思主义，消除“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这样，文艺才能够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总之，毛泽东强调了文艺工作者需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来对自己的思想“来一番改造”，使自己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15](P874,852,851,848) 萧军宣布：“我不管政治上面怎么样，我就是要写作。我不光要成为中国第一个作家，而且要成为世界的第一个作家”，[41](P198)要排列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后做“老子天下第六”。对于是否学习马克思主义，萧军未直接表态，而是认为：“学习对于一个作家，和吃睡一般重要……在学习速度上，别人进一步，他们要进三步；在学习的宽度上，别人可以不知道他底东西，他一定要知道别人底东西；在学习的深度上，他一定要懂得这事物最本质的东西。从人那里学习，从事物那里学习，从书本上那里学习。”[11](P545) 座谈会结束后第二天晚上即5月24日，萧军对毛泽东表示“同意他那结论的意见”，[10](P633)即似乎赞同上述毛泽东所强调的“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15](P877)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座谈会第一次大会上的发言，他称自己对每个问题“给了自己的说明”，其讲话“引起普遍注意凝神和欢腾”。座谈会结束后，他总结说：“我这一次也算一个挑战，知道知道别人的力量，也知道知道自己的力量，我于这些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人群中，也还是自由杀入杀出，真理是在我这面。”[10](P614,632)毛泽东指出：“有的同志”抹杀艺术的革命性，特别强调“只要是艺术的东西，只要是艺术水平高的文学艺术作品，就认为是好的”，“而对立场问题，观点问题，马列主义基本观点问题，向工农兵取材问题，给谁读的问题，与工农兵密切结合或完全为工农兵这些问题，认识不清楚”。[29](P427-428)萧军认为毛泽东的讲话就“是针对他的”，[42]批评毛泽东“喜欢在不意中给人以一个钉子碰的”，“喜欢用暗示的方法，谦虚的方式”，“先引敌深入，而后包围之”。[10](P623) 五、结论：毛泽东所要制定的文艺政策和萧军要求的本质不同 毛泽东、萧军两人都想改变对方。萧军说：“我懂得共产党也懂得共产党人，但是它们并不懂得我啊!我是一个作家，我只有含着泪帮助它们生长。”[10](P292)他期望“当文化上的统率者，和一切恶劣的文化战斗”，改变中国共产党。要改变中共，首先要改变毛泽东。萧军认为，毛泽东“不是哲人、学者”，“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萧军宣布，他“作为作家”，要“培养灵魂”，要改变毛泽东而使他“伟大、崇高、纯洁”。因此，萧军“一开始很支持整风，也对召开文艺座谈会出过力，因为他早就认为共产党的毛病不少，对文艺问题更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以为整风可以使共产党按他的主张改‘好’，作家的地位可以得到提高”。[37]他反复提出应制定包括三个方面的“文艺政策”：“①规定共产党在现实创作批评总方向。②与党外作家关系。③明确规定文艺的地位，作家的地位。”[10](P621) 毛泽东指出，萧军属于著名、有成绩的作家，要特别注意帮助他“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自觉地彻底地转变过来”，[43](P237)以推动文艺工作朝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发展。为此，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文艺政策。毛泽东指出：“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正式表明我们党欢迎并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什么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但是关于文艺工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因此，要召开文艺座谈会，以解决文艺知识分子“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29](P425)毛泽东所要制定的文艺政策与萧军要求的本质不同。 毛泽东虽未根本改变萧军，但他通过朋友般的交往和对话，对包括萧军在内的延安文艺工作者进行教育引导，体现了他对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发展方向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视程度。尤其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党的文艺政策的高度，向广大文艺界指明了方向，并长久指引中国新文艺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萧军现象不代表文艺界的主流。从毛泽东劝导改造萧军之难，反面折射出毛泽东和党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体现党的文艺政策的讲话是非常必要的。 收稿日期：2016-01-14 注释： ①如王德芬的《我和萧军风雨50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刘忠的《精神界的流浪汉——延安时期的萧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刘国强的《萧军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有“促成”之功》(《党史纵横》2010年第1期)，等等。 ②在《萧军全集》第18卷第602页中，萧军将“反面的”写为“各家的”。笔者查阅了王德芬的回忆，对比了毛泽东同一天给罗烽、舒群、艾青、草明和欧阳山的信，发现此处应该是“反面的”，不应为“各家的”。标签：文艺论文; 萧军论文; 延安文艺座谈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毛泽东论文; 解放日报论文; 野百合论文; 周扬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