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复杂性的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杂性论文,社会科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不少人（包括不少自然科学家）认为自然科学是科学，社会科学则不是科学（我这儿所说的社会科学，是广义的社会科学，是各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和）。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社会科学成果的价值有时就不被人们理解，甚至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综合性大学也普遍存在着重理轻文的现象。这无形中给社会科学研究增加了许多困难。自然科学果真是科学的唯一形态，社会科学果真不是科学吗？
一
人们习惯于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科学，认为社会科学若是科学，就应当像自然科学，特别是像物理学。形成这种眼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然科学许多学科比社会科学成熟得早。16—17世纪，自然科学率先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它的学科多，研究者多，成果多，自然科学家的知名度高，影响大。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科学已相当成熟，社会科学则很幼稚。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就要向自然科学看齐，首先是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近代许多社会科学家都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不约而同地在各自研究领域采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近代经济学就是个典型。配第是第一个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引入经济学中的人，他研究过医学、解剖学、生理学和数学。魁奈曾参加过法国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是国王御医，他主张用生理学方法研究社会。斯密在大学期间学习自然科学和数学，认为生理学方法是揭示事物内在联系的方法。李嘉图业余研究数学、化学与地学，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也相当熟悉。
这表明，当近代第一批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经济学时，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是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氛围中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近代经济学开始时并无自己系统的研究方法，它只能借用已经硕果累累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近代早期经济学方法的这种特征，是近代早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典型。这种现象可称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早期的自然科学化。这既是一种合理的方法的交流（从方法的借鉴意义上说），又是一种不合理的方法的“错位”（从方法的完全取代意义上说）。
近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这种特征，通过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在哲学上得到了反映。
实证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精神在哲学上的表现。实证主义哲学的先驱孔德又是社会学之父，他认为社会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支配社会发展的是自然规律，所以社会研究是自然研究的继续。他主张在实证科学（即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起来。要对社会科学进行改造，改造的实质是使社会科学实证化即自然科学化。孔德还提出了社会有机论的观点，创立了“社会静力学”、“社会动力学”的概念。穆勒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都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社会科学的方法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使物理学成为基础学科和带头学科，所以逻辑实证主义进一步强调物理学是科学的典型。它认为物理语言是精确的纯客观的语言，是科学语言的典范。所有的科学语言都可以还原为物理学语言，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就必须使用物理学语言。
实证主义是“大自然科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是“大物理学主义”。唯有自然科学是科学，物理学是科学的最完善形式，社会科学还不是科学。因为它同物理学还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是历史上长期流行的观点。直到现在，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还有大自然科学主义、大物理学主义的影响和痕迹。
总之，在近代社会科学的早期，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认为自然科学是科学的唯一形态，科学不可能有别的形态；物理学（包括力学）是科学的唯一典型形态，科学不可能有别的典型的形态。因此，伴随着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向物理学模仿的过程，社会科学也在向自然科学模仿。不仅自然科学统一于物理学，所有的科学也都统一于物理学，成为绝大多数科学家的信念。没有人强迫社会科学家模仿自然科学，这是他们心甘情愿做的事。
二
自然科学在近代比社会科学发展得快、成熟得比较早，一个原因是近代的自然科学同生产的关系比较密切，另一个原因是社会比自然复杂。普里高津强调自然科学要研究复杂性，这无疑是自然科学思想的一次飞跃。可是我们要公正地说，社会科学的一开始就是关于复杂性的科学。
首先，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远比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复杂。
1.社会现象的不可重复性。自然现象基本上可以重复出现，社会现象则不能。在自然界，白昼与黑夜、晴天与阴天、热与冷、吸引与排斥，麦粒与麦株等都可以重复出现，而不会引导起明显的变化。社会事件在形式上会出现重复，但在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变异。人们每天的上班与下班，同白昼与黑夜的交替有很大区别；一代一代人的生长，同一代一代小麦的生长更不可同日而语。自然事件可以简单地重复，所以认识它的本质比较容易，社会事件不可能简单地重复，所以认识它的本质就要困难得多。
2.社会事件是“个性事件”。同一类自然物之间的差别很小，如同一盆水上的这一滴水与那一滴水，同一棵树上的这一片树叶与那一片树叶。同一类自然事件之间的差别也不大，如这一场雨同另一场雨，这一次地震同另一次地震。自然事件本质上是“类事件”，自然科学家在认识自然事件的本质时，原则上只要认识到事件的“类”这个层次即可，而不必具体地去研究同一类的大量事件。正因为自然事件是类事件，所以它是可以重复的。社会事件本质上是“个性事件”，每一个人、第一件事都有鲜明的个性，同一类事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社会事件本质上是不可以重复的事件。社会科学家不仅要认识一类事件，而且要认识同一类事件的若干重要事件。如历史学家研究战争，不仅要研究战争的一般性质，而且要具体研究各项重大的战争。总之，自然科学基本上以类事件为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则常常以个性事件为对象，这就增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难度；因为社会事件有鲜明的个性，所以我们既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来揭示它的本质，也可以用文艺的手段来表现它的本质。
3.社会事件难以模拟。由于自然事件本质上是类事件，可以简单重复，所以自然科学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它进行模拟。我们可以用一物来模拟另一物，用一种运动来模拟另一种运动，用此时此地的某事件来模拟彼时彼地的同一类事件，我们可以用人造的某物某事件来模拟天然自然的某物某事件。自然科学家通过模拟可以使自己的研究对象反复出现，这对认识这一类现象是很有意义的。社会事件在本质上是不可模拟的，因为社会事件具有强烈的历史性与地域性，具有强烈的个性和不可重复性。因此生物学家可以用模拟实验来研究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历史学家却不可能用模拟实验来研究奴隶社会的形成。
4.社会事件难以控制。在自然界，时空跨度和能量变化较小的自然物和自然事件比较好控制，人工自然物及其变化更是人直接控制的结果。自然科学家在研究自然界时，经常把研究对象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下，人们在科学实验中就是这样做的。除某些动物以外，自然物一般都没有抵制和干扰控制的能力。可是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它的研究对象却是难以控制的。社会事件就是人的活动，人在社会活动中要尽量履行控制者的角色。当社会科学家对社会事件进行研究时，他对社会事件的控制，实质上是控制控制者，常常会受到这些社会事件参与者的抵制和干扰即反控制。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事件，是不会在社会科学家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社会科学家很难进行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那种实验，他们可以进行一些试验，但他们不应当也不可能控制试验的结果。
5.社会事件充满着偶然、随机因素的作用。自然界也有偶然、随机因素的广泛影响，但偶然、随机因素的作用在社会中更加突出。社会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它何时何地、以什么形式发生，其具体过程如何，具有哪些个性特征，则是偶然的、随机的。个性色彩越强烈的事件，偶然性活动的舞台也就越广阔。因此社会事件同自然事件相比，具有更多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因素。每个社会事件的参加者都有自己的欲望和目的，而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是不以人的主观欲望和目的为转移的，这就在社会事件中出现了主客观因素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的复杂情况。
6.社会事件难以纯化或理想化。自然科学家可以把自然现象放在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发生，放在相对孤立、封闭的系统中研究，或对它进行理想化处理，撇开一些次要的因素，使自然事件显得单纯一些。马克思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1]社会科学家却很难把社会事件放在理想的、纯粹的、少受干扰的条件下进行研究，也很难撇开次要因素，把复杂的社会事件简化为较低级层次的事件。
7.社会事件难以量化，具有更大的模糊性。社会事件有量的规定性，但主要是程度的概念。社会事件的量基本上是无形的，很难用有形的量度来精确测量它。社会事件的各方面的量往往相互包含，我们常常不能把各方面的量严格地区分开来。社会事件的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弹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8.在认识社会的活动中，普遍存在着认识对象对认识主体的反作用。认识社会实质上是认识人，所以在认识社会的活动中，人既是认识主体又是认识对象。就对某个具体认识过程而言，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是不同的人，但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人，却不同于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物，他们既是认识客体，又是具有能动作用的主体。他们并不是被动地被别人认识，他们也以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参与了这个认识过程。他们同时也在认识认识他们的人，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认识他们的人施加作用。社会调查远比地质勘探复杂，因为在社会调查过程中，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叙述、解释和评价，有些人会隐瞒自己的动机和事实的真相，甚至会弄虚作假，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干扰社会调查的正常进行。
其次，社会科学认识主体的复杂性。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社会科学家显得比自然科学家更为复杂，因为社会科学家在认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比自然科学家所起的作用复杂得多。
在很长的时期内，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科学家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可以而且应当采用中性的、超然的、纯客观的态度，不把自己的观念、价值判断和伦理判断带入认识过程之中。恩格斯在谈到近代唯物主义时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只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是怎样就把它理解成怎样，而不去添加任何外来的东西。 ”[2]近代自然科学家都是按照这种传统来研究自然界的。美国学者贝利说：“科学家，以其科学家的身份，在道德或伦理问题上不偏不倚，……这样一种科学家没有伦理的、宗教的、文学的、哲学的、道德的或婚姻的偏好，他作为一个公民有这些偏好，这一点使得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摈弃这些偏好益发显得重要。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兴趣不在于是对是错，是善是恶，而仅在于是真是假。”[3]这就是说， 自然科学家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研究自然界的。可是，社会科学家却必须以参与者的身份来研究社会。贝利说：“自然科学家一般并不介入他或她正在研究的现象，而社会科学家则身在研究的现象之中。”[4]同一个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具有不同立场、 观点和方法的社会科学家就会作出不同的判定和解释。对事实的制定和解释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要完成的任务。除此以外，社会科学家还要对事实作出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其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其地位、利益甚至其情感、好恶都要产生很大的影响。要完全否定这些主体性因素的作用，就等于否认社会科学研究本身。
再次，社会科学理论的复杂性。
1.社会科学理论难以公理化。一般讲来，自然科学理论的各个部分、层次之间逻辑联系比较密切，逻辑关系比较清晰，在逻辑上可以从一个结论推出另一个结论。所以不少自然科学理论可以建构成一个公理化体系。社会科学理论的各个部分、层次之间的逻辑联系不那么密切、逻辑关系不那么清晰，难以进行逻辑推论，更难以建构成公理化体系。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应用形式逻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得更多的是辩证逻辑。
2.社会科学理论难以符号化。自然科学广泛采用了数学方法，各种量以及各种量的关系常用数学关系式表示，每一个关系式都会有一些符号。自然科学的概念一般比较稳定，对它的内涵无需多作解释（量子力学的一些概念例外），不同的科学家对它的理解也大致相同，这些概念就可以用符号来表示。自然科学的概念、判断之间的逻辑关系比较密切，这种逻辑关系也可用符号来表示。因此自然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符号化。由于社会科学基本上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难以符号化。
3.社会科学的真理具有较强的历史性与地域性。社会变化的速度大大超过自然变化的速度。相同的时间跨度在社会与自然中具有不同的意义。相对于人的寿命而言，社会的变化是迅速的，自然的变化则是十分缓慢的。因此社会事件比自然事件具有更强的历史性。自然科学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因为自然界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例如地球上不同区域的地质、生物状况就很不相同，不同天体的状况也有较大的区别。所以地质学、生物学、天文学的知识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这个地域的地质学、生物学、天文学知识，不能简单地搬到另一个地域去。也正因为如此，这三个学科含有大量的经验描述，很难建构成公理化体系。物理学与化学所反映的物理变化规律、化学变化规律则没有什么地域性。恩格斯曾说过，我们的自然科学是以地球为中心的科学。也许别的天体上的物理变化规律、化学变化规律与地球不同，但在地球的几大洲，则基本上是一样的。因此自然科学真理具有较强的普适性。社会科学真理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其强度大大超过了地质学、生物学和天文学。因为社会不同区域的差别性，不仅包含自然区域的差异，还含有更有丰富的内容，其中有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区别。由于社会科学的许多真理是通过对社会个性事件的研究获得的，这些个性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所以社会科学理论如果脱离一定时间和空间，它就会失去真理性。研究、学习和应用社会科学家的基本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这儿的实际就是具体的、具有“个性”的实际，一切以时间和空间为转移的实际。物理学知识的应用则不要求我们一定要联系当时当地的实际。
4.社会科学真理检验的复杂性。社会实践是检验社会科学真理的唯一标准，但社会科学理论的检验标准同自然科学相比，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自然科学史上曾有判决性实验一说，那社会科学理论的检验则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检验常常是十分曲折的过程，社会事件不可能重复，难以简化、纯化，主体性因素对认识的渗透更为明显，这都为社会科学理论的检验增加复杂性。社会科学理论作出预言的难度比较大，有时预言未实现，并非是理论不正确，而是由各种因素（如参与者的力量不够）造成的，其中又有许多偶然因素的作用。由于社会事件具有“个体性”，所以我们在通过社会事件验证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时，更需要科学地从个性中概括出共性，更需要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
人类的科学认识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人们总是先开始认识比较简单的对象，然后再认识比较复杂的对象。而在认识比较复杂的对象时，总是倾向于把复杂对象的简单化，尽量用关于简单对象的知识来说明复杂对象。同社会相比，自然界是简单的对象。自然科学在很长的时期内是关于简单性的科学，因而它成熟得比较早，称“早熟科学”。社会科学从一开始便是关于复杂性的科学，成熟得比较晚，称“晚熟科学”。“晚熟科学”总是受到“早熟科学”很大的影响，采用“早熟科学”的研究方法。人们也习惯于认为“早熟科学”是唯一成熟的科学形态，“晚熟科学”还不是科学，只有像“成熟”到像“早熟科学”时才会是科学。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要求社会科学，如同当年用力学的标准来要求其他自然科学学科一样，都是用简单化的观点来看待复杂性事物，都是机械论的思潮。
三
普里高津指出现代自然科学还在经历着一场深刻地的思想革命，革命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正在逐步从简单性转向复杂性。他说：“什么是经典科学的假定，使我们由这些假定而相信科学在已经解放了它自己呢？一般说来，这些假定是以这样的基本信念为中心的，即相信在某个层次上世界是简单的，且为一些可逆的基本规律所支配。”[5]“我们对自然的看法还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6]自然科学意识到要认识自然界的复杂性，这是它进一步成熟的标志。我们所熟悉的观察实验等近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研究简单对象的方法。自然科学逐步转向复杂性研究，这就要求转变它的方法——从研究简单对象的方法转向研究复杂对象的方法。这种方法的转变必将导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接近，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研究复杂对象的方法。
现在我们已经从许多方面看到了这种接近的趋势。
1.过去许多自然科学家认为社会事件是不可逆的，必须用历史的方法研究社会，而自然界是可逆的，可以舍弃时间的箭头。现在许多自然科学家已经认识到，自然界同社会一样，本质上是不可逆的世界，所以也应当像社会科学家那样，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现象。
2.过去许多自然科学家认为，社会事件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们很难对此作出精确的预言。自然界则遵守机械决定论的原则，我们只要知道自然现象的初始条件，就可以精确预言它在任何时刻的细节。现在许多自然科学家已经认识到，自然界也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世界，即使我们详尽地知道了自然现象的初始条件，我们也很难精确预言它的以后状态。
3.过去许多自然科学家认为，社会科学不可能有中性的语言，自然科学则必须使用这种语言。现在许多自然科学家已经认识到，其观念、理论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观察、实验之中。不仅社会科学家“介入”其研究的现象，自然科学家也是如此。人们在研究客观世界时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只有程度差异，而没有本质区别。
4.过去许多自然科学家认为，社会科学的结论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自然科学的结论则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精确性。现在许多自然科学家已经认识到，模糊性同样也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属性，自然科学也应当像社会科学那样采用模糊性思维。
5.过去许多自然科学家认为、社会科学理论的检验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相对性，而自然科学理论的检验往往通过一次实验就可以做了判决。现在许多自然科学家已经认识到，自然科学理论的检验也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和相对性。
这样，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可逆、随机性，即具有复杂性，自然科学家的主体性因素也进入了认识过程之中，自然科学理论具有模糊性，它的检验也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些方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表明二者正日趋统一。
自然科学是科学，社会科学同样了是科学。自然科学成熟的比较早，所以许多人用自然科学标准来要求社会科学，这种观念是可以理解的，却是不科学的。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不同领域的科学可以有不同的形态。不能认为自然科学是科学的唯一形态，客观世界包含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所以科学包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形态。社会与自然的区别，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两个部分的区别，而是复杂性程度不同的两个层次的区别。所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不仅是对象的不同，而且是复杂性程度的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这两种科学在形态上的差异是正常的，即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这种差异仍然是存在的。因此，二者应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社会科学家要继续从自然科学那儿引进一些概念和方法，同时，自然科学家也应当尊重社会科学，自觉地从社会科学那儿吸取营养。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联盟，既是学科发展的要求，更是社会实践的需要。
正因为社会科学是复杂性的科学，所以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苦性以及社会科学真理更大的相对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更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更要贯彻百家争呜的方针，对社会科学家工作和社会科学理论的评价要更慎重，更需要等待时间的检验。社会对社会科学家也应给予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宽容。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页。
[3]肯尼思·D·贝利：《现代社会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页。
[4]肯尼思·D·贝利：《社会研究方法》，纽约，1982年英文版，第32页。
[5]普里高津等：《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第40页。
[6]尼科利斯、普里高津：《探索复杂性》，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