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幽默诙谐性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坡论文,诙谐论文,性格论文,幽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认为苏轼复杂丰富的个性中最具魅力的是其幽默诙谐、睿智机趣的性格侧面。幽默机趣的性格使他以独特的目光去审视人生，走上艺术化的心理旅程。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说：“以诗词传大的标准——清新、自然、技巧和同情心来说，我认为李白已达到更卓越的成就，杜甫更能给人大诗圣的完整印象。但毫无理由我最喜爱的诗人却是苏东坡。”因为“今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任何一位中国作家更突出，也更完整地蚀刻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东坡伟大人格予人以突出印象，创作丰富尤为后人喜爱，这固然在于其诗词文赋的突出成就，但亦在于其性格亲切近人复杂丰富。而在其丰富复杂的性格中最具魅力的是他那幽默诙谐、睿智机趣的风采。这也是东坡有别于“诗仙”“诗圣”的十分突出的特色。在其幽默性格魅力的诱引之下，本文拟结合其生平遭际，对其性格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研究幽默理论的学者们说：“幽默是比握手更文明的一大进步。”（《幽默的艺术》第74页）因为“幽默是一种才华，是一种力量，或者说是人类面对共同的生活困境而创造的一种文明。它以愉悦的方式表达人的真诚、大方和心灵的善良。它象一座桥梁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弥补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是奋发向上者和希望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者不可或少的东西，也是每一个希望减轻自己人生重担所必须依靠的‘拐杖’”。（上海文化出版社，特鲁·赫伯《幽默的艺术》·《序言》）联系东坡曲折坎坷的人生，翻检其斑斓多采的诗词文赋，笑阅宋人有关东坡的笔记小说，东坡幽默诙谐性格易为人感知的是，东坡是一位能与他人共欢笑的人。他用特有的幽默表现出真正的人情味。在同僚、友朋、家人、甚或在下人、歌妓那里，他会用其生花妙笔，“戏作小诗，为僚友一笑”（《诗引》）
据《侯鲭录》载：
东坡在维扬，一日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无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
“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坡云：“吾从众！”坐客大笑。冯梦龙《古今笑史》摘引此段记载后倡言：“唯不自谓痴乃真痴”。于今观之，米芾之痴固称一绝，东坡之谐趣亦冠绝一时。一谐一痴，相映成趣。可发古今一笑。
东坡特有的幽默诙谐性格，使得他的一部分诗词具有谐趣之美。这些作品曾给亲友带来欢乐，成为诗坛佳话，据其《谷偃竹记》载：
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十咏》，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历来研讨宋诗的，大多激赏宋诗之理趣。却不大注意宋诗中如东坡诗之谐趣。这类作品固然无大的社会意义可言，但它却象轻音乐，令人听之忘倦，味之常新，内中充满了生活情趣，予人愉悦之感。
东坡的这种特定个性，使他在与门人弟子的交往中成了一个平易近人的长者，和蔼可亲的师长。他与秦观、黄庭坚诸人在政治生活中声气相投，诗词书画创作上彼此切磋，情同师友，在后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宋人对此多有著录：
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独醒杂志》）
师友之间，切磋诗文艺术，和气融融，又充满情趣，这是苏门的独特之处。苏门之中，秦、黄、晁、张各具风采，固然与诸人之学养追求有关，但与东坡这种特殊的性情，以特殊的方式奖拔揄引，切磋琢磨是分不开的。后人不了解这一点，认为“苏黄二公互相讥诮”（《苕溪渔隐丛话》）实在是对苏黄性格的幽默诙谐方面缺乏了解了。
东坡之机敏风趣不仅给僚友、门弟子、亲人以欢愉，而且给与其交游的歌妓以慰安和欢乐。
在有关东坡的大量的幽默诙谐风趣的佳话中，人们可以更为深切地理解东坡，因为“幽默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我们对生活感受的形式，这种形式需要有健康的人生心理作基础。”（《幽默的艺术》第29页）东坡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这魅力源于东坡博大宽广的胸怀，以平等之心以待天下的深心。“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就是笑声。它比任何音乐或娓娓情话都美妙。谁能使他的朋友、同事、顾客、亲人们发出笑声，那么他就是在弹奏无以伦比的音乐”。（《幽默的艺术》第26页）东坡就是这样一位用笑声在人世间弹奏无以伦比的音乐的伟人。
当然细细检阅有关记载，我们发现东坡有时也用幽默来暗示责备：
王禹锡与东坡有姻连，尝作贺雨诗云：“打叶雨拳随手重，吹凉风口逐人来。”自以为得意。东坡曰：“十六郎作诗，怎得如此不入规矩？”禹锡云：“定醉时所作？”异日又持一大轴呈坡，坡读之曰：“尔又醉耶？！”（《王直方诗话》）东坡的批评，给我们以启示，在某种情况下，如果在双方发生分歧时，你撇开严肃的态度，以幽默来暗示责备，那么即使半讽刺、半宽容的幽默也能治愈人，而不会伤害人。
在东坡这里，他特有的幽默诙谐也常使他在解决复杂的人事关系时得心应手：
苏子由在政府，子瞻为翰苑。有一故人，与子由兄弟有旧者，来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来见子瞻，且云：“某有望内翰以一言为助。”公徐曰：“旧闻有人贫甚，无以为生，乃谋伐冢，遂破一墓，见一人裸而坐，曰：‘尔不闻汉世杨王孙乎？裸葬以矫世，无物以济汝也。’复凿一家，用力弥艰，既久，见一王者，曰：‘我汉文帝也。遗制圹中无纳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济汝？’复有二冢相连，乃穿其在左者，之久方透，见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肌色，饿于首阳之下，无应汝之求。’其人叹曰：‘用力之勤无所获，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谓曰：‘劝汝别谋于他所。汝视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齐，岂能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墨庄漫录》）
读此则记载，不能不使人为其机智幽默所倾倒。从东坡口中随口而出的幽默故事，显示了其为人的极高品位。通过这个故事，他告诉友人，自己理解友人的处境、苦衷，待阙之职“贫甚，无以为生”。不得已而干谒。但也明白告诉友人自己为人从政的态度，并暗示友人告谒之结果——“用力之勤无所获。”东坡的机趣，友人的豁达，这场谈话以喜剧的方式开始，以喜剧方式结束，“友人大笑而去”。因此，当我们研究幽默的时候，我们发现幽默的形式千变万化，包括有双关语、俏皮话、诗、漫画、故事、笑话等等。在这里东坡的幽默诙谐通过笑话体现出来。但由此我们也发现了幽默与一般笑话的区别，“幽默并不是讲一则笑话。它比笑话更有深度，产生的效果比笑话更强。”（《幽默的艺术》第7页）东坡，这位有着崇高人格的智者，使得他的“笑话”充满了幽默诙谐的情趣。使我们更深切地认识道，“幽默是机智和爱的儿子。”（法·罗贝尔·埃斯卡尔《论幽默》第43页）“机智的人不一定是幽默的人，但幽默的人必定是机智的人。”（法·罗贝尔·埃斯卡尔《论幽默》第47页）
二
设若我们探讨东坡的幽默诙谐性格至于此止，如前所述，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笑对人生，拥抱人生，胸怀坦荡，富于同情，长于谐谑，善于教诲的东坡。但这却难以包含其幽默性格的全部内涵。林语堂先生在其所著《东坡传》中还说：“研究苏东坡的一生，就等于研究国家因党争而硕落的过程。”换句话说，研究东坡的一生何尝不是研究一位文坛巨星。一位哲人在激烈的党争中宦海浮沉，终至陨落的过程呢？北宋激烈的党争看似严肃的政治斗争，实际上夹杂着封建派性的倾轧。变法反变法的斗争如此，洛、蜀、朔党争也是如此。当党争发展到毫无意义的争权夺利、党派倾轧时，足以使任何一个抱正义感的仁人志士动辄得咎，无所措手足。在复杂紧张的社会纷争的大背景下，胸无芥蒂，幽默诙谐的性格适成其累，常常“因嬉笑而成仇雠”。
关于苏（轼）王（安石）交恶之始末，历来研究者唯恐于两位历史伟人有损，不免遮掩，左袒右护。由于本文侧重于研讨东坡幽默诙谐性格，所以不拟对之作全方位考查，仅从此一特殊角度看二人之嫌隙。王安石变法之初，时论不一，士大夫好恶纷然。此时正王安石辟异议，树权威之时。东坡却数与之嘲谑。
王安石博洽，适在变法之时，著《字说》、《三经新义》，其用意不言自明。尽管其《字说》有滞碍难通、穿凿可笑之处。令人“每见介甫道《字说》，便待打诨。”（《道山清话》载刘贡父语）然东坡屡屡以《字说》为嘲谑对象，可谓不合时宜。因为王安石之著述，其意并不专在学术，旧派针对其著述的嘲戏，其意又何尝尽在学术？据《道山清话》载：
张文潜言：“尝问张安道云：“司马君实直言王介甫不晓事，是如何？”安道云：“贤只消去看《字说》。”文潜云：“《字说》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处。”安道云“若然，则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潜大笑。
所以我们检阅有关东坡对字说的态度，就不能简单地看成一般友朋间谐谑嘲讥了。
适在其时，“子瞻数上书，论天下事；退而与宾客言，亦多以时事为讥诮。与可极以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听也。”（《石林诗话》）而王安石对之态度则是“数请诎之”，认为“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宋元通鉴》）由是论之，岳柯《桯史》中的一段记述并非猜度之词：
王荆公在熙宁中作《字说》，行之天下。东坡在馆，一日因见而及之，曰：“丞相颐微窅穷，制作某不敢知；独恐每每牵附，学者成风，有不胜其凿者。姑以■、■二字言之：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积三为字，而其义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答，迄不为变。党伐之论，于是浸闿；黄冈之贬，盖不特坐诗祸也。
因近似的缘由，东坡还曾得罪了昔日的朋友，后来的政敌章惇。谓章惇“能自拚命者能杀人”。章惇“绍圣相天下，坡渡海，盖修报也。”（《挥塵后录》）
东坡与安石、章惇之间嫌隙，并不全因诗句玩笑而起，考其交往始末，怨隙之成，政治原因居多。然其与程颐之结怨，因玩笑成仇雠，宋人多有著录。
戏言相向，倘若双方哈哈一笑，往事烟云，倒还罢了。糟糕的是，其时正值旧派执政之后权力再分配之时，苏又“自是时时谑伊川”（《程子微言》）。二程门人“朱公掞辈衔之，遂立敌矣”。（《朱子文集》）苏轼与程颐、蜀党与洛党“结怨之端，盖自此始。”（《皇宋治迹统类》）由是之故尽管东坡公正立朝，对王安石、对程颐均能公允地评价，但党争一起，积怨难消，他总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桯史》载：
东坡先生元祐中以翰苑发策试馆职，有曰：“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于刻。”左正言朱光廷首其事，以为不恭。御史中丞傅尧叟、侍御史王岩交章劾奏，一时朝议哗然而起。
“于是台谏论苏公未已。”（《道命录》）元祐年间，东坡在宦途青云直上的岁月，则成了他内心十分矛盾痛苦的时期，于新旧两党的夹攻之中，来往于朝廷与地方官任上。成为其文学创作上的低潮时期。宋人言及苏、程交恶，曾遗憾地指出：
山谷称周濂溪胸次如光风霁月，又云：“西风壮士泪，多为程灏滴。”东坡为濂溪诗云：“夫子岂我辈，造物乃其徒。”盖苏氏师友未尝不起敬于周、程如此，惜乎后因嘻笑而成仇敌也。（《林下偶谈》）
当然，总结洛蜀二党交恶攻讦之缘由，主要是由于政见不同、学术派别不同，处世态度有异，新党失败后朝中权利再分配之争。但不管要因何在，“因嘻笑而成仇敌”毕竟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
因此，我们在探讨东坡幽默诙谐性格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其好谈谑的负作用——谑而虐之处。当东坡的幽默面对不合适的对象，不恰当的场所时，往往产生相反的效应。东坡曾以太白《姑熟十咏》戏郭功父，结果是“功父甚愠”。（《入蜀记》）他也曾以六目龟嘲吕微仲，“微仲不悦。”（《东皋杂录》）顾子敦姿状雄伟，人以“顾屠”嘲之，坡公以诗相戏，顾得之不乐。（《鸡肋编》）刘贡父与坡翁交游甚厚，东坡拿其生理疾病嘲戏，也引起不愉快。
由是而论，当东坡的诙谐所对非人，或过分逞才使气，甚至有谑而虐的成分时，其幽默诙谐适成身累，特别是在他所生活的党争激烈人事关系极为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他的亲友们提醒过他，“时子瞻数上书，论天下事；退而与宾客言，亦多以时事为讥诮。与可极以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听也。出为杭州通判，与可送行诗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句。（《石林诗话》）
东坡对自己戏言酿祸的性格，在朋友的规劝之下也有所警觉：
东坡好戏谑，语言或稍过，纯夫必戒之。东坡每与人戏，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纯夫旧行第十三也。（《晁氏客语》）
为免不测之祸，他有时也十分谨慎：
东坡待过客，非其人，则盛列妓女，奏丝竹声聒两耳，至有终席不交一谈者。其人往返，更谓待已之厚也。值有佳客至，则屏去妓乐，杯酒之间，惟终日谈笑耳。（《北窗炙
》）
但亲友们的规劝，他自身的戒约，并没使他摆脱人生困扰，他的一生依然象一叶风雨飘摇的小舟，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颠簸着，直至赍志以没。所以，探讨东坡幽默诙谐的性格，一方面，我们承认这种性格曾给他带来祸患，但是对于那种把东坡坎坷人生的缘由归结于他的这种特殊性格的议论，终感有久公允。《魏公语录》载：
公在政府，蜀人苏轼往见公，公因问苏轼：“近有人来荐王迥，其为人如何？学士相识否？”轼曰：“为人奇俊。”公不谕其意。后数日，公宴。出家妓，有歌新曲《六么》者，公方悟轼之言。盖歌有“奇俊王家郎”也。既而公语诸子云：“苏轼学士，文学过人，然岂享大福德人也。”
《宋艳》的纂集者徐士銮在《讥诮》一书辑录了刘贡父、东坡诸人讥嘲之语后，有针对性地感叹道：
戏谑，君子所不免，然不至于虐则善矣。大抵讥消之语，先发者未必切害，而报复者往往奇险深酷，不知取虐于人者，趋祸之路也。古人嫌隙多起于俳谐，不如戒而无之，岂惟全交，实免祸之道耳。
谑不至虐之论，固有可取。“古人嫌隙多起于俳谐”，也是有所指而言。然“不如戒而无之”之说，则显浮廓。揆诸史实，苏轼纵戒去幽默俳谐之笑谈，其生平命运岂能稍改！？倘若如此，东坡也就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东坡了。
三
正是宦途风波，人生磨难，使得东坡的幽默达到一种新的境界，成为其人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他人所难以企及的人生艺术。
东坡在复杂纷纭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幽默性格，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能运用幽默诙谐面对重重困难，有时甚至是厄运突至的环境。其《志林》载云：
真宗东封还，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否？”朴言：“无有。惟臣妻一绝云：且休落拓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命其子一官就养。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老妻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妻不觉失笑，予乃出。
这是用极为平静的语气记载自己在湖州被捕与家人诀别的情形，但从妻子“皆哭”，“无以语之”等语，联系当时目击者所见就逮之时“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孔氏谈苑》）的情形，可以想见其时气氛之严峻，东坡全家之惊愕哀伤，祸患难测的忧虑。但东坡却以其急智，以一幽默的前代故事，缓解了当时气氛，减轻了家人的悲伤。遗憾的是，曾有一度，人们认为东坡的这种态度是玩世不恭。鲁迅先生说：“泪和笑只隔一层纸，恐怕只有尝过泪的深味的人，才真正懂得人生的笑。”我们说，只有设身处地的为东坡着想，才有可能认识这种幽默的力量。东坡这位具有独特幽默感的伟人，具有一种超群拔俗的人格，正是在这困厄突降的紧急关头，他表现了一种以智慧应付特殊困苦窘境的能力。在东坡这里，幽默产生一种力量，它能祛除人生压力，提高生活涵养：
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避署录话》）
连系东坡自湖州入狱，亲朋皆与绝交，在黄州，昔日之友人“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生活已陷困顿，行动又受限制；在岭表，“元祐党祸，烈于炽火，小人交扇其焰，傍观之君子，深畏其祸，惟恐党人之尘点污之也。”（《梁溪漫志》）生活困苦，以至诸物皆无。我们就可以领略东坡何以要如此之原委。在那特定的人生困境中，虽旷迈如坡翁，不能无苦恼、烦闷、疑虑，而他特有的幽默风趣正成为他驱除个人烦恼，度过艰难岁月的最恰当的办法。“在我们这个极度紧张的社会，任何过于严肃的东西都将难以为继。唯有幽默才能使全世界松驰神经又不至于麻醉。给世界思想自由而又不至于疯狂。并且，把命运交给人们自行把握，因而不至于被命运的重负压垮。”（法·罗贝尔《论幽默》）这段话虽是就西方社会而言，但幽默可以使人“不至于被命运的重负压垮。”东坡大概业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有意识地运用幽默，使之成为一种生存艺术。
正是激烈的党争，人生的坎坷，在生活的艰难中，东坡的幽默达到了它的最高境界，成为一种精神的胜利反抗。这位拥有真正幽默心灵的伟人，生活的磨难使他不但会幽默人，也会幽默自己，不但嘲笑人，也会释然自嘲，泰然自贬，欣然独笑。他笑自己的观念、遭遇、缺点乃至失误，甚至笑自己的狼狈处境：
东坡在儋耳，因试笔尝自书云：“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少醉，信笔书此纸。（《曲洧旧闻》）由此足以见坡公直面人生，他释然自嘲，欣然独笑。这是一颗传大心灵人格力量的自然流露。
东坡幽默的笑声，融入了他对现实的思考，人生的追求，面对黑白颠倒的世界，他也用笑声表示自己的惯懑不平，“在笑声后面隐藏着愤怒的呐喊。”（赫尔岑《俄罗斯文学的新时期》第十七卷第23页）：
东坡先生自黄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词云：“何人无事，燕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太守刘士彦，本出法家，山东木强人也。闻之，亟谒东坡云：“知有新词。学士名满天下，京师便传。在法：泗州夜过长桥者，徒二年；况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东坡笑曰：“轼一生罪过，开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挥塵后录》）
“开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下”虽是笑中道出，但这笑不仅是对那“木强人”刘士彦的态度，也是对东坡所处社会生活环境不能容人“开口动笔”的讥讽、嘲谑、反抗。
如果说东坡湖州被捕时的笑谈能去除家人心头的阴霾，他与晁端彦的笑语，从一个特定角度显示了他的一往勇决的政治态度。根据有关史料，我们认为到了晚年，他的幽默，在人生困境中更发展到了新的境界，他直面人生，正视现实，傲对尘寰，谈笑生死之际，表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人格力量。在黄州，面对人生忧患，他用平静得让人难以觉察的幽默口吻给友人写信：
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东坡的幽默是在人生旅途，坎坷困境中对人生领悟的结果。所谓“解脱的问题毕竟只是达到精神的和谐，让卑下的本能受到高尚情操的控制。人若能自我训练而达到此一境地，就不必脱离社会而求解脱了。”（林语堂《苏东坡传》）“吾生本无待，俯仰过此生。”东坡的旷达超脱，是一种极高层次的超脱，他看破了人生的利害得失，甚至生死，他的笑声才具有更诱人的魅力。
所以探讨东坡的幽默诙谐性格，其最为引人之处还在于在宦海风波里，在坎坷的人生中，在艰难困苦的磨砺下，达到的正视人生忧患，笑傲人生磨难，谈笑死生之际的豁达旷迈。
人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在东坡朗朗笑声中，我们看到了他精神世界的一个侧面。幽默诙谐的性格使得东坡以一种独特的目光去看待生活。这是诱使我们去思考探讨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由于本文的侧重点不同，我们所探讨的是东坡幽默诙谐的个性，而不是他的作品的幽默风格。所以除了引用他的自己作品外，我们大量地引用了宋人有关的记载，这是因为，我们感到，把握东坡那个时代的人们在不同的角度下对东坡这一性格的观照，对他的这一性格我们可以把握得较为准确一点。至于与他的独特性格相关的有关作品的探讨，则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任务。由于学识浅薄，不当之处。热切地希望学界同人匡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