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统视角下的中美生态农业实践_农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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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美生态农业发展回顾

鉴于工业农业或“石油农业”所引发的能源危机及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西方一些学者很早就试图寻找一些新的农法来克服以往那种经营方式所带来的弊病。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有不少欧美学者积极倡导向中国学习,采行有机农业。美国土壤学家金(F.H.King,1991)认为美国的富庶得益于它丰富而肥沃的土地,但如果一味进行掠夺式的经营,随地力的耗竭、水土的流失,美国文明将难以持续。被认为是近代有机农业之父的英国的霍华德(Howard)爵士也大力呼吁走有机农业的道路。40年代后随着农用化学品所造成的公害的加剧及70年代世界性能源危机,使人们对石油农业的负效应有了更多的认识。各种旨在替代常规农业(conventional agriculture)的农业模式也纷纷涌现,并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程度的实践,如有机农业、生物农业、生物动力农业、自然农业,等等。它们虽然产生的地方不同,名称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以生态学的基本思想为基础,重视物质的循环利用及生态平衡,其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因此,也有人将这些替代农法统称为生态农业(ecological agriculture)。虽然这种提法未必为所有学者接受,但它们在指导思想上与生态学原理没有什么冲突,例如在美国,替代农业(alternative agriculture )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有机农业,被视为美国持续农业之父的罗戴尔(J.L.Rodale)1942年就创办了美国第一家有机农场,出版《有机农业》杂志,后又创设罗戴尔研究所(1974),专门从事有机农业的研究。但近年来很多学者嫌有机农业的提法过于狭窄,容易引起误解,逐渐以替代农业、再生农业、生态农业和持久农业的提法取代“有机农业”。但它们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在西欧,替代农业的主要形式是生物农业和生物动力农业,目前约有3万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以这种方式进行生产。 在亚洲国家替代农业也在不断发展,如菲律宾的“马雅农场”、泰国的“蜀农场”,已是这种新型农业的典范。在日本福冈正信积极推行他的“自然农业”。

尽管上述种种农法都有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注重保护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共同点,但因经济、生态及历史传统的不同在具体实践中存在许多差别,这也正是不少学者在各种替代农法名称上长期争论不休的原因之一。

“生态农业”一词最早由美国土壤学家W.A.Albrecht(1971)提出,其原来的规范是完全不用或基本不用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饲料添加剂,主张尽量依靠作物轮作、秸秆还田、施用粪肥、种植豆科作物、绿肥等维持地力,主张以生物防治的办法防治病虫害。这种观念基本上主宰了西方国家生态农业的实践。 它强调“低耗”、 “低投入”(low cost,low input),注重维持和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持续性。 据美国农业部的估计,1980年美国有机农户在20000—30000之间,仅为美国农户总数的1%,而且有机农场多为10—600hm[2],其中86%是小于40hm[2]的小农场。这些农场多为生产蔬菜和水果的专业性农场,在以粮食作物生产为主的地区,有机农场数量很少。替代农法难以推广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问题。常规农业一整套技术措施及社会服务体系已深深建立,要使之改变一时不易。1950年美国加州时有18个堆肥制造厂,到1970年16个已经关闭,只剩下2个〔1〕。它们无力与常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竞争。

在中国生态农业的实践虽历史久远,但就政府有组织倡导,参之以现代生态科学为指导而言,实始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然而发展十分迅速。在各地分散实验研究的基础上,80年代初先后建立了一些生态农业实验点。最初是单一生态工程模式的生态农业户,继而出现耦合模式的生态农业村。1985年东北地区率先提出建设生态农业县。 1986 和1987年在有关实验县召开了经验交流会,实验范围愈来愈广。江苏省大丰县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环保局的帮助下,1987~1989年完成了生态农业县的规划工作。1991年5 月农业部等联合召开了全国生态农业(林业)县建设经验交流会,全国有50多个县参加。1991年9月和1992年9月又分别在湖北京山、山东淄博举办了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培训班。据不完全统计,到1992年我国已涌现出了100多个生态农业县,其中50 个被纳入农业部的生态农业试点县。试验区总面积30多万km[2], 占国土面积的3%,其中耕地面积209万hm[2],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

2 中美生态农业实践比较

为什么生态农业实践在西方国家开展早却步履维艰,而在中国起步晚却进展迅速呢?比较一下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生态农业的实践就会发现中国有一些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

虽然中国的生态农业在总的目标及主要措施上同于西方国家,如两者都关心长久农业生产环境的持续性;两者都重视合理轮作,培肥土壤等技术措施;两者都认为人类应该是自然的朋友而不是征服者。但两者在目标侧重及实施办法上仍然有一定的区别。这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及不同的人口与资源状况均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和食物占有量少,经济基础薄弱。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均占有粮食不足400kg,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而中国人均耕地仅为美国的十二分之一。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使中国不能不尽可能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因此中国更注重经济目标与生态目标的统一,一切有助于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技术中国都倾向使用,因而在中国并不完全排斥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使用。只是希望减少对它们的过度依赖,并做到科学施用,使这些技术融于现代生态农业体系。与中国不同,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农业现代投入的水平已经很高,农产品的供应不是不足而是严重过剩。而过份依赖农用化学品等一系列常规农业技术的结果是土壤和水质污染的加剧,因此人们更重视环境问题。当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发生矛盾时,前者多服从后者。

由于它过于注重生态目标,而在某种程度上对农业活动的经济目标则有所忽略。这也是生态农业在西方国家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多项研究表明,西方替代农业因投入水平低,不用化肥,其总产和单产多低于常规农业,只有极少数例外。如美国玉米带有机农场的小麦、玉米和大豆单产分别比常规农场低43%、89%和5%(Lockertz,1981)。 对欧洲畜牧业生产的调查也表明有机农场每2.47hm[2]饲料和牲畜产品输出量约为常规农业的70%(Vike和Batemann,1981)。不过低投入也部分抵消了产量上的一些损失。如美国玉米带有机农场生产一美元作物只需常规农场矿物燃料的40%。但总的来看,经济上可能遭受的损失使多数农民一时难以接受替代农业的生产方式。

表1 中西生态农业比较

与西方生态农业相比,中国的生态农业明显表现出高产出与高效益。生态农业经济收益一般远高于或略高于常规农业,因此农民对参加生态农业的计划有浓厚兴趣,也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

中国生态农业之所以会有较高的经济效益不只是因为它不绝对排斥使用农业化学品,也得益于其固有的有机农业和多种经营的传统。其重要基础当然是农场规模相对小而劳动力充裕。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和太湖地区,传统的基塘生产方式和农牧结合得到了新的发展。在“桑基鱼塘”的人工生态系统中桑林是有机物的初级生产者,桑叶养蚕、蚕矢喂鱼,塘泥施于桑基,构成一个水陆相互作用,动植物相互作用,物质循环综合利用的人工生态系统,使得“桑茂、蚕壮、鱼大、泥肥”,资源达到了很高的利用率。一般每公顷桑田可得净收入4500元,每公顷鱼塘产鱼1500—2250kg,可得净收入6000元。通过这种经营方式,珠江三角洲中部以全省土地面积0.8%的土地生产了全省50%的塘鱼和95 %的蚕茧。当地农民收入为全省农民平均收入的3倍。 “桑基鱼塘”目前已发展出“蔗基鱼塘”、“果基鱼塘”、“花基鱼塘”、“稻基鱼塘”等多种生态农业模式。

图1 珠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桑基鱼塘系统示意图

在北京房山县窦店村人们则发展了一种种植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其内容在某些方面与古代关中地区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类似,村民在287hm[2]农田上种植冬小麦和夏玉米, 几年来粮食每公顷产量稳定在11625kg,茎、叶、根茬(风干重)每公顷产量15135kg。为发展畜牧业创造了条件。 大部分粮食被投入畜禽饲养业, 使养殖业产值从1977年的20.2万元增加到1988年的253.3万元。种、 养殖业之比由原来的98:2变为34:66,农民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生态农业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的方法,将现代科技成果与传统农业技术精华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的一种现代农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生产资料、劳动力和生产环境合理组合、运转,在保持生态系统稳定的同时,给自由能以出路,保持系统内若干组分的非成熟状态,加强系统内部各组分之间的耦合,以提高该系统的生态生产力。它强调农业高额生产力的基础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而生态保护和建设要有助于提高生态系统的潜在生产力。因为它注重到了我国人多地少的状况、不同地区间的差异、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及我国农业的历史传统,因此在实践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中国的生态农业目前虽然仍处在初步开展阶段,它的成功实践却表明它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而中国传统有机农业的精华及多种经营的传统将在未来的生态农业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由于西方在生态农业的具体做法上失之片面,引发了许多对“生态农业”的争议,有些要求尤其难以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故而近年国际上多用“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 而不再用“有机农业”、“替代农业”或“生态农业”等名称。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LAR)的技术咨询委员会(TAC)给持续农业所下的定义为:“成功地管理各种农业资源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人类需求。同时保持或提高环境质量和保护自然资源”。因此,从目标和内容上看它与我国生态农业的建设是吻合的。1992年中国已有20个县被纳入国际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SARD)研究的试点。

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保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宇宙飞船经济观”,认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只不过是茫茫太空中一只小小的飞船,人口、经济的增长终将使这只飞船内有限的资源用完。人们生产和消费所排出的废物终将使飞船内完全污染。因此,必须建立起一种既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造成污染的、能循环使用物质的“循环经济”,以取代过去那种“单程经济”(one—way economy)。无论是再生农业、有机农业、替代农业、生态农业还是含有哲学意味的持续农业,实际都是这种观点的具体表现。人类若想在这个地球上长久生存并享受繁荣,就必须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致力于保护自己赖以为生的生存环境。

注释:

〔1〕Barton Blum:Composting and the Roots of SustainableAgriculture:Agricultural History.1992.Vol.66(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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