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五十年来回族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五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K281“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86（2000）02—0042—05
在21世纪到来之际，回顾和总结建国50年来回族研究的成果及经验，对展望21世纪回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与相互了解，丰富和完善回族学的学科建设，加强对回族史及回族相关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笔者抛砖引玉，对建国50年的回族研究做一简单的回顾。
一、建国初期至“文革”时期的回族研究
建国初期的回族研究可以认为是40年代回族史研究的继续，但在研究方法上已开始普遍运用马列主义的民族观研究回族历史，成绩比较显著。1951年，白寿彝出版《回回民族底新生》，这是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列主义民族观写成的第一本回族史著作。同年，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出版，简述了1862—1877年西北回族人民起义的经过。第二年，白寿彝、韩道仁、丁毅民等人还编著了《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1957年），这是继延安时期《回回民族问题》之后的又一本系统的回族著作，反映了回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进步和回族研究取得的进展。在这一时期，一是加强了对回民起义的研究，如翻译出版了法国人罗舍写的《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1952年）、林干编著的《清代回民起义》（1957年）、马长寿编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记录》（1957年内部印发）、宁夏编印的《西北回民起义》、《关于杜文秀大理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等。二是加强了对全国各地回族历史、人口的调查工作，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汇编籍，如《广东海南黎苗回族情况》（1951年）、《青海回族调查资料汇集》、《甘肃回族调查资料汇集》、《黑龙江省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广东回族满族社会历史情况》、《内蒙古自治区朝鲜、回、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丁毅民编著的《新中国的回回民族》（1958年）、吴乾就的《云南回族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宁夏编印的《关于回族的来源》、《伊斯兰教和回族的关系》等资料汇编。三是加强了回族历史人物和回族文化的研究，如马坚的《回回天文学对于中国天文学的影响》（1951年）和《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籍”释义》（1955年）、米契的《郑和》（1956年）、容肇祖编的《李贽》（1962年）、甘肃还编印了《马仲英事件文献资料汇编》（共4辑）、 马霄石写出了《马仲英事略》一书的手稿本。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回族文化人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默默地在民间从事着回族史的研究，虽然他们的成果在这一时期没有机会面世，但并不等于说回族人不关心自己的历史，可惜的是其中不少的论著手抄本毁于“文革”，令人遗憾。
建国初期的伊斯兰教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伊斯兰教的研究已成为主流，伊斯兰教译著不断在中国出版，探讨伊斯兰教的学术文章从数量到质量都比以往有较大进步和提高，其中有关教派门宦的文章占有一定比例。对清真寺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中原地区清真寺的研究上。
应该看到，建国初期的回族研究（包括回族史研究和伊斯兰教研究）取得了许多基础性的成果，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极“左”思潮的扩大，无疑给回族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在这长达20年的时间里，许多从事回族史研究的同志受到迫害，即就是发表和出版的一些有关回族方面的文章有的也带有较强的极“左”印记，尤其是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上，有的甚至以极“左”和大批判的面目出现，机械而教条，功利色彩浓厚，实际上成了政治思想说教的附属品，尽管有的论著在当时多次再版，但今天看来某些言词还有伤害民族感情之嫌。可以说，“文革”时期正常的回族研究在极“左”思潮最盛的十年几乎被一度窒息了，有价值的成果很少（除非因政治的需要而被当时的学术界关注，如李贽思想的研究）。
二、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的回族研究
198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云涌，思想解放突起，学术界摆脱了极“左”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回族研究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鼎盛时期，研究内容之广泛，研究成果之丰硕，都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已经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专业及业余人员组成的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为回族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人员保障，使20年来的回族研究发展迅速、成绩斐然。尤其是回族史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和专业期刊的问世，极大地促进了回族研究，佳作不断，研究领域有了更深的开拓。从1983年至今，已在银川、昆明、兰州、承德、郑州、济南、西安、乌鲁木齐、黄山等地先后召开了11次大规模的全国回族史讨论会，提供论文、专著700余篇（本），对回族的族源、近现代史、 抗战史以及经济、教育、人物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此外还举办了多次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东南沿海各省的伊斯兰教文史工作座谈会，以及与回族研究紧密相联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如郑和（南京、长乐、昆明、太仓）、杜文秀（大理）、回民起义（西安）、回回医药（西安）、广东及香港回族（香港）、回族历史与文化（银川）等内容的学术会议，也都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回族方面的论文、专著。现在，全国的《回族研究》、《中国回族研究》、《甘肃民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郑和研究》、《阿拉伯世界》、《中国穆斯林》以及各民族院校的学报、社科研究机关的刊物、甚至不少民间内部报刊等都为回族研究文章的问世提供了学术陈地，佳作不断，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和资料书，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有关文章，研究领域有了重要的进展和开拓。这一时期我国的回族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思想解放了，“左”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在过去，由于有过“文革”的教训，我国的回族研究中思想不够解放，极“左”的东西还很多，但是经过1983年的银川会议以后，开阔了大家研究回族史的思路，增强了大家研究的信心，随后的云南会议、兰州会议都是解放思想的会议，对人们思想中“左”的东西进行了清洗，纠正了学术研究中“左”的倾向或民族歧视观念，确立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实事求是地对历史进行了评价，从而使研究的角度更新了，尤其是对陕甘回民起义的研究、云南回民起义的研究以及起义领导人的评价上，以史为据，正面肯定了几曾非议的人物，如白彦虎、杜文秀、马德新等，对近现代史上的一些回族军阀也开始给予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如白崇禧、马仲英、西北五马等人的研究，评价上也较为中肯、全面，符合历史实际，并且在伊斯兰教的研究上突破了“左”的束缚，论文和论著的质量和数量均有大幅度提高，从而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
二是研究队伍扩大了，热心回族研究的人多了。与以往相比，回族研究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再仅仅是个别专家、学者的事了，参与面越来越广，除了专家、学者外，还有许多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既有回族，也有汉族、满族、撒拉族、东乡族等其他民族，有专职的，也有业余的，而且业余的同志占了很大的比例，许多老干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家不图报酬，只讲奉献，都愿意为回回民族研究作点贡献，从而使回族研究在人员组成上是专家学者与回族的热心者相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期回族研究的强大阵营。可以说回族研究队伍还在扩大，因为每次会议都会有不少的新面孔出现。据估计，全国搞回族史研究的专业和非专业研究人员目前已超过千人以上。
三是研究面更宽了，进入了深层次、全方位的研究阶段。过去的回族研究仅仅停留在回族的形成、回族历史上几个重要人物等方面，而从回族史讨论会开始，由于每次都有侧重点地围绕某一、两个专题进行研讨，这样就深化了回族研究，而且除了回族史讨论会之外，近20年来各地还召开了不少回族研究的专题研讨会，比如回族古籍整理研讨会、经堂教育研讨会、伊斯兰教在泉州研讨会等等，使研究面更宽更广了，而且在回民起义、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门宦制度、经堂教育、回族教育、回族经济、回族爱国主义传统、回族抗日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的重要成果，并且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回族民俗、回族文化、回族伦理、回族建筑艺术等方面的著作，研究面越来越宽，进入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阶段。
四是成果更多了，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自80年代以来，由于肃清了“左”的影响，随着回族研究阵营的扩大，学术研讨会的不断召开，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不少的内部或公开的报刊，回族研究出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第二个鼎盛时期，而且这次鼎盛期的成果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回族研究的论文越来越多，各种专著层出不穷，不同内容或不同版本的回族辞典也不少，据初步估计，近年来每年都约有二三百篇成果问世，目前全国回族研究方面的论文、专著资料书总量已超过两千篇（本）大关，这些论文、文章和专著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有的论文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很有学术价值。
五是回族学（史）讨论会这种形式确定下来，并极大地促进了回族学会的成立和回族学的学科建设。回族学（史）讨论会这种官办民助的形式在近20年的回族研究中基本确定了下来，并经过实践检验，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作为群众自发性的一个松散的学术交流形式，过去尽管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负责，没有固定的经费，没有专门的干部编制，但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尤其是许多回族老干部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关怀，却能够每一、两年开一次会，并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可以说这种学术交流形式已经普遍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而且随着回族史讨论会的召开，极大地促进了回族研究，回族学的提法也被学术界逐渐接受，建立回族学也已水到渠成，成立全国性回族学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通过沙明会长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中国回族学会在1998年的昆明会上已宣告正式成立，并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从目前来看，对回族的研究已经从最初的仅仅关注形成史的研究，而扩展到回族文化、经济、教育、教派和门宦、民俗、民居、医药、伦理、科技、建筑艺术和民间工艺、作家文学和民间文艺（文学）等诸方面。卓有见识的学术专著层出不穷，并在一些大学里培养有回族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设置有回族研究所等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并且随着中国回族学会的成立，各省市区的回族研究会也相继正在成立，这必将极大地促进回族研究向纵深发展。可以说，近20年的回族研究，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使回族学逐渐在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成为学术百花园中的一束绚丽的奇葩。
三、建国五十年来回族研究的经验和教训
通过对建国50年来回族研究的回顾，我们不难总结出其经验和教训。简而言之，经验主要有两条：
一是要营造良好而宽松的学术氛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不同的观点进行商榷、探讨、甚至交锋，从而提高认识，解放思想，明晰史实，分清是非。近20年的回族研究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从大背景上讲，关键还有赖于“拨乱反正”后一个宽松的政治和学术交流的环境，若没有这种宽松而良好的学术氛围，一切都将无从谈起。1983年的银川会议所带给全国各地回族研究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大家，回族史的研究领域已经解冻了，良好而宽松的学术氛围已经降临。于是昆明会议上有人就敢说话了，到了兰州会议，思想更解放了，突破了“左”的束缚，对历史上的回族人物更加客观的评价。这一时期回族中争鸣、商榷、探讨的文章逐渐增多，甚至在一些研讨会上出现了建国初期较少见到的生动的学术思想的交锋。比如早在80年代初期就有关于伊斯兰教对回族形成所起的作用问题的探讨；80年代中期又有对陕甘回民起义及领袖人物评价问题的商榷。真理是不怕被论证的，同样史实也是不怕被反复考证的，良好而宽松的学术氛围解决了回族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明晰了史实，分清了是非，贡献不小。
二是要有全国回族学（史）讨论会这种形式的促进。建国初期的回族研究之所以没有取得近20年来如此丰硕的成果，原因很多，但其中关键的一条便是缺乏全国性讨论会的带动。过去的回族研究是个别专家、学者的个人行为，是“散兵游勇”；而现在的回族研究由于有了全国性讨论会的召开，从而变成了集体行动，是“协同作战”；过去的研究者在全国来讲是星星点点，而现在的研究者则是一片片，在北京、宁夏、云南、甘肃、陕西等地都形成了一个个学术研究的整体。之所以形成这种今非昔比的喜人局面，功劳应该记在研讨会上。众所周知，回族大分散于全国各地，单靠个别专家、学者的个人力量来研究，精力肯定有限，光是在全国跑也跑不过来，而全国的回族学（史）讨论会这种形式恰恰弥补了这个不足，使各地的专家、学者及热心回族的研究者能坐在一起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增强研究的信心，提高研究的水平，开阔研究的眼界。于是有的人就在当地搜集史料，就地调查，往往能够为研究提供许多很有经验的珍贵史料，或澄清了以往历史研究的错误，或补充以前的不足，从而完善了回族研究，使回族研究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各省区“轮流坐庄”这种形式，又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回族研究的开展，培养了更多的人才和后备军。在这些会上，各地的专家学者才知道了回回人对上海的杰出贡献，知道了回族先民管理上海、建设上海的历史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悠久；知道了闻名全国的铁道游击队是一支以回民为主的抗日武装；知道了蜚声中外的中山舰的舰长是回族；知道了延安时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私人医生是回族；知道了南泥湾曾是陕北回民重要的聚居区，等等。这些都无疑增强了回回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使命感，所以说回族学（史）研讨会功不可没，它极大地促进了全国性回族研究的开展，促进了各地研究成果的尽早问世，促进了各地研究者对回族的执著偏爱。可见，召开全国性回族研讨会是个经验，一定要坚持下去。
论及建国50年来回族研究的教训，概括其一点，即要防止回族研究中极“左”思想的影响。邓小平同志讲，“左”比“右”更可怕，这确是经验之谈。在回族研究中“左”实际表现为形而上学和唯心论。杜文秀、妥明称王就被说成是“民族分裂”；马化龙是教主，妥明是阿洪就否认回民起义的正义性；白彦虎被左宗棠逼得跑到了国外就说成是“叛徒”，为了保存实力抵抗清军屠杀与阿古柏被迫短暂联合就说成是“卖国贼”；信仰伊斯兰教被认为是“迷信”、伊斯兰教被“揭露”成“毒害人民的鸦片”；若讲民族感情就意味着在搞“民族狭隘主义”；否认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中的作用和影响（怕有过份看重宗教作用之嫌）；否认回族在历史上的贡献（怕戴上“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不敢正确评价回族军阀，如白崇禧、马仲英、西北五马，不敢涉及近现代回族革命斗争史，更不敢涉及教派和门宦的研究，如此等等。于是在“宗教消亡”、“民族融合”（甚至“民族同化”）的口号下，只讲共性，不计个性，种种践踏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事便层出不穷，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被功利主义、强权政治、大汉族主义意识所取代。可以说极“左”思潮对回族研究的制约和毒害是深远的，尤其是“文革”时期，这些都有待于回族学界好好总结，好好反思。
四、几点启示
建国50年来回族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也带给我们不少启示，这些启示是回族研究继往开来，迈向21世纪的宝贵财富。
启示之一：搞回族研究要坚持一个标准，要实事求是，要解放思想，警惕极“左”的东西，要有民族平等观念，树立健康、正常的学风。回族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坚持一个标准，要有民族平等的思想，不能对汉族用辩证法，对回族就形而上学，对汉族只用唯物论，对回族就唯心论。洪秀全称王就认为是农民起义，杜文秀称王就成了“民族分裂”，洪秀全是教主，但这并不影响历史对洪秀全的评价，马化龙也是教主，有的人就把马化龙贬得不伦不类，农民参加反清起义就是正义的，阿洪参加反清起义就成了非正义，如此等等。一位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汉族专家就曾很不理解地告诉我，白彦虎与阿古柏的短暂合作是形势所逼，为了保存实力的明智之举，有的人却把白彦虎说成了“叛徒”、“卖国贼”，他认为这纯粹是“书生之见”，是根本不懂军事策略的想当然。试想如果当初白彦虎不利用阿古柏与左宗棠周旋，今天的中亚还会有10万东干族吗？恐怕陕甘回民起义者早已被左宗棠斩尽杀绝了。这位党史专家还向我讲了一个例子，说八一南昌起义以后，朱德率领的起义官兵处境十分艰难，处处遭到围剿，为了保存实力，朱德率众人暂时投靠了当时的一个军阀，时任国民党军长的范石生，在其手下吃俸禄，拿军饷，朱德还担任了高级参议和团长。后来革命有了转机，朱率又率众人离开了范石生，投奔了井冈山。对于这段历史，党史界并没有因为朱德率领共产党的第一支武装投靠（或联合）了军阀而贬低他，相反朱德利用范石生来保存了这支革命力量，所以仍把八一南昌起义作为建军节的开始，史学界没有人纠缠朱德投靠（或联合）范石生这件事，这并不是朱德身上的污点，而是他军事策略的闪光点，可回族史学界为何要始终揪住白彦虎与阿古柏的关系不放呢？这位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专家很不理解。还比如，有的评价白崇禧的论文回族自己的研究刊物上却不敢发表，而汉族同志办的刊物却能让其公开面世。我想这也许旁观者清吧。诸如此类的现象都反映了一些同志（包括回族自己）对待不同民族中同样相似的人物的标准不一样，不是一把尺子，还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大汉族主义的意识或受这种意识所影响。所以，解放思想，坚持用一个标准来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应该尽快落实到回族研究中，而不应仅仅是一句空话。要防止小家子庸俗气，防止书生之见，要有胆识，要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实事求是。
启示之二：回族研究既要研究回族的历史和文化，也要关注现实，研究回族的生存状况、现实问题和社会环境。回族研究要坚持历史与现实结合，要放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中来研究回族，要把回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来研究，不能脱离中国这个现状，不仅要研究回族的历史和文化，而且要研究回族在当前的发展，研究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研究伊斯兰教伦理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研究回族从古至今的爱国主义传统，研究“沙甸事件”的历史教训，研究处理好现阶段民族矛盾和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回族经济如何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壮大起来等等，同时还要关注回族生存环境对回族自身发展的影响，促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积极为现实服务。在现实中，汉族过春节可以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回族过尔德节如果也把回民区的街道打扮得有节日气氛一些，就认为是地方民族主义抬头。这同样也是标准不一样，尺子不一样，用有色眼镜看民族问题。尤其是在一些新闻媒体上，常常乱用西方口径，照搬照抄，不加区别，不加分析，车臣就是车臣，却说成是车臣穆斯林分裂分子，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却说成穆斯林恐怖主义，有的还对伊斯兰教义和教律肆意歪曲，专门“暴露”所谓的“阴暗面”，诸如此类引用于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穆斯林就好斗就爱搞分裂，无形中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民族的误解，极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事实上，穆斯林（包括回族）有很多良风美俗却不被新闻媒介关注，比如禁酒禁烟讲求卫生习俗，还比如在最近中央取缔法轮功的斗争中发现，回族群众参与法轮功之类异端邪说修炼的人数几乎就根本没有。为什么这些影响稳定的异端邪说在回族中找不到市场，这同样值得研究。
从现实的某些史学思潮来看，翻案风愈演愈烈，似乎学术界有些人就是靠翻案文章来混饭吃的。比如对左宗棠的评价问题，早在50年代就已有定论，可是如果我们翻开近十几年的中学历史教材进行一番比较就会发现，对左宗棠的拔高和正面评价是得寸进尺，越拔越高，现在90年代的中学历史教材竟然取掉了80年代还有的捻军起义和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起义的内容，对这些起义闭口不谈，也许是怕有损于左宗棠的“光辉形象”。难道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除了左宗棠就再也找不出“爱国主义”了？列宁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50年代史学家称左宗棠是“反动”的“屠户”是客观公正的。而现在如此的一拔（左）一贬（回）造成的社会恶果是一些人已经认为左宗棠是功劳大大的十全十美的完人，于是拔高左宗棠的书层出不穷，甚至拍成电视，西北各少数民族和史学界意见很大，尤其是回族，于是中央又不断地暂封、查禁、停播，成了消防队。最近，有的书中（作者有的不是搞史学的，而是写小说的）仍把西北西南的回民起义称为“民族分裂主义割据势力”，不知是受了“拔左思潮”的影响，还是受了“车臣穆斯林分裂主义”宣传的启发？所以说，对回族研究而言，研究现实，研究回族所处的环境和生存状况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要有胆有识有理有据，站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上，站在为历史负责的角度上去坚持真理，维护正义。
在现实中，直到现在一些人还往往习惯用“左”的眼光来看问题，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来思考问题。你说回回民族的民族感情和团结精神，他就批判你宣扬民族狭隘主义，把回回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觉悟的提高看作是地方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抬头，看不到积极的一面，而一味地从消极方面去理解，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就成了谈民族色变，谈回回色变，嫌回回难缠，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正视回回民族渴望自身繁荣进步的呼声和要求，一味地回避民族感情和民族问题，殊不知民族感情是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基本常识。在一次人代会上，西安的一位阿洪告诉我，他们所在的区新上任了一位回族副区长，上任不久，回族副区长专门走访了几个清真寺，与乡老、阿洪、寺管会负责人进行了座谈，沟通了感情，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没几天，区上专门派人来几个清真寺调查，很神秘地追问这位副区长给他们讲了什么，谈了什么，为什么要来清真寺找他们谈？为什么要和他们在一块儿吃一顿饭？使群众感到心里很不舒服，这位副区长得知情况后也十分心寒，真不知以后该如何再搞工作了。可见解放思想，破除“左”的干扰，不用有色眼镜看人，讲起来容易，但如何纠正这种现实中的偏见并非易事。由此造成的恶果是一些回族干部对本民族的历史不了解，不关心，对回回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不清楚，不知道，对本民族的问题躲躲闪闪，把回族在历史上的贡献说得少一些，把回族的文化降得低一些，甚至最好闭口不谈，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不犯错误。这些回族干部在工作中不是积极主动地引导广大回族群众去认识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激发回回民族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热情，而是一味地淡化民族感情，一味地回避民族问题，把回回民族民族觉悟的提高好象当成坏事，结果是适得其反，使一些民委部门面对问题时，只能被迫应战，沦为了“消防队”、“灭火队”。列宁讲，一个不热爱自己民族的人不可能爱国。人们也常说，乡恋和族情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所以作为回族干部更应该克服头脑中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理直气壮地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情，决不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要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党性与人民性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积极主动地搞好民族工作，是党和政府的要求，也是少数民族群众的愿望，因为只有56个民族共同的繁荣和进步，才有中华民族共同的进步。
启示之三：回族研究要求我们要积极抢救新史料，开拓新的领域，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回族经过几十年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回族学这一专门的学科。但从目前来看，还存在调查研究不够，抢救史料不及时等问题。有关回族史的资料很多，有的是口碑流传，当事人还健在，有的是碑石记载着，但都遗弃在野外，如果不及时抢救就很有可能消失。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热心回族研究的同志积极收集、发掘新的史料，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拓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全面、科学、客观地评价历史问题，要通过对历史、现实的研究而展望未来，要有哲学家的思辩头脑，要有历史家的深邃眼光，要善于培养新人，培养年青力量，培养高素质、高文化、并有强烈敬业精神的后备军，只有这样，回族学研究才会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
启示之四：要吸引不同民族的同志来共同研究回族学。回族学是社会科学，不是回族的专利，仅靠回族自己来承担研究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要吸引和团结各民族的专家、学者来参加，对不同的观点要正确理解，可以争鸣，但不要攻击，不要乱扣帽子，要百花齐放，营造一个回族研究的宽松氛围，尤其对回族内部来讲，要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不能强加于人，强求一致，要在正常的争论中珍视友谊，消除偏见，只有这样，回族学的研究阵营才会越来越壮大，才能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收稿日期：2000—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