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后新时期”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2年底，文坛出现了“后新时期”的提法。尽管持“后新时期”说的人们对其时间的上限意见不一，对其内涵的理解也有颇大差异，但相同的是，这一提法本身“标志着新时期的终结和另一个时期的开端”。近二年来，许多人相继以各自的方式和需要使用着这一名称，甚至是在不同的理论话语层面上，共同论证和支撑着它的成立。“后新时期”论者的根据，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是文学的转型。他们认为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与此前的文学有“对话的意义”，这种“后现代创作”是对新时期文学的解构，所以称之为“后新时期文本”；同时，以迎合“大众”消遣和娱乐需要的通俗文学，“成为与纯文学分庭抗礼的强大存在”，由“丫环”变成了“小姐”。总之，这二者都“显示出文学的时代更迭”。第二，是时代的转型。他们认为，时代文化思潮发生了突变，即从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初开始，“消费社会迅速到来”，社会进入一个“消费的时代”；与此相伴，是“商业主义的文化扩张”和“大众文化”的崛起。总之，时代文化思潮的“后现代性”，标志着“后新时期”的到来。
“后新时期”说一面世，就有人尖刻地表示过“百无聊赖的后批评”的拒绝态度，也有人概括地指出它“过于武断”，“容易带来理论上的烦琐或混乱”，但对其失误却未做出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因此，本文拟就此加以探讨，以期得到明晰的认识。
究其实，“后新时期”论者根据时代和文学的“转型”而断定“新时期的终结”，不论是从时代文化精神主潮方面，还是从文学自身的演进方面来说，都是一种没能从根本上把握其特质的表面化的理解。
众所周知，“新时期”的提法并非由于文学的演进而产生，而是历史在自身进程中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自然命名，是“新的历史时期”（或“历史的新时期）的约定俗成的缩写。在这里，历史不是因其某一具体事件的爆发或者某一纪念日的出现而进入“新时期”的。尽管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真正进入“新时期”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之“新”，其根本性的标志就在于，它是对将近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超越和发展，是对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乃至与历史的发展规律相抵牾的旧体制的一次突破和变革。这一革命性的发展和转换的历史起点在70年代末。如果对其内容作一具体而简明的表述，即是改革开放。这一全新的历史课题，决定了“新时期”历史任务的艰巨性、开拓性的探索性。因而它不可能是靠一朝一夕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已过去的十几年进程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十几年的进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全面的过渡性的成功推进，当然，其间不免有体制改革方面某些领域或某种环节上的挫折与往复，如1988年“闯物价关”的失败，1989-1991年“治理整顿”的徘徊等，也有在对外开放、借鉴吸收方面的分歧，如“姓社”“姓资”的争论等。但正是在对这些经验教训及时总结的基础上，改革开放终于逐渐走向深入，走向健康，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趋于成熟的根本标志，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形成，它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并用于指导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的。因此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循着它的规律性的发展轨道而正常运行。1992年以后的变化（或称为“转型”），是从7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历史运行机制自身发展的必然性结果，是这种发生革命性转换后的历史运行机制的合乎逻辑的预期，而决不是又一次革命性的转换和突变。那么，以改革开放为时代内容的“新时期”，也并未终结，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使它超越到另一时期。
显然，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承认“转型”的存在，但却不能够接受“后新时期”的提法。因为“后新时期”之“后”，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作为时间或阶段的“前期”、“后期”。虽曾有人试图将这一提法纳入“前新时期”、“盛新时期”、“后新时期”的传统史学模式，但这显然已违背了“后新时期”倡导者的原意。由缀“后”而形成新的概念范畴的判断模式，是从西方引进的。“后”的关键在于它所具有的超越、否定、质变的意义。它是对它所附着的主体概念生发的否定性发展和革命性超越。这是它在范畴生成方面的基本价值所在。而90年代的社会“转型”，则是“新时期”的科学性预期的实现。它并没有对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形成革命性的承续和超越关系。因此，“后新时期”说实在难以成立。
这也可以表述为：我们的时代文化精神主潮并没有“转型”。从1949-1978年，虽然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衰老的民族及其文化的重新振兴带来了希望，但战略性的失误使我们的民族错过了良好的振兴机遇，使中华民族与世界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这种状况直到“新时期”的到来才为之一变，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终于使民族与文化复兴的理想逐步变为现实。新时期所呈现的，是一种生动的、朝气蓬勃的开拓精神和积极进取的建设意识。这就构成了新时期的时代文化精神主潮。任何一个时代（时期）的本质特征，都是由其文化精神主潮所决定的；时代的转换同样是取决于时代文化精神主潮的质变。新时期的文化精神主潮是建设性的，因此，新时期是一个“建设的时代”。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明确提出，以及风云响应的社会实践和“市场”大潮的出现，恰恰体现出这种积极建设的文化精神主潮正处于高涨的趋势，愈来愈强烈地喷放着它的精神活力。现实生活实践中蕴含的无限丰富的创造性、建设性因素，推动着新的民族文化精神结构的建设。毫无疑问，90年代的中国社会并非进入了“消费的时代”，更没有什么“消费社会迅速到来”。
也不能说“消费时代”论者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也有一定的根据，那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本身就属于一种消极消费性的文化思潮。这种“消费文化”的影响，使得我们的时代染上了某些“消费”的色彩，如“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兴起，文化的平面化、商品化，精神文化“一次性消费”的现象等等。但这并不能作为我们的时代文化的代表，它充其量是附着于时代文化精神主潮上的阶段性支脉，甚至是时代大潮所涌起的泡沫。因此，消费性文化因素不能改变我们时代的建设性特征。我们大可不必为“跑步进入后现代主义”的浮躁心理而鼓噪不休。总之，“时代的转型”并没有使时代文化精神主潮发生革命性变化，“新时期”并没有出现“后”的转换。
“后新时期”的首倡者曾一再强调，这一提法仅仅属于文学领域。且不说从“新的历史时期”生发出一个“后新时期”，难以纯粹属于“文学”而不关涉“历史”，仅就“文学领域”来说，“后”的论断也是难以成立的。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并非属于对新时期文学形成解构的“后新时期文本”；通俗文学的“丫环”也永远无法取代严肃文学的“小姐”的位置；更主要的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演进，同样是循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步步深入，一步步走向本真的、正常的文学存在状态的。
截止到90年代初，新时期文坛主要经过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文学形态。文学主题的演进，呈现出由现实政治批判——历史反思——文化反思——人本反思这一逐步深化的发展轨迹。可以说，这是新时期文学在“人学”的本真意义上的合乎规律的演进。伤痕文学揭露“文革”和极左思潮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内伤和心灵伤痕，它既是一种政治批判，又初步显示了“文革”后“人”的意识的复苏和觉醒。文学中的悲怆愤慨的情绪发泄以及那一串串血和泪的印迹，反映的是人们由麻醉转向清醒的创痛感，是人们8年里沉积的眼泪的尽情抛洒，这本身就是情感复苏和人性觉醒的标志。而在此之前，当人们饱受精神伤害和心灵重创时，却是没有呻吟和呼叫的，因为那时社会处于集体麻痹状态。新时期文学思潮的逻辑起点正在这里！
对“伤痕”的痛定思痛的理性探询和反思，在文坛上形成了“反思文学”的创作潮流。反思文学在对历史加以反思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呼唤和发现，及其自觉的主体意识的张扬。一系列在极左思潮及其“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物形象，不仅启示读者去追问和探询极左思潮的历史根源及其愈演愈烈的轨迹，而且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极左思潮对“人”的颠倒！这是比伤痕文学中“人”的情感和意识的复苏更进一步的人性发现。与此同时或稍后，更为贴近现实的“改革文学”，也迅速由单纯塑造理想化的开拓者，深入到揭示改革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人们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和震荡，即由关注时代的改革，到关注改革时代中的人。
反思文学中的历史反思，往往是靠对某一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的剖析和反映来完成的，反思历史似乎也只能如此。但许多历史现象以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社会行为的根源，又总是超出于这一历史区间。因此，文学创作的发展，便延伸到发掘“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动因、及其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基因上，即由历史反思进入文化反思。同时，由改革开放的大潮所促成的中西文化的撞击，也是触发人们对本土文化之根加以探究的契机。这样，对民族的文化的反思便形成了文坛上“寻根文学”的创作潮流。寻根文学对民族文化特质和民族精神积淀的反思和考察，其切入点和艺术的对象化显现，总是表现为形形色色、或一般或特殊的个体文化心态。不论是长不大的小老头丙崽（韩少功《爸爸爸》），还是固守葛川江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不论是关东“异乡异闻”的传奇性人物和故事（郑万隆《异乡异闻》），还是关中“商州”改革时代给人们思想意识的冲击和新旧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贾平凹“商州系列”）等等，其文化寻根的意义和价值，决不在对于原始习俗、蛮荒文化状态或地域性传统生存方式的展示，而在于它揭示的是民族文化基因与个体生存状态的联系，探究的是现实社会心理与行为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渊源，从而使现实中的“人”在中西文化的撞击和交汇中，明确自我的文化方位和价值选择。因此，寻根文学不仅是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政治批判、历史反思基础上的深化，而且是循着从“人”的情感复苏和“人性”觉醒，到“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呼唤和发现这一理性认识的逻辑，深入到了对“人”的现实心理和行为的文化积淀、文化渊源的反思。
此后的“先锋文学”和“新写实小说”，则表现为一种直接的“人本反思”。人本反思的文学创作，从现实的存在状态切入艺术对象，以对完整的人性的发现、对生存意义和生命意义的探究和揭示，作为其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但先锋文学与新写实小说代表的却是同一思潮中的两种流向：先锋文学表现为一种力求接近人性（或人性的某些方面）“原态”的抽象化流向，新写实小说表现为一种力求贴近生活“原态”的具象化流向。在先锋文学中，有的表现人性中残酷的“非人性”的一面（如余华《现实一种》、《难逃劫数》），有的表现人性自我拯救过程中的西西弗斯式的悲剧性努力（如余华《河边的错误》等），有的表现亲情或人伦关系的冷漠和难以沟通（如残雪《山上的小屋》、洪峰《奔丧》等），有的表现人性深层的原欲冲动（如马原《虚构》、《旧死》王安忆的“三恋”等），有的表现文化传统负面所导致的人格的病态（如张洁《他有什么病？》）等……而新写实小说展现的是世俗现实人生的方方面面，艺术表现的对象主体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他，凸出的是最平凡、最实在的生活常态。如《烦恼人生》（池莉）中的终日为工作、为家庭的种种生活重负疲于奔命的普通工人印家厚，《单位》、《一地鸡毛》（刘震云）中的被日常琐屑的“一地鸡毛”式的生活“磨平”了的机关干事小林等等。总之，这两类人本反思的创作，都是直接将艺术思维的显微镜对准了“人”——或是抽象化的、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人性，或是具体、平实的人生的方方面面。
可以这样说，新时期的先锋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精神追求，在总体上形成了密切对应的关系，而与后现代主义则相去较远。先锋文学既不是什么“后现代创作”，也不是对新时期文学进行解构的“后新时期文本”。至于某些类型的通俗文学受青睐，也是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及其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的正常现象，象有的通俗文学作家被著名高等学府聘为教授、被某些人列为世纪大师，也是正常的。但任何民族、任何体裁的文学建构，都只能以严肃文学（纯文学）为主体。只有严肃文学才能代表“文学”的成就，通俗文学永远不能取代严肃文学的代表位置。
由以上论述可见，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层层深入的逻辑发展线索，这正是在“人学”这一文学本真意义上的合乎规律的演进，而决没有什么“中断”或“解构”。直至进入90年代之后，无论是1993年收获颇丰的长篇小说创作，还是1994年的“新体验”、“新状态”、“文化关怀”等文学旗帜，都鲜明地体现出对“先锋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的内在精神的整合与承接。也就是说，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后新时期”的提法也是难以成立的。
既然从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都可清楚地表明，“转型”要么是“新时期”的自觉的预期，要么是“新时期”自我运行的逻辑发展必然，那么，我们何苦执迷于某些表面现象，再硬贴上一个进口的“后”的商标呢？“后新时期”的提法，除了造成“理论上的烦琐和混乱”，给文坛再加些许浮躁之外，实在难以为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提供什么有益的启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