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身份认同和爱国主义——对爱国主义情感的民族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民族学论文,身份论文,民族论文,同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1）05-0029-07
一
自从20世纪80年代西方媒体出现“全球化”一词以来，它已成为一个时尚的字眼，专家学者们更是对其非常关注。这大概是因为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潮流，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任何国家、民族无法独立于这股强大的全球化浪潮之外，难怪人们对其格外关注和普遍重视。何谓全球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尚无统一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从历史上看，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大机器工业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由于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的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革命、冷战结束以及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空前的全球化浪潮。
客观地说，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贸易的自由化、资本国际化以及高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提供了一个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入国际市场、发挥“后发优势”的难得的历史机遇。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合作中获得了短缺的资金和技术，从而加快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许多国家还实现了经济持续和高速的发展。如果因此我们将经济全球化仅仅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福音”，那就大错特错了。经济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在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和风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当代经济的全球化实质上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寻求发展的机会，但也必然会因此而付出昂贵的代价。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由少数发达国家制定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利与弊肯定是大不相同的。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对任何人都有益的事物，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均衡地同时对每个人给予某种回报。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展的同时，却面临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拉大的严峻现实。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除了面临较大的经济风险，还会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他们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技术、市场体制的同时，也强行输出西方的价值观，企图实现其政治霸权全球化。美国前商务部部长杰弗里·加腾就明确指出，“美国扩大经济交往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商业利益，而且是为了在其他领域获取影响力，如人权和军事问题”，“今后10年，如果经济进步得以继续，这个世界将更加接近美国的价值体系”。他们自认为是全球民主、自由的代言人，向全球、尤其是向所谓“集权统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传播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它们以维护人权为借口，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强行输出西方版本的意识形态。全球化对传统民族国家的挑战，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现实问题。它表现在：第一，世界经济一体化，“地球村”的出现，使传统的民族国家的主权管辖的功能出现了某些式微。在从前的国际关系体系中，追求本国最高的国家利益与领土安全，天经地义，以邻为壑的领土纠纷、边界战争因此不断。但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距离消失”、“疆域观的消退”。民族国家、文化差别在信息与资本的全球流通下，在跨国集团的冲击下，愈来愈受到冲击。国家政府的作用相对降低。而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逐步提高，与民族国家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这需要相关国家领导人着眼于未来，用“地球村”、“睦邻友好、共存共荣”的立场处理国家之间的“邻里”纠纷、边疆问题、民族宗教问题。第二，现实国家利益的因素日益国际化、多元化，即民族国家的主权管辖的范畴相对式微。特别是在国家间的经贸摩擦、区域性环境保护与打击国际犯罪与国际恐怖主义、甚至国际卫生组织预防SARS、国际网络防范病毒的全球扩散等方面，单独的国家力量及其只在国家疆域内部发挥作用的权力范围，难以处理这些跨国性的复杂问题。这都需要国家间的合作。需要各国以及国际组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资源在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更大范围里实现共同的利益。全球化因此呼唤着民族国家拥有“全球观”、“国际观”，要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在国际合作中，互相妥协是必要的。这需要各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给予国际组织，并透过国际组织达到国家间主权分享。第三，与全球化相对应，国际关系中的民族问题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民族、宗教问题抬头，西方国家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增多，更多弱小民族国家得以诞生。而在冷战后诞生的20余个小国家绝大多数是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境内的边疆少数民族，从前都属国内的民族范畴。第四，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给世界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民族认同危机等问题。如国家认同意识的下降、族群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问题国际化等。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民族或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认知以及由此引起的归属感、忠诚和奉献精神。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主义联系密切。民族意识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以及对其民族利益的认识、关怀与维护。民族主义则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属、忠诚的意识和实践活动，体现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调民族意识、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民族主义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每一种民族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1]，并以民族的身份，在政治上进行动员[2]。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是民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能够把人们凝聚起来。但民族认同也会表现出消极影响，会导致民族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二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身份是民族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如果这些理由发生了变化，民族成员的忠诚和归属就会发生变化，一些权利、责任就会被排除在行为效法之外，人们就会开始尝试新的行动规则。所有这些方面隐含在对民族身份的认识当中，被民族成员接受、承认、效法和（对其他民族的行为形成）期待。它包含了下述几种含义：
一是民族成员社会位置，它指一个民族成员在社会关系中的公共职位。比如政治掮客，是在两个利益团体的中间位置；而地方精英，则处于基层社会拥有资源或权威控制的中心位置。
二是民族成员社会角色，它指民族成员在某一社会位置（对于整体而言）发挥的公共作用。比如上述政治掮客角色，作用于不同利益（政治）群体的联系、沟通和斡旋；而地方精英角色，则发挥地方社会治理和整合作用。
三是权利，它指民族成员在某一位置上发挥某一作用所具有的法定或公共承认、授予的做事正当性。这些正当性写成条文就是法律，口传言教就是传统。权利的特点是公共性，如果违背（越权），必然受到某种处罚。
所谓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在感情、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可以分为自我认同和集体（社会）认同。个人可以有多重的集体归属和认同。当集体认同主要建立在民族等基础上时，认同感会更为强烈和持久，而在以阶级和区域等为基础的认同，“只作为利益集团发挥作用并且因此在达到它们目的之后非常易于消融”[3]。
民族主义虽然有不同的表现，但“每一种民族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并以民族的身份，在政治上进行动员。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是民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能够把人们凝聚起来。民族认同体现为民族以及民族国家中人们之间的一种“抽象的团结”[4]。但民族认同也会表现出消极影响，会导致民族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民族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民族认同发展的层次性。就我国民族认同而言，可以从3个层面理解：一是各民族的内部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二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整体认同，即国家认同或国民认同，是指公民对祖国的历史、文化、国家主权等方面的认同，其中也包括对政党、发展道路和现行政策等方面的政治认同；三是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跨国的中外籍人士（包括海外华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这三个层次的认同在多数情况下互相重叠，都可以用“民族认同”来表示，但有时可能互相抵触，就需要加以区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可能会出现矛盾，但二者是可以并存的。费孝通先生指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各民族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高层次的民族实质上是一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5]。民族认同的层次及其变化与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民族关系状况。促进少数民族成员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并维持国家认同，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寻求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方面。
三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各种帮扶和优惠政策，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注意挖掘各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交流也在加强，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联系更为加强，共同点不断扩大。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得以巩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结构的变动，各民族间由于资源利用、利益关系调整、人口迁移、风俗习惯差异等原因而发生的民族矛盾和纠纷，也对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国家认同带来消极影响。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落后的西部地区，西部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经济社会差距的拉大，使西部少数民族群众产生“相对剥夺感”。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发展差距也在拉大，这种状况也强化了一些少数民族成员的不平等感。在社会分化的条件下，民族矛盾实际上是社会阶层间的利益矛盾，由于民族成员之间相似性和认同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使“民族”成为社会动员的单位和力量，所以这些利益矛盾往往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个人利益而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通过民族意识动员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另外，近年来由于国家对农村和民族地区教育投入不足和公民意识、国家认同教育的弱化，使得一些民族地区人们的宗教等方面的认同强化，而国家认同有所弱化。再加上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社会结构转型进程在少数民族地区相对滞后，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结构性因素。从历史地理原因看，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又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因此，改革开放伊始，中央和当地政府便把稳定边疆、协调民族关系、维护安定团结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东部沿海地区则充分利用其有利的社会环境和优惠政策，先于民族地区进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而民族地区则相对滞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上的转型劣势，既是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导致该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转型中的劣势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弱势地位使其成为影响族群关系的潜在区和多发区。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科学技术和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是不平衡和无序的过程，它为某些地方和群体提供了优势，促进了这些优势结构上的功过和他们的率先起跑。与此同时也使某些地方和群体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6]这一经验也不幸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了验证。全球化总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行。当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经济迅速推向全球化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中国萌生和建立。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效益经济，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换取最大的利润。于是，在中国既有的经济格局中，东南沿海地区优越的地域和人文环境首先获得市场的青睐，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初期的梯次推进战略也将突破点放在了这里。东南沿海地区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作出了示范，也带动了全国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的步幅是不一样的，其基本格局就是由东向西，发展状态由高向低，逐次形成落差。其中，少数民族聚居地西北地区成为这个梯状结构的最低点。在社会转型中，少数民族的这种劣势和弱势地位，不但没有加强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情感，反而加强了自身的认同，这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带来潜在的隐患。全球化、市场化以极高的速度推进，并迅速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蔓延。由于全球化、市场化产生一种“优胜劣汰”机制，越是能力弱的人，越存在被边缘化的可能。同时，由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部分居民缺乏必要的适应全球化、市场化的能力和手段，在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下，快速地被边缘化。这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在特殊时空环境下，形成对“中华民族”和国家、党的认同下降，“生活在更开放的现代化进程，相对剥夺感的加强催化了民族意识”，边疆不稳定因素由此产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就业问题比内地更加突出，特别是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除一部分在内地就业外，大部分回到原籍，实现就业面临很多实际困难。同时，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城镇就业问题成为一个焦点；随着户籍改革和其他因素，内地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也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转移，这将加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就业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就业问题成为政府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四
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这是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体现；是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体现；是把民族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体现。
爱国主义感情是民族成员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生活在共同地理环境之中的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所生成的共同心理状态，逐步形成本民族相对稳定的共同心理素质。这种心理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习俗上。由于世世代代如此，便自然产生了一种爱故乡和爱故乡人的感情并逐步唤醒自我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确立，就意味着一个人（一个民族成员）把对家庭的依恋和归属感扩展到对本民族的依恋和归属感。在国家形成之前，从定居生活开始，爱故乡、爱氏族和爱部落的观念就已存在。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便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民族意识和对中国的热爱之情。由于自然环境、地理区域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族际交往历史等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单个或多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人类社会组织的特殊形式——国家。这种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条件，使得爱乡土的观念逐步扩大为对祖国美丽富饶河山的亲切感和热爱，爱氏族部落观念日益成为对民族和祖国命运关注的激情。
国家总是由一定的民族构成的，而一个民族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同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该民族的社会地位的确认以及为该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政治保障的程度。尤其在多民族国家里，由于历史、地理和现实等原因，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存在着客观差异，各民族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关键在于国家必须实行民族平等，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增进地域社会中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经济联系、社会交往和互利合作，以促进各族人民以及多民族社会的共同发展，使各族人民在以国家为主导的政治条件下都得到改革开放的好处和实惠。民族作为一个社会认识群体，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通过不同程度的政治实践和体验，以及本民族在自身发展史上形成的知识和经验的沉淀作用，以推理、判断和想象等逻辑思维形式，对国家和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加以认识，不断加深本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这便是民族对国家认同的政治认识倾向。这样的一种政治认识倾向，激发了民族成员在国家的政治情感倾向。民族成员在对国家认同观念的驱使下，在认识政治的心理活动中，产生一系列亲近、依恋、热爱、自豪、尊重等内心体验，表现出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制度、政治团体、政治决策和政治领袖的情感。这是国家政治文化中民族凝聚力特点的明显表现。
爱国主义是一种道德情感，也是一种道德规范。爱国主义道德情感反映了民族的需要同祖国的依存关系。民族的需要是通过生产劳动来满足的，而民族的生产劳动总是在祖国所提供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中进行的。民族对祖国能够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的体验，逐步稳定化和深刻化，就形成对祖国的感激和热爱感情。爱国主义感情表现在民族和祖国、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上，就是在必要的时刻，能够为了祖国的需要牺牲本民族的一切，甚至生命。这就使爱国主义具有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当爱国主义感情支配民族作出行为抉择时，民族追求的不是物质需要，而是精神上的充实。民族心理上会产生一种义无反顾地为祖国尽忠和献身的热情。
总而言之，国家的本质属性是它的阶级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但除此之外国家还有民族属性。这样说是基于两点事实：一是国家属于特定的民族；二是国家代表和维护特定民族的利益。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国家解决跨界问题力所不及；市场力量和信息渗透已冲决的国家界限，国家无能为力等现象出现。然而，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尚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也改变不了国家的民族属性。亨廷顿因提出“文明冲突论”而名声大噪，舍去他的理论背后的政治动机和明显的不实之处，有一段论述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说：在后冷战的世界里，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7]。这可以由冷战之后世界出现的“民族主义浪潮”和连绵不断的民族、宗教冲突得以验证，也可以由西方国家出现的以族群认同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新认同政治”的升温得到证明。国家在全球化的今天仍将保持民族属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尚不能摧毁国家与民族结合的地域基础。民族的本质属性是文化，它的产生至迟不会晚于国家，国家始终与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民族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国家具有民族属性的根本。因此，国家要改变它的民族属性，其前提就是分离国家与特定民族的结合，改变民族原有的地域基础。但现在看来，已有的全球化水平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力度。且不说脱离母国移居他乡的人口占各民族人口的比例还很小，即便已经完成这种迁居的人口在几代之内都还是“根”缘不断，寻根访祖的感人事例不绝如缕。它们的境外认同同样维系着民族的故土和祖国。世界现代化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自动消除弱势民族承受的不利和不平等”[8]。在现代化的开始阶段，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距会加大，后者感到被剥夺；而在现代化的后一阶段，弱势群体则会向强势群体提出挑战。其中，同质社会表现为阶级对抗。而多民族社会则可能表现为族际对抗[9]。显然，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正是现代化开始阶段的典型现象。而能否避免后一阶段甚至前一阶段既有的对抗，取决于我们的应对正确与否，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又是能否处理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所以，当前的情况之下，提倡“强化公民意识，淡化民族意识”的做法不符合实际，这不但淡化爱国主义情感，而且加深对本民族的认同。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国家认同就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它是国家主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9]。国家认同危机是国家安全隐患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的内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认同一个民族国家并不是因为不得不如此，而是因为他认为只得如此。对此，我们建议：
首先，以公民权为本位协调民族关系，培育理性的民族认同。多民族国家内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族性区别中自我辨认的，民族群体之间充满某些自然鸿沟和隔阂是必然的，而鉴于各民族本身在历史发展中遗留下来的固有特性，对某些民族的照顾未必能消除这些鸿沟和隔阂，相反，如果处理不当还会使之变得更加明显。扭曲的民族认同在多民族国家中易于导致国家认同危机。通过突出公民权来淡化民族差异性以构建现代国家认同，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成功范例：独立后的俄罗斯在解决民族矛盾方面也采取了突出公民权，淡化民族意识的措施，以公民权利的平等代替民族平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与独立初期相比，俄罗斯境内各民族对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感稳步上升；塔吉克斯坦强调各民族的公民意识，以克服独立后人口多的民族对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的排斥心理，弱化各民族之间的敌视和冲突，从而保障了国内的安全稳定。
其次，以保障公民生存权平等为契机，缔造现实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源流动、信息畅通和交流合作成为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条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他们通过自己的力量赶超发达地区需要艰苦的努力。令人深感忧虑的是，某些少数民族根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与人口多的民族平等的目标，这种自然形成的生存条件差异以及其他因素往往被处于劣势发展地位的民族认为是国家忽视自己存在的表现。以我国为例，东部地区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东西部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都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悖的，不利于增强我国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不良的生存环境和一些生存发展权利的不平等，容易给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意煽动和利用创造机会。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经济改革，国家应该注意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注意切实让少数民族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独钟于极少数人，这样不利于增强各民族对国家和政府合法性的认同。
再次，维护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本能的民族主义发展成理性的爱国主义。扭曲的民族认同和本能的民族主义一样，是缔造理性国家认同的严重障碍。在单一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越强烈，整个国家的国民就越具有凝聚力，国家也就越发具有社会稳定、兴旺发达和繁荣强盛的前景。例如，出于减少民族矛盾和冲突的需要，新加坡把国内所有民族统称为“新加坡人”；基本上没有人口多的民族的尼泊尔为统合各族而提出尼泊尔族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通过强化“国族认同”以最终培育全体国民爱国主义的做法，冲淡了国内各族之间的民族意识，把民族矛盾降低到最低点。尼泊尔毛派领导的武装冲突不完全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而主要是国内经济发展和权力分配问题引起的，“是尼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落后族群对富裕族群的一种极端反叛”[10]。对于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而言，国家能否巩固”取决于各民族在保持自身民族认同的同时能否形成更高层次的民族认同，即与国土和国民一致的“国族认同”[11]，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否则，国内的民族矛盾就会上升，危害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家不仅仅是组成这个国家的每个民族族群的国家，同时还是每个个体的人的国家。从聚焦民族凝聚力的角度看，对国民根本利益的尊重有利于把这种易于分散的认同整合为一种国家认同，这就是一种积极的、理性的爱国主义，是推动国家统一和发展的聚合力及推动力。如果这种力量演化为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甚至民族分裂主义等本能民族主义，就会成为国家统一和发展的心腹大患。要想把本能的民族主义转化为理性的爱国主义，从而促进国家安全，国家就必须切实成为全体国民利益的代表者。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尽管说法不一，纷繁复杂，然而，解体前夕的苏联根本不能代表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则是难以否认的。当时苏联社会科学院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只有7％，有85％的人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12]，这个民意调查结果从侧面诠释了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这是苏联解体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惨痛的教训。
最后，从坚持执政能力建设着手，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国家要用好自己的权力，不断加强妥善处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现实矛盾的能力，通过树立自己在各民族中的威望以振奋民族精神，避免民族走向神秘和虚无主义。国家执政能力最重要的外在表现就是让国民看到自己的工作、生活等基本生存环境有不断改善的希望。为此，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应该成为制定民族政策和法规的首要目标，突出强调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重要性，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拓宽“以民为本”的思路，真正把“执政为民”的立国方针长期贯彻落实，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中和谐民族关系的前提。和谐民族关系还要求国家的民族政策不受政治利益的驱使而随之改变，民族利益的保护不能因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弱化，这些方面处理不好，容易造成民族矛盾。
收稿日期：201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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