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科学视野中的思考[*]_政治论文](https://www.lw33.cn/thumb/80d6e2dbe8228d6160a1260e.webp)
政治与市场：横断科学视角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政治论文,横断论文,科学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实现政治与市场耦合方式即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关联方式的转变，是经济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系统学派的政治学因其分析方法上的共时性特征而不适于研究这一课题。从横断科学的新进展——自组织理论中获取某种启发，来对其进行分析，是本文所作的一次粗浅尝试，目的在于引起政治学界对新的问题和方法的重视。
关键词 政治 市场 政治组织 经济组织 关联方式
中图法分类号 D08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大体制改革协同推进的过程，也是政治与市场耦合方式转换的过程，即由直接的支配性耦合转变为间接的契约性耦合，这也是经济转型期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因为政治与市场耦合方式的转换涉及到众多复杂的社会因素，所以采用政治生态研究的思路比较合适。笔者试着从横断科学的发展中获取启发，在对系统学派的政治学作了一简要评析之后，对政治与市场耦合方式的转换问题作了一个粗浅的探析。
一、政治生态研究的新视角：横断科学
政治生态研究是把政治系统置于社会大系统的生态环境之下，考察它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经济的、文化的）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以及通过这种作用达到动态平衡和有序演化的内在机制。这样一种考察必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非某一单独学科的分析工具所能胜任的。战后从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横断科学可以为政治生态研究提供一个恰当的视角。
横断科学，又叫横断学科或横向学科。它指的不是某一门单独学科，而是一个对多门学科所共有的问题，多种物质运动形式所包含的共同规律都给以关怀的学科群。其中较为成熟的、具代表性的理论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和协同学等。[1]它们虽然发轫于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但因所关注的问题甚具哲学意义，所以其理论成果也能较好地为某些社会科学学科所借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科学渗透包融势头强劲、边缘交叉学科迭起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当代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的政治学研究中亦有明显的体现。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生态学、政治人类学、经济政治学、计量政治学，如此等等，无不体现了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尤其是通过对横断科学中某些系统理论概念与范式、原理与方法的成功采借，系统学派的政治学比较完善地建立起来，并为现实的政治现象的分析和政治体系实际运作的描述提供了一个适用的理论框架。其中代表性的理论框架有政治系统分析、政治结构功能分析和政治沟通理论。
系统学派的政治学有其长处，但也有其短处。其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它不适合于研究政治发展。笔者认为，一种关于发展的理论必须对它所研究对象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动力能够作出较好的说明。政治发展的理论亦应如此。但是，对此，系统学派的政治学是不能满足的。
首先，系统学派政治学虽然注重政治主体的行为、过程、功能等动态机制的研究，但因其在时间维度上没有引入历史和未来的关系分析，只有对政治系统当前状况的衡态描述，因而不具有发展的意义，它基本上还是一种共时性的研究。其次，由于系统学派政治学的方法论基础是以研究系统运行规律为主的“老三论”，所以它不太关注政治系统的结构演化（政治发展）问题，也没有找到刻划政治系统有序演化的微观和宏观动力学方程。缘于此故，它的政治系统基本上还是一个黑箱。人们只能从其输入和输出的关系对比中来推断其内部具体的行为机制和转换状况。显然，这一黑箱对于描述政治系统的变革与发展是不适宜的，系统学派的政治学需要吸收横断科学的某些新成果而加以发展。
本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的诞生，横断科学进入了自组织理论阶段。与传统的系统科学（“老三论”）相比，这一阶段的横断科学成果在指导政治发展研究方面具有明显的方法上的优势。首先，自组织理论以内部要素和组分众多、且相互关系复杂的巨系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政治系统因其本身的复杂性自然可以成为它合适的研究对象之一；其次，自组织理论的研究焦点在于系统的有序演化，其演化方程是统计动力学方程（兼具微观和宏观），这极适宜于刻划事物发展的轨迹；再次，自组织理论注重非线性机制在系统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强调自组织过程和组织过程的统一，这一思维路向也颇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笔者认为，横断科学的新进展可以为政治发展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视角。下面笔者将借用自组织理论的某些概念和原理来分析政治与市场耦合方式的转变问题。
二、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
所谓经济市场就是市场主体（政府、企业、消费者）围绕着私人物品的供给与需求所结成的关系体系。在这里，企业是私人物品的供给者，消费者是需求者，政府是市场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而政治市场，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则是政治主体（选民、政府及其官员）围绕着公共物品的供给与需求而形成的关系体系。在这里，选民是公共物品的需求者，政府及其官员是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公共物品的交易是以选民的选票为媒介、经由一定的公共选择程序实现的。在公共选择看来，社会成员个体无论在经济市场上（消费者身份）还是在政治市场上（选民身份），经济理性是其共同的人格属性。在既定约束条件下，他总要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根据这一人性假设，可得出个体的行为动力方程
个体行为＝收益／成本
这一公式在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上都是适用的，差别仅在于与不同性质的行为相对应收益与成本的构项有所不同。
“组织是为一定目标所组成，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2]据此定义，企业是经济组织，而政府则是政治组织。构成这两种组织的细胞——社会成员个体——虽是理性的，但组织行为却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在一定的政治制度集合和市场制度集合不完备的情况下，组织行为常常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由个体理性推导不出集体理性。这两者之间一个必不可少的逻辑中项就是“选择性的刺激手段”。[3]在任何一种组织内，这一刺激手段都是经由组织者提供的，而作为个体的组织者所以能够提供这种手段，也是出于他的经济理性，即出于他对这一提供行为收益与成本的计算和比较。根据上述分析，可列出组织的行为动力方程
组织行为＝组织收益／组织成本+组织者收益／组织者成本
（说明：a.对于经济组织，组织收益与成本是指各个股东收益与成本的加和；b.对于政治组织，组织收益与成本是指选民整体的收益与成本。）
对于业主式与合伙式的企业，上述公式的前项与后项基本上是重合的，此时的组织与个体的理性经济人相等同。但对于一个股东数目较大的现代经济组织来说，公式的前项与后项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激励——约束机制，理性的组织者就会千方百计地将自身成本转嫁到组织成本之中，而把组织收益尽可能多地转移到自己头上，这也是传统的国有企业低效不活的症结之一。那么，经济组织的高效理性行为怎样才能产生呢？回答是只有通过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才能产生。市场通过自身灵敏的衡量机制能够使组织者的收益率与组织的收益率相接近（在这里，消费者对组织产品的购买起到了衡量手段的作用），这对组织者是一个极大的激励。同时股东通过用手投票（股东通过一定程序对组织者进行选择）或用脚投票（股东在股市上的进退），对组织者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约束。从市场经济这一优良的激励和约束功能来看，它是经济组织高效有序地发展的自组织机制。
再进一步的问题是：市场这一制度安排又是由谁来作出并实施的呢？答曰政府。政府有着为一切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制定规则和将非正式规则确定为正式规则的功能。市场规则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是由政府提供的。但是，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政府本身也是由理性的经济人组成的，也是一个有其自身利益需要的利益性团体。如果没有安排恰当的激励——约束制度，其组织者也会将自身成本尽可能地转嫁给公民，而将公共利益尽量地转化为个人私利。当前的政府腐败状况就比较恰当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正象经济市场是经济组织和其组织者之间的衡量机制一样，政治市场是选民和政治组织者之间的衡量机制。通过政治市场（公共选择机制），政治组织者一定的成本付出可以获得相应的一定收益，这体现了政治市场的激励作用；同时，如果组织者在提供公共物品时所获收益与所付成本不相称，公共选择机制就会把他淘汰，这又体现了政治市场的约束作用。因此，一个充分开放的、保障选民自由的、准确地显示选民偏好的政治市场，对于保证政治组织的廉洁公正和富有效率是至关重要的。它本身就是政治系统健康有序地演化的自组织机制。
三、政治与市场耦合方式的转变
诺斯教授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关键。[4]而有效率组织的获得则是政治组织一定制度安排的结果。通过这种安排，经济组织内外的交易费用得以降低，报酬递增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政治组织与其交易的结果也实现了报酬递增。这样经济组织与经济组织之间、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与相互关联（交易）就进入了良性循环，社会经济得以稳步发展。对于这两种作用，前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制导力量。因此，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的关联方式，即政治与市场的耦合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之一。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根本的是要实现政治与市场耦合方式的转换。
研究政治与市场的耦合方式，研究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之间以及经济组织相互之间的关联方式，必然涉及如下关联变项：(1)关联性质；(2)关联程度；(3)关联中介；(4)关联类型；(5)关联序变量；(6)关联效果。耦合方式不同，对应的变项构成与组合状况也不同。
关联性质是按相关双方发生关联时的地位对称与否来区分的。在计划体制下，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之间是一种权力支配与服从的不对称关系，经济组织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只是政治组织的附属物，从性质上看，它们之间的关联为支配性关联，关联中介为行政权力。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之间是一种以契约法律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关系。二者之间不存在权力与义务关系，是一种契约性关联，关联中介为市场。在支配性关联方式下，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是直接耦合的；而在契约性关联方式下，二者则是通过市场间接耦合的。
组织间发生关联时因外部功能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类型。功能相异而又相依者发生的关联是互补型关联，它体现了组织间的分工与协作。功能相同或相似者产生的关联是竞争型关联。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关联类型应当是自由的、大量的。无论功能异同与否，以组织功能的联合为特征、变组织外关联为组织内关联的类型叫包融型关联。某些经济组织的垄断型联合与组合，体现的就是这种关联。
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之间应当是一种互补型关联。前者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后者提供私人物品；前者以产权界定、市场规范、秩序保障等公共物品形式为后者服务，后者则为获得这些物品而向前者提供一定的租金。这一点在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在新经济史学中有非常清晰的阐述。但是，在传统体制下，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之间的互补关联被人为地割裂，经济组织间的分工协作与竞争的客观价值关系也被阻断，处处以政代企，政企职能不分。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之间互补型关联畸变为包融型关联，是社会经济不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源。
关联序变量是笔者从协同学中借入的一个概念。[5]根据协同学的役使原理，序变量是系统有序演化的支配性变量，决定着系统演化的进程和方向。在这里，笔者将关联序变量定义为支配和保障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之间以及经济组织相互之间关联行为健康有序和关联方式良性演化的关键变量。关联序变量的存在，是关联方式有序运行和演化的前提。关联程度有强弱之分，关联效果则有良性和非良性之别。
历史经验已经表明，政治经济与经济组织之间强的权威性关联方式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效应是非良性的，而强的契约性关联则是良性的。实现非良性关联到良性关联方式的转换，是市场经济改革的任务。这一转换路径如图。
关联性质
关联程度
弱 强
支配性关联②←——①
契约性关联③——→④
上述矩阵说明，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关联方式的转变不是一步完成的，需要经过一个支配性关联收缩和契约性关联逐渐生长的过渡时期（①③两格）。在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组织对市场的制度供给相对不足，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壮大尚需一个渐进的过程，国有企业真正走向市场还要经过一个全面改造与调整的时段，因此，支配性关联的收缩与契约性关联的生长不可能是完全等步幅、相协调的，局域性的关联失序恐怕也在所难免，但问题的关键是不可使这种失序状况大面积地蔓延。当前，这种局域的、非良性的关联有如下表现。
1.政治组织功能过度
经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向，会导致某些政治组织尤其是地方政治组织一定利益的丧失。为了维持原有利益，对于组织改革与功能转换，这些组织往往会变相拒斥。他们仍习惯于支配性关联的使用，自觉不自觉地遏制契约性关联的生长；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表现出较严重的功能过度。例如中央下放给企业的各项自主权，被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截留了；中央明今禁止各种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某些政治组织总能设法予以反弹。
2.政治组织功能缺失
与功能过度相伴生的是政治组织功能缺失。政治组织没有做好它应当做的事情，没有为经济组织提供很好的市场秩序和安全保障，结果在某些地方出现了讨债公司、剌刀合同、黑帮团伙、私设公堂等严重扰乱经济生活秩序的非法现象。凡此皆表明，当地政治组织的秩序供给功能不到位，发生了较严重的功能缺失。
3.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不正当失联
某些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为了各自较大幅度的收益递增，不惜以大多数经济组织的收益递减和社会经济的不发展为代价，发生不正当关联。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在构建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过程中，许多地方的政治组织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本地某些从事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非法经济活动的组织“保驾护航”，以此换取自己不正当的收益。另外，经济组织向政治组织积极寻租，也是一种较严重的不正当关联形式。通过寻租活动，经济组织获得了政治组织的特殊保护，据此实现了与其所付成本极不相称的巨大收益。
4.经济组织间的不正当竞争
这是经济组织间的非良性关联。由于市场规范尚不健全且执行监督不力，某些经济组织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比较严重。商标侵权、虚假广告、欺诈合同、暴利经营、非法垄断等等现象，无不体现出竞争手段的不正当性。
上述几个方面是经济生活局域失序的表现。如果关联序变量作用不力，失序面就会扩展，腐败程度会更形严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将陷入重重疑障。不断打破这种失序现象，实现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良性关联和二者关联方式的有序演化，是经济转型期政治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可供选择的关联序变量是中央权威，通过加强中央权威，推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打破地方对市场的封闭与割据，强化对不正当关联行为的制度约束，是市场经济渐次有序演进的重要保证。但是，中央权威终非最终序变量。中央政府虽然代表社会整体利益，但它本身也是由具理性经济人属性的普通人组成的，其行为也有受某些集团性利益影响的可能性。如果对其缺乏宪政性的衡量和约束机制，如果某些利益集团生长得足够大，那么会不会有一天中央政府的行为也能被个别利益集团所“收买”呢？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不值得提出的问题。本文第二部分已经提到，这一衡量和约束机制就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法制化的政治市场，这才是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关联的最终序变量。
必须指出，视政治为市场仅是形式上的类比，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具有质的不同。首先，政治市场上交易双方的地位具有不对称性。从民主的规范意义上看，政治市场应当是“买方”市场，即交易中选民居优势地位。因为构成选民的公民是国家权力的终极所有者，而作为“卖方”的竞选者则是多头的、竞争的，处于被选择和被淘汰的地位。但从现实的民主看，政治却是程度不等的“卖方”市场，选民被各种利益力量程度不同地操纵着。其次，政治市场上所选择的公共物品其消费具有强制性，而且这种强制消费还以宪法性和物理性的权力作后盾。这与私人物品的自由、封闭和非强制性消费是有根本差异的。由此可见，政治还远不只是一种交易现象，更主要的还是一种支配与统治的事实，关于这一点，历史唯物主义有深刻的揭示。
经济转型过程中，政治和市场内部都各有艰巨的体制改革任务，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本文仅是对两者的键合部位作了一个粗浅的探析，从横断科学的视角写了些断想式的文字。当前中国的政治学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认真观察、思考和分析改革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善于借鉴其他学科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就能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Points of View on Politics and market:Perspective of Cross Disciplines
Li Chengwei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to carry 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upling form of politics and market,i.e.the interrelational form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econo- mic transformation.Because of the concurrent characteristic,the political system approaches are not suitable in the analy-sis of this subject.Having obtained inspiration from the self-organizational theory,the new development of cross discipli-nes,this article has made an attempt in this orientation inorder to draw more attention to the new problems and methods.
Key words politics market political organization economicorganization interrelational form
[＊]收稿日期：1996-12-26.
注释：
[1]徐孺英主编：《横断学科简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张帆译，《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夏季卷。
[3][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石应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4][美]道·诺斯、罗·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亦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5]苗东升编著：《系统科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7页，第5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