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性别鸿沟：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治理层面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鸿沟论文,层面论文,性别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4)04-0014-08 在民主化和信息化蓬勃发展的当今世界，女性对政治知识的掌握和政治参与状况，不仅成为一个国家妇女地位和性别平等的重要标志，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1]通畅的政治知识获取渠道，成为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基本前提；政治知识的拥有状况，也显著影响着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然而，知识的获得和知识水平的分布在社会不同群体中通常是不平等的，[2]政治知识同样如此。政治知识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获取方式和分布情况的差异，是导致这些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状况差异的重要因素。 西方学者研究证实，在政治参与和政治效力中存在显著的性别鸿沟(gender gap)。[3]即使在美国这样公民与政治权利高度自由的国家，在控制了教育、收入、社会阶层等变量时，政治领域中的性别差异依然显著存在，女性对于政治生活显示出较小的兴趣、参与度、知识以及效力。[4]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男性在政治知识掌握和政治参与程度上均具有显著优势。此外，在拥有不同教育背景和地域分布的女性群体中，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分布也极为不平衡。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两性之间的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近年来中国的城市职业女性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较强的性别平等意识，努力消除男女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各种不平等。她们开始展现出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在总体政治知识水平上，男女两性也并不存在显著差异。[1] 在对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性别鸿沟的研究中，我们更应该关注两性之间在政治知识构成上的差异。Stolle和Gidengil提出区域政治知识(local political knowledge)的概念，并且发现男性和女性的政治知识在地理区域维度上有显著差异，女性具备更多的地区政治知识，而男性对于全国或者全球的政治知识有更多的关注。[5]这就意味着，两性之间在政治知识的掌握上各有优势，相比较而言，女性更多地掌握自己所在社区的政治知识，比如社区自治组织的人员和结构，而男性更多地掌握全国性和全球性的政治知识，比如本国国家领导人、国家机构和重大国家政策以及世界政治格局。在传统观点中，男性所掌握的政治知识才是“真正”的政治知识，能够直接影响公民在正式政治机制中的参与，比如选举和党派政治。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大量的政治参与是发生在地方层面的，采取的是非正式的、民间的形式，比如建立社会组织、发起社会运动等。这些形式的政治参与在当代中国已经日益发展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例如草根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各种抗争和维权运动越来越呈现出现代社会运动的形式和特点。在地方层面的非正式政治参与大量涌现的背景下，女性较多掌握的地区政治知识将对政治参与的内容和形式有显著影响。 本文将使用2008年美国芝加哥地区研究(Chicago Area Study)关于公民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多元回归的方法，呈现两性之间的政治知识差异，解释政治知识性别鸿沟产生的原因。同时，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性别与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及两性之间的政治知识差异对理解当代社会政治参与的启示，特别是对当代中国推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公众参与的启示。 一、政治知识中的性别鸿沟 政治知识是“储存在个体长期记忆中的关于政治的事实性信息”，与信念、态度和意见不同，这些“事实性信息”关乎政治运作的规则、政体、政党与公众，公众掌握了当前重要的公共事务政治知识，就有助于作出理性选择，也有助于形成反映自己利益诉求的政策倾向。[6]已有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具备更多的政治知识、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①大量研究已经检验了政治知识的性别鸿沟的存在及其大小。Mondak和Anderson发现，无论在绝对值还是相对值上，政治知识的性别差距都是很大的，男性的知识显著多于女性。[7]其他研究也都得到了相似的发现。[8]其中Verba等人使用1990年美国公民参与调查(American Citizen Participation Study)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男性在共有10个问题的政治知识问卷中的平均得分整整高出女性1分，这在10分制的问卷中差异是巨大的。[9] 很多研究把政治知识的性别差异，归因于两性之间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知识学习模式。Verba等人指出，传递给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和文化信号表明，“政治是男性的世界”。[9]而两性之间在政治社会化和政治知识学习模式上的差异，又被归结为女性在政治参与上的资源劣势，以及她们所承担的社会和家庭责任阻碍了她们对于政治的参与和兴趣。[10]同时男性和女性在政治事务中通常承担着不同的角色，男性通常表现出对于政治事务甚至政治冲突和斗争更大的爱好和激烈的行为。[11] 除了上述客观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政治知识的测量方法也会产生影响。在考察政治知识水平的问卷中，所提问题一般集中于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例如，美国的政治知识问卷经常提出哪个党派更加保守、哪个党派在参议院拥有大多席位等问题，这些问题多针对男性更感兴趣的国家层面的政治事件。然而女性更感兴趣和掌握更多的则是地方层面的政治知识，因为女性通常依赖家庭和社区内的人际网络获得信息和资源，因此她们的社会网络相对于男性更狭小和本地化。[12]在美国，日托中心是美国拉丁裔母亲们获得信息的重要场所，而年轻黑人女性的社会运动则与她们的家庭和教会网络有直接的相关性。[13]因此，如果在测量政治知识时仅询问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必然使得男性在此方面的知识优势凸显出来，从而导致显著的测量误差。而如果充分考虑到两性之间在政治知识上的这种差异，在测量时也加入关于地方政治知识的问题，则可以有效纠正这种测量误差。Verba等人的研究发现，男性在10个问题的政治知识问卷中有9个问题的回答正确率超过女性，而唯一女性回答正确率超过男性的问题是询问地区公立学校校长的姓名。[9] 此外，测量政治知识时的问题设置以及两性之间的填答方式的差异，也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而导致误差。这突出地表现在使用多选题测量政治知识时，如果问题的答案中有“不知道”这个选项，男性比女性更愿意根据猜测来选填其他答案而不愿意选填“不知道”，因而男性的得分实际上高于他们真实的政治知识水平。[14]性别选择理论(sexual selection theory)对此的解释是，男性比女性更愿意承担风险，因此也更愿意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猜测。[15]男性的这种猜测倾向在回答国家层面的问题时更为明显。由于测量技术所导致的男性在政治知识测量中的知识“通胀”，因此如果仅仅根据政治知识测量得分来预测政治参与行为，那么实际上男性的政治知识对于他们的政治参与的预测力，会显著小于女性的政治知识的预测力，尤其是在国家层面的政治知识上。 由此可见，男性和女性在政治知识的掌握上存在国家/地区层面的差别。而由于社会科学研究中问题的设计较多倾向于询问国家层面的政治知识，并且男性比女性更愿意根据猜测来选填问题答案而不愿意选填“不知道”，因此男性在此类问卷调查中所显示出的政治知识水平明显高于女性。然而这种性别之间的差异，并非真实情况的全面反映，因为两性之间在政治知识上的国家/地区层面差异没有得到体现，而且男性的得分实际上高于他们真实的政治知识水平。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的理论，本研究试图进一步验证两性之间在政治知识掌握方面的国家/地区层次差异，以及测量政治知识时的性别偏差。笔者首先假定，政治知识的性别差异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社会现象，在世界各国均有表现。由于美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发展和政治参与意识培养都比较成熟，政治参与渠道比较畅通，而且美国在各种大规模社会科学调查项目中，均较多地关注了性别问题和政治参与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美国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试图由此得出较为一般性的社会科学理论，而非局限于对美国本身的区域研究。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2008年美国芝加哥地区研究(Chicago Area Study)的调查数据。芝加哥地区研究是由美国伊利诺伊州政府资助、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逐年开展的对芝加哥地区公民生活的社会调查。选择2008年这个时间点，是因为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芝加哥作为当时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政治故乡，显示出空前的公民政治参与热潮。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芝加哥地区研究的主题是，居民的性别、种族、民族差异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态度。问卷调查采用电话问卷调查的方式，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实验室进行，依据随机数字拨号的方式，抽取芝加哥地区英语及西班牙语为第一语言的18岁以上居民的住户电话作为样本，共产生672份问卷，调查过程中问卷回答率为20.3%，有效问卷比例为86.7%。所存在的抽样偏差主要在于，研究仅能覆盖芝加哥地区有固定电话的家庭。根据2007年的美国“当前人口调查”(2007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8.4%的芝加哥居民没有固定电话，他们通常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多为单身青年租赁住户组成。样本的性别构成为女性414人，男性258人，所受教育年限为7-17年，年龄是18-91岁。总体来说，样本的抽取和分布符合随机性和回归分析的需要。 在问卷中，政治知识问卷分为地区知识和全国知识两部分。询问全国政治知识的问题诸如“哪一党派在华盛顿众议院拥有多数席位？”等，而询问地区政治知识的问题则诸如“芝加哥地区年度预算由谁制定？州长、州议会还是州最高法院？”对政治参与的测量也分为不同层面，包括地区层面上在政治游行和集会中的政治参与，就社区与地区事务与地方政治人物的信件、电话沟通，以及国家层面上在美国大选中的投票参与。在问卷中，肯定的回答被编码为“1”，否定、不知道和拒绝的回答被编码为“0”。个人政治参与的度量为肯定回答的比例。政治兴趣则作为定序变量进行测量，答案包括“极其感兴趣”、“非常有兴趣”、“有一些兴趣”、“不是很有兴趣”、“完全没有兴趣”，并按照兴趣程度的排序被依次编码为5到1，5为最高兴趣度。这些主要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描述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性别作为重要的自变量由调查员辨认并记录，女性被访者编码为“l”，男性被访者为“0”。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收入、教育程度和年龄。为了更清楚地展现样本在人口统计上的特点，表2对问卷中问及的所有重要的人口统计量都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由于本研究的目的是运用美国的数据考察性别、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及其对中国政治参与发展的现实意义，而美国人口的种族构成对于中国的社会人口构成并没有显著的参照价值，因此在本文第三部分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并没有控制种族这一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