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夏官服制度及其对外来文化因素的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服论文,西夏论文,试论论文,因素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夏官服制度，从纵向而言，是党项民族服饰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从横向而言，它又属于西北地区民族服饰——“胡服”的范畴，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与吐蕃（藏）、辽（契丹）、金（女真）、回鹘、鲜卑等西、北民族服饰相比，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从整体而言，它又属于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一部分，深受唐宋（汉）中原官服制度的影响。本文在全面介绍西夏官服制度的基础上，并试图将其纳入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之中，通过与其他民族服饰的比较，来揭示其兼收并蓄、蕃汉杂糅的特点。
一、西夏官服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西夏服饰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衣皮毛”阶段。隋唐之际，游牧于山谷草原的党项男女“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①此时，阶级分化尚不太严重，无论是党项豪酋还是普通百姓都把皮毛毡褐作为御寒取暖的工具。迁入西北以后，一部分党项人仍旧从事畜牧业生产，他们自然沿袭着穿戴皮毛制品的传统；而另一部分改从农业或其他生产的党项人一面仍保留着“衣皮毛”的习俗，另一面则受到中原“锦绮”之服的冲击。其二、“衣锦绮”阶段。党项人以“衣皮毛”为主之习俗大概一直延续到德明执政时期，此时正值宋、辽缔结“澶渊之盟”，宋与党项夏州政权也释然和解。中原汉族服饰、衣料通过岁赐、榷场贸易、交聘赏赐等途径大量进入党项境内，原有的游牧服饰文化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极大冲击，宋人锦绮之服最先被党项贵族所接受。德明曾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②。尽管如此，“衣皮毛”之传统在党项民族心目中仍根深蒂固。正如元昊所言“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③其三、“改大汉衣冠”及以后。元昊即位以后，“初制秃发令”和“改大汉衣冠”是其立国称帝、发展党项民族文化教育的两大措施。此为西夏建立官服形制之雏形。元昊对西夏官服制度的贡献：一是奠定了文武官员服饰的基本形制；二是确定了西夏“品色衣”制度。以后，谅祚“自言慕中国衣冠”，主张“去蕃礼，从汉仪”④，中原汉族服饰始又抬头。秉常时期，又“去汉仪，复用蕃礼”⑤，穿戴党项民族服饰又成为时尚。仁宗仁孝时，封建化、汉化程度较高，对服饰也曾下过诸多禁令：（1）进一步对服色进行限制。 景宗元昊初定官服时就规定官吏服绯、服紫，“民庶青绿，以别贵贱”。天盛年间，仁孝则下令，除皇帝以外，一般臣民禁穿石黄、石红、杏黄色衣服。（2 ）禁止一般臣民服“冕服”。即不得服用有“绣花、饰金、有日月”、“团龙身”等金缕纹饰的衣服。（3）禁止用金银或珠玉等奢侈品装饰器服。 如禁止“官民女人冠子（汉语冠子）上插以真金之凤凰龙样”；禁非命妇服“鎏金、绣金线”装饰的衣服；禁普通官员佩“金刀、金剑、金枪”和以真金、真玉装饰骑鞍等。⑥西夏自公元1033年元昊初定官服制度以来，历经190多年，其间虽有一些变革，但根本制度没有改变。
二、西夏官服制度的特点
文献和考古发现中有关西夏官服的资料不少，但不够系统，现归纳如下。
国王服饰。大致可分早、晚两期。早期首服是毡冠，红里，顶上垂红色绶带；衣服是衫，白色，较窄瘦。《宋史·夏国传》载元昊“少时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即位以后，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中晚期西夏国王首服仍是尖高毡冠，服饰则有所变化，主要穿绣有日月、团龙身、花卉等金缕纹饰的礼服，服色分石黄、石红、杏黄三种。《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律令》）卷七“敕禁门”第3条规定：
“节亲主、诸大小官员、僧人、道士等一律敕禁男女穿戴乌足黄（汉语石黄）、乌足赤（汉语石红）、杏黄（汉语杏黄）、绣花、饰金、有日月，及原已纺织中有一色花身，有日月，及杂色等上有一团龙身（汉语团身龙）……前述衣服、髻冠等诸人所有应毁当毁，欲卖，当于应卖处自愿去卖。”
这条律文说明：（1）该法典颁布以前，即天盛年以前， “十二章”纹饰和赤黄色在西夏的使用是十分混乱的，正因为此，仁宗仁孝皇帝才下令禁止，并责令有这些衣服冠饰者，以毁、卖等方式加以处理；（2）节亲主（皇室宗亲）、大小官员、僧人、道士均在敕禁之列，说明“十二章”纹饰和赤黄色在天盛年以后将唯国王所独用。敦煌莫高409 窟是西夏中晚期窟，该窟东壁绘有西夏王室群像图。其中门南画有西夏王供养像一身，身高为成年侍从的两倍以上，头戴尖高形白色毡冠，身穿圆领窄袖开片团龙袍，腰束带，佩饰物，脚穿毡靴。这种峨冠龙袍的装束，显然是西夏中晚期国王服饰的真实写照。
官吏服饰。关于西夏官吏服饰，史籍多有直接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曰：“其伪官分文武，或靴、笏、幞头。或冠金帖镂冠，绯衣，金涂银黑束带，佩蹀躞，穿靴；或金帖纸冠，间起云银帖纸冠。余皆秃发，耳重环。紫旋襕六，垂束带，佩解结锥、短刀、弓矢
，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民庶青绿，用此以别贵贱。”《宋史·夏国传》、《辽史·西夏外纪》和《隆平集》也有类似记载。从上述材料可知，西夏官吏分文、武两班，其服饰各不相同。文官戴幞头，穿绯衣或紫衣，执笏板，穿靴。武官首服，按材质可分金冠（如金帖镂冠，金帖起云镂冠，金帖纸冠等）、银镀金冠（如银帖间金镂冠）、银冠（如间起云银帖冠）和黑漆冠等；按式样可分为起云镂冠和不起云镂冠两种。衣服分朝服和便服，朝服是加襕袍衫，服色有绯紫两种，便服是绣有“盘球子”纹饰的紫皂色袍衫，同时腰上束带，佩各种饰物等。另外西夏武官还有戎服。从《律令》“发放铠甲武器门”可知，西夏戎服不仅有甲、披之分，而且也有新式和老式之别。甲、披均由兽皮、革或毡加褐布制成。甲，是硬质铠甲，由“胸”、“背”、“尾”、“胁”、“裾”、“臂”、“肩”、“腰带”8部分组成。披，是一种软质铠甲，由“河”、“颈”、“背”、“喉”、“末尾”、“盖”等组成。新式甲、披与老式番甲、番披相比，规格尺寸略大一些。西夏除有上述皮甲以外，似乎还有铁甲，如《范文正公年谱·补遗》载：“夏衣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
命妇服饰。首服有龙凤冠，花钗冠，高髻饰；衣服是长袍、裙等，形制为交领或大翻领、窄袖。从《律令》“敕禁门”禁止“官民女人冠子（汉语冠子）上插以真金之凤凰龙样一齐使用”的律文可知，饰有金镂的龙凤冠是西夏王妃的专用品。《长编》卷一百六十二载元昊妻野利氏爱“戴金起云冠”，且不许别人戴这种冠。《律令》规定：“次等司承旨、中等司正以上嫡妻子、女、媳等冠戴，此外不允冠戴。”即只有三品以上的贵妇或命妇可以戴缀有花钗的冠子。莫高409 窟西夏王妃供养人即戴尖高龙凤冠，身穿大翻领长袍，榆林第29窟西夏武官命妇戴花钗冠，穿交领窄袖长袍，内着百褶裙，足穿尖钩履。至于壁画或绘画中的侍女和普通妇女则多为高髻饰。
僧人、道士服饰。在西夏，僧人、道士既是神职人员，又是政府官吏。《律令》中有关僧、道的案件都被列入“官案”中办理，并规定僧监、副判以上者均可请印，这些都证明西夏僧侣是被纳入官吏范畴管理的。关于僧、道的服饰，《律令》中也有规定，僧人、道士和其他官员百姓一样，禁止穿石黄、石红、杏黄并刺绣金缕、日月和龙等图案的衣服，同时又规定“和尚中住家者衣服当依另穿法，袈裟、裙等当是黄色；出家者袈裟等当为黄色”，但这种黄色与上述敕禁黄色不同，不是纯黄。另外西夏对僧侣有赐衣制度，西夏《凉州碑》中记有7 个赐绯僧人，榆林窟中有“赐紫僧惠聪”的题记。《律令》中也数处提到僧人、道士有“赐黄、黑、绯、紫衣者”，可见西夏有四种赐衣制度：赐黄、赐黑、赐绯、赐紫，从排列顺序看，赐黄者级别于四者中最高，赐紫者最低，凡被赐衣者都有官品和职位。
从以上有关西夏官服的分类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西夏官服制度有以下特点：
（一）西夏有男子秃发、垂耳环，女子高髻饰的习俗
西夏秃发之俗始于元昊。公元1033年，元昊为了称帝，采取了许多标新立异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实行秃发令。据《长编》卷一百一十五载：“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又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从“令国人皆秃发”的记载来看，起初秃发范围是全国性的，不仅包括普通百姓，而且包括官吏和国王。从西夏壁画看，西夏人物发式为头顶剃光，周边留发，这可能是西夏秃发的真实写照。至于男子“耳重环”可能是与秃发相适应的头饰。
西夏妇女喜欢梳高髻。莫高409窟西夏侍女为圆形高髻饰； 武威林场西夏墓“五女侍木板画”中除左一人披发外，右四人均梳高髻。元人马祖常《河西歌》云：“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草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可见，高髻是西夏妇女的流行发型。
（二）服色、冠饰是区别西夏官吏品级的主要标志
服色是西夏区分有官无官、官职大小的重要标志之一。国王服白色、石黄、石红、杏黄色；政府官吏穿“绯衣”、“紫衣”、“紫旋襕”，便服也穿紫皂色的衣服，老百姓则不许穿绯、紫色，只能穿青、绿色衣服。党项谚语“数户穿紫莫得缯，数人做官彼莫欢”；“为穿紫服皆下跪，为有坐位屈下位”⑦中“穿紫”与“做官”，“穿紫服”和“有坐位”对仗，可见“穿紫服”是做官和有地位的象征。西夏也正是以紫、绯色为尊，并以这二色来区别官职的品级高低。那么，在西夏究竟是紫尊于绯，还是绯尊于紫？对此，史籍的记载是有矛盾的，《长编》中记载文武官吏的服色顺序是“绯衣”、“紫旋襕”、“民庶青绿，用此以别贵贱”，显然绯前紫后，而《宋史》的顺序是“紫衣”、“绯衣”、“紫旋襕”、“民庶青绿，以别贵贱”，紫前绯后。哪一个正确呢？笔者认为前者是可靠的。《律令》中多次提到对僧侣的赐衣有四种：黄、黑、绯、紫，赐绯列于赐紫之前，说明绯色是尊于紫色的。既然在西夏绯尊于紫，那么哪些品级服绯，哪些品级服紫呢？史籍和西夏壁画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榆林29窟前三身武官供养人第一身是“摄受沙州监军”，即为代理监军使，属中等司，官职为三品，第二身是“内宿御史司正统军刺史”，官职仅次于前者，第三身是军士，他们都身穿圆领窄袖紫色袍，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西夏官吏三品以下是服紫色的。三品以上可能是服绯色，据史书记载，元昊年轻时“好衣长袖绯衣”，夏国派往宋朝的使节也“戴金冠，衣绯”⑧，“金冠，短小样制，服绯窄袍”⑨，作为太子、使臣都是国家的高级官员，其品级不会低于三品。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中出土的板画中有一幅西夏贵妇画像，编号为M2.10，画中贵妇“服圆领绯红长衫， 头戴黑冠”⑩。按照西夏律令规定，只有三品以上贵妇才可“冠戴”。
冠的质材、样式也是区别等级、标明身份的重要标志。国王毡冠，王妃龙凤冠，命妇是花钗冠，文官幞头，武官则按品级不同分别戴金冠、银镀金冠、银冠、黑漆冠等。同时，官职高者戴起云镂冠，低者则不戴云镂冠。
（三）西夏官服有窄瘦的特点
元昊即位后就穿“白窄衫”；夏国使也穿“短小样制”的“绯窄袍”；壁画中的西夏官吏也大多穿窄瘦式样的衣服，如榆林第2 窟西夏男供养人穿折领窄袖袍，第29窟武官穿圆领窄袖袍，同窟武官命妇则穿交领窄袖袍。
三、西夏官服制度对外来文化因素的整合
西夏官服制度是以党项服饰为基点，融合其他民族服饰而成的。党项族生长活动于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衔接、重叠、交融的地带，这种特定的环境，决定其文化呈多种文化交错、混生的状态。表现在服饰上，一方面保持着其民族固有的文化审美特性，另方面又吸收了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服饰文化的成分。另外，自商周确立冠服制度以来，我国古代服饰经历了四次大变革：一是战国时期，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是唐宋，四是清朝。这四次大变革，其实质是各民族服饰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渐趋融合的过程。西夏官服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时期，恰逢我国服饰的第三次变革时期，在这种大背景下，西夏官服制度对外来文化因素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借鉴、吸收是自然而然的。具体而言，西夏对外来服饰文化因素的整合，主要表现在：一与中原进行南北交流，二与其他西方、北方民族进行东西交流。
（一）西夏与唐宋官服制度的比较
党项族自唐末起便与中原王朝发生过多种隶属关系，而元昊也正是杂唐宋礼制以成西夏立国之本的。作为一种文化要素，官服制度和服饰习俗自然也受到中原唐宋文化的影响。史书多载，元昊“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用中国车服”，“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范仲淹给元昊的书信中也说：“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语言皆从本国之俗。”从西夏官服形制及其特点上，也的确反映出对唐宋服制的继承和发展。
1.国王服饰。
借鉴了中原帝王冕服的“十二章”纹饰，但却保留了毡冠的民族传统。“冕服”之制始于商周，是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穿戴的衣服，其服绘有“十二章”，即绘有日、月、星、山、龙、华虫（雉）、宗彝（宗庙彝器）、粉米、藻（水草）、火、黼（金斧形）、黻（两己相背形）等12种固定的纹饰，每一章均有一定的含义和象征。在周朝，帝王、公卿、大夫都有冕服，但其所用章纹多少则随着地位的下降而递减，天子十二章，公卿九章，伯侯七章。宋以后，“十二章”成为皇帝的专用品。西夏之所以敕禁臣民使用“十二章”，显然是受了宋代官服制度的影响。中原王朝穿冕服必戴冕旒，而西夏国王穿冕服却戴毡冠，保持了党项民族的服饰传统。另外西夏国王的服色也受中原以黄色为尊观念的影响。
2.官吏服饰。
在形制上，文官服饰受唐宋官服影响较大，而武官服饰影响较小；在服色上，文武官皆继承了中原的“品色衣”制度，但却有所变化。戴幞头，穿袍衫，执笏板，着靴，是唐宋百官的主要服饰打扮。“幞头”是由头巾发展而来的，周武帝以幅巾裹头，有四带，二带系脑后垂下，二带反系头上，故又称为“四脚”、“折上巾”。唐时改四脚为两脚，文官戴“展脚幞头”，武官戴“交脚幞头”；皇帝用硬脚上曲，人臣用硬脚下垂。宋代幞头有直脚、交脚、朝天、顺风等多种，其中直脚居多。宋朝官吏幞头较之唐朝，两脚伸展加长，据说用以“庶免朝见之时偶语”。“笏”用于上朝时记事。西夏文官的幞头、靴、笏的装束无疑受到唐宋官服的影响。而西夏武官很少戴幞头、执笏板，这可能跟西夏武官多为党项族而文官多为汉族有关。“品色衣”制度，是以服色来区别官员的品级。唐朝规定：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初完全因袭唐制，元丰后改为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绯，九品以上服绿，去青不用。西夏沿用了这一制度，但有所变化。西夏“品色衣”制度与唐宋的不同点在于：一是西夏用绯、紫二色定品级，而唐宋用紫、绯、绿、青四色定尊卑；二是西夏绯衣级别明显高于紫衣，不同于唐宋的紫先绯后。
另外，西夏命妇的龙凤冠、冠子、高髻饰，僧侣的赐衣制度都与中原服饰文化有着渊源关系。
（二）西夏与其他周边民族服饰的比较
西夏（党项）、吐蕃（藏）、辽（契丹）、金（女真）、回鹘、鲜卑等西方、北方民族文化都属于草原文化的范畴，其服饰都可归入“胡服”之列。共同的文化心理，加之地域上的毗邻、军事上的冲突和文化上的渗透，使得各民族在服饰文化制度上既有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又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具有诸多共性。
1.西夏对吐蕃、回鹘、鲜卑等民族服饰的吸收。
（1）吐蕃。党项族曾为吐蕃属民，内迁后， 西夏又与吐蕃在佛教、天文历法、军制等领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西夏官服中包含了吐蕃服饰的因素。据《西藏王统记》载，藏王热巴坚“恒以发作左右二束，以长绫系发上，左右垂敷于两边”。敦煌莫高窟159、158、220、238、240、359窟的壁画中吐蕃赞普头戴红毡高帽，身穿着地长袍，长袖、大襟、宽腰阔摆、缺骻、交领左衽、上加披肩，项饰瑟瑟珠腰束革带，足穿蹊袜。这与西夏王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后垂红结绶的装束，以及敦煌莫高窟409窟西夏王供养像的服饰相比， 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宋时，曾在青海、甘肃建立了一个吐蕃政权，据《宋史·吐蕃传》载，其首领唃厮罗“冠紫罗毡冠，服金线花袍，黄金带，丝履”。其俗“贵虎豹皮，用缘饰衣裘，妇人衣锦。服绯、紫、青、绿”。与西夏官服，不仅在式样上有许多共性，而且在绯前紫后的服色制度上也有渊源关系。另外，吐蕃男人戴耳环的习俗与西夏男子“耳重环”极为相似。
（2）回鹘。 回鹘文化在服饰上对西夏的影响主要是在武官和妇女服饰。新疆库木吐喇石窟79窟壁画上有不少着回鹘骑射装的供养人像，束高冠，发辫垂后，盘领袍，饰小团花，腰束带，有
五事，足著乌靴。(11)其服饰与西夏武官起云冠、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的装束如出一辙。《新唐书·回鹘传》载，回鹘“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是为高髻，或叫回鹘髻。有时还戴一顶缀满珠玉的桃形金冠，上缀凤鸟，两鬓一般还插有簪钗，耳边及颈项各佩许多精美的首饰，身穿翻领长袍，窄袖。西夏命妇的高髻饰、尖高龙凤冠、大翻领长袍的装束，完全是回鹘装束。
（3）鲜卑。早期党项羌一度被鲜卑吐谷浑所征服， 大致到北周、隋之际，今青海湖一带的党项羌基本上融合到鲜卑吐谷浑中去，而松州一带的吐谷浑则被羌族所融化。故《魏书》载，党项羌“其衣、风俗与河南（即吐谷浑）略同”。后来西夏服饰中也包含不少鲜卑文化的因素。甘肃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鲜卑供养人，头戴卷沿毡帽或裹巾，有的脑后垂小辫；身穿圆领小袖紧身衣，白色小口裤，腰束带，垂七事（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脚穿乌靴(12)，与西夏武官官服极为相像。西夏遗民木雅人妇女“皆著褶裙，翩跹多姿，头缨珠贝，有如粲者”(13)。这与《晋书·吐谷浑传》所记“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基本相同。另外，西夏颁布的秃发令也受鲜卑髡发习俗的影响。
2.西夏与辽、金官服制度的共性。
公元10～13世纪，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先后在我国北方崛起，建立了辽、夏、金民族政权。辽、夏、金少数民族政权在服饰制度上均具有蕃汉杂糅的特点。具体而言，一是深受中原唐宋文化的熏陶；二是保留着鲜明的民族固有传统习俗；三是具有明显的互相渗透和文化整合意味。辽、夏、金官服制度都是以本民族服饰为基点，参照唐宋服制而作，但在程度上各有侧重。西夏杂唐宋之制，主要取法于宋朝官服制度。辽代采用汉服、契丹服两制并行：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汉服主要参照唐、后晋冠服制定；“国服”是契丹族的传统服饰，但也有很强的汉制色彩。金代服饰则是具有女真、契丹、汉族三合一的综合特征。金建国初，其官服承辽代样式，得宋北部领土后，参酌宋制，同时又保留了女真族的服饰形制。同时辽、夏、金之间在服饰上也互相影响、仿效。对辽、夏、金服制进行横向比较，会发现它们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共同点：
（1）保持了戴毡冠、衣皮毛的传统。党项、契丹、 女真人早年均以射猎、游牧为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披毡褐、衣皮毛是其传统服饰。建国以后，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但却都保持了穿裘衣的民族传统。《辽史·仪卫志》载，契丹人早年“网罟禽兽，食肉衣皮。以俪鹿韦掩前后，谓之
。然后夏葛、冬裘之制兴焉”。辽太宗时始定冠服之制，其“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常服谓之“盘裹”，绿花窄袍，“贵者披貂裘，以紫黑色为贵，青次之。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貂毛、羊、鼠、沙狐裘”。《金史》男女冠服条记载，女真早年富者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或羔皮”，贫者则用“牛马、猪羊、猎犬、鱼蛇之皮，或獐鹿麋皮为裤为衫。裤袜皆以皮”。金人入主黄河流域以后，继承了这一民族传统，并在官服中得以体现，如“乌皮履”、“乌皮靴”等。金大定十六年实行官吏“书袋制”，以区别官阶品级，而“书袋子”大多是由丝和皮制成，如省枢密院令、译史用紫纻丝制成；台、六部、宗正、统军司、检察司用黑斜皮制成；寺、监、随朝诸局、并州县，用黄皮制成。党项人早年“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建国后，其官服中也保留了“衣皮毛”的习俗，如“毡冠”、“靴”等。其戎服甲、披之类也均由兽皮、革或毡加褐布制成。
（2）推行剃发制度。 现今发掘的辽墓壁画中契丹人多剃去顶发，或四周留短发而两耳旁为长发，或只留额前左右各一绺垂于耳前，表现了一般契丹人的髡发形式；《辽史·仪卫志》所载臣僚“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这可能是一种应用于礼仪场合的髡发形式。女真发型则为“辫发”，剃脑前发，留颅后发成辫。《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早年“栎发垂肩，与契丹异，垂金锁，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富人用珠玉金饰”。南下后，又数下剃发令，“不如式者，杀之”。《要录》卷二十八建炎三年九月末条载代州军人“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即斩之”。西夏则在全国推行“秃发”，其发式为头顶剃光，周围留发。髡发、辫发、秃发尽管形式不尽一致，但企图在发式上做文章，以不同于中原的束发习俗，以别异于汉人秉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不可毁伤的观念。在这一点上，辽、金和西夏都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性，究竟是源于共同的审美心理，还是各民族互相比照学习、交流融合的结果，大概二者兼而有之吧。
（3）都有窄小的特点。辽、夏、 金及回鹘服饰均属“胡服”范畴，窄袖短小则是胡服的特征之一。沈括《梦溪笔谈》载：“窄袖绯缘，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胡服也。”回鹘装就有窄小的特点。（唐）花蕊夫人《宫词》诗咏：“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14)《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记辽使“顶金冠，后檐尖长如大莲叶；服紫窄袍，金蹀躞”。记夏使“皆金冠，短小样制，服绯窄袍，金蹀躞。”敦煌西夏壁画和辽墓壁画的辽、夏官员大多着“窄袖紧身衣”。周煇在《北辕录》中记载淳熙丙申（1176）年他到金国，见“男子衣皆小窄，妇女衫皆极宽大”。罗继祖《枫窗脞语·金李元妃画像》中也说：“章宗李元妃画像为金人手笔，妃貌端妍，小领窄袖，乃金人国服。”
另外，契丹皇帝大礼服饰为“白绫袍，红带悬鱼，三山红垂，饰犀玉刀错，络缝乌
”。臣僚“戴毡冠……服紫窄袍，系
鞢带，以黄红色绦裹革为之，用金、玉、水晶、靛石缀饰”。 “武官七事：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乌皮六合。”(15)这些装束都与西夏皇帝、武官服饰有许多相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