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直面论文,路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欧美管理知识体系30多年，我们需要思考中国管理的定位，我们需要思考是否调整研究路线？
欧美管理方式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其诸多无奈，在发展中国家中暴露其缺乏包容性，在环境治理中暴露其缺乏责任性，在面临危机时暴露其缺乏承担性。借此机会，中国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推动现代世界文明持续发展的时代到来了！
中国经济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凡是中国的主题都备受世界关注，我们需要与时俱进，我们需要抓住机遇完成我们自身的突破！
我们正在总结中国30年的发展成就，我们正在弘扬中国5 000年的文化精髓，中国的管理实践、中国的管理经验和教训更加急迫地需要管理学者更加科学地挖掘、整理和开发。
走出书斋，投入到管理实践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构理论，这是中国管理研究的必由之路！
1 追问
1.1 倾听这样的发问
读者们说：管理的书籍、新理论和新概念越来越多，简直不知道该看什么或者该相信什么了。
管理者们说：要学习的知识太多了，可是，这么多知识也无法帮我解脱，工作中的管理问题似乎越来越多。
企业家们说：确实，书是出了不少，很多还获了奖，知识能够转化成生产力吗？中国企业中的实践者有点看不懂专家的著作。
学生们问：我们引进西方管理30年了，怎么今天在课堂上读到的还是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吗？
领导们说：国家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经费支持管理研究，文章、书籍的数量连年增加，中国的管理思想是什么？中国的管理模式是不是也要外国人给提出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总体上来讲管理的思想都可以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来源，但老四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博弈论)、新四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分形科学)和新新四论(混沌、流变、超循环、动力系统)等整体科学却都是西方提出的。
评论员们说：一些企业的管理看起来是高效的、规范的，可是，员工却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为了解决问题，连出家人念经的办法都用上了。到了这种时候，好像管理专家们的声音少了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难思忠臣啊！
1.2 研究者的疑惑和反问
(1)研究者问：写书的人难道还能管读者读什么？本来研究者就是“个体户”，我们本身也不是个研究集体，我想写什么、出版社喜欢出版什么，也就这么点事。
议论：是啊，中国的研究者们没有形成一个学术的有机体，基本上是各干各的、各说各的，甚至连点像样的争鸣和严谨的学术评论都没有啊！
(2)研究者问：我们从事的是理论研究，实践中管理者看不懂也很正常，本来，我们大部分人也不是做管理的，我们怎么知道管理者需要什么？我们写书，是不负责解决管理问题的，解决实际问题那是企业管理者的事，这就是社会分工。
议论：是啊，这么多年来，很多管理的研究者自己是没有做过管理的，但从事的工作却是管理研究，我们都知道，研究中没有大量的实践感性积累是很难有真正有价值的理性成果的。
(3)研究者问：难道管理思想非要问个国籍吗？人家西方的知识就是比我们先进，非要搞出个中国式的才叫成果吗？
议论：这也许问得太急了，可是，中国引进西方管理已经30年了，况且，中国的管理思想已有5 000年，难道这种发问不能给我们一点启迪吗？问题在于西方的管理理论是根据西方的文化特征设计的，对于中国来说，只可借鉴，绝不可照搬。
(4)研究者问：国家投入的经费是越来越多；可也不是给钱就能出成果的，况且，动不动就问中国的管理思想对吗？实际上，思想可以是无国界的，这种问法本身就很狭隘。
议论：没错，很多思想是无国界的，但很多思想也是有民族特色或者国家特点的，不能因为强调无国界而忽视了后者。真正无国界的思想一定是包含有人类共同文明思想的，但又一定是能够指导具体的现实和管理实践的，我们不能完全指望由西方来提供能够指导中国实践的管理思想。
(5)研究者问：富士康的管理是典型的泰勒制，100年前就出问题了，这不是管理理论的问题，是一个企业管理者的实践问题。
议论：富士康如果是典型的泰勒制，那在员工跳楼前怎么不见有专家出来指责呢？专家难道只是躲在书斋里研究学问？专家在不断谈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谈谈自己的社会责任？
(6)研究者问：我们就是做理论研究的，至于说如何把理论变成实践的力量，留给管理咨询公司去做好了，反正一个人也做不了那么多事情，否则就是求全责备了。
议论：一些管理咨询公司确实是在做类似的事情，但这不能成为所谓的纯理论研究的借口。试问，在以应用为最终目的的管理学科的研究中，何谓纯理论研究？是那种不管实践是什么而自说自话的研究吗？正是因为缺乏对实践有指导价值的理论，所以，咨询公司或者培训师以及企业家中的很多人才会像赶风一样追随西方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新潮流，结果是东奔西跑，最后还是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在人类已有的各种成熟的科学领域中，这种怪相和乱象也是不多见的。
所谓“理论”，一定是有用的，真正的理论一定是以实践或现实为内容，真正的科学命题也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即使高度抽象的相对论的理论也是以光速不变的现实和引力作用的实践为内容的。国家基金支持了理论研究，如果做出的理论不能指导提升实践应用，我们就很难在纳税人面前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研究者的形象！
管理学是为管理服务的，因而管理研究必须直面管理实践！
2 科学的管理理论在实践中成长
100年前，在美国有这样一个人，他自己有100多项发明，从1875-1901年，他主要从事实际的操作和管理工作，做过学徒工，当过工人、车间管理员、工长和总工程师等，正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了其思想的基础，并且使得他的思想有了可以实践的场所。他为后人敬仰是因为创立了科学管理，这个人就是泰勒。
不管是与泰勒同时代的法约尔还是今天那些提出新思想和新理论的西方管理学家，他们大多跟实践走得很近，有的人长期跟踪企业的发展，有的人自己就是企业的管理者。即使是今天的美国，很多管理学者自己还身兼着公司的职务，他们深知管理研究是给谁做的。
当今的美国，管理变革继《公司再造》之后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曾经撰写过《第五项修炼》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资深教授圣吉曾经专门来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他撰写的《第五项修炼》在1990年出版后，连续3年高居全美畅销书榜榜首，被《哈佛商业评论》评为75年来影响最深远的管理书籍之一。五项修炼可以概括为：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他的新书《必要的革命》也即将出版。过去200年主导发达国家的“攫取、制造、废弃”的思想方式正如工业时代的泡沫般走向破裂。背景多样的众多组织和机构，如可口可乐和Costco、杜邦和谷歌、美国铝业和耐克、乐施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正在领导一场改变我们从事工商业的根本方式和方法的攻坚战。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挑战，如气候变化、自然资源的枯竭、消费主义泛滥的副作用以及经济贫富差距的扩大，为变革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契机。
在我国建国之后那一段时间，学习前苏联的理论和经验的同时，也积极地进行了探索，诞生了“鞍钢宪法”、“大庆精神”，再到改革开放，一些企业一方面吸收西方的先进经验，一方面也在自主地进行探索，不少企业的成功模式得到弘扬。
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学者是否还有这份激情？我们在做研究时是否还有这样一份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毫无疑问，对于企业管理专业来说，企业是理论的检验者，因为企业的生存要求他们必须学会选择有用的理论。企业是最注重真正的理论、能够创造价值的理论的，企业是真正推动理论创新的原动力！
再看看研究机构，至今很多高校还对管理学者参与企业管理事务心存芥蒂。一些读完管理学博士的人，又到了高校去跟学生们讲他们在书本上读到的知识。当然，为了晋升职称，也要写很多文章、申请课题、写专著……
我们生活在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
我们需要理性，更需要贴近实践的时代激情！
我们需要仰望天空的人，但须站在实践的土地上！
我们需要俯视大地的人，但也必须从思想中借力！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急需关注实践的理论家！
毫无疑问，企业管理的诸多问题等待着理论家去研究和探索！
3 管理能够从异化的泥潭中走出来吗
管理本来是人类集体性活动的客观需要，是众人集体协作战胜自然困难和获得更加有保障的生存的有效手段。但是，这一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在人类历史上被不断地扭曲着，以至于今天的很多人已经忘记了管理的原貌和本意。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理解管理的历史，也就很难认识管理的现状，更难预知管理的未来。
在管理的源头，是人类群体活动中的一种自然权威和服务。群体中能力强的人，由于对群体生存能力的贡献度较大，所以，形成了自然权威。这种自然权威的存在需要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有能力为集体做出具有决定性的、难以替代的贡献；二是运用这种能力服务于集体的生存力。后来，随着私有制的诞生，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管理当初的那种“田园诗”般的景象也渐渐地不复存在。于是，管理也如同人类社会中人的关系一样开始了漫长的异化过程。
第一步异化：自然变成世袭。自然权威渐渐地变成了世袭继承制，而对后代的这种人为安排又常常导致其心智弱化，也就因此种下了冲突的种子。
第二步异化：服务变成统治。对集体的服务渐渐地变成了出于维护自己地位需要的统治。随着奴隶制的出现，这种统治极端化成为一部分人是人，而大部分人只是工具或者可以买卖的特殊“商品”。
第三步异化：不平等变成制度安排。社会制度的不断强化，把管理这种被异化的情况不断地制度化，使得很多人感到似乎只能如此，只有这种制度实在过于极端时才会引起反抗。
第四步异化：不平等的神圣化。这种被异化的关系逐渐地被神圣化和法理化。封建帝王自称真龙天子，奉天承运，不忠君就是大逆不道。
第五步异化：异化管理的理论化。到了近代，这种极端的不平等关系虽然在社会中不断地被冲击、被改变，但这种思想的阴影却依然投射到了管理当中，这就是“上级管下级”成为管理核心的必然性，甚至有人反问：“上级不管下级，难道还有管理吗？”管理的思想和理论依然是在这样一种传统下展开的，而管理实践中的问题也常常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以上这些分析，看起来是一些纯理论的研究，但这是对管理实践历史的梳理，是对现实管理诸多困境思考后追本溯源以求真相的努力。
如果我们不反观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和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就难以向支持我们的纳税人做出一个很好的交代！
如果我们不能从管理的根本问题上入手，而只是沉迷于枝梢末节问题的议论，我们就将失去一次在管理的“根目录”上重塑中国管理思想的机会！
如果我们没有建立起管理学自己的反观机制，我们就难以说清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我们未来的方向！
4 我们可以创建中国管理科学体系吗
工业革命源于西方，而产生于工业革命的科学管理，由于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就格外地受人青睐。人们看重西方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方面的贡献，因此学习与模仿，加上西方企业的管理直接输出，似乎，西方管理成了现代管理的楷模。但是，如同当初学习泰勒的科学管理一样，有的企业好像是学得很有成效，而有的企业则是越学麻烦越多。
西方运用科学管理较好的国家，通常有这样几个特点：经济发达、人口较少(相对于中国)、国民素质较高、民主传统延续时间较长、现代化时间较长、科技较为发达、有宗教信仰。反观中国，这些方面有较大反差：经济只有20年的高速发展，人均GDP水平较低；人口众多；国民素质参差不齐，相对较为落后；民主精神不成熟，民粹倾向较重；现代化只是集中在城市，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很低；科技只是在某些领域较为发达，总体上还算是落后国家；基本上没有宗教信仰(按照西方的标准，宗教信仰者，是把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全部或者部分地皈依给了自己信奉的宗教，而我们看到的大部分貌似宗教信仰的，只是求神助己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中的文明因子会对一个国家的国民和生活秩序产生重大影响。韦伯曾经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专门论述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当然，宗教信仰对于管理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一方面，宗教信仰影响了人们关于工作、生活、人生价值的价值观体系，影响了人们的工作态度、对待财富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态度、对待管理的态度。同时，宗教信仰也极大地影响到了管理者对管理工作的态度。可以说，西方的宗教信仰(某些国家企业的信徒比例高达95％)塑造了人们心灵的价值秩序和思维模式，因此，我们很少听到西方哪些国家像东方国家的企业那样轰轰烈烈地搞企业文化，因为，西方人的宗教文化、民主文化、现代化文化(三者可能会交叉贯穿)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常态，并决定了西方人的心灵模式和行为模式，这些与管理思维、管理行为和管理模式也是暗合的。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能够理解西方管理，也就理解了不同国家或者民族的管理差异。
说到底，管理也是人的行为活动，是人的心智模式决定的行为活动，是管理者心智决定的行为对被管理者的心智和行为的影响活动，是集体的心智决定集体行为的活动：一切管理模式的形成和创新都离不开这样一个根本点。说得再简单一点，管理就是集体或者组织中的文化与行为、心智与行为的一种特殊表现。很显然，探讨管理模式或者管理理论问题，永远离不开国家、民族的文化、历史与现状。西方管理的有效性也彰显了西方文化与管理方法之间的契合关系。近些年经济学领域中行为经济学的悄悄兴起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不能忽视的是，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管理行为只是人类行为的一种，从人类行为的角度探讨管理的行为是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工作也只是人们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从人生的角度探讨管理的价值和方式，也就成为管理研究无法规避的一个重要方向。毫无疑问，管理研究者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的认识，直接决定了其研究的方向和视角及其研究的焦点与路径。倘若管理研究者在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这种认识，其管理研究的偏差也只是其人生偏差的一个特殊表现而已。
西方的教堂成了人们心灵的场所，而对于整日只忙于工作却有心灵的人们来说，又到哪里去寻找对他们的有效管理方式呢？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西方金融危机以来所暴露的公司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管理问题，而是人的心灵问题。在东方的中国企业中，出现的种种管理问题，难道不也是因为人作为一种灵性的动物，因为心灵的不健康或者灵魂孤寂所导致的吗？在这些方面，如果不去深究人类管理的共同性规律，却去刻意地一味追求一国式的管理，也可能是一个误区，甚至是在检验一个伪命题。在哲学的高度上看问题，我们发现，很多差异化的现象背后还有一个表现共同性的同类项，而这恰恰是我们在反复强调管理差异的同时需要特别关注的。
管理不仅仅是经济活动，后者只是心智活动或者心灵活动的一种外在形式。
管理也无法脱离文化来谈论其有效性！
因为管理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行为，因此，也无法在规避人类行为规律的情况下来研究管理。
管理活动也只是人生的一种特殊方式，管理研究也无法摆脱管理研究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人生观而孤立地研究有效的管理。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近代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但封建文化在管理中的表现是相当突出的，这当然不符合现代民主精神，因此，在中国的环境下研究中国的管理，就必须理解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必须胸中拥有民主、科学和进步的基本知识，因为，中国文化优秀部分的弘扬需要这样的科学境界，中国文化中需要超越的部分也需要这样的认知。
尽管中国文化中充满了封建统治的味道，这种味道也肯定弥漫到了管理当中，不管是做管理工作的，还是做管理研究的，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但是，中国文化中也有着丰富的高端思想，这些思想没有因为历史而褪色；相反，经历了几千年的实践检验之后，却愈发光彩照人。儒家的“义利观”、“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等思想依然光彩夺目；佛家的“内观”、“缘起”、“八正道”、“人人是佛”的思想，对于今天浮躁的人们了解自己是非常美妙的法门，道家的“无为而治”、“不争而达不可争”、“大私天下”、“无我大我”、“反成”、“有无相生”的智慧，至今在管理学的思想中依然为人津津乐道。创造能用于中国管理实践，而且能够包容西方已有管理理论，从而成为真正普适性的管理理论而跨越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管理研究，需要能够解读这些历史的思想积淀。
毫无疑问，世界上也有很多美妙的思想值得借鉴。不管是近代的民主、自由思想，还是后现代对现代的诸多解构，都给我们很多启迪。
没有世界视角的研究是狭隘的！
没有历史视角的研究是短视的！
没有文化功底的研究是肤浅的！
没有实践感性的研究是苍白的！
没有服务实践提升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
5 重申理论与实践的相生关系
理论，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经验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概括的价值就在于可以帮助很多人少走弯路。当然，历史也是发展的，理论若是不发展，很可能就是在科学的旗号下引领人们走一条貌似科学的弯路。
理论来源于实践，也要服务于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接受检验、吸纳新的信息，从而促进理论的更新和发展。
如果理论研究脱离实践，或者根据研究者自己有限的实践经验来做理论推断，这样的理论研究价值就极可能要大打折扣。
如果理论研究成果中的大部分不能回到实践之中去，而只是中途停止(如文章发表就算是完成任务)，那么，即使是很好的理论成果，其价值也极有可能被长期束之高阁。
如果资助者只是关心传统的所谓成果形式(文章、报告、专著等)，那一定很难对出资人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交代。
如果以上情况不能改变，那成果也只是成就了研究者自己的生存状态，申请课题、写文章、出专著、提教授，然后继续自己的体内循环。
如果以上情况不能改变，那作为研究者的职业责任、使命和职业道德就将受到怀疑。
如果以上情况不能改变，我们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浪费纳税人的心血、浪费社会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
当我们能够认真地对待这一切时，事情就在改变，当然我们无法期望一朝一夕实现一种理想。
关注中国管理的实践，不是不要理论研究，而恰恰是需要结合中国更加复杂的管理实践去做科学抽象的理论研究。西方由于宗教的格式化凝聚、民主的精神弘扬和文化的个性化崇拜，使西方文化中的个体行为乃至社会行动，具有简单的“线性独立性”，从而具有“整体的叠加性”，由此构造了西方管理实践的简单性和行动有效性——管理中的个体行为以及整个社会行动效应非常容易产生互动而叠加性增值；中国文化的特质一方面是“线性相关的同质性”，另一方面又是“关系纠缠的非线性”，前者使个性化消减而损失了整体具有的信息量，后者产生内耗而消减着整体的竞争力。一旦我们应用更加抽象的理论解构了管理实践的复杂性，我们就可以将复杂现实中的“约束”变为“资源”(实际上管理的本质就是在管理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上将“约束”变为“资源”)。只有突破西方经济人或者复杂人的人性假设，在新的人性假设下提出新的理论命题，才能指导中国管理的复杂实践。
6 我们的呼吁和倡议
也许每个研究者心中已经对上述问题做了无数次的思考；也许相关的领导在会议上已经做过很多次的强调；也许许多有责任感的人竭力推动过很多次，不管怎么样，这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去声讨与谴责，不是要去追究和算账，不是要去呼喊和观望，我们需要的是反思和行动，为此我们郑重地呼吁：
(1)因为没有实践依据的研究价值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呼吁研究者要深入到管理实践中去，去寻找问题，寻找实践给理论的挑战和启迪。
(2)理论必然要服务于实践，因此我们呼吁研究者要以职业的责任感和做人的良知去对待自己研究的成果，积极主动地与实践相结合。
(3)研究者要接受研究管理机构的评价，因此我们呼吁相关管理机构要注重成果评价中的实践导向，仅仅是在学界的影响力是不够的，来自于实践的评价(主观的评价也还不够，还需要客观的评价)需要得到更多重视，如何评价实践的评价也需要规范并使之科学化。
(4)因为理论与实践类似于鱼和水的关系，我们呼吁研究者和实践者要积极地靠近，联合起来共同探求管理中困境的解决办法，相关机构也应该给予支持。
(5)研究者的工作需要经费的支持，我们呼吁基金资助机构和管理者，要引导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型研究，在评价成果方面，不再单纯看重文章的质量与数量，而要加大测评实践效果的比重。
(6)很多研究者终生以研究为生命的核心，因此我们也呼吁，在社会很浮躁的情况下，真正的研究者更要“坐得住冷板凳”，能够管住自己的心，这样，才有可能“十年磨一剑”，才不愧对自己的生命和国家与人民的委托。
(7)我们呼吁现今的教育机构，积极提倡和用明确的政策鼓励研究者深入实践，积极地为他们创造机会深入实践，使得他们有机会获得实践的感受和发现实践中的科学理论问题。
(8)我们呼吁管理学术期刊大胆地关注实践，积极地鼓励实践类探索文章、反思和思想争鸣的文章发表，并加大严谨的学术评论的分量。
(9)我们呼吁研究者勇敢地突破学术研究的小圈子，跨越自己专业方向的局限性，去与相关学者进行有机的联合，共同探索根植中国文化、吸纳其他优秀文化的管理思想及其方法。
(10)我们呼吁，企业不但应该是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应该是塑造人的：关注人的成长与发展，应该是身处其中的各级员工自我实现的场所；优秀的企业不但应关注企业自身的伦理形象，同时也应该关注人与环境(包括企业内部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关怀员工和顾客内心的幸福感。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实现这样一个境界可能需要研究者对我们自身传统文化，以及当下正在迅速变化的文化进行深刻的理解，并创造性地灌注到中国企业管理的思想当中去。
7 管理研究的未来展望
管理是产生于人类集体活动实践的！在今天的中国，管理的实践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理论素材，只是实践中的人们没有能力将其提升为新的理论，而中国的很多管理研究者们恰恰只是呆在书斋里，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专业领域正如一个敞开的巨大宝库，等待着管理研究者去挖掘。我们相信，在中国这块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也将诞生世界级的管理思想，正如2 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做到的那样。
(1)管理不只是一种行为活动，首先是一种思想。我们相信，借鉴于5 000年的文化积淀和现代文明的引入，中国式的管理思想将会成为引领21世纪管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为此，我们倡导加强管理思想史的研究，从管理哲学的视角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没有新的思想命题，我们的实证又能去做些什么呢？
(2)未来管理研究的重大成果，一定会在管理的根本性问题上实现突破，而不是就枝梢末节所进行的原有理论的阐发。
(3)未来管理研究的重大成果，一定是能够在实践中转化成生产力的成果，肯定不再是躲在书斋里撰写的以文献堆砌和自言自语为特征的大部头，而是能够引起企业界管理者共鸣，并可以进行一定程度推广的新思想、新方法。
(4)我们相信，未来的管理研究，一定不会简单地局限于某个企业的经验，而是基于经验又跨越经验的、具有理论高度和对现有理论具有突破性的管理新命题。
(5)未来的管理研究，一定会在企业和企业的外部系统的互动中重新定位企业的性质，并将走出单纯经济组织的藩篱，重塑一个有机系统的思想体系。
(6)未来的管理核心依然是人，而对人性的认知改变也将为新的思想和理论的诞生敲开尘封多年的管理智慧之门。
(7)未来的管理研究也将在企业家的人格角色塑造方面产生新的视角，具有社会使命感的企业家将成为企业家人群中的引领者！
(8)未来的管理研究一定会循着管理思想逻辑的演进向前推进，并借助于哲学和数学等方法得以突破管理主干思想几十年的停滞。
(9)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可见一端倪：外部约束性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在心灵契约高度的突破将完善制度的效能。
(10)未来中国的企业必将是一群有社会使命感的企业家作为主流，并以企业的平台提升员工全面成长，造就员工的幸福快乐，关心社会民生，关注环境优化，为营造一个更好的人文、自然和生态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也将是今后管理研究必然要关注的价值指向。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管理实践的日益丰富和精彩不断，从中产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必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产生于中国的管理知识体系必将有望福佑世界！
本文为众多学者智慧的结晶，故联名发表。齐善鸿执笔(署名学者按姓氏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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