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关系：北京、上海、广州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州论文,北京论文,上海论文,两代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来自笔者两人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及广州的《家庭》杂志社家庭研究中心，于九四年七月至九五年二月期间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及深入访问。人口以该段期间北京、上海及广州三城市内的固定人口为限，流动人口并未计算在内。被选定之地区在北京为海淀、西城、东城、宣武、崇文、朝阳等六区。由于丰台区和石景山区较遍远，相当大部分为农业区，而且人口较少，因此被剔除。在上海分别为杨浦、虹口、闸北、普陀、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静安、及长宁等十区。广州有海珠、荔湾、越秀、芳村、天河、东山、黄浦、白云及南市等。问卷调查的样本数目为三城市各占500人，一共1500个个案， 抽样是以三阶段“集束系统随机抽样方法”（cluster systematic random sampling method ）进行。三城市有关当局具备了详细的人口分布资料，在居民委员会的名单下，再以系统抽样法抽取住户样本，然后再以随机表在住户中抽取被访者。深入访问以“目标抽样法”（purposive sampling）抽取不同类型的家庭成员、专家、干部及个体户等共六十个个人进行深入的访问。
被访者情况
年龄、性别及婚姻状况。此调查接触的被访者共1500人， 其中，47.8%男性，52.2%女性。被访者的年龄以19至59岁占大多数（表一）。已婚人士较多，有1130人，未婚者仅299人， 而离婚及寡/ 鳏分别有13及17人。据资料显示，约三成或以上人士于30至39岁期间结婚。北京及广州分别有10.3%及9.8%人士比较早婚，年龄介乎19至29 岁期间（表二）。
职业。被调查对象在上海有40.6%、北京28.7%及广州27.4%人士的职业属於工业类别如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等；从商者属第二位，如商业、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及投资行业等，广州为18.1%、上海17.6%及北京16.0%。从资料显示，我们发现在广州，以男性从事工、商业比教育及服务性行业为多，多数女性选择教育及服务性行业，除了上海的服务性行业外，不论在上海或北京，男性的就业率较女性为高。在这三城市中，超过半数的被访者服务于国营企业， 上海有52.9%、北京49.2%及广州45.8%。工人的数目以上海为高，占30.5%，其次为北京23.5%及广州15.2%；广州的行政管理人员，有21.3%；文员及售货员19.8%。
表1 被访者的年龄及性别分布
表2 婚姻状况
学业。广州调查对象的教育程度相对比上海及北京为高，有32.5%人士完成大学教育，北京及上海只有17.2%及17.8%。高中程度者，广州为30.8%、北京及上海只有17.2%及17.8%。 初中程度者， 广州为30.8%、北京27.4%及上海27.5%。
新经济环境下理性的回应
家庭类型。从分析的资料显示，二代户家庭在中国继续占大多数，广州为63.7%、上海60.3%及北京49.6%。其中又以三人户家庭为多，上海为72.8%、北京61.3%及广州54.7%。城市化及一胎化政策直接导致家庭模式的小型化。实际上，三代户也占有很重要的比例，以北京为最多，占39.2%，上海及广州分别为29.1%及25.4%。促成家户形式的缩小可归究於中国城市居住单位的面积比较小，根本不适合大家庭众多成员在同一户内居住，因此形成二代户较普遍。但由于上海的房屋比北京及广州更为紧张，要解决的不单是结婚两口子及其下一代的居住问题，他们亦得同时兼顾上一代的居住需要。有些情况是，下一代结婚及生孩时，其年资仍未达到分配房间的标准，因而亦需要与老人一起居住，上一代协助下一代解决住房问题，或下一代协助上一代，也导致五人的三代户百分率高达53.1%。很多时候，家户类型并非完全与单位面积挂钩，传统大家庭的观念也有可能导致三代家庭的出现。以北京为例，居住单位的面积比较宽大，但二代户与三代户分别为49.6%及39.2%（详情见表3）。代际间透过一同居住以保持紧密联系及互相照顾， 使三代户在北京较突出。可见追求小家庭的风气在北京，也比其它二城市的步伐较慢。
家庭过于小型化。中国自七十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对可生一胎或两胎的夫妇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
表3 家户类型
在计划生育下，中国的城市的家庭一般是生一个孩子，这无形中使中国家庭小型化成为主流。据我们的研究资料显示，三城市的被访者普遍地确认小家庭为理想的家庭模式，分别为北京占68.7%，上海占78.4%及广州占79.9%。（详情见下表4）
表4 三城市被访者理想家庭类型（百分比）
家庭类型
北京
上海广州
大 31.3
21.620.1
小 68.7
78.479.9
(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总计)(492) (496) (497)
无答个案：15
在我们的研究资料显示，三城市的已婚被访者希望生一子一女占的比例最多，分别是北京占53.4%，上海占73.6%及广州占76.2%，而仍希望生一子或希望只生一女的比例较少（详情见下表），可见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人民的理想仍有一点距离。
表5 三城市已婚被访者理想子女数目（百分比）
北京 上海 广州
无孩
0.3 3.70.3
一子 25.2 9.56.4
一女 12.510.15.6
一子一女 53.473.6
76.2
二子
3.0 0.30.8
二女
1.0 0.90.3
其他
4.6 1.9
10.4
(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总计)(305) (348) (357)
对于未婚的被访者，仍然认为生一子一女两个孩子较为理想的，北京占49.4%，上海占64.6%，广州占74.8%；而认为仅生一子或一女较理想者，则只是介乎于22.9%至8.7%之间（详情见表6），可见即使新一代生一孩的政策仍未受到他们的完全欢迎。特别在现时的经济增长，人民生活趋向富裕，用扣工资去惩罚超生育的父母可能已没有任何作用。在国家放松户籍管制，及地域间贸易频繁，和人民拥有丰厚的财力时，一孩政策便可能名存实亡。
表6 三城市未婚被访者理想子女数目（百分比）
北京 上海广州
无孩
7.2
10.10.0
一子 22.9
11.48.7
一女 16.9
10.1
11.3
一子一女 49.4
64.6
74.8
二子
1.21.30.0
二女
0.00.00.0
其他
2.42.55.2
(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总计)(83)
(79) (115)
若再看认为一子一女的家庭较为理想者，他们当中实际为一子所占的比例最多，北京占45.8%，上海占47.7%及广州占38.1%，此资料明显指出，认为一子一女为理想者，最多是属於有一子的家庭（详情见下表7）。我们可解释成为，在本身属於一孩的家庭， 他们体会到一孩的优劣，因而更加肯定理想的家庭应仍为小型化的家庭，但下一代则应有双性，即同时有一子一女才较为平衡。
表7 三城市理想子女为一男一女的被访者实际子女数目（百分比）
实际子女数目 北京 上海 广州
无孩 11.3 10.4 7.9
一子 45.8 47.7 38.1
一女 25.0 28.1 33.1
一子一女
9.5
7.7 11.2
二子
4.2
2.3 4.3
二女
3.6
2.7 3.6
一子二女
0.0
0.4 1.4
一子三女
0.6
0.0 0.0
二子一女
0.0
0.4 0.4
三女
0.0
0.4 0.0
(百分比) 100.0 100.0100.0
(总计)
(168) (260)(278)
减低消费。赚钱的机会与实质收入确实比前大幅增加，但物价上升的幅度欲更快。有被访者大叹现在的购买力大降。很多被访家庭坦言在物价高企的情况下，只有在家里消费为主，如星期日回父母家一同弄饭，平日在家唱卡拉OK等。若上馆子吃一顿饭，举家出外旅游或其它高消费的活动，很多人仍未能随心所欲。回家探望父母以表达其对父母的心意，在北京、上海及广州三城市中，也是子女第三或第二多的方法。北京占所有被访者最常用的方式的15.3%（为第三位），上海为19.4%（为第二位），而广州为18.8%（为第三位）。但此现象不一定与经济条件有关，像今日的香港，也有不少家庭以类似的方式生活。此种以在家里消费为主的模式，促进了代际间的接触，代与代之间保持和谐的机会大增。
家庭内“一家两制”以保利益。面对“铁饭碗”不保的压力，或“下海”后或许前途大好的诱惑，中国家庭往往以家庭整体作为考虑利益的单位，而非单以个人的利益来计量。这与传统中国以家为中心的思想没有异样。在能力许可下，他们力求寻找最有利的安排来面对。面对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型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种形式的经济各有利弊，在计划经济下最可贵的是保有按工龄及困难程度以定先后分配住房单位的福利和享有医疗福利。为了要减低风险，较为保守而又可同时享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者的利益者，则是寻求在一家庭内主要入息者分属在公营及私营两种机构内工作的所谓‘一家两制’模式。通常男的负责往外捣，以找寻高回报但同时亦是较高风险及与市场经济有关的工作，而女的则负责留在一些较稳定及有福利，而较少挑战性的国营机构内工作。
对下一代以教育作长线投资。三城市的被访者对下一代的期望，以个人有成就的占最多，分别为北京占36.6%，上海占52.2 %及广州占39.8%。其次为受较高教育，分别为北京占19.6%，上海占24.3%及广州占19.8%。再其次为贡献国家北京、上海为贡献国家，分别为19.6%及6.2%。而在广州则为多赚金钱达11.8%（详情见下表8）。在我们的三城市两代人关系研究资料显示，北京有91.4%的被访者，期望儿子有大学毕业或研究院程度的学历，上海则为91.5%，广州则为78.0%。对於女儿方面，虽然百分比略降，但仍然属高比例，分别是北京占83.9%，上海为84.9%及广州为67.8%（详情见表9）。 中国人民现在已意识到，高学历对个人适应转变的社会环境有利，亦对国家的发展有好处。
表8 三城市被访者对下一代的期望（百分比）
北京 上海 广州
荣耀家庭
2.3
2.0
2.7
受较佳教育19.6 24.3 19.8
个人有成就36.6 52.2 39.8
多赚金钱
6.0
5.2 11.8
贡献国家 19.6
6.2 11.2
身体健康
8.1
6.2 10.8
一如普通人 7.2
3.0
3.7
其他
0.6
0.8
0.2
(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总计)
(470) (498)(490)
无答个案：13
表9 三城市被访者期望子女的教育程度（%）
北京上海 广州
子
女 子
女 子 女
研究院 39.228.5 15.4 8.7 22.4
12.0
大学
52.255.4 76.176.2 55.6
55.8
职业训练学院5.410.8 6.110.4 14.3
21.4
高中3.0 4.6 2.2 4.7 7.3
10.6
初中0.2 0.8 0.2 0.0 0.20.0
不受正式教育0.0 0.0 0.0 0.0 0.20.2
(百分比) 100.0
100.0100.0
100.0100.0 100.0
(总计)(372)
(372)(492)
(492)(443) (443)
* 对儿子期望无填答个案：145；对女儿期望无填答个案：193。
赡养与冲突
赡养。在询问有关回馈父母的态度时，大部分被访者均同意在现今退休及社会保障制度下，赡养回馈上一代是必要的。三城市中，认为非常需要的，北京占45.5%、上海占52.0%，而广州则占31.9%；而认为需要的，北京占49.5%，上海占46.4%，广州占65.3%，在这里，广州人所持的态度略为逊色（表10）。但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的义务这方面，三城市间的分别也很微，均强烈确认赡养父母是子女的责任，在北京方面占98.6%，上海占99.0%，而广州则占98.8%。此数字强烈显示下一代对上一代的责任没有因时代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及城市之间的分别，或因年龄、性别、教育等等的差异，以致对下一代赡养上一代的责任有明显的改变。大部分上海的被访者均认为子女赡养父母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孝道思想，其占43.1%，广州占35.5%，而北京则只占31.6%。广州市民普遍认为赡养父母是他们的义务，共中41.5%，北京占36.5%，而上海则只占27.0%。在三城市中，只有少部分人士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父母经济困难，北京占11.1%、上海占6.3%、广州占9.9%（表10）。这情况也间接地在询问有关没有实践赡养父母的原因上得到肯定。认为父母已有充裕的经济条件，因此不需要回馈父母的，北京占39.5%、上海占44.5%、广州占46.7%（表11）。在退休人士中，只有少部分的被访者有接受保障，上海占15.4%、广州7.7%、北京7.6%。这显示大部分的退休人士依靠储蓄或退休后继续工作去维持生活，而实际上只有少部分人士享有退休保障。不过，老年人的消费意欲低，消费时精打细算，才使他们在有限的金钱下仍能过活。
表10 男女对赡养回馈的态度
表11 赡养父母的主因是
北京 上海 广州
f % f % f %
认同传统孝道思想13131.6
198
43.1154
35.5
认同权利、义务思想 15136.5
124
27.0180
41.5
父母主动要求 2 0.5 20.4 112.5
令父母心理上满足 36 8.1347.4 266.0
父母没有经济能力 4611.1296.3 439.9
令自己心安理得
35 8.556
12.2 163.7
免受别人谴责 2 0.5 10.2 - -
其它 11 2.7
1.53.3 40.9
(总计)(414) (31.7) (459) (35.1) (434) (33.2)
表12 不赡养父母的主因
北京 上海广州
f % f %f %
认同父养子、子养孙的思想
1 0.8 3 1.6
7 3.8
父母没有主动要求
8 6.7 8 4.4
4 2.2
父母有足够经济能力 4739.58144.5 8546.7
其它家庭成员已赡养父母 4 3.4 6 3.3 14 7.7
父母已有退休保障
9 7.62815.4 14 7.7
父母已故
3529.43720.3 5027.5
其它
1512.61910.4
8 4.4
(总计)
(119) (24.6) (182) (37.7) (182) (37.7)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到在赡养父母的态度上，三城市的人士均非常积极。但在询问有关实际的回馈情况时，我们往往发现差别较大。在被问及有否经常实践赡养父母时，给予肯定答案者，北京占60.6%、上海占52.4%，而广州则只占36%。北京与上海在实践赡养父母上普遍比广州为高。而在回答间有实践赡养父母时，广州占31.3%、 上海占20.3%、北京占10.4%。只有少部分的被访者承认他们从未实践赡养父母，北京占15.1%、上海占16.7%、广州则占17.4%（表13）。但这类人士以未婚、年龄介乎19至29岁的为主。基本上，从数字显示，已婚人士在回馈父母的实践上比未婚人仕为好，回答经常有实践赡养父母的，北京占63.6%、上海占53.4%、广州只占36.7%。未婚者可能要花费金钱在社交、自我消费及学习上，致令他们无所余及而较少实践赡养父母。在职业上，北京多以工业类别为多，分别就业于建筑及运输行业，而上海及广州则以服务性行业居多，可见低下层的工人阶级比较注重回馈父母。
表13 现在实际回馈父母的频密精度
北京
上海
广州
f%f%
f %
经常赡养父母 285 60.6 248 52.416936.0
间或赡养父母
49 10.4 96 20.314731.3
没有赡养父母
71 15.1 79 16.7 8217.4
父母已故
65 13.8 50 10.6 7215.3
(总计) (470)
(100.0)
(473)
(100.0) (470) (100.0)
在回馈父母的方式上，大部分被访者承认以金钱为主，其中又以广州较其它二城市普遍，未婚占56.4%，已婚无孩占55.5%、已婚有孩占55.7%。在北京方面，未婚只占33.3%、已婚无孩占47%、已婚有孩占46.8%。上海的情况略低，未婚及已婚有孩占39.8%及39.7%，而已婚无孩则占41.5%。在三城市中，除金钱外，比较常用的方式是劳力，主要以未婚人士为多，上海占28.1%、北京占22.4%、广州则占17.5%。可见在未有充裕的经济时，被访者往往比较喜欢用劳力取代金钱，而大部分以未婚人士为主。已婚人士喜欢采用探访父母作为回馈的方式，从11.8%到19.4%不等。另外更有被访者曾采用选礼物的方式，而当中又以广州的已婚无孩者为多，占21.2%，其次是北京的未婚人士， 占20.2%，再其次是上海的已婚无孩人士，占18.9%（表13）。
表14 你在不同时期主要以什么方式向父母表达心意
大部分的被访者在回答每月给予父母金钱的数目时，又以单身人士为高，北京占46.6%、上海占58.9%及广州占60.4%。但也有不少单身人士承认从来没有给予父母任何金钱上的帮助，北京占21.5%、上海占22.1%、广州则只占4.4%（表15）。 而三城市的已婚人士每月给钱父母大多超过月入的40%。但在比较给钱父母的多寡上看，最多的为已婚有孩人士，其次为已婚无孩、最后是未婚人士。大部分被访者给予父母1/10月薪，其中以广州为最高，占49.3%，北京占44.9%，上海占42.8%。又有不少的被访者给予父母1/5月薪，广州占24.9%，北京占 21.0%，上海占21.2%。奇怪的是全部是以已婚有孩的类别为多，可能是由于这类人士曾经历过养儿的阶段，知道养儿的困难，使他们在回馈父母上比较积极（表16）。另外年龄越高，表现在回馈的实际上又比较好。例如年龄介乎30至39的人士中，经常回馈父母的人士，北京占67.0%，上海占59.1%、广州则占43.8%。另外年龄在40至49的人士中，北京占69.6%、上海占56.6%、广州占35.0%。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未婚被访者会将全部的收入给予父母，北京占17.6%、上海占12.6%，而广州则占5.9%。虽然广州比其它二城市略差，但有19.8 %被访者曾将1/3月薪给予父母。
表15 在不同时期给钱父母的频率
表16 你在不同时期给钱父母占你总收入的比例
冲突。在我们的三城市两代关系的调查，中两代之间有冲突的情况是否普遍？冲突主要产生在哪些方面？面对冲突，两代人又是如何面对呢？
在有没有冲突方面，三城市的被访者说有时有冲突的，北京有49.0%、上海有50.1%及广州有69.0%。换句话说，有近五成或以上的被访者两代之间有冲突，冲突情况是普遍的。而说没有冲突的，北京占45.5%、上海占48.1%及广州占26.6%（详情见下表17）。
表17 两代间的冲突频度
在哪一方面有冲突上，以生活态度及传统思想上的冲突最显著。在生活态度上有冲突者，北京占20.0%，上海占20.0%，而广州则占25.3%。在传统价值观的冲突上，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所占的比例依次为10.9%，14.1%及21.1%。此外，冲突缘起家庭消费方面的，广州也有18.8%。（详情见下表18）。
表18
男女对最重要冲突的意见
为何两代有冲突产生，及如何面对冲突是我们分析的重点。互助双方客观或主观条件的配合情况，是曾否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老年或成年人，也经历因年龄或因角色的转变而要面对适应的问题，互助双方或许会企图加以克服。角色的理解建基于社会教化，不同年龄的人，其思想定型所属的年代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价值观是普遍的事。各人把持独特的价值观来看自己及别人，若不能互相迁就，结果便是冲突。
不过，两代之间的观点并非都是不一致，例如对于下一代尽赡养的责任这点上，不同年龄或不同背景的被访者的态度相当近似。正如前文所说，他们大部分均同意赡养回馈上一代是必要的。
小结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在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上已与世界开始接轨，世界系统的观点，正好把中国放在历史脉络及世界空间上去定位，这会更加帮助我们了解家庭模式及两代人关系为何会如此转变。
随着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型，这必然会冲击原有的房屋及医疗等福利制度，以考验它们是否也需要转型。福利政策若转型，对老年人的影响最大，功能理论虽然可解释老年人退休后的“失落需要”可由亲属去填补，以多接触去减少老人的失落，但是青年人与亲属的关系又如何去解释呢？
但究竟给父母钱是由于传统孝道的要求还是因为要做补偿？照资料显示，超过三成的被访者表示给父母钱是由于“孝道”，另外也有相同百分率的被访者承认是他们的“责任”是回馈父母。因此一个正面的“回馈”解释应比负面的“补偿”更可令人信服。而超过九成被访者认为回馈父母是必须的，认为回馈可令自己心安理得只占很少的百分率，北京占7.5%、上海占11.3%、广州占3.2%。子女与父母同住及接触有下降的趋势可能值得商榷。从资料显示，子女每天与父母相叙的，北京占36.2%、上海占35.3%、广州占28.6%。 而每星期相叙数次， 北京占14.8%、上海占32.6%、广州占12.9%。可见现时此三城市的亲属来往非常频密，关系也很融洽。同住的下降完全是由于时下趣向于流行小家庭，以此为理想的是北京占68.7%、上海78.4%、广州79.9%。大家庭的出现完全是由于有的家庭成员无力照顾自己时，其他家庭成员协助他解决居住或照顾的问题，因而挤迫在所不计。例如下一代没有另外的公房来容纳新组成的家庭暂时在上一代寄居住，或下一代的子女需要祖父母照顾而与父母同住等。在三城市中，超过四成的被访者认为小家庭比较自由，两成认为可减少磨擦及提高生活质素。最重要的是分家亦没有导致家庭成员关系的疏离，这可以从接触的频密程度得以印证。
我们觉得完全用一个功利的态度去分析中国的家庭关系有欠公允。的确中国传统的文化、亲疏关系，对亲属的无私、牺牲精神。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观念完全可以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找到。从以上的演绎，可看到中国社会虽然曾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但在孝道方面的传统的文化精神却没有被动摇。若然青年一代也一样保持孝道的精神，那么在经济转型下连带社会保障可能削弱时，赡养父母的责任仍有人愿意承担；但若年轻一代在此方面的思想薄弱，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话，在社会保障减少的情况下，上一代的被照顾问题便值得关注；与此同时，一子政策又使原本下一代可有兄弟姊妹分担照顾上一代的责任聚集在下一代夫妇两人身上。以两人之力照顾四老人，兼及照顾自己的下一代，在金钱应用上可能顾此失彼，这就可能成为两代冲突的客观因素。
纵使家庭成员间存在冲突的因素，但家庭成员有血浓于水的关系。在需要互相照顾时，冲突可以暂时按下来先解决急切的问题，两代间的关系较朋友或邻舍也来得重要。两代间的接触，最适宜用来填补上一代因角色转变以产生失落感，但并不一定以同住的方式来维系两代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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