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及其变迁
祁占勇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背景下，基于政策文本，结合重要历史文献与教育改革事件，回顾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及其变迁发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是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弈中不断演进的，历经了劳动教育政策的工具理性价值选择、劳动教育政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价值共存、劳动教育政策的工具理性价值回归、劳动教育政策价值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理性彰显等五个阶段。回顾、总结和检视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变迁理路有助于明晰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为我国今后劳动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历史镜鉴和智慧，从而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70年；劳动教育政策；劳动教育；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教育政策是价值选择的结果，教育政策研究必须重视价值问题。[1]“工具理性”与 “价值理性”是教育政策的重要价值选择。按照韦伯的观点，所谓的 “合理性”是指通过理性的方式自由选择适当的手段去实现目的。他将合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即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某种功利行为的实现服务的理性；而价值理性则是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合理性。[2]70年来，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断变革的过程中，我国劳动教育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不同时期，劳动教育或称为劳动生产教育、[3]劳动技术教育、[4]劳动技能教育，[5]或是把劳动教育作为德育和综合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也一直存在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弈。值此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巅，把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变迁放在70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背景下，基于政策文本，结合重要历史文献与教育改革事件，回顾、总结和检视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变迁理路与成败得失，以期明晰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为我国今后劳动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历史镜鉴和智慧。
12月6日，中国船东协会保险与法律委员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上海举行，标志中国船东协会保险与法律委员会正式成立。
一、工具理性主导：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后，强调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同时，为了改变当时 “一穷二白”的状况，我国大力发展科教文卫事业，全国中小学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快速增长（见表1）。然而，由于旧教育脱离生产劳动的习惯势力与旧型 “正规化”思想的影响，加上对旧教育的改造着重于政治及教学内容方面，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注意不够。教育脱离生产劳动的弊端很快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问题上暴露出来。大批学生接受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教育后，选择继续入学深造，而不愿意从事生产劳动。于是，1950年8月召开的中国教育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讨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标志着 “中国社会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裂对立的现象开始走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与统一的方向”。[6]
1.劳动教育作为解决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问题的合适性手段
为了解决中小学生参加生产劳动问题的困扰，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发布了关于加强对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妥善安排劳动就业的政策与指示。1953年5月，中央提出要强调小学、初中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为了树立正确的社会舆论，1954年4月，团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要求 “各级团委大力配合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校行政部门，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同时，为了纠正广泛存在的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思想，1954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教育部党组 《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指出，“中小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应该从事工农业及其他生产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继而，1954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 《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指出，“教育同生产劳动绝对不可分离，各学段的毕业生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在1954年9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总理指出，“中小学教育都应当注意劳动教育，以便中小学毕业生广泛地参加工农业劳动”。同时，为了进一步解决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问题的困扰，转变轻视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的社会风气，1955年，《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报告》指出，“中小学校必须进一步加强劳动教育，这是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根本办法”。当时的基本做法是动员他们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青年学生参加生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着很大作用，初中高小毕业生参加工农业生产是符合国家建设需要的。
表1 1949—1950年全国中小学在校生人数与毕业生人数变化情况表 （万人）
2.改革并开展劳动课程保障劳动教育的有效性
针对教育脱离生产劳动的弊病，党和国家非常注重改革中小学课程，增设生产技术课和劳动实习，开展多样性的课外劳动活动。1952年，教育部颁布 《“四二”旧制小学暂行教学计划》，规定 “小学设语文……美工等八科，美工科包括图画、劳作”。1954年，政务院 《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指出，“在学校教育中，应当配合着课堂教学，适当组织学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教育意义的体力劳动。”[7]1955年，中央认为劳动教育不能单单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还要注意进行综合劳动教育。于是，生产技术教育开始融入劳动教育，教育部1956年发布的 《1956—1957学年度中学授课时数表》《关于普通学校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指示 （草案）》对每周进行生产技术教育的课时等方面均做了规定，1957年发布的 《教育部关于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程的通知》《关于1957—1958学年度中学教学计划的通知》《教育部关于在农村小学五、六年级增设农业常识和农业常识教学要点的通知》等要求在课程中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和农业常识课。[8]
198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暂行工作条例》，对勤工俭学活动的性质和任务、劳动生产等方面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截至1985年年底，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62万多所中小学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占中小学总数的67%。“六五”期间，勤工俭学纯收入每年递增26%，五年累计达42亿元，其中用于补充教育经费22.9亿元，占纯收入总数的55%。[13]针对 “六五”期间勤工俭学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1986年，国家教委印发的 《“七五”期间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发展规划要点的通知》提出 “七五”期间总的奋斗目标是进一步搞好勤工俭学工作，使教育效益和经济效益在 “六五”的基础上有显著提高。1989年，国务院发布的 《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小学勤工俭学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指出，“中小学组织学生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应以劳动教育为主要任务”。所得经济收益可用于发展生产和补充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师生集体福利及个人奖励。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共存：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适配 （1958—1977年）
在党和国家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指导下，经过几年的恢复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飞跃进步。到1958年，全国高等学校1408所，学生79万人；中等学校118000所，学生1500万人；小学95万所，学生9200万人（以上不包括业余学校）。同时，1958年国家教育管理权下放以后，有些地区、县出现了大量挤占、挪用教育经费的现象，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见表2）。在此背景下，我国把劳动教育作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的重要手段，主要表现是开展勤工助学。在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同时，在 “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组织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出现了以劳动代替教学、学生劳动过多等不合理现象，极大地破坏了劳动教育质量。当然，对于歪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原理的极 “左”倾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也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抵制。因此，这一时期，也存在着纠正偏向、摆正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的国家意志和主张。
Research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frame rocking wall structure based on SAP2000
表2 1955—1959年教育事业费支出及其占比重情况表 （亿元）
1.劳动教育是解决教育经费问题的手段
从这一时期有关劳动教育政策的背景、内容以及执行效果来看，劳动教育作为一种培养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适应 “四化”建设需要的人才以及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被广泛推及。在劳动教育实践方面，通过校办工厂、农场开展勤工俭学的同时，逐步探索劳动教育的新途径，开设与产业、行业发展相关的劳动技能教学。可以看出，劳动教育政策价值追寻的是一种合适性和有效性，这与我国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当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劳动教育政策的工具理性价值选择相比，这一时期劳动教育强调为发展生产、进行现代化建设积累大量的劳动后备力量。相应地，劳动教育政策的适应性范围也就表现得更为广泛。同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在地位上有所下降，劳动教育与生产的联系大大减弱，从原来的直接作用于日常生产转而关注劳动技术。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工具理性价值的回归。
2.将劳动教育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时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10]1958年，教育部召开会议强调必须把生产劳动列入学校教学计划，开展勤工俭学的主要意义体现在政治上和教育上。同时，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党的教育方针，即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突出了劳动教育的政治服务性，并且规定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一切学校的正式课程，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196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要组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参加生产劳动。“文革”期间，出现了 “以劳动代替教学”的情况，甚至把劳动作为对师生的一种惩罚手段。提出 “阶级斗争是主课”，劳动教育基本沦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工具。[11]如1966年《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 （草案）》出台后，使得许多学校师生陆续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和运动。在此期间，劳动教育主要是作为进行阶级改造的政治手段备受关注。
3.劳动教育亦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再次，业主在物业服务企业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时，应当先请求物业服务企业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进行补救，按照合同事先的规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采取补救措施，例如修理、重作、退货、减少价款等。如果合同约定的补救措施不足以使合同回复圆满的状态时，业主才可以适用抗辩权。
这一时期劳动教育政策产生的社会环境较为复杂，国内同时面临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进行阶级斗争等的多重压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我国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阶段体现出了多重价值选择：勤工助学既是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方式，也是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重要手段；劳动教育既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重要途径，更被视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同时，也存在及时纠正偏向，强调劳动教育也应该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注意培养学生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的劳动教育政策价值选择。因此，在教学实践方面也表现出实践方式的多元化。一方面，学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充分挖掘校内资源，开发勤工俭学基地，拓宽育人和创收的渠道；另一方面，许多学校师生陆续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参加运动。看似价值冲突的背后，实质上是劳动教育政策工具理性价值与价值理性价值在博弈中共生共存。
控制系统参数整定后为： 主控制器参数ρ=0.8，λ=0.3，副控制器参数为KP=3，前馈增益为2.65，运行系统，并测试设定值阶跃、蒸汽扰动和给水扰动下的控制效果，实验结果如图6～图8所示。
1.1 药物及试剂 白藜芦醇、D-半乳糖、γ-谷氨酰半胱氨酸连接酶(GCL)测定试剂盒、还原型谷胱甘肽(GSH)测定试剂盒均购于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总蛋白(TP)测定试剂盒购于长春汇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三、工具理性回归：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诉求 （1978—1992年）
历经十年 “文革”，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了“重创”，教育事业也受到了严重破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并决定逐年增加对教育的投资。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自1977年以来，每年教育经费都有所增加。1981年全国教育事业费达到102亿元，比1980年增长8.5%左右，比1976年增长近1倍。每个中学生年平均的教育经费1976年为36元，1980年增加到60元；每个小学生每年平均的教育经费也由1976年的14元增加到1980年的23元 （见表3）。在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由于我国毕业生普遍存在着专业知识与技能缺乏等问题，进而影响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面对新的形势，劳动教育如何更好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事业服务，进而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成为制定劳动教育政策的关切点。
表3 1976—1980年普通大、中、小学生每生年平均开支经费数 （元）
1.劳动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200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把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表现作为评价学生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实践已经成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实现途径。2001年6月，《教育部关于印发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的通知》提出，“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同时，2004年教育部颁布的 《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修订）》《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修订）》要求学生要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2007年5月，《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通知》指出，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通过引导和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有益的生产劳动和公益活动，增强学生热爱劳动和尊重劳动的观念。这时，劳动教育独立的地位演变为综合活动课程的一部分，由学科演变为学科内容。
2.开展劳动教育为社会创造财富
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办工厂、农场，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为社会创造财富，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也可以减轻学生家长经济负担，有利于学生坚持学习。
纵观这一时期我国劳动教育政策颁布的社会背景与文本内容，我国劳动教育政策讲究效率优先，遵循的是一种效率逻辑。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初中、高小毕业生因升学问题可能引起的 “冲击”现象，是受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问题的困扰而诞生的。在劳动教育实践方面，主要是开展栽培植物、饲养动物、绿化环境和学校等活动以及帮助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做事、帮助学校制作简单的教学实验用品等。因此，劳动教育更多是一种体力劳动，即动员毕业生积极投入生产劳动，劳动教育政策的产生也强调手段的合适性，是一种工具理性主导下的价值选择。
我国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吸收更多的工农子女入学，在各类学校设置了人民助学金。随着学生人数增长，国家也无力无限制地增加助学金，而提倡勤工俭学，可以使许多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进而解决部分学习和生活的费用。因此，1958年1月，《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指出，可以提倡和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生产劳动，具体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同时节约国家财政开支。1958年2月3日，时任副总理薄一波做了 “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草案）的报告”，提出了有步骤地实行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的要求。为了坚决贯彻执行 《决定》以及薄一波讲话精神，教育部于1958年颁布的 《关于大力支持团中央 “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的通知》指出，“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有可能成为解决学生学习费用困难，并有助于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为了应对普及教育和国家与家庭的教育负担问题，1964年8月1日，刘少奇谈到，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既可以减轻国家教育经费投入增加的负担，也可以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9]显然，劳动教育主要是作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的手段加以运用。
在 “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劳动教育政策方针逐渐偏离了原来的正确方向。为了纠正偏向，摆正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1958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 《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文件提出 “大中小学的教师主要劳动是教学，参加体力劳动以不妨害教学为原则”。1959年5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重申了教育与劳动时间的安排。196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问题的指示》与 《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都强调要注意劳逸结合，妥善安排师生的工作、学习、劳动时间。1960年以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委员会制定和公布的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1961年）、《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1963年）、《教育部关于实行全日制中小学新教学计划 （草案）的通知》（1963年）等，都具体规定了各学段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目的、方式以及时间等，力求做到教育同生产劳动更好地结合起来，进而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
四、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转变 （1993—2009年）
1993年，我国教育事业取得新的进展。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总数为1419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含技工学校）在校学生762.3万人，全国初中在校学生4082万人，小学在校学生1.24亿人，中、小学办学条件继续得到改善。在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如学生综合素质不高等诸多问题，与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因此，在强调教育尤其是劳动教育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同时，开始转而关注劳动教育对于人意识等自身价值的影响。基于此，党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均提出应指导学生适当参加有助于智力体力发展的生产劳动，通过开展相应的劳动教育和劳动实践，培养学生劳动的观点、态度和习惯，使其理解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劳动教育转而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次确定了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提法，要求 “各级各类学校要把劳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并为学校开展劳动教育提供场所和创造条件。通过长期探索，我国劳动教育不再强调直接作用于日常生产，开始转而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1995年2月，国家教委颁布的 《关于正式颁发中学德育大纲的通知》明确了初高中阶段劳动教育的目标，此时的劳动教育也成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1998年12月，教育部制定的 《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通过实施劳动技能教育等培养学生的良好道德、健康心理和高尚情操。此时劳动教育是作为加强和改进学校的德育工作而提出来的。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强调实施素质教育，劳动教育成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提出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强调通过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及劳动人民的情感。同时，也要加快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社会实践作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劳动技术素养的重要方式，开始与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联系在一起。
图6为重制的3号试样在不同焙烧时刻的形貌．从图6可见：12 h之前试样表面没有发生明显变化，20 h后试样的表面呈现凹凸不平并一直保持到86 h；随着焙烧时间的延长，试样的颜色由深黑色向灰色转变．
2.劳动教育发展为综合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劳动教育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12]为了更有效地为 “四个现代化”服务，教育部1981年颁发的 《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 《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修订意见》提出，要开设劳动技术课、职业技术教育课。为了把这门课认真开好，1982年10月，《教育部关于普通中学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的试行意见》指出，“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完成中学双重任务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同时，为了解决初中和各类高中绝大多数毕业生普遍面临的就业问题，1985年8月，中共中央 《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提出，“在初中和高中的最后一年都要安排必要的时间对全体学生教授职业生活知识、劳动纪律、劳动安全等相关知识”。同时，为了更好地落实相关政策规定以及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学教育司制定的 《全日制普通中学劳动技术课教学大纲 （试行稿）》指出，“应从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选择工农业生产、服务性行业等中最常用的劳动技能作为教学内容”。从各级各类教育的特点出发，探索和落实在新情况下实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和形式，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期，我国劳动教育政策是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面对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建设，我国毕业生普遍存在着综合素质不高、劳动观念淡薄、实践经验不足等问题，与我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战略方针极为不符。因此，在劳动教育实践方面，劳动技能素质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空前重视。学校通常建立劳动档案，根据学生的劳动态度、劳动纪律及其掌握知识和技能的情况进行成绩评定。显然，在20世纪末，劳动教育政策的制定逐渐从手段、途径等工具性选择走向了态度、观念等价值性目的，使得劳动教育开始关注学生作为人的存在和本质，逐渐进入学生的价值观，关注其幸福及潜能的实现。[14]因此，这一时期，劳动教育政策价值逐步实现了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
五、价值理性彰显：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归宿 （2010年至今）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大发展，我国教育事业获得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为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与科技以及国际化交流深入发展，都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2010年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战略主题，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同时，为了使学生初步获得积极的劳动体验、养成良好的劳动素养、形成热爱劳动的观念，我国先后建立了多类型的社会实践基地，旨在通过必要的劳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帮助学生形成健全人格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开始更多地关注学生作为人的健全人格建立、终身发展以及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理性明显得以体现。
1.劳动教育为学生终身发展和人生幸福奠定基础
劳动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促进其终身发展发挥着基础作用，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认识观，为幸福人生奠定基础。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指出，“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加强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2012年9月，国务院 《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强调，学校要认真落实各项标准，合理设置课程难度，不得以其他安排挤占体育、音乐、美术、综合实践活动及班会、少先队活动的课时，科学合理安排学生作息时间。同时，2013年6月，教育部印发 《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确立了 “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框架 （试行）”，其中，行为习惯的指标考查要点为学生在文明礼貌、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爱护环境等方面的认知和表现情况。此外，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建立包括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兴趣特长、社会实践等内容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
2.劳动教育是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外化
马克思认为 “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5]劳动作为培养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应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因此，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教育不应该是进行体力惩罚与思想改造的途径和手段，也不能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更不是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而是人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外化。就劳动教育政策而言，2010年4月，《教育部关于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的意见》提出严格落实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通过实践活动促使学生养成劳动情感和劳动观念。可见，此时的劳动教育主要是作为综合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同时，针对当下我国劳动教育被软化和被淡化等问题，2015年7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劳动的综合育人功能，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础上，回应新时代劳动人才培养的重大关切。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再一次充分肯定了劳动的价值，可以说是对全社会进行了一次劳动教育。同时，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6]从教育方针的高度突出强调劳动教育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强调要大力弘扬劳动精神，使学生明白劳动的光荣与伟大、崇高与美丽，引导学生崇尚和尊重劳动，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显然，此时的相关劳动教育政策是对作为人的自身价值进行捍卫和关怀。
以上方法都有各自的应用范围,当电机静止时转子位置的准确检测有利于确保电机无迟滞起动,是电机全速度范围无位置传感器运行的基础,因此初始位置检测一直是无位置传感器技术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劳动是实现自我价值、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的精神需要。人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均离不开劳动教育这个重要载体，只有真正理解了劳动的内在热情和积极性，才会具备一生幸福的根本。纵观这一时期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理路，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劳动教育使学生真正成为人格健全、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其价值选择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理性，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理性得以发扬。因此，在劳动教育实践方面，学校主要通过 “劳模进校园”、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融入基础教育课堂等途径培育学生劳动的内在热情和积极性。
总而言之，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目的与手段、终极目的与现实利益、合目的性思维与合规律性思维之间的关系。[17]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本质上并没有优劣之分，都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一种价值选择，只是工具理性讲究效率优先，遵循的是效率逻辑，而价值理性更多的是对作为人的自身价值的捍卫和关怀。70年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演变是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而做出的选择，体现了新旧政策之间的历史性和渐进性，从而使得劳动教育政策价值关注的目标与实践手段趋于一致。同时，我国劳动教育政策价值的选择具有明显的目的外生性和驱力外生性。长期以来，劳动教育政策的目的是为社会发展服务，其推力主要源于重要国家领导人的讲话。[18]通过透视70年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及其变迁过程，不难发现，在一定历史时期，工具理性的膨胀形成了对价值理性的否定和排斥，从而影响到价值理性自身基础的奠定和发扬发展。在整个价值博弈过程中，劳动教育政策的工具主义因其强大的功利动机和效用最大化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对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人生意义等价值理性重视不够。但是随着人们对劳动教育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劳动教育政策的价值理性选择逐渐凸显，并渐进成为制定劳动教育政策的最终价值取向，这一价值选择不仅符合新时代对人的发展的基本要求，更是人的全面自由而充分发展的必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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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Choice of Labor Education Policy and Its Changes in the Seventy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i Zhanyong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ased on policy texts,combining import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educational reform events,we review the value choices of China's labor education policy and its changes and find that:The value choice of labor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as evolved in the gam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It has experienced about five stages including the value choice of tool rationality of labor education policy,the instrument rationality of labor education policy and the value rationality and coexistence,the return of the instrument rationality value of the educational policy,the value of the labor education policy from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the value rationality,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value rationality of the labor education policy.Reviewing,summarizing and examining the value changes of China's labor education policy and the success or failure will help to clarif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policy,provide historical mirrors and wisdom for the formulation of China's future labor education policy,and provide more powerful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Key words: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Labor education policy;Labor education;Instrument rationality;Value ra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2019）06－0018－09
收稿日期： 2019-05-31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8VSJ086）
作者简介： 祁占勇，男，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职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
（责任编辑 吴潇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