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观
孙蓓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 梁漱溟早期的思想经历过几次重大转折，从功利主义倾向到佛教的出世，最后他发现儒家的生活是最好的“住世”方式。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特征是“人类理性开发的早”，是彻头彻尾理性的发挥。中西文化并无优劣之分，只不过是理性发觉的早晚的区别。他出于文化认同的心理，致力于为中国文化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关键词： 梁漱溟；中国文化；理性
梁漱溟(1893-1988)出生于官宦之家，其家族谱系可上溯至元代忽必烈的第五子之后[1]14。到了他父亲梁济这一辈，虽也做过几年京官，但家族中衰的颓势已无法逆转，祖辈昔日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已是过往烟云。梁济早年受西方思想影响，在梁漱溟的教育上较为开明，他不让私塾先生教其儒家经典，而是送梁漱溟进入新式学堂学习，直至其中学毕业。这一学习经历影响了梁漱溟的一生：“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之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2]5
国内许多学者研究表明，使用语法隐喻可以更加有效地实现科技英语这类文本的文体特征。这种相互转化使得语言描述客观化，符合动物学科语言的行文简练正式、陈述客观、结构严密的文体特征。例如，
梁漱溟的早期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是从十几岁到二十岁左右，这一时期他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试图为民族的出路出谋划策，他以用功利的思想来衡量是非，先是向往君主立宪，后又同情革命，甚至要求消灭私有制度，以他的“社会主义”来救治时病[1]20。这个时期的梁漱溟经历着外界的动荡，思想变化极快，并且毫不关注文学、艺术、哲学等，只专注于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辛亥革命之后，清王朝虽灭，但百姓依然困苦，时局依然动荡，社会依然残酷，只不过是掌权者由这一批换成了另一批。梁漱溟的社会理想未能在革命中实现，反而带给他更大的失望，他的精神充满痛苦，既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也找不到精神宣泄的出口，在这种状态下，他的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折，这一阶段大约从他20岁起到29岁放弃出家时为止[1]21。由于社会问题解决无果，他开始转向对人生生命问题的思考。他以个人的生命体验为思考的起点，他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苦与乐是欲望的得与不得，是无法避免的生活体验。那么欲望到底出自何处呢？他认为“欲望出自主观，其或遂或不遂则视乎客观际遇；是故苦乐殊非片面地从主观或片面地从客观所得而言之者。”[1]22梁漱溟试图借助佛家的思想来解决这个问题。佛家主张出世，即主观精神由迷惘到顿悟，从红尘的漫漫苦海解脱至无烦恼的境地。欲望虽产生于主客观之间，但在不放弃肉体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主观的精神方面寻求解决，通过心来调节欲望，最终消灭欲望。梁漱溟在29岁时决定放弃出家，这一阶段他在思考关于生命如何“住世”的问题[1]23。梁漱溟在经历出家，放弃出家之后，以他自身的经历证明：出世并非生命得到解脱的唯一途径，“住世”的方法同样也能求得生命的解脱，最好的“住世”方式便是儒家的生活。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现代性的入侵使得中西之间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冲突日益加剧，众多的变法改革被提上日程，但它们都以失败而告终。连连失败的运命促逼着国人对于中西文明的讨论与反思不断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因民族的危机而成为众矢之的。梁漱溟在中西文化之争的问题上，认为二者之间并非“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的关系，而是主张中西文化应当相互理解，而非相互否定。“在梁漱溟看来，任何一家文化都有其纵横关系。从纵的方面看，它有自己的历史、现在和将来；从横的方面看，它居于世界文化总关系之中，占据有自己独特的地位。”[1]64他将这种观念融入到对文化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当时饱受诟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之中，期望为中国文化开辟出一条道路。
照梁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化彻头彻尾就是理性的发挥”[1]110。正是植根于理性的力量，历史的风雨才没有让他凋零。那么梁先生所指的“理性”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首先区分了“理智”与“理性”。“植物定于一所，摄取无机质以自养，动物则游走求食，动物之中，又有节足动物之趋向本能，脊椎动物之趋向理智之不同。趋于本能者，即生下来依其先天安排的方法以为生，反之，先天安排不够，要靠后天想办法才能生活者，则是理智一路。”[3]110人类从本能生活中解放出来，减弱身体感官对于具体事物的本能的反应，行为之前有犹豫或冷静的过程，“知识即于此产生，更凭借知识以应付问题”[3]111，这就是理智生活的样式。而理性是一种通达平静的心理状态，它不会偏私，以一种超越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经历着漫长的人生体验，以这种心态去生活，去寻找生活中的“对”，不断向上，不断求取，却不忘保持本心。[1]115理性虽然是人类的特征，但并非天生完满，会随着人类社会生命的发展而再次开发。社会生命的发展可类比为个体生命的身心发育成长，是随着文化的发生开展而发育成长的。在这一层面上，中西方文化确有不同，“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短于理智”[3]113。若以人的心身发展为喻，西方文化是从身体出发，循序渐进，理智发达但理性自觉较晚，所以西方文化工具发达，征服自然的成绩斐然，却缺乏对生命本性的正确认识，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因而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分裂对抗。中国文化则像是一个早慧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智慧却早开了。它超越具体的历史情境，对人类生命的本质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但是这种早慧的特征却反过来抑制“身体”的发育，从而造成身体发育的不完全，以至于智慧也未能完满地发育好。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未能自觉演进到近代的原因总归于理性早启，文化早熟，这是中国文化弊病的来源，在不恰当的时机产生了不合时宜的思想，这种早熟的文化使得我们不能轻易根除。更不能沿着原来路独行，我们必须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为中国文化找寻一条新的出路。
文化自信的培养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并非培养学生文化自信的唯一途径。第四单元文化自信框题进行的是对概念本身的教育，真正培养学生文化自信还需贯穿在整本书的教学中。有些老师依托学案和理论进行讲解，导致教学中依旧以教师为主导，讲授内容与实际生活脱节，缺少实践性，这恰恰违背了高中政治作为一门活动型学科课程的初衷。正如书中第一单元所提到的那样，“每个人的文化素养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体验，特别是通过参与文化生活、接受文化知识教育而逐步培养出来的”。〔2〕产生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创造并发展文化。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出于一种危机感和使命感，在他看来当时世界已成西化的世界，中华文化的存废已到生死攸关的程度，因此必须探索新的文化发展方向。不管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还是《中国文化要义》，或者是他在此期间公开发表的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他都将大部分心力集中于对中国文化特征的探讨。他想要说明中国文化跟不上现代化的进程，并非意味着中国文化毫无作用，西方文化发达，但其弊病也非常明显，所以梁漱溟主张要让中国文化“翻身”，并且和西方文化一样成为世界文化。要使中国文化“翻身”，第一阶段便是全面承受西方文化。梁先生的“全面西化”是指“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核心的西化”[4]54，“民主”和“科学”之下蕴含的是西方文化的精神根基，即个体精神，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特质，这种特质产生了向上奋斗的精神，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中国文化的调和持中特质若无西方文明的野蛮入侵，是很难自觉生发出这种精神的。在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情境下，中国文化若想“翻身”，不能再在自己的道路上走下去，而要改变，要在别人掌控的世界里曲线前进，然后才能将中国文化重新拿出来，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不过，中国文化要“翻身”面临的是一个西方文化占据话语权的世界，这不是靠自己一厢情愿的努力就能实现的事情，而是需要别人的接受，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以别人的话语、体系来表述自己的东西，这就间接造成了中国文化无法自我表述的窘境。显然这样的境况下，中国文化的“翻身”之路已然遥遥无期，所以梁漱溟后又主张放弃全盘西化而“往东走”。
梁漱溟一直强调对中西方文化的研究要在了解的基础之上，但是他自身并没有西方的生活经验，又没有足够的西学素养，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自然就不免隔膜，这也许是他的研究结论被批判的缘由。梁漱溟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只是由于生活经验的欠缺难以达到时代的高度，但其独立思考之精神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值得尊重的。
参考文献：
[1]郭齐勇 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2]郑大华.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4]罗志田.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J].近代史研究，2016(6)：49-68.
标签：梁漱溟论文; 中国文化论文; 理性论文;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