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后的爱尔兰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尔兰论文,西斯论文,小说论文,尤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派巨型塑像”的阴影下
爱尔兰文豪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在19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像一座巨大的现代派雕塑像，耸立在地平线上。长篇小说的创作被它的外形结构和造型技巧吓怕了，暂时陷入低潮。如果这么说，似乎夸大其词，但短篇小说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是确凿无疑的。其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得从动荡的社会中寻找。1916年复活节起义失败了，诗人帕特里克· 皮尔斯等15 位起义领导人先后被判死刑。起义者的豪言壮语和骑士行为接着又被血腥的丑陋的1922年内战所淹没。一个乌托邦式的美丽的梦，按照二次大战后新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本尼迪克特·凯利（Benedict Kiely，1919—）的话来说，仅仅孕育成“一个食品杂货店老板们的共和国”。黎明、春天、盛开的玫瑰和王后般仪态的年轻姑娘等等中所蕴藏喻示的东西，均未能在严酷冷漠的、受教权支配的和守旧的新爱尔兰的形象中得到具体体现。在理想破灭的时代，作家们关心人与社会的冲突，而社会又在迅速变幻，因此他们难以掌握自己的爱和恨。短篇小说这一形式着重强调个人的思想、片断的经历以及抒情的或戏剧性的孤立时刻，容易捕捉生活的瞬间，无可比拟地迎合时代的需要。
《尤利西斯》以后的10多年内，我们几乎看不到重要的长篇小说出现，只有少数作家在幻想小说和社会讽刺小说中找到避风港，如艾玛·奥达菲（Eimar O'Duffy，1893—1935）的《苍鹰王和鸟群》（1926 ）。利亚姆·奥弗莱厄蒂（Liam O'Flaherty，1897—1984 ）是一个例外。他一生写出15部长篇小说，其中公认为较成功的有：反映他故乡阿兰群岛的《黑灵魂》（1924），谱写革命战争的《告密者》（1925）和以1848年土豆严重歉收为题材的《大饥荒》（1937）。奥弗莱厄蒂的伟大作家的声誉主要建立在难以计数的短篇小说上。这些短篇小说的主题大多写恬静的海岛生活、美好的四季更迭以及动物和人类与大自然和谐一改的蕃衍繁殖的基本任务，即使像《红头发的巴巴拉》这篇描写农村妇女的短篇小说，也表明天下万物在相同的规律下活动。这些作品经过精心编织，不尚浮华，在故事的心理重锤、高潮和感情强度方面与宇宙的节奏相合拍，所用的语言明快柔和，与主题和氛围奇迹般的一致。晚期作品搀入哲理的思考，如短篇小说《卖货郎复仇》（1976）悲叹一个勤劳、憨直和贫困的农汉的不幸遭遇。这个人物颇像鲁迅笔下的阿Q。
30年代的主宰者
30年代是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1903—1966）和肖恩·奥福莱恩（Sean O'Faolain，1900—1985）的天下。他们都主要以短篇小说跻身于世界文坛。 两人都是爱尔兰作家但尼尔·科克雷（Daniel Corkery，1878—1956）的学生，在各自的传记中他们对老师既有充满深情的褒颂，也有怀着敬意的针砭。奥康纳在文学创作上几乎只写短篇。第一篇——也是他的代表作——《国宾》（1931）描述两个年轻的爱尔兰游击队员如如何被迫处死两个英国兵人质，作为报复手段。叙述者热切的同情渗溢于字里行间，一种近似自我厌恶的内疚意绪完全继承科克雷10年前在反对镇压爱尔兰独立运动的《班巴的猎犬》（1920）中渴望战斗的心情，而且《国宾》的主旋律与奥弗莱厄蒂的《山间旅店》（1929）的最后高潮如出一辙。自此以后，奥康纳出版了14本短篇小说集，从人们的共同命运出发，合理取舍素材，努力从一个小小的断面反映时代的脉搏。文笔圆熟，经过适当釉饰，动人之篇甚多，如《丑小鸭》、《在列车上》、《婚礼之夜》、《法的威严》和《花冠》等。奥康纳的贡献还有两个方面：一是翻译盖尔语作品、撰写传记和文艺批评；另一是从少儿心理写的儿童故事，老少皆宜，在美国也颇受欢迎。
奥福莱恩的著作主要分为三类：历史人物传记、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他希望利用传记的独特形式，描写一个新的爱尔兰：自由、没有宗派、宽容、一切向前看。奥福莱恩的长篇小说的主题大多围绕着革命、社会变革和个人的命运。《一群头脑简单的人》（1934）纳入了一个家庭的三代人，他们从贫困的农村挣扎出来，历经艰辛在科克城安家落户，一直到1916年起义时为止。《仅仅是牢狱》（1936）的故事发生在帕内尔后的爱尔兰，科克城的窒息气氛和天主教的专横跋扈迫使年轻的康尼·克隆叛离中产阶级的天主教家庭，摆脱其精神桎梏。《返回爱尔兰》（1940）中，年轻的叛逆者已到中年，故事着重勾勒这个活泼的、理想主义的和不妥协的背叛者所遭遇到的挫折，唯一的出路是登上扬帆远航的移民船。隔了39年，奥福莱恩以完全不同的手法完成了《又一次？》（1979）。作者使主人公罗伯特·扬格重新开始生活，不是向前，而是倒退，一年比一年年轻，最后隐失了。这是一本实验性小说，企图说明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第二次获得生命，我们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作出不同的选择。奥福莱恩在世界文坛的声誉主要来自短篇小说。《仲夏夜的疯狂》（1932）和《一袋铜币》（1937）以革命和内战为背景，记录了社会的动荡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阴影和创伤。常被各种选集收录的《发明罪恶的人》（1944）好像在伪善古板的宗教外衣上戳了一个洞，使人们窥见那些修士修女们世俗的本性。后来，奥福莱恩把各个时期零散发表的短篇小说汇成三厚本分别于1980年、1981年和1982年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奥福莱恩决心把爱尔兰社会推入欧洲新思潮的主流中，在40年代出色地主编了文学月刊《钟》。
现实主义传统文学巨大板块的断裂
现实主义传统文学的巨大板块在30年代末发出了接二连三的断裂声，这声音来自乔伊斯的《为芬尼根守灵夜》（1939）、贝克特的《墨菲》（1938）和弗兰恩·奥布赖恩（Flann O'Brien，1911—1966 ）的《双鸟嬉水》（1939）这三部都突破常规小说模式但又彼此迥然相异的作品。
《为芬尼根守灵夜》的书名借自一首流传于爱尔兰裔美国人中的歌谣。这首歌谣叙唱一个名字叫汤姆·芬尼根的建筑行业搬运工不慎从梯子上跌到地面，大家以为他死了。夜间，在人们尽情痛饮的守灵中，有一人不小心将威士忌酒溅泼到尸体上，芬尼根复活了。书的故事大意讲旅店老板H·C·厄尔威克在夜间做了一个恶梦。梦中，厄尔威克体验到想象中的全部人类历史。各种事件围绕他和他的家人而展开。全书借喻和双关语十分丰富，词汇任意组合，搀入其他文字，语言试验已经到了极限。大多数爱尔兰人都无法读懂。如果译成中文，要让一般读者理解，几十页的文字恐怕需要一本书的注释。作者自己说，这本书可以让患失眠症的人钻研一辈子。许许多多段落，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拿书名来说，1981年后我国大陆上的译名出现12种以上，见仁见智，说明了理解上的差别。这也许是乔伊斯的本意吧。但是，作者试图在一本书内反映全部人类历史，实在有点不自量力。
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于1937年在巴黎与乔伊斯相识，担任乔伊斯的秘书，是受乔伊斯委托向外界解释《为芬尼根守灵夜》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可以说，《墨菲》是在乔伊斯的影响下完成的。男主人公墨菲有一个当过妓女的情妇，为了不让她重操旧业，他四出谋生。在严酷的现实中，他当上了精神病院的一名护理员。退休后，墨菲在炙热的阁楼里沉思冥想时被烧死了，而周围世界照样在欢快地转动。这部荒诞不经的小说研究一个悲剧人物的复杂心理，在无法使现实生活的严峻和幻想世界的美好相统一的内心冲突中，发展到玩世不恭，藐视社会存在，进而在变态的环境中寻找自我。这本小说受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想影响，是对肉欲和灵性能否统一的探索。贝克特以后的作品，如小说三部曲《莫洛伊》、《马隆之死》和《无名的人》，比《墨菲》重要。他在80寿辰之际发表了《向最坏的去啊！》（1986），描写生命的起点和终点——童年和暮年——携手跋涉于永不消逝的时间长流中。
《双鸟嬉水》是一本荒诞小说，作品中的我在写一本关于作家特雷里斯的小说。特雷里斯笔下的人物不愿受他操纵。进行报复，设法使特雷里斯得了昏睡病，以便随心所欲地生活。最后，特雷里斯因罪孽深重，受到审判，而审判官都是他笔下的人物。小说借助于爱尔兰民间传说，结构设计独特，运用滑稽的模仿，富于讽刺意味。小说出版后，被二次大战的硝烟埋没。1960年再版后，才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重视，并被安东尼·伯吉斯列为现代小说佳作99种之一。奥布赖恩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他最优秀的作品——《第三个警察》写于1940年，但到他55岁时（1966）才问世。从此以后，他在英美各大学里受到狂热的崇拜。在主张夸张性讽刺模仿和信奉唯我主义美学标准的英美作家群体中，他也大受推崇。
掘凿女性心态的深层
二次大战以后，爱尔兰小说界出现了擅长刻划和剖析女性内心活动的作家群体。伊丽莎白·鲍温（Elizabeth Bowen，1899—1937 ）一生写了10部长篇小说。《炎炎日当午》（1949）写斯苔拉和一个潜伏敌谍的爱情纠葛。《心之死》（1938）中16岁的波蒂亚受初恋困扰，被人们嘲笑的内心痛苦使人难忘。《小丫们》（1964）描述3个11 岁的女学生在50 年后的不同经历和不同情感。 鲍温从20 年代开始写短篇小说，1980年的合集中共被收录79篇。其中，《爱的世界》写三个女性被一封情书扰乱了心灵的宁静。篇名取自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篇的《眼泪，没有来由的眼泪》写一个时髦的年轻妈妈带一个哭哭啼啼的儿子逛公园，虚荣心使她感到不自在、苦涩和羞耻，但心坎深处却又有儿子至上的感情，矛盾的心理跃然纸上。鲍温掘挖女性隐伏思想不局限于恋爱、婚姻和家庭，也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展开，善于利用氛围的烘托建立似幻的悬念。
短篇小说巨匠玛丽·拉汶（Mary Lavin，1912—）是乔伊斯《都柏林人》的积极继承者。她从1942年到1981年的40年间，共写11本短篇小说集，总量在150篇左右。拉汶在揭示女性心态、 思想内涵以及她们情感和理智的冲突方面独具才华。她的短篇小说的主要特点是，在真切淳朴中慎密地创造力度递增的气氛后，往往有一个陡变性结局。《幸福》（1969）被许多短篇小说选集收编，是拉汶的代表作。故事从女儿的视角反映爸死后妈含辛茹苦，但女儿发觉妈与神父的交往超乎寻常。妈临终前女儿知道妈心头时刻思念着爸，恋情无法泯灭。这时，妈才幸福地合上了眼。《遥远的过去》（1944）讲三个中年妇女回忆起美好的少女时期，但她们要恋爱，要结婚，要生男育女。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实生活中，哈莎的心上人娶了别的姑娘，杜莉和艾拉的丈夫都过早离开人间。感叹人生为什么这般无情，而愿金色的少女时期永存！《圣窟风波》（1977）讲述在经济建设与宗教存在的矛盾的大背景下，在市侩气十足和伪善自私的神父陪衬下，年轻女子玛丽天真幼稚，逃脱不了受人宰割的命运。
特别要提到的是埃德娜·奥布赖恩（Edna O'Brien，1930—），她的创作范围集中在女性的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上。代表作是女性三部曲：《乡村姑娘们》（1960）、《孤独的姑娘们》（1962）和《喜结良缘的姑娘们》（1963）。故事讲一个天真倔强的女孩成长为成熟、优雅的中年妇女过程中怀着自尊和自卑交织的心情如何在爱和恨的旋涡里挣扎和扑击。《夜》（1972）描绘玛丽·胡利甘半夜躺在床上，向昔日追溯，她生活中的喜悦、忧郁、劣迹和激情象变戏法似地一幕幕呈现在读者面前，直到黑夜消退晨光熹微为止。《约翰尼，我几乎不认识你》（1977 ）揭示女性的爱受到伤害后又处在暴力和绝望中。
《大路》（1988）讲失去爱的安娜在地中海边修复爱心。《时与潮》（1992）较全面地展示女性隐蔽意识的活力。到目前为止，奥布赖恩共发表12部长篇小说，52篇短篇小说，后者较出色的有：《好婆》、《一条羊毛地毯》、《爱的目标》、《墓志铭》、《苍天》和《下一回》等。在技巧上奥布赖恩运用意识流和象征手法有一定的发展。除上面提到的《夜》以外，《墓志铭》（1987）内，作品中的我（女性）站在死者（男性）墓前倾诉情意绵绵的往事。时间和空间发生跳跃和交叉，犹如把意识活动当作一块厚木板，切割成大小不等的块块，有点有面，有一定的体积，然后作者又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加以组合和排列，使之具有艺术的美。奥布赖恩中后期作品逐步出现暗示多于直言，含蓄多于畅尽的发挥，因此也比较耐读，包孕着较多的人文审美信息容量，反映出粘乎乎的、伤感的、多层次的女性精神世界。一个段落的总体意蕴象征化，象征通过意蕴整体来实现。她能够在从简单象征到明暗难辨、扑朔迷离之间站到适当的位置上。
鲍温、拉汶和奥布赖恩这类作家的作品中，人物的外表特征比较模糊，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物的内心特征。虽然她们的作品内也有不少男性，但男性的存在是为了衬托女性，是为刻划女性服务的。以上三位作家的文笔各具特色，鲍温的细致深透，剖析得体，拉汶的深沉幽婉，浓淡和谐，奥布赖恩的简洁流畅，清新自然，使她们拥有相当多的读者。共同点是总体上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女性，写她们要冲破依附，摆脱束缚，做生活的强者，但又成不了强者。在这种心理对峙中，自身的弱者意识，使女性的奋斗笼罩着悲观的愁云。而对于男性的失望其实正是她们对于现实的难以征服性的一种折射。女性的价值并不在于寻找男性和战胜男性，她们要战胜的是整个客观世界。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是女性投入社会时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一组环节，实质上是人类的基本问题，社会的基本问题，并构成女性最重要的生存经验和价值判断标准。
对于布赖恩·莫尔（Brian Moore，1921—）， 我们不妨也可把他归入女性文学作家的行列。长篇小说《朱迪丝·赫恩的幽思》（1995）描写老处女朱迪丝搬进新公寓，遇见经营旅馆的曼登先生。谈恋爱是不是太晚了？她有否勇气抱希望？压抑不住内疚和孤独的朱迪丝绝望地处在现实和幻想的折腾中。莫尔透视女性深层心理活动的才能也表现在他以北美为背景的两部长篇小说《地狱边缘的回答》（1960）和《我是玛丽·邓恩》（1968）以及另一本小说《医生的妻子》（1976）内。英国《卫报》曾有一篇评论说：“一个男性作家披上女性作家的外衣并不稀奇，但像《我是玛丽·邓恩》内付之实施，是一件无与伦比的成功之举……”莫尔还写过其他题材的作品，不过都不如发掘女性心态的小说那么成功。
年长作家大器晚成
60、70年代，爱尔兰小说呈多方位发展，作家们借鉴和移植从外界涌来的各种新思潮，在形式和技巧上进行不断的试验。老一辈作家辛勤笔耕。新人逐步站稳了脚跟，若干年长作家大器晚成，于花甲之年出了佳作。迈克尔·法雷尔（Michael Farrell，1900—1962 ）经过一生的孕育，写出一本巨著《泪水欲干》。 他的朋友蒙克·吉本（Monk Gibbon，1896—？）骄傲地作了编辑处理，于1963年法雷尔死后出版，受到普遍的赞扬。这本小说从记叙的广度和深度来观察，同时代的作品中只有普伦基特（下面有评价）的作品可与之匹敌。蒙克·吉本本人写了几十年的诗、自传和文艺评论，在60岁以后创作才华惊人地达到高潮，从他的艺术库内产生了伤感小说《爱情的气候》（1961）和优秀的二次大战回忆录《不光荣的士兵》（1968 ）。帕特里克·博伊尔 （Patrick Boyle，1905—1982）更加引人注目。他年轻时写过一些短篇 ，后来弃文从商，退休后又拿起笔杆子，推出悲喜剧性质的杰作《像任何别的人一样》（1966）。在这部小说中，博伊尔巧妙地援引关于参孙的神话作为刻划乡间小镇上一个银行经理的悲剧的基础。这个银行经理爱喝酒，后来掉入爱情的陷阱，毁了自己。自创作《像任何别的人一样》成功以后，博伊尔献身于文学事业，先后发表了三本短篇小说集：《夜间所有的长舌妇都是卑怯的》（1966）、《忌恨的偏见猜疑一切》（1969）和《髑髅的风光》（1976 ）。老作家弗朗西斯·斯图亚特（FrancisStuart，1902—）到1960年已发表长篇小说十多部，但直到他在1973年出版《黑名单：H部分》后才被真正纳入60、70 年代爱尔兰文学的主流，时年69岁。同时，他的文学创作指导思想渐臻成熟，坚信“艺术家必须不顾个人安危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前沿阵地”，在爱尔兰文坛上独树一帜。《黑名单：H部分》是一本令人瞩目的自传体小说， 揭示独特的个性：敢于冒风险，神秘莫测，追求艺术和革命。卓越的长篇小说《纪念》（1973）以北爱尔兰暴乱为背景，探索炙人的主题：爱情、宗教和风险。 短篇小说《海燕》（1973）只有3,000字，但气势磅礴，笔锋犀利，无视权势的情感蒸腾奔涌，被收入爱尔兰的中学语文教材。
成熟的一代
60、70年代内，新人似雨后春笋。有的好像昙花一现，消失在困惑中；有的经过生活磨炼，以浓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审美品格为自己在爱尔兰文坛争得立足之地。下面评介他们中间比较突出的几位。
詹姆斯·普伦基特（James Plunkett，1920—）是一位观察敏锐的为“凯尔特之梦”撰写讣告的作家，反对陶醉于古老文化传统的自我麻痹精神中，积极参与爱尔兰工会的活动。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轻信者和残废者》（1959）描绘40年代后期的都柏林，在取材范围、人物选择和创作手法上都以自己的独有方式模仿和继承了乔伊斯。种种令人同情的、但又尖酸刻薄的意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在阴暗的办公室里，在下等的酒吧间里，理想主义的年轻职员消沉颓废了；爱尔兰语被灌输给饥饿和贫困的儿童；在毫无希望的环境包围下，爱情看来也衰亡了。普伦基特发展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在上述短篇小说集内，《都柏林士兵》写英国皇家军队都柏林团的一个士兵乌迪在二次大战后回到爱尔兰，年老体弱，到处流浪，心情郁闷，在穷困潦倒中重温失去的年华——伴着士兵的步代声，告别父母和心上人的一幅幅图象在脑际闪现。过去的意识与现在的意识交织在一起，在主观感觉中形成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时间感。长篇小说《娼妓城》（1969）是一本富于变幻的全景式的历史小说，把演出舞台设为一次大战前的都柏林。 续集《再见了， 伙伴们》（1977）从一次大战后的年代开始，把读者一直带到二次大战结束。这两本长篇小说把爱尔兰社会从本世纪初像编年史似的记录下来，与历史现实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在《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夜》之后，要再创作两部类似的长篇小说是困难的，但普伦基特浓缩浩瀚历史的成就，无疑也是成功的。《再见了，伙伴们》得到世界文坛的普遍赞扬，并被英国安东尼·伯吉斯列为现代小说佳作99 种之一。《马戏团动物》（1990）把镜头仍然聚焦于都柏林，摄取现代文明下芸芸众生的画象。
约翰·麦加恩（John McGahern，1934 —）以长篇小说《警察局》（1963）开始创作生涯。这部小说把场景置在乡间小镇上一个警察局的有限空间内，描述警官里根的妻子伊丽莎白从患癌症到死亡的经过，坦诚地揭示人生中爱的历程，探讨生和死的永恒题旨。故事结束时，伊丽莎白已孤寂溘逝，里根的儿子问：“该到点灯的时候了吗，爸爸？”小说开始时他也曾向母亲提出同样的问题。作者通过这个问题暗示人生犹如昼夜周而复始，生活是一系列从生到死的循环，“任何人都不能让别人替代遭受濒临死亡时的痛苦。”第二本小说《黑暗》（1965）探究父亲对儿子的主宰权并剖检两人的心理状态，小说还厌恶和贬斥了已经放宽了的新闻书刊审查制度。长篇小说还有《告别》（1974）和《色情作家》（1979）等。《在女人中间》（1990）研究一个老年共和军军人与今天的种种不融洽，出版当年曾被列入布克奖最后一轮候选作品名单中。麦加恩发表了三部短篇小说集：《过夜的钓鱼线》（1970）、《通过》（1978）和《高地》，故事重锤大都落在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上。
朱莉娅·奥福莱恩（Julai O'Faolin，1932—）是肖恩·奥福莱恩的女儿，以写短篇小说步入爱尔兰文学殿堂。她各个时期的短篇小说分别收集在《地窖中的汉子》（1974）、《我们可以游览名胜》（1978）和《满怀激情》（1982）中。在这些作品里，反复闪现她在爱尔兰度过的童年（现在她住在美国），把人生长河的瞬间留住，导致对事物真谛的顿悟，并证明他父亲的信条——摩涅莫辛涅是给短篇小说创作以灵感的专门的女神——是正确的。朱莉娅·奥福莱恩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被愚弄的和被神化的》（1970），属尝试作品。在主题和技巧上借鉴和得益于《尤利西斯》的《墙壁里的女人》（1975）是她的一部力作。作者运用意识流手法展示发生在古代高卢的故事。书名的意思是俗女子看破红尘，进修道院当修女，被砌在与外界隔绝的墙壁的夹层里。故事通过历史事件，着意于勾勒人物的性格：野蛮的、狂热的、纯真的、 圆滑的， 栩栩如生， 意蕴丰富。 《不是青年人的国度》（1980）记叙1922年内战在两个家族四代人身上留下的烙印，尤其是揭示一个71岁的修女在半醒半疯的状态下追忆以往的万千世界，肉欲与灵性的搏斗，给人以哲理的启迪。书名由叶芝的诗《驶向拜占庭》第一行诗句“那不是老年人的国度”衍变而来。朱莉娅·奥福莱恩擅长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用历史来影射现实。除此以外，她也写爱情故事，如《顺从的妻子》（1982）和以意大利风光为背景的《爱尔兰少女》（1984）。作品文笔风趣，语句流畅，覆盖较广的读者面。
珍妮弗·约翰斯顿（Jennifer Johnston，1930 —）是“大房子”文学的代表人物。“大房子”是人们对英裔爱尔兰人庄园邸宅的俗称。“大房子”文学的题材旨在描绘英国殖民文化的衰落和传统观念的消亡，突出地表现在新教和天主教、悠闲的上层阶级和觉醒起来的农民以及旧思想和新思潮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大房子”文学好像一种哥特派小说的独特的爱尔兰品种，其构成要素是一座衰败的邸宅，有罪孽深重的鬼魂出没。珍妮弗根据充沛的生活经验和积累着的传奇剧似的大量素材，加以提炼，善于以简洁有力的风格把历史化入家庭生活，向我们演示沧海桑田和世事变迁对一个家庭、一个人或一片景貌所产生的影响。对餐桌上的刀具、窗帘的料子和草炭火焰结构的喜爱，在读者初看起来是非常温和友善的，因为这种喜爱表征着一个被人类理智和力量主宰着的有组织的世界的存在。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们慢慢意识到这一世界也是被另一集团统治着。英裔爱尔兰人和爱尔兰人在遗传学上相近，但在社会上彼此差异甚远。主仆关系由于宗教信仰、口音、历史观点和生活观点的种种不同，得到深化和加固。“大房子”内的闲逸生活的具体细节，刻划得入木三分，独具匠心，闪耀着艺术的光彩。围绕着“大房子”的欣荣，在被崩溃和消亡替代后，则成为心酸的往事。在缓慢的进程中，似乎是永恒的风和日丽的安宁时光突然终止，接踵而至的是败落和伤郁的漫长冬天。珍妮弗到1992年为止共创作长篇小说9部， 都围绕同一主题。（详见《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4 期《殖民文化的挽歌》一文）。其中，《看不见的蛀虫》（1991）（书名源自威廉·布莱克的诗集《经验之歌》中《病玫瑰》一诗的诗句）的女主人公洛拉的母亲是共和国成立后新教徒大房子的女继承人，父亲是以天主教徒革命者为主体的新统治阶层的一名成员。他们的“不幸”结合在洛拉童年幼嫩的心坎上刻下道道伤痕。洛拉长大后，与新政权的第二代人莫里斯结婚。两人因彼此的出身和传统习惯难以协调，屡屡发生矛盾。多米尼克出现了，他的坦诚友好的态度使洛拉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逐步改善。可是，裂痕既已形成，始终无法修复。过去的东西无法接受，现在的事物又不可爱，于是世界观发生扭曲，心理失去平衡，留下痛苦的内核，为故事结束阶段的实现不了的调和铺平道路。
限于篇幅，下面只能介绍这时期内其他重要作家的姓名和主要作品。他们是本尼迪克特·凯利（Benedict Kiely，1919—）：《赌徒的牌》（1953）；艾丹·希金斯（Aidan Higgins，1927—）：《打倒兰格 里什》（1966）；约翰·布罗德里克（John Broderick，1927—）：《夏天的骄傲》（1976）和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1928—）：《威廉·特雷弗短篇小说集》（1983）。
年轻一代的奋斗
新一代的作家都出生在二次大战以后，没有经历炮火的洗礼，生活在电视、电脑和现代都市文明之中。社会背景不一样了，人们从宗教偏见和种族仇视的桎梏中逐渐解脱出来，农村慢慢走上现代化，中小企业崛起，北爱尔兰动荡时起时伏。年轻的一代面临着变幻万千的世界，他们在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内各种流派的狭缝中求生存求发展。他们站在爱尔兰的土地上，不愿意趋附和重复老一辈作家的成就，大胆地进行实验，另辟艺术空间，以幻想式的创作趋势取心理活动为切入口，刻意求新，刻意求变，力图有所超越。他们之中突出的有下面几位。
尼尔·乔丹（Neil Jorden，1951—），1976 年发表短篇小说集《突尼斯之夜》，塑造了一批现代人，他们思想空虚，与社会和自我隔绝，无处依存地悬浮在空中。在语言上精确优美，极富诗意，具有一种独特的感染力。评论界把《突尼斯之夜》与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相提并论。
乔丹在发表两部长篇小说《过去》（1980 ）和《野兽的梦》（1983）之后，认为小说的形式尚不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视角和想象力，改写电影剧本，并亲自执导。1993年，他自编自导的《哭泣的游戏》获奥斯卡最佳编剧奖。
近几年来爱尔兰青年作家有一个崇拜的偶像，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文学明星罗迪·多伊尔（Roddy Doyle，1958—）。 多伊尔因长篇小说《潘迪·克拉克，哈哈哈》（1993）获当年布克奖而闻名于世。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10岁的男童，他和同伙乱涂墙壁，踩踏草坪，在都柏林的街区制造种种胡闹。人们发现《潘迪·克拉克，哈哈哈》与乔伊斯的《艺术家青年时代的肖像》有一定的相似性。作者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小说第一句“我们走在路上……”化用了《艺术家青年时代的肖像》内第一章第一句“……一条小牛走在路上……”，干脆公开表明自己作品的继承性。多伊尔还写了另外三本小说，其中《承诺》和《拍快照者》均已改拍成电影。正因为这样，多伊尔其人其作品已广为流传。
对于“寻根、乡思、怀旧”的主题，作家们已经走出60年代以前的模式，海外游子归来时见到的不再是村舍依旧，妻子改嫁，兄弟吞噬汇款和穷困愚昧。作品着重打动读者的情感系统，强调心理因素的作用，反映人们对恬静的田园风光和古老的民族传统的依恋，凯尔特血脉坚又韧，狂风暴雨摧不垮。大西洋的波涛往往把人物推入对未来的遐想。伊达·戴利（Ita Daly，1944—）属于这一类作家队列。她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穿红鞋的女士和其他的故事》（1980）以及长篇小说《艾伦》（1986 ）、 《独一无二的吸引体》（1987 ）和《危险的小说》（1989）等。
今天，岛上英裔爱尔兰人和爱尔兰人在经济和生活方面已日趋融合，但在思想深处的认同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历史过程。“大房子”文学的接力棒传到了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1945—）手里。 他最主要的作品是四部曲：《哥伯尼医生》（1976）、《开普勒》（1981）、《纽顿信札》（1982）和《米菲斯托》（1986），探讨英国殖民主义文化衰落及其残余影响与爱尔兰民族精神之间抵触和冲突。班维尔早在1973年发表的《桦树林》中企求在手法上有所突破，采用了反射法，他家乡韦克斯福德的景貌与他脑海中超现实的物体形成强烈的对比。1989年出版的《证据之书》曾被列入当年布克奖最后一轮候选作品名单上。
其他影响较大的作家及其主要作品包括：德莫特·希利（DermotHealy，1947—）：《山羊之歌》（1990）； 罗南·希南（RonanSheenam，1953—）：《城市的心》（1988 ）； 艾丹·马修斯（AidamMathews，1956—）：《深海潜水器内的历险》（1988）； 德莫特·博尔杰（Dermot Bolger，1959）：《回家的旅程》（1990）。
持续的群众性文学创作热
爱尔兰被人们称为“作家之乡”，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各种群众性业余文学创作社团遍布各地，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30个。 其成员包括家庭妇女、嬉皮士、雅皮士、教师、会计、无业人员、公关小姐等等。他们大都每周在固定的酒吧活动一次，朗读作品，进行批评，磋商技巧。
业余作家们都希望出版自己的成果。爱尔兰布兰登图书出版公司总经理史蒂夫·麦克多诺在1996年说：“真了不得。作家大军超过读者的数目……每年到我们手中的500部左右的长篇小说手稿中， 有一半写得相当出色。但是，我们得退稿490部，只能出版8—10部。”虽然写作者使自己的手稿出版十分困难，可是，“在爱尔兰不发表点什么东西是熬不过去的。”这话是戴维·汉利说的。汉利是都柏林一位著名的广播电台记者，也是长篇小说《罪责与荣誉》的作者。许多杂志和报纸刊登大量的由业余创作人员撰写的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连载。最近克里郡首府特雷利有一位文学有爱好者写了一个嗜酒者的故事，设法在一本足球杂志上发表了。都柏林有一个名为英克威尔创作研讨组的业余文学社团，成员们自己筹集资金，1997年出版《都柏林人的故事》，收集全体成员的作品。据某些出版商估计，业余作家中有一半没有参加任何社团。他们中有的人自己出钱印制本人的作品，在都柏林的格拉夫顿大街上向过路行人兜售。
为什么在爱尔兰有这么多人染上了文学创作热，其原因何在？曾在都柏林大学（即三一学院）任教的戴维·诺里斯有一套说法。归纳起来，他认为，首先，写作是人们消遣的一种方法；其次，爱尔兰人对语言有特别的天赋。所以，文学创作十分丰富多彩。
众多的群众性文学创作社团在熏陶和培养作家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一些著名作家年轻时都曾在这类组织中活动过。